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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启蒙运动中，英法对待传统文化迥异的态度对两国的现代转型产生了重要影响。英国现代转型遭遇的阻力较小，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英国启蒙运动充分继承并利用了本国道德哲学传统，以之整合了新兴的理性精神和传统的宗教信仰，并从中发展出了之后成为现代英国经济和政治制度基石的英国式自由主义传统；而法国启蒙运动和大革命以对传统的反叛开始，却以无意识的回归告终，其过程的曲折性从反面显示出传统在社会转型和新文化塑造中不可抗拒的强大力量。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传统文化的复兴和重塑，英法启蒙运动比较研究对中国现代转型及传统文化复兴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启蒙运动；传统文化复兴；现代转型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8）01-0183-02
“启蒙运动”开启了成为整个人类发展目标和生活典范的现代性。长期以来，对启蒙运动的研究往往更注重整体性，而忽视了各国历史处境和传统文化对其现代化转化的重要作用。本文将聚焦英国和法国，分析两国启蒙运动对待传统迥异的态度及其结果，以揭示传统在现代转型中的作用和意义。
一、英法启蒙运动比较研究
由于历史处境的不同，英法两国启蒙运动对传统表现出迥异的态度。审慎的英国人坚守并发展了本国的道德哲学传统，以此协同了新兴理性精神和传统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同时催生出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和平等。激进的法国人试图彻底颠覆以基督教为代表的旧制度，按照理性的原则重建一个全新的世界，但却事与愿违地陷入一系列深刻矛盾中。
（一）英国启蒙运动
在启蒙运动之前，英国已经经历了光荣革命和宗教改革。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和较为宽容的宗教氛围使英国文人对本国社会总体比较满意，他们并不试图以颠覆性的方式来重新认识和改造世界，也不敌视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历史传统，表现出明显的乐观主义态度和温和的改良主义性情。出于社会改良的目的，同时也基于本国的道德哲学传统，英国将“美德”置于启蒙运动的中心，专注于社会伦理的探索和实践。
英国的道德哲学传统将美德起源归于人性中的“道德感”，这是一种人天生固有的对他人产生的“同感”。正如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开篇所论述的那样，“人，不管被认为是多么的自私，在他人性中显然还有一些原理，促使他关心他人的命运……”[1]2基于相同的情感基础和相似的是非判断，道德感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情感和伦理。个人的痛苦和快乐也与之相连，恶行导致痛苦，美德产生快乐，这样个人利益也就和普遍的社会利益联系起来了。
在英国，新兴的理性没有被推崇到至尊地位，传统的宗教也没有受到敌视，因此理性和宗教之间没有产生像在法国那样激烈的冲突，相反，二者以自然神论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共同成为道德的同盟。理性提供真与假、对与错的普遍原则，而宗教则通过上帝来强化这些原则。英国启蒙运动的领军人物，包括休谟、斯密和吉本，即便对基督教存有怀疑，也绝不否其重要的道德和社会作用。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论述了宗教信仰如何驱使人们遵守自然的义务感，“对于那些似乎深怀宗教情操的人，人类通常会比较信任他们的诚实正直。”[1]206吉本则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赞美由个人美德支撑信仰的早期基督教徒[2]。即使是最具怀疑精神的休谟，也至多是一个不可知论者，而绝非无神论者。他在《英国史》中主张，在每一个文明社会，都应该有基督教秩序和宗教的公共机构[3]。在法国走向无神论极端的时候，英国“狂热的”卫理公会却蓬勃发展。卫理公会宗教性极强，又缺乏理性色彩，常常被视为“反启蒙”力量，但实际上它却十分符合英国启蒙运动的精神内核——他们推崇宗教宽容和自由，极为重视道德教诲，大力推广慈善和人道主义事业。卫理公会在沟通世俗和宗教、公共和个人之间发挥了积极的社会作用。正是这种宗教、理性和道德的相互协调和互通实现了基督教的现代化转化，使基督教从权威教条过渡到理性宗教，最终落脚于道德实践[4]。
英国人对自由的追求同样基于他们对人性的乐观，他们相信尊重人类社会的自由发展是促进其进步的最好方式。英国人的乐观主义并非理想主义，他们对人性利己主义的认识绝不亚于“道德感”，但他们相信自由的体系可以使利己主义有助于普遍利益。劳动者在这个自由体系中工作，虽然是出于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但同时也满足了社会各方的利益。这就是亚当·斯密《国富论》中那只“看不见的手”，它协同了个人利益和普遍的社会利益，无意识地推动了社会进步和福利。这就形成了英国式自由主义传统：相信渐进式的改良，相信社会发展的自发秩序；保护人的自然权利，控制政府对自然秩序的人为干预，以保障个人和市场的自由。
在英国启蒙运动中，人性胜于理性，这就引出了一种平等主义的观点：人性是所有人所共有的自然天性，即使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斯密在《国富论》中把“普遍利益”推及到了“国家”的概念，认为国家的财富并非是衡量其力量的指标，而是组成这个国家的人民[5]。斯密的观点是划时代的，它打破了对穷人的传统偏见，即认为应当让底层阶级保持贫困，只有这样他们才会为了温饱而勤奋工作。对底层阶级的同情和善意，使人們开始关注穷人的苦难境遇，催生了大量的民间慈善组织，也使英国成为第一个、也是长期以来唯一一个拥有国家贫困救济体系的国家。
英国启蒙运动，从哲学理念到社会实践，都基于并进一步发展了其道德哲学传统，以此整合了新兴的理性和传统的宗教，使二者作为道德同盟从属于道德哲学。“道德感”从个人情感出发，形成普遍的“社会美德”，从而联结、平衡并协调了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因而，英国人一方面珍视个人的自由，另一方面又重视社会的普遍利益；既追求财富的增长，又关注穷人的苦难。英国启蒙运动的时代被称为“仁爱的时代”，虽然没有法国启蒙运动“理性的时代”那么雄心壮志、波澜壮阔，但显得更为务实和人性，更符合英国冷静而审慎的性格和传统，同时也更利于完成英国现代化转化过程中物质改善和道德提升的历史任务。 （二）法国启蒙运动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法国大革命》中以本国知识分子在政府中扮演的角色来解释英法启蒙运动的差异：在英国，作为政策理论家的知识分子和政府管理者是相互合作的关系，一方提出新的理论，另一方根据实际经验修正这些理论或限定它们的范围；在法国，这两者是完全分离的，法国哲人很难对管理者的实际政策产生影响，因而他们一方在理论上提出好的政策而不考虑实际的应用，另一方则根据需要而不是理论实施必要的措施[6]139-148。这种在政治上缺乏影响力的地位反而使法国哲人不受现实的约束，更加大胆而自由地思考和推广抽象的理论原则，但另一方面这些理论在遭遇现实问题时往往又容易陷入深刻的矛盾中。
如果说英国启蒙运动是一场渐进的社会改良运动，那么法国启蒙运动则是一场渴望改天换地的革命运动，它立志要建立一个全新的理想世界，这个理想世界的最高准则就是理性。宗教作为旧传统的代表，理性的对立面，成为法国启蒙运动的头号敌人，遭到了哲人们最严酷无情的批判。哲人们希望通过启蒙运动，解放被基督教束缚、处于蒙昧状态下的民众的崇高理想，但矛盾的是他们又时常流露出对普通民众的不信任，认为他们“太白痴—野蛮—太可怜，而且太忙”，而不能被启蒙，普通人需要一位“上帝、造物主、统治者、优胜者、报复者”来对他们进行约束，“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有必要造出一个来。”[7]这种对待基督教和理性矛盾的态度，正是法国启蒙运动理论原则和现实传统分离的结果。理论上，哲人们坚信打破宗教迷信、树立理性权威能使这个时代的人变得更聪明、更高尚、更幸福；但现实中，他们却发现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拥有或愿意接受理性权威，而基督教传统更是深深扎根于普通民众之中。法国哲人对基督教传统的犀利批判固然给人一种畅快淋漓之感，但他们无视基督教一千年来对欧洲文明的奠基和塑造作用，也无视法国民间对基督教的情感和精神需求，使得他们的批判显得肤浅且非理性。這种过于急切的反传统态度也使他们对自身反思不足，最终在本质上法国人终究没有冲破崇拜权威的传统，不过是以理性的新权威替代了宗教的旧权威。
对于这种过于“高贵”而不具有普遍性的理性的偏爱，还导致了哲人们对自由的矛盾态度在观念上向往自由，却在制度上偏爱专制。许多法国哲人都曾遭遇过审查、监禁和流亡避难，因此他们普遍渴望自由的宗教和政治氛围。然而在政治和社会实践中，哲人们却表达出对“开明专制”和“普遍意志”的偏爱和崇尚，认为睿智开明的君主是普遍意志的代表，必须保障其基于理性的道德和政治权威。托克维尔在总结大革命时曾明确表明对开明专制的支持：“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6]2在法国，自由仅被限于市场。法国人矛盾地认定一个有力的政府、拥有绝对权利的君主，即开明专制，是确立经济自由环境的必要保障。
这场意欲改天换地的思想和社会革命运动，却最终没有脱离法国对某种一手遮天权威力量崇尚的传统。于是他们一边奋力打破宗教权威，一边又建立起理性权威；一边渴望着自由民主，一边又以专制来保障自由。“……他们在不知不觉中继承了旧制度的大部分思想、观念与习惯……他们利用旧制度的砖石建造了新社会的大厦，尽管他们并不是要故意如此。”[6]5在付出沉重代价之后，法国人意识到彻底的摧毁和重建非但不是捷径，反而是死胡同。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既赞美了法国人的革命激情和理想，又深刻反思了他们天马行空的理想主义。这种脱离实际的理想虽然废除了法国人痛恨的旧制度，却使他们错失了对旧制度进行深刻而缓慢的改良的机会，到头来反而使他们在潜藏的未经改良的旧制度的影响下逐渐偏离了起初的目标。无论目标和理想是多么正确和高尚，无视传统、意欲与历史割断仍是一种简单粗暴且往往事与愿违的变革方式，法国启蒙运动和大革命正揭示了理论理想与现实传统之间这种不可分割的联系。
二、英法启蒙运动对中国现代化转化的启示
近代以来，对启蒙的渴求，使众多中国人痛心疾首地看到了自己传统文化的弊端，近代西方国家的成功转型和迅速崛起更是为中国启蒙者提供了奉行西学的理据。一时间，西学盛行，传统文化受到巨大冲击。这种极端的方式断送了启蒙精神转化为中华民族内在价值的可能性，因为没有充分的本土价值作为消化这套外来资源的基础，这导致了中国启蒙运动屡屡受挫，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模式在中国的实验问题重重。
对西方不同国家启蒙运动的对比研究，对中国启蒙运动和现代化转化有着非常有价值的借鉴作用。首先，英法启蒙运动的差异性研究打破了对启蒙和现代化的模式化认识，使对当下处境的探索更加符合本国实际的现代化路径。其次，英法两国的启蒙运动和现代化道路极具代表性，一个是在沿袭传统的基础上所进行的渐进式的改革，另一个是在打破传统的基础上所进行的突进式的革命。虽然两种模式都在本国特定的历史处境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但就启蒙运动和传统文化的关系这一方面而言，英国启蒙运动和现代化转型所遭遇的阻力较小，连续性强，发展较为顺利，这与英国充分继承和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密切相关。而法国启蒙运动和大革命以对传统的敌视和叛逆开始，却以无意识的回归告终，其过程的反复和曲折则从反面显示出传统在社会转型和新文化塑造中不可抗拒的强大力量。第三，英国启蒙运动对传统的利用和发展为儒学的现代转型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范例。英国并没有将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相反，传统成为了实现现代转化的必要资源。英国的道德哲学传统不仅整合了新兴的理性精神和传统的宗教信仰，更从中发展出了之后成为现代英国经济和政治制度基石的英国式自由主义传统。当代中国的历史处境和启蒙时期的英国有着几分相似，都有着丰富的道德哲学传统，都在经历了一系列改革后处在一个比较稳定且宽容的社会环境中。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如何整合现代精神和传统价值，如何利用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从中发展出新的现代传统，从而实现“中国式”而非“西方中心主义”的启蒙和现代化，将是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参考文献：
[1][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谢宗林，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2][英]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M].席代岳，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4：380-383.
[3][英]大卫·休谟.英国史III[M].刘仲敬，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2：134-135.
[4]崔凌.基督教在西方现代转型中的解构和重构[J].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55-59.
[5][英]亚当·斯密.国富论[M].谢祖钧，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7：8.
[6][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M].陈玮，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7][美]格特鲁德·西梅尔法布.现代性之路：英法美启蒙运动之比较[M].齐安儒，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90.
关键词：启蒙运动；传统文化复兴；现代转型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8）01-0183-02
“启蒙运动”开启了成为整个人类发展目标和生活典范的现代性。长期以来，对启蒙运动的研究往往更注重整体性，而忽视了各国历史处境和传统文化对其现代化转化的重要作用。本文将聚焦英国和法国，分析两国启蒙运动对待传统迥异的态度及其结果，以揭示传统在现代转型中的作用和意义。
一、英法启蒙运动比较研究
由于历史处境的不同，英法两国启蒙运动对传统表现出迥异的态度。审慎的英国人坚守并发展了本国的道德哲学传统，以此协同了新兴理性精神和传统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同时催生出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和平等。激进的法国人试图彻底颠覆以基督教为代表的旧制度，按照理性的原则重建一个全新的世界，但却事与愿违地陷入一系列深刻矛盾中。
（一）英国启蒙运动
在启蒙运动之前，英国已经经历了光荣革命和宗教改革。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和较为宽容的宗教氛围使英国文人对本国社会总体比较满意，他们并不试图以颠覆性的方式来重新认识和改造世界，也不敌视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历史传统，表现出明显的乐观主义态度和温和的改良主义性情。出于社会改良的目的，同时也基于本国的道德哲学传统，英国将“美德”置于启蒙运动的中心，专注于社会伦理的探索和实践。
英国的道德哲学传统将美德起源归于人性中的“道德感”，这是一种人天生固有的对他人产生的“同感”。正如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开篇所论述的那样，“人，不管被认为是多么的自私，在他人性中显然还有一些原理，促使他关心他人的命运……”[1]2基于相同的情感基础和相似的是非判断，道德感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情感和伦理。个人的痛苦和快乐也与之相连，恶行导致痛苦，美德产生快乐，这样个人利益也就和普遍的社会利益联系起来了。
在英国，新兴的理性没有被推崇到至尊地位，传统的宗教也没有受到敌视，因此理性和宗教之间没有产生像在法国那样激烈的冲突，相反，二者以自然神论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共同成为道德的同盟。理性提供真与假、对与错的普遍原则，而宗教则通过上帝来强化这些原则。英国启蒙运动的领军人物，包括休谟、斯密和吉本，即便对基督教存有怀疑，也绝不否其重要的道德和社会作用。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论述了宗教信仰如何驱使人们遵守自然的义务感，“对于那些似乎深怀宗教情操的人，人类通常会比较信任他们的诚实正直。”[1]206吉本则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赞美由个人美德支撑信仰的早期基督教徒[2]。即使是最具怀疑精神的休谟，也至多是一个不可知论者，而绝非无神论者。他在《英国史》中主张，在每一个文明社会，都应该有基督教秩序和宗教的公共机构[3]。在法国走向无神论极端的时候，英国“狂热的”卫理公会却蓬勃发展。卫理公会宗教性极强，又缺乏理性色彩，常常被视为“反启蒙”力量，但实际上它却十分符合英国启蒙运动的精神内核——他们推崇宗教宽容和自由，极为重视道德教诲，大力推广慈善和人道主义事业。卫理公会在沟通世俗和宗教、公共和个人之间发挥了积极的社会作用。正是这种宗教、理性和道德的相互协调和互通实现了基督教的现代化转化，使基督教从权威教条过渡到理性宗教，最终落脚于道德实践[4]。
英国人对自由的追求同样基于他们对人性的乐观，他们相信尊重人类社会的自由发展是促进其进步的最好方式。英国人的乐观主义并非理想主义，他们对人性利己主义的认识绝不亚于“道德感”，但他们相信自由的体系可以使利己主义有助于普遍利益。劳动者在这个自由体系中工作，虽然是出于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但同时也满足了社会各方的利益。这就是亚当·斯密《国富论》中那只“看不见的手”，它协同了个人利益和普遍的社会利益，无意识地推动了社会进步和福利。这就形成了英国式自由主义传统：相信渐进式的改良，相信社会发展的自发秩序；保护人的自然权利，控制政府对自然秩序的人为干预，以保障个人和市场的自由。
在英国启蒙运动中，人性胜于理性，这就引出了一种平等主义的观点：人性是所有人所共有的自然天性，即使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斯密在《国富论》中把“普遍利益”推及到了“国家”的概念，认为国家的财富并非是衡量其力量的指标，而是组成这个国家的人民[5]。斯密的观点是划时代的，它打破了对穷人的传统偏见，即认为应当让底层阶级保持贫困，只有这样他们才会为了温饱而勤奋工作。对底层阶级的同情和善意，使人們开始关注穷人的苦难境遇，催生了大量的民间慈善组织，也使英国成为第一个、也是长期以来唯一一个拥有国家贫困救济体系的国家。
英国启蒙运动，从哲学理念到社会实践，都基于并进一步发展了其道德哲学传统，以此整合了新兴的理性和传统的宗教，使二者作为道德同盟从属于道德哲学。“道德感”从个人情感出发，形成普遍的“社会美德”，从而联结、平衡并协调了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因而，英国人一方面珍视个人的自由，另一方面又重视社会的普遍利益；既追求财富的增长，又关注穷人的苦难。英国启蒙运动的时代被称为“仁爱的时代”，虽然没有法国启蒙运动“理性的时代”那么雄心壮志、波澜壮阔，但显得更为务实和人性，更符合英国冷静而审慎的性格和传统，同时也更利于完成英国现代化转化过程中物质改善和道德提升的历史任务。 （二）法国启蒙运动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法国大革命》中以本国知识分子在政府中扮演的角色来解释英法启蒙运动的差异：在英国，作为政策理论家的知识分子和政府管理者是相互合作的关系，一方提出新的理论，另一方根据实际经验修正这些理论或限定它们的范围；在法国，这两者是完全分离的，法国哲人很难对管理者的实际政策产生影响，因而他们一方在理论上提出好的政策而不考虑实际的应用，另一方则根据需要而不是理论实施必要的措施[6]139-148。这种在政治上缺乏影响力的地位反而使法国哲人不受现实的约束，更加大胆而自由地思考和推广抽象的理论原则，但另一方面这些理论在遭遇现实问题时往往又容易陷入深刻的矛盾中。
如果说英国启蒙运动是一场渐进的社会改良运动，那么法国启蒙运动则是一场渴望改天换地的革命运动，它立志要建立一个全新的理想世界，这个理想世界的最高准则就是理性。宗教作为旧传统的代表，理性的对立面，成为法国启蒙运动的头号敌人，遭到了哲人们最严酷无情的批判。哲人们希望通过启蒙运动，解放被基督教束缚、处于蒙昧状态下的民众的崇高理想，但矛盾的是他们又时常流露出对普通民众的不信任，认为他们“太白痴—野蛮—太可怜，而且太忙”，而不能被启蒙，普通人需要一位“上帝、造物主、统治者、优胜者、报复者”来对他们进行约束，“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有必要造出一个来。”[7]这种对待基督教和理性矛盾的态度，正是法国启蒙运动理论原则和现实传统分离的结果。理论上，哲人们坚信打破宗教迷信、树立理性权威能使这个时代的人变得更聪明、更高尚、更幸福；但现实中，他们却发现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拥有或愿意接受理性权威，而基督教传统更是深深扎根于普通民众之中。法国哲人对基督教传统的犀利批判固然给人一种畅快淋漓之感，但他们无视基督教一千年来对欧洲文明的奠基和塑造作用，也无视法国民间对基督教的情感和精神需求，使得他们的批判显得肤浅且非理性。這种过于急切的反传统态度也使他们对自身反思不足，最终在本质上法国人终究没有冲破崇拜权威的传统，不过是以理性的新权威替代了宗教的旧权威。
对于这种过于“高贵”而不具有普遍性的理性的偏爱，还导致了哲人们对自由的矛盾态度在观念上向往自由，却在制度上偏爱专制。许多法国哲人都曾遭遇过审查、监禁和流亡避难，因此他们普遍渴望自由的宗教和政治氛围。然而在政治和社会实践中，哲人们却表达出对“开明专制”和“普遍意志”的偏爱和崇尚，认为睿智开明的君主是普遍意志的代表，必须保障其基于理性的道德和政治权威。托克维尔在总结大革命时曾明确表明对开明专制的支持：“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6]2在法国，自由仅被限于市场。法国人矛盾地认定一个有力的政府、拥有绝对权利的君主，即开明专制，是确立经济自由环境的必要保障。
这场意欲改天换地的思想和社会革命运动，却最终没有脱离法国对某种一手遮天权威力量崇尚的传统。于是他们一边奋力打破宗教权威，一边又建立起理性权威；一边渴望着自由民主，一边又以专制来保障自由。“……他们在不知不觉中继承了旧制度的大部分思想、观念与习惯……他们利用旧制度的砖石建造了新社会的大厦，尽管他们并不是要故意如此。”[6]5在付出沉重代价之后，法国人意识到彻底的摧毁和重建非但不是捷径，反而是死胡同。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既赞美了法国人的革命激情和理想，又深刻反思了他们天马行空的理想主义。这种脱离实际的理想虽然废除了法国人痛恨的旧制度，却使他们错失了对旧制度进行深刻而缓慢的改良的机会，到头来反而使他们在潜藏的未经改良的旧制度的影响下逐渐偏离了起初的目标。无论目标和理想是多么正确和高尚，无视传统、意欲与历史割断仍是一种简单粗暴且往往事与愿违的变革方式，法国启蒙运动和大革命正揭示了理论理想与现实传统之间这种不可分割的联系。
二、英法启蒙运动对中国现代化转化的启示
近代以来，对启蒙的渴求，使众多中国人痛心疾首地看到了自己传统文化的弊端，近代西方国家的成功转型和迅速崛起更是为中国启蒙者提供了奉行西学的理据。一时间，西学盛行，传统文化受到巨大冲击。这种极端的方式断送了启蒙精神转化为中华民族内在价值的可能性，因为没有充分的本土价值作为消化这套外来资源的基础，这导致了中国启蒙运动屡屡受挫，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模式在中国的实验问题重重。
对西方不同国家启蒙运动的对比研究，对中国启蒙运动和现代化转化有着非常有价值的借鉴作用。首先，英法启蒙运动的差异性研究打破了对启蒙和现代化的模式化认识，使对当下处境的探索更加符合本国实际的现代化路径。其次，英法两国的启蒙运动和现代化道路极具代表性，一个是在沿袭传统的基础上所进行的渐进式的改革，另一个是在打破传统的基础上所进行的突进式的革命。虽然两种模式都在本国特定的历史处境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但就启蒙运动和传统文化的关系这一方面而言，英国启蒙运动和现代化转型所遭遇的阻力较小，连续性强，发展较为顺利，这与英国充分继承和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密切相关。而法国启蒙运动和大革命以对传统的敌视和叛逆开始，却以无意识的回归告终，其过程的反复和曲折则从反面显示出传统在社会转型和新文化塑造中不可抗拒的强大力量。第三，英国启蒙运动对传统的利用和发展为儒学的现代转型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范例。英国并没有将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相反，传统成为了实现现代转化的必要资源。英国的道德哲学传统不仅整合了新兴的理性精神和传统的宗教信仰，更从中发展出了之后成为现代英国经济和政治制度基石的英国式自由主义传统。当代中国的历史处境和启蒙时期的英国有着几分相似，都有着丰富的道德哲学传统，都在经历了一系列改革后处在一个比较稳定且宽容的社会环境中。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如何整合现代精神和传统价值，如何利用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从中发展出新的现代传统，从而实现“中国式”而非“西方中心主义”的启蒙和现代化，将是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参考文献：
[1][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谢宗林，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2][英]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M].席代岳，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4：380-383.
[3][英]大卫·休谟.英国史III[M].刘仲敬，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2：134-135.
[4]崔凌.基督教在西方现代转型中的解构和重构[J].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55-59.
[5][英]亚当·斯密.国富论[M].谢祖钧，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7：8.
[6][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M].陈玮，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7][美]格特鲁德·西梅尔法布.现代性之路：英法美启蒙运动之比较[M].齐安儒，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