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被暗杀后，我们一家昆明—上海—香港之间的辗转

　　1946年，蒋介石撕毁政协决议，发动了内战，国内政治形势日趋险恶。父亲李公朴和闻一多伯伯于当年7月相继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当时昆明形势非常危险，而母亲悲痛欲绝，身体极度虚弱，我又不满15岁，弟弟才13岁。我们少不更事，不会应对，全家陷入困境。在这种特殊时刻，协助父亲创办北门书屋和北门出版社的王健毅然决定留下来照顾我们。
　　当时抗战结束近一年，西南联大很多人纷纷复原回上海、南京、北平等地。王健和我母亲张曼筠商量，决定让我们回到父亲抗战前工作生活过的上海。这年8月，他先安排我们坐运输机回到上海，之后把北门书屋的工作收尾完成后也来到上海。
　　经父亲的老朋友、救国会老难友沈钧儒先生的介绍，我和弟弟得以进入上海法学院附属中学读书，我读高一，弟弟读初三。1947年，蒋管区政治经济日益腐败，物价高涨，民不聊生。5月4日，上海学生为纪念五四运动举行游行示威，提出“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各大城市。5月20日，上海和其他各地联合一致行动，举行了轰轰烈烈的学生示威大游行，公开提出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口号。我和弟弟经常白天上街义卖学生编写的小报，晚上去上海法学院听学联组织的形势分析报告会，还参加了由学联组织的请愿团，到上海市政府门前静坐请愿。“五二〇”运动中，我克服学校的干扰，参加了上海法学院的游行队伍，跟着师兄师姐们一路高呼口号，散发传单，向市民宣传内战祸国殃民的道理。
　　因为参加这些活动，学校以“不受教导，滋生事端”为由，勒令我转学，实际上是将我开除了。与此同时，国共两党之外的中间派中国民主同盟因为坚持全国政治协商决议，被国民党反动派宣布为“非法团体”，勒令解散。母亲是民盟盟员，受到了特务的监视。我是个被开除的学生，其他中学也绝不会再收留我。在上海，我们全家再次陷入困境。
　　恰在此时，救国会领袖沈钧儒准备在香港恢复民主同盟，因此，母亲与王健商量后，决定全家转移香港。

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我们决定从香港去解放区

　　到香港后，经王健牵线搭桥，我们和中共地下党取得了联系。一年多后，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贤达纷纷响应。我们全家再次提出到解放区的要求 （1946年刚到上海时曾提出过，鉴于当时的形势，组织上没有同意），这次组织上同意了。香港中共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和连贯决定由王健护送我们全家和另外一些愿意去解放区的进步人士的家属一起到解放区。
　　王健是我父亲的老部下、老同事，1942年起与父亲一起共事，父亲十分信任和看重他。他白天和父亲一起工作，晚上和我们一起吃饭，我们早已视他为家人。王健家住天津，弟、妹都是地下党员，这次去解放区，他可以利用自身的有利条件，打通从香港走海路到天津、通过封锁线再到石家庄解放区的路线。如果走这条路线顺利，他就可以回香港再带走一批人去解放区，这样比从香港走海路到东北解放区要节省得多。护送民主人士到解放区，这通常是中共隐蔽战线秘密交通员的任务，中共交给王健来完成，可以看出中共党组织对他的政治觉悟、应对和组织能力的信任。
　　1948年10月25日，我和弟弟在东江游击队创办的香港培侨中学上完最后一节课后，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校园。王健根据潘汉年和连贯的指示，带领8人，在香港秘密登上“湖南号”货轮北上。这8人是：邹韬奋的夫人沈粹缜和女儿邹嘉骊、萨空了的女儿苦茶和苦荼、张冲之女张潜、我母亲张曼筠和我及小弟国友。很有意思的是，我们这6个孩子都相差一岁。苦茶最大20岁，其次张潜19岁，嘉骊18岁，我17岁，苦荼16岁，国友15岁。当时王健32岁，我们自然都称他为大哥。
　　26日，我们在家收拾行李。王健告诉我们，凡是不能通过天津关卡的物品，特别是文字的东西都不许带。留下的几大箱，他都送到九龙的生活书店转交给黄洛峰代管。27日中午，大家都上了“湖南号”。王健给每人都租了一个帆布床，安插放在装货的船仓里。28日早晨8点多，船开始移动了。船开到鲤鱼门时，我们不约而同地说了一声：“再会吧！香港。”
　　风浪逐渐增大，船仓里的人陆续都躺在了床上。入夜风浪更大，无法安睡。29日清晨，唯一不晕船的王健给我们打水洗漱，把早餐送到每人面前，但多数人都不吃不喝又躺了一天。30日下午，风浪逐渐平息，大家像冬眠的动物一样苏醒过来。我们几个孩子玩得很高兴，王健大哥则警觉地坐在一旁望风，不停地提醒我们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上船以前，我们这一行9人被王健分成四组，他反复叮嘱我们：大家是在船上萍水相逢的，可以交谈，但不要太亲热，不談过去，不谈将来，只谈眼前。他还规定，见了熟人不准打招呼，因为我们的熟人都像我们一样要去解放区，彼此冷淡，互不见怪。
　　王健按照中共党组织的要求，给每个人都起了化名，编造了新的身份，并要求大家务必记住自己的化名和身份，千万不能讲出自己的真实姓名。
　　31日那天，从船上水手那里传出消息说：“沈阳丢了，平津也丢了。”在那个年月，对一座城市的“得”与“丢”表现了不同的立场，大家对这个突然来的消息半信半疑，又惊又喜。王健分析时局的变化，马上考虑到这只船是否能进天津，是否能进塘沽，会不会中途返航？这一切都要等船到了仁川后才能弄清楚。
　　船上一些客人听说我们要去天津、北平都很奇怪，他们说有钱人都向南逃了，你们在这个时候还往北方跑，不能理解。王健统一口径，教我们编了一套话应付过去。我们真实的心情和打算，他们怎么能理解呢！
　　11月2日下午，船到了仁川，不能进港，只能停在港外。王健用望远镜观察了岸上朝鲜的房屋建筑以及男女服饰。船停后，自由上下的是美国人，他们坐舢板来来往往，俨然是朝鲜的太上皇，而中国人就算有护照的，上岸后还要监察后才能放行。 　　汉城离仁川很近，交通很方便，来回时间也足够用，我们真想上去看看南朝鲜的京城。王健找了周围不少人了解情况，得知交通虽然方便，但是人为的麻烦太多，而且情况不明，语言不通，出点事端会因小失大。慎重起见，他劝大家打消上岸的念头。
　　11月5日，船上的货物都卸完了，天津“丢了”的消息也被证明是不确切的。下午5点，船开始起航，直奔天津。11月6日，船过黑水洋，风浪特别大，大家都像得了重病似的躺在床上被摇来摇去。有一个水手，老是鬼鬼祟祟地绕在苦茶、苦荼周围，问她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和其他人是什么关系。
　　11月7日，船过了烟台就快到天津港了。下午5点，船到了大沽口便停泊下来，上来一批海关人员，他们东看看西看看，开始进行检查。在王健的策划安排下，我们摆上牌桌，打起麻将，有意给那些不三不四的人看。海关的人刚到我们船舱时，我们还有点担心，后来他们却站在旁边蛮有兴趣地观战，还不时指手画脚。

进入国统区天津后的惊险时刻

　　11月8日阴天，下着小雪，紧张惊险的日子开始了。货轮驶入国统区，进入了老虎口。王健一早醒来，想起还没检查张潜的箱子，便立刻打开看，发现里面有一些本子上都写了真实姓名，他一本本地仔细涂掉，8点多船开了，大家再一次检查行李，然后捆绑起来。王健对我们又重复了一遍：我和母亲、弟弟都装作商人的家属回天津，住址是王健一个商人朋友钟先生家里;邹师母和嘉骊是去北平投亲的;苦茶、苦荼两姐妹是上北平念书;王健是送张潜去北平念书。我们各家人从现在起尽量少接触，见了面只点点头，装着不熟悉的样子，因为大沽口上来不少生人，大概都是有任务的。
　　天突然冷起来，天津用雪花来迎接我们，大家都把最厚的衣服穿上了。船到塘沽码头掉了个头，停泊在河中心。王健拼命地在找他好久没见面的来接我们的钟先生。
　　这时，警备司令部的警宪人员到了，岸上一片骚动。一个宪兵小头目跑上船来大肆咆哮，命令甲板上的乘客下舱，一时情势异常严峻，空气极度紧张。这时上来一位穿着皮衣的宪兵，看来是这里管制码头的头目。他命令码头工人马上撤掉走梯跳板，然后叫华人买办把乘客的名单拿出来检查。
　　王健这时不顾一切地挤到工作人员堆里，他看见小头目手里一张条子上写有六个字：“马×伦李公樸”，旁边盖了个图章，刻的小字看不清楚。马字下面那个字写得很模糊，根本不像个“叙”字，第六个字笔画写得很粗，一看就知道是“樸”字之误。看了以后，王健一切都明白了。
　　王健回到船舱里，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跟我们说了几句话，又跑上甲板，看到船上船下有警宪荷枪把守，只有外国人与船上买办自由走动。一个小时以后，宪兵们下到舱里来了，领头的手里拿着一些登记表格，开头就叫“李小兰”，这是我的化名。接着叫“李沈瑛”“李西孟”，这分别是邹师母和周颖 （另一批去解放区的人） 的化名。宪兵先盘问我的身份与来历，我毫不慌张，答复得很流利。我母亲接着说：“我是她的母亲，回北方是为了探亲，为了家务事。”宪兵问天津的地址，母亲按照王健叮嘱的把住在英租界的商人钟先生的地址告诉了他们，领头的写了下来，之后便让我们三人上甲板上去。
　　宪兵又接着盘问邹师母，可能是因为她化名姓李，所以盘问得比较详细。王健大哥的化名是天津时代的学名，他又有天津的“国民身份证”，问两句很快就放行了。
　　宪兵让我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到甲板上，女宪兵开始搜我们的身和检查行李，看得非常仔细，连一张纸片都不放过。突然，他们看见我母亲箱子里有一个大的相框，里面没有照片，就把相框的夹层打开了，抽出了一张我父亲的底片，问我是谁。我一时紧张得不知怎么回答，就说我不知道，你问我母亲吧！母亲回答说是公公。又问叫什么名字，我母亲说叫“李仁保”。现在想起来都后怕，因为我弟弟的化名是“李仁杰”，哪有孙子的名字和祖父的名字差一个字的，像兄弟排行。幸亏底片上看不出年龄，只看见大胡子，像个老人。是我父亲标志性的长胡须帮我们过了这个鬼门关，也说明这些特务对我父亲和家里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
　　下船后，王健见到了钟先生，并把我们介绍给他，让钟先生带我们一家三口和张潜回他的家。苦茶、苦荼和邹师母、嘉骊则去了天津的“裕中饭店”。在饭店里，邹师母告诉王健，女宪兵曾经问她认不认识李公朴夫人。王健把他看到宪兵手里名单的情况告诉了邹师母，这就更加证实，这次他们要搜查的对象就是我母亲了！并且这其中还有一段插曲。苦茶、苦荼下船时，在船上就纠缠她们的那个穿皮衣的宪兵继续死缠烂打，把她们送进了“裕中饭店”，王健为保护两姐妹，带着邹师母和嘉骊也住进了“裕中饭店”。在饭店里，那个宪兵曾跟苦茶说，他是稽查处代处长，“湖南号”船上有两个重要的“奸匪”没有抓到，让他们在仁川登陆了。这其中一个“奸匪”，定是指我的母亲。
　　在“裕中饭店”住了一晚，邹师母和嘉骊去了北平，住在邹韬奋先生的妹妹家里。苦茶和苦荼姐妹在王健的安排下，住进了她们父亲一个朋友的家中，顺利摆脱掉了宪兵的糾缠。
　　晚上，王健写了两封信：一封给沈钧儒的女儿沈谱，报告我们平安到达天津，并告知新的通信地址（在香港我们同沈老住在一栋房子里）;另一封写给香港的翁立中 （萨空了的化名），报告我们上岸的情况。信用的都是一些隐晦语言，并嘱咐下一批要来的人应该注意些什么。为安全起见，信中有时必须用反面的意思作暗示，还得让对方一看就懂，所以措辞是很难的。

在天津为进解放区做准备

　　11月11日，王健带着我们从钟先生家搬出来，住进一处更安全的处所。在当天，有一位陌生青年人找到他，说是北平邹太太介绍来的，他立即明白了。那人先说了邹师母到北平以后的情况，然后详告他去解放区的路线、应准备的事项和化装所需的服装。王健向他详细了解了解放区各方面的情况，以及为应对各种突发情况所需做的准备。他们谈了许久，最后商定王健后天去北平，把大家的照片带去先办理“国民身份证”。
　　11月13日，王健和苦茶、苦荼一起登上了开往北平的火车。到了北平邹师母住处，见到了那位曾来天津和他接头的年轻人 （一直不知道他的姓名，暂且称呼他S君）。S君与大家一起商谈了通过封锁线的事，让大家尽量少带东西，人能过去是最重要的。 　　王健回到天津后，一个陌生商人打扮的人 （L君） 来找他，说是来自新华村，是严先生 （潘汉年和连贯的代号） 叫他来的，王健一听就明白是香港的关系。
　　和L君沟通情况后，为了能顺利过关，王健便领着我们集中全力做去解放区的各种准备：他请他妹妹给我们准备了一些旧被子、旧衣服，以便我们能化好装顺利通过封锁线;苦茶、苦荼不跟我们一批走，而是随另外四个男士走，他们其中有生活书店的人，便于照顾姐妹俩;邹师母因嘉骊身体的原因，暂时不走，看看情况再说。
　　11月20日，一切都准备好了。S君把大家的身份证 （这些证件做得像真的，就是认真检查也找不出漏洞） 和介绍信、汇票给了王健。接着大家把手表、钢笔等不像乡下人用的东西都交给王健托人留存，以后再带进解放区。香港严先生介绍来的L君则把我们的行李都取走，约好明天一早天津西站见面。

冲过封锁线

　　11月21日是個令人难忘的日子，在华北宣布戒严令的第一天，我们一行五人为了奔向光明，将不惜冒着危险，冲过封锁线，进入解放区。
　　一大早天还没亮，大家就起来忙着整理、化装。王健大哥穿着破长衫，带着瓜皮帽，真像一个破了产的商人，大家都说他的装化得最好。我和张潜的装扮也还可以，像做生意人家的闺女。小弟穿了一套新棉裤棉袄，像个地主少爷。母亲则戴了一顶旧式妇女的帽子，手拿一个烟袋锅子，有点不伦不类，最要命的是她走起路来完全不像一个乡下女人。大哥给每个人都分了一些钱，防备万一走散了，个人可以应付一时。
　　我们终于上了火车。下午1点多，火车到了终点站陈官屯。津浦路在这里断头，再往前走就是解放区了，我们开始兴奋起来。下车时，全车人就像逃警报似的，争先恐后地往检查站口跑。
　　检查站口也是一道难过的关。L君跑在最前面，他是送我们进解放区的地下交通员。王健事先已叮嘱大家，此后一切听L君安排。到了检查站口，只见宪兵警察喝五斥六地维持秩序，让男女分别排成两排。王健大哥让我和张潜保护好我母亲，他拉着小弟排男队去了。宪兵搜查的目的主要是看这些人是否夹带解放区缺乏的一些物品，如纸张、碱面等。
　　我们几个人到最后总算顺利通过了，但宪兵的丑恶嘴脸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手拿皮鞭，大肆咆哮，鞭子不停地在抽人，皮鞭声和谩骂声充斥四面八方：“天生奴隶！”“谁要再挤，他妈的，谁就是八路！”“谁喊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给我站出来！”“打的就是你！”……后来王健向我们谈起抗战初期在日军的刺刀下经过南京下关车站时的情景，感叹地说：不同的时代，同一个场面！
　　之后我们坐上一辆马车，直奔闸口。闸口是阴阳界的分界线，分界线里面是国统区，线外是个三不管地带，国民党不管，共产党在这里也没设防。人们说，过了这里的鬼门关就可以转生了。
　　两个多小时后，我们顺利到达闸口。闸口是一片荒野，没有房子，没有设备，两旁是铁丝网，中间有条路，所有旅客都要通过这个口子接受检查。人并不拥挤，空气也缓和了一点。这里的检查仍比较严格，主要是扣下不能通过的东西和货物，就地卖给与他们狼狈为奸的商人。逃避检查的人，抓回来就是一顿毒打。我们一点也不怕，很快就检查完了。大家通过后，L君嘱咐我们危险并没有过去，因为我们进入了三不管的真空地带，国民党经常无法无天往来抢劫，大家还是少说话，尽快向前赶路，走出这个危险地带。
　　我们继续向前赶路。跟我们同乘一辆马车的两人，一个商人模样，一个学生模样，他们大骂国民党政府如何黑暗、如何民不聊生，两人聊了一路。
　　到了罗店后，天已经完全黑下来，所幸一路并没有遇见土匪（我们算幸运的，后来听说过闸口跟我们一起出发但走其他路线的人遇上了土匪）。但王健大哥劝大家听L君的，往前多走几里再休息，因为这里晚上常有国民党抢粮的讨伐队骚扰。我们继续前行，在清河庄休息了一夜，虽然大家身心俱疲，但精神都异常兴奋，因为我们所在的地方已经是向往已久的解放区了，这里不会再有精神上的威胁和政治上的压迫，我们心头充满了无限的欣慰。

初到解放区

　　11月23日，我们到达沧县。王健领着我们随L君走进一条胡同干净的四合院，我们把所有行李放在厢房，小勤务员忙着打水冲茶。大家都抖去身上的尘土，顿时觉得浑身轻松。
　　L君介绍我们认识了一位张科长与刘秘书，他们热情诚恳地接待我们，问我们路上的情况，并告诉我们这两天的新闻，我们感觉像是到了家里见到了亲人一样。午饭时，饭菜非常丰富，有鱼有肉，待如上宾。母亲经过一路颠簸，身体异常疲惫，但这时也感觉好多了。我们吃得也很香，一路操劳的王健大哥吃了两大碗米饭，他现在终于可以放心了，不用再为大家的安全操心。下午，大家都十分好奇地阅读起解放区的报纸，又到街上买了一些日用品。晚饭后，听无线电广播，听到很多令人振奋的消息。王健同张科长谈了很久，我猜一定是在汇报他一路完成任务的经过和安排我们今后的生活。
　　第二天早上起来，L君嘱咐我们尽量少出去，因为这个地方接近敌占区，居民复杂，特务很多，尤其是王健大哥将来可能还要返回国统区，不能暴露。下午小勤务员送来灰色布军棉袄让我们换了装，穿上军装的王健大哥一下子变得威武了很多。
　　王健决定明天我们就离开沧县继续前进，张科长派了一位通讯员送我们走。我们深深感谢一路护卫的L君同志，他不久就要返回天津。大哥托他告诉S君，我们已经安全到达，请他放心。
　　11月25日一大早，我们又出发了，组织上派来T同志护送我们。一路寒风凛凛，我们都缩成一团，但还是有说有笑。下午到了泊镇，我们一下车就打听苦茶、苦荼姐妹的下落，不知她们是否一路平安。这里的总负责人告诉王健，楚图南先生也在这里。王健马上去见了楚老，告诉他我们都来了，楚老很高兴。负责人还告诉我们，吴晗一个月前去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和我们同船的周颖前两天也经过此地。这里的同志还告诉我们，平津周围的军事部署都准备好了，只看这边的军事情报收集的进度，一旦完成，立即进攻，平津解放指日可待。那天晚上，大家都高兴得不想睡觉。 　　第二天，王健带我们又换了辆马车出发了。天气很暖和，加上苦茶、苦荼的加入，前进着的马车像个热闹的俱乐部。我们一直沿着津浦铁路向南走，铁路已被破坏，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在抢修。
　　11月28日，我们到达德州。德州的市面很大，我们穿过了几条街才找到接头的地方。王健大哥表示今晚就乘火车去石家庄。

在石家庄开始新生活

　　石家庄是我们这次由香港冒险旅行的最终目的地。经过几个小时的夜行，我们于11月29日清晨到达石家庄。这里的路灯亮亮的，没有戒严，郊区看不到堡垒，到处是一片太平景象。陪我们来的同志雇车带我们去了接头的地方，我们的新生活即将从这里开始。
　　华北人民政府交际处是专门接待民主人士的地方，接待我们的是一位申处长及其爱人。勤务员为我们住的房间生上了火炉。申处长告诉了我们许多解放军胜利的消息与国民党的内部新闻，还说，估计一两个月就可以拿下北平、天津，我们听了真是备感欣喜。
　　当晚是民主剧场公演 《赤叶河》 的最后一天，交际处同志为我们订了票，并陪我们去看学生包场。我们刚从香港和国统区来到解放区，很快就被学生们无忧无虑的愉快气氛所感染。这个剧的故事很像 《白毛女》，很有教育意义，演得比香港上演的 《白毛女》 要好得多。大家也能理解，在香港那个环境和条件下，能演出那样的剧已经难能可贵了。
　　第二天早晨，楚图南先生来到交际处，说他不久就去位于西柏坡的中共中央，希望王健能去民盟小组参加筹备新政协的工作。关于我们几个孩子的安排，下午交际处副处长也来找我们谈了，他建议我们去华北大学第一部政治班学习。接着，又有 《读书生活》 杂志的倪先生和欧阳先生来看望母亲和我们，三联书店也来了好几个人。他们告诉王健，门市房子找到了，下个月石家庄三联书店就要正式开店营业了。大家都感到，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社会，要有足够新的思想准备，破除旧的东西，加强学习，树立新的观念。
　　在中共中央统战部所在地李家庄，母亲也度过了非常愉快的一段时光，在这里她见到了很多昔日的老朋友，如沙可夫、萧三、周巍峙等人。她尤其記得有一天中共领导人来看望他们这些民主人士时的情景。那是1949年1月15日，所有来解放区的民主人士都聚集在李家庄，她记得当时有胡愈之夫妇、吴晗夫妇、田汉夫妇、翦伯赞、韩兆愕、楚图南、周作人、刘清扬等。晚饭后7点多钟，周恩来、邓颖超来了，中央统战部李维汉等领导同志也来了，沈钧儒的女儿沈谱、香港的连贯也都来了。毛主席的老师符定一在年轻夫人的搀扶下，也走了进来。周恩来副主席给大家作了形势报告，详细地分析了敌我军事力量的对比。谈到12点多，吃完了夜宵，继续听周副主席的报告。他谈到了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及新政府的经济、文化、教育、外交、税收等政策问题，征求大家的意见，很多人发了言。散会的时候，已经快凌晨4点了。
　　母亲还被邀请参加北平解放后三八节时召开的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她将作为昆明市代表出席。就是在那天晚饭后，宦乡把起草的民主人士响应毛主席“和平谈判八项条件”的电文读给大家听，征求意见修改后，发给了在沈阳的沈钧儒、郭沫若等人。这就是后来由55位民主人士联名签署的《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声明。
　　1948年12月下旬，根据解放战争的进度，组织决定王健暂时不回香港，留在中共中央社会部工作，准备参加接收天津。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后，母亲张曼筠和王健在3月底随中共中央进驻北平。母亲住在中南海游泳池旁边的房子里，1949年9月21日作为妇女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王健按照组织安排，于当年4月作为沈钧儒的秘书到沈老处上班，5月4日作为救国会的青年代表参加了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我于1949年3月在华北大学结业后，被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弟弟则要求南下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分配在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工作。我、苦茶、苦荼后又转华北大学第二部外语系俄文班学习，1949年4月随华北大学迁北平后转入俄文专修学校。
　　（选自《纵横》201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