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00年后:人才枯竭、辍/失学青少年、在职培训、学分制、双学士制、定向招生、博士后流动站、毕业鉴定、国际文化交流、PK、高效率课堂、远程教育、百家讲坛、易中天、于丹……
“一费制”
所谓“一费制”是指在严格核定杂费、课本费和作业本费标准的基础上,由省政府确定一个收费总额,然后一次性统一向学生收取。从2003年起,在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农村小学、初中实行,2004年在全国普及。而广东省2002年已经实行。
自“一费制”实施以来,从家长到学校都有不同的反响和意见,执行起来也是困难重重,但我们还是应该肯定国家为了教育公平和打击教育乱收费问题所作的努力和良苦用心。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一费制”是相对有效的办法,也在不断地完善中。但我们必须警惕以下问题。
警惕“一费制”外的其他收费。“一费制”只规范了学校收费的一部分,另行收取的项目如校服费、活动费、补课费等,会给“一费制”的执行带来一些隐患。如何规范这些项目,是“一费制”是否名存实亡的关键所在。有些地区的做法是“统一”,全区校服统一到某个厂家订购,学校的复印纸、文具等也统一到某商家订购,但这是否有违市场经济规律?为什么有时统一订的比单位自己订的还要贵?招标的透明度够不够?
警惕以“自愿”为幌子的巧立名目的收费。最典型的是“赞助费”,少则一两万,多则十几万,是教育多渠道筹措经费的一种方式。可是有多少人是真正“自愿”地出钱?这些钱的“下落”如何?
警惕以“合法”的名义收取的费用。择校费早已引起舆论的抨击,却用改善条件和提高质量的理由使之变成“合法化”,那是对人民受教育权利的侵害。
学校资金缺口怎么办?“一费制”固然有很多的优点,但还是有不少的怨气。教师遇到一本好的资料,只能让学生自己去书店买,家长会问学校为什么不统一买。而对学校而言,最麻烦的是可能造成资金缺口,比如收住宿费,到最后因为用电量等问题,造成很大的资金缺口,如果政府投入不足,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像某些学校领导那样,到处去“化缘”?
高效课堂
高效课堂是近年新课改的一个重要经验和成果。高效并不是指课堂上老师讲得多,而是指学生在课堂上的学习效率高。提高课堂效率,可有效地解决学生厌学、老师满堂灌、学生课后作业负担繁重等问题。故笔者认为应大力提倡,并且集思广益,使之更完善,更具操作性。
高效课堂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的能力,变被动学为主动学,从而提高学习效率。但是在应试压力、大班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目前还没有彻底地走出传统的课堂教育模式,高效课堂更多只出现在“表演”课里,而且不过是走形式,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走在最前沿的具有较大参考价值的是山东杜朗口中学的经验。问题在于,他们的经验是否适合全国?对于课堂的低效,一线的教师固然要认真思考、解决问题,但是不是这就能把责任全推在一线教师的身上?领导可以在大会小会上鼓励开展高效课堂,可实际上给了多少时间和空间让教师去尝试、实践、总结?
所以笔者认为,要真正实现高效课堂,必须是上上下下而非某个层面的改革,必须扩大学校的自主权和一线教师的自主权,否则高效课堂只能成为空谈,甚或出现像某地取经回来后只学到一条提高课堂效率的办法——不允许学生上课时上厕所。
香港的大学
高考分数出来,各地状元纷纷出炉,高校也开始了一场争夺优生的“战争”。最让清华、北大等著名大学担忧的是,不少状元跑去香港念大学。输给哈佛剑桥还说得过去,输给香港的大学似乎心有不甘。有不甘就必须要想办法,想办法之前就必须先弄懂香港的大学魅力何在。
香港有着独特的经济文化背景,是国际大都会,是面向世界的一扇窗;全英文教学,西式教育,是学生往国外继续深造的跳板,而“背靠东学,面向西学”更增加了香港大学的魅力;高额奖学金;注重学生思考、创新能力的培养;学生自治,学生活动多;有不俗的学术声誉、国际化的教育水平、自由的学术氛围、著名的教授;严格按照学校的制度招生;营销的成功,让人觉得能被录取是自身价值的高级体现。
优生们为什么选择香港的大学?这恰恰提醒了国内的大学反思,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大学生?大学的精神去哪里了?
香港回归后,香港与内地大学的竞争是必然的趋势,从长远而言也是件好事,甚至可能推动内地教育体制的改革和教育创新。有比较和竞争终究是好事,更希望看到二者在未来的握手——共同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全人类作出贡献。
失学少年
在中国取得瞩目成就的同时,我们还是痛心地发现依然有不少的失学少年。有的是因为家里太穷,不得不辍学,有的是自动放弃学业混进“打工潮”,有的则是家庭出现问题,无人监管而早早失学混迹“江湖”。
失学少年的问题不仅是现在的问题,也是未来的问题。“少年强则中国强。”今年“两会”期间,有代表继续问政府:对教育的投入,什么时候能真正实现4%?笔者相信,4%之后,还应该会有7%、10%甚至更多,因为任何政府都很清楚,对教育的投入意义何在。中国未来的发展,需要大量的人才,政府未来肯定会有更多的投入和政策来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和标志是人口的素质,人口素质要提高,对未来栋梁的青少年的教育、关注失学少年问题便显得刻不容缓。
易中天、于丹
笔者的一个同事,也是一个高三学生的家长,高考成绩出来后,她很焦虑于报考的事,最担心的是所谓的意外情况。她说,以前没什么人报厦门大学,谁知后来出了个易中天,那一年报考厦大的人一下子增多,她的某个亲戚就去不了厦大。
一个人的魅力是否有这么大我们不得而知,但央视《百家讲坛》热播后确实产生了一批学术明星(也有人称之为“学术超男”“学术超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易中天和于丹。易中天的“品系列”和于丹的“心得系列”成了畅销书,于是,各种声音又起来,支持的,批评的,痛心的,乱叫的……
笔者无意评价二位,只是认为大学教授、学者从“学术神坛”上走进传媒、走向大众,这应该是件好事。如果说教育的手段和层面是多样丰富的,那大众通过传媒、通过相对显浅的方式来学习,甚至因此而心灵得到启发、升华,这就是件大好事。在浮躁的时代,人们开始将目光更多地投向国学、史学,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和精神动力,这也是件大好事。在象牙塔里实验室里孜孜不倦地研究,得出科技文化的重要成果,这是一种贡献;普及科技文化,使大众得到知识,甚至只是愉悦,这也是一种贡献。
“一费制”
所谓“一费制”是指在严格核定杂费、课本费和作业本费标准的基础上,由省政府确定一个收费总额,然后一次性统一向学生收取。从2003年起,在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农村小学、初中实行,2004年在全国普及。而广东省2002年已经实行。
自“一费制”实施以来,从家长到学校都有不同的反响和意见,执行起来也是困难重重,但我们还是应该肯定国家为了教育公平和打击教育乱收费问题所作的努力和良苦用心。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一费制”是相对有效的办法,也在不断地完善中。但我们必须警惕以下问题。
警惕“一费制”外的其他收费。“一费制”只规范了学校收费的一部分,另行收取的项目如校服费、活动费、补课费等,会给“一费制”的执行带来一些隐患。如何规范这些项目,是“一费制”是否名存实亡的关键所在。有些地区的做法是“统一”,全区校服统一到某个厂家订购,学校的复印纸、文具等也统一到某商家订购,但这是否有违市场经济规律?为什么有时统一订的比单位自己订的还要贵?招标的透明度够不够?
警惕以“自愿”为幌子的巧立名目的收费。最典型的是“赞助费”,少则一两万,多则十几万,是教育多渠道筹措经费的一种方式。可是有多少人是真正“自愿”地出钱?这些钱的“下落”如何?
警惕以“合法”的名义收取的费用。择校费早已引起舆论的抨击,却用改善条件和提高质量的理由使之变成“合法化”,那是对人民受教育权利的侵害。
学校资金缺口怎么办?“一费制”固然有很多的优点,但还是有不少的怨气。教师遇到一本好的资料,只能让学生自己去书店买,家长会问学校为什么不统一买。而对学校而言,最麻烦的是可能造成资金缺口,比如收住宿费,到最后因为用电量等问题,造成很大的资金缺口,如果政府投入不足,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像某些学校领导那样,到处去“化缘”?
高效课堂
高效课堂是近年新课改的一个重要经验和成果。高效并不是指课堂上老师讲得多,而是指学生在课堂上的学习效率高。提高课堂效率,可有效地解决学生厌学、老师满堂灌、学生课后作业负担繁重等问题。故笔者认为应大力提倡,并且集思广益,使之更完善,更具操作性。
高效课堂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的能力,变被动学为主动学,从而提高学习效率。但是在应试压力、大班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目前还没有彻底地走出传统的课堂教育模式,高效课堂更多只出现在“表演”课里,而且不过是走形式,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走在最前沿的具有较大参考价值的是山东杜朗口中学的经验。问题在于,他们的经验是否适合全国?对于课堂的低效,一线的教师固然要认真思考、解决问题,但是不是这就能把责任全推在一线教师的身上?领导可以在大会小会上鼓励开展高效课堂,可实际上给了多少时间和空间让教师去尝试、实践、总结?
所以笔者认为,要真正实现高效课堂,必须是上上下下而非某个层面的改革,必须扩大学校的自主权和一线教师的自主权,否则高效课堂只能成为空谈,甚或出现像某地取经回来后只学到一条提高课堂效率的办法——不允许学生上课时上厕所。
香港的大学
高考分数出来,各地状元纷纷出炉,高校也开始了一场争夺优生的“战争”。最让清华、北大等著名大学担忧的是,不少状元跑去香港念大学。输给哈佛剑桥还说得过去,输给香港的大学似乎心有不甘。有不甘就必须要想办法,想办法之前就必须先弄懂香港的大学魅力何在。
香港有着独特的经济文化背景,是国际大都会,是面向世界的一扇窗;全英文教学,西式教育,是学生往国外继续深造的跳板,而“背靠东学,面向西学”更增加了香港大学的魅力;高额奖学金;注重学生思考、创新能力的培养;学生自治,学生活动多;有不俗的学术声誉、国际化的教育水平、自由的学术氛围、著名的教授;严格按照学校的制度招生;营销的成功,让人觉得能被录取是自身价值的高级体现。
优生们为什么选择香港的大学?这恰恰提醒了国内的大学反思,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大学生?大学的精神去哪里了?
香港回归后,香港与内地大学的竞争是必然的趋势,从长远而言也是件好事,甚至可能推动内地教育体制的改革和教育创新。有比较和竞争终究是好事,更希望看到二者在未来的握手——共同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全人类作出贡献。
失学少年
在中国取得瞩目成就的同时,我们还是痛心地发现依然有不少的失学少年。有的是因为家里太穷,不得不辍学,有的是自动放弃学业混进“打工潮”,有的则是家庭出现问题,无人监管而早早失学混迹“江湖”。
失学少年的问题不仅是现在的问题,也是未来的问题。“少年强则中国强。”今年“两会”期间,有代表继续问政府:对教育的投入,什么时候能真正实现4%?笔者相信,4%之后,还应该会有7%、10%甚至更多,因为任何政府都很清楚,对教育的投入意义何在。中国未来的发展,需要大量的人才,政府未来肯定会有更多的投入和政策来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和标志是人口的素质,人口素质要提高,对未来栋梁的青少年的教育、关注失学少年问题便显得刻不容缓。
易中天、于丹
笔者的一个同事,也是一个高三学生的家长,高考成绩出来后,她很焦虑于报考的事,最担心的是所谓的意外情况。她说,以前没什么人报厦门大学,谁知后来出了个易中天,那一年报考厦大的人一下子增多,她的某个亲戚就去不了厦大。
一个人的魅力是否有这么大我们不得而知,但央视《百家讲坛》热播后确实产生了一批学术明星(也有人称之为“学术超男”“学术超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易中天和于丹。易中天的“品系列”和于丹的“心得系列”成了畅销书,于是,各种声音又起来,支持的,批评的,痛心的,乱叫的……
笔者无意评价二位,只是认为大学教授、学者从“学术神坛”上走进传媒、走向大众,这应该是件好事。如果说教育的手段和层面是多样丰富的,那大众通过传媒、通过相对显浅的方式来学习,甚至因此而心灵得到启发、升华,这就是件大好事。在浮躁的时代,人们开始将目光更多地投向国学、史学,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和精神动力,这也是件大好事。在象牙塔里实验室里孜孜不倦地研究,得出科技文化的重要成果,这是一种贡献;普及科技文化,使大众得到知识,甚至只是愉悦,这也是一种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