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曰“知耻近乎勇”，孟子亦曰“人不可以无耻”，顾炎武更是将“士大夫无耻”提升到“是为国耻”的高度，可见，人，尤其是知识人，理应知耻而不能无耻。
　　一个人行为不端，做了错事，这是很丢人的；但只要知道羞耻，勇于改过，那就可以得到人们的谅解，找回做人的尊严。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真的那么在乎羞耻或者说那么知耻么，尤其是那些读过书，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士大夫”？恐怕未必，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不知耻的人实在是太多了。知耻原本是一种自省的行为，然而对于一些缺乏自省力，缺乏忏悔意识的人来说，对于自己的错误乃至恶行，从来都是讳莫如深，竭力掩盖；即使被发现了，还少不了借口推脱，强词夺理，甚而将痈疽说成宝贝。士大夫虽然口口声声“吾日三省吾身”，但那只是說说而已；自古以来，所谓的“教化”往往是对下不对上、对人不对己。因此，要想真的如孔夫子所言，做到“知耻近乎勇”实属不易。历朝历代，那些“成大事”者，有几个知耻的？于是“不知耻近乎成”，倒成了社会普遍认同的信条。“学而优则仕”，学不优怎么办？照样可以入仕——买官嘛，而且买官不叫买，叫“捐官”，多好听。不仅可以捐官，还可以“捐监”，即买个监生，也就是现在通行的买文凭买证书。古人将“买”文饰为“捐”，说明还知道点儿好歹，再往后则连这块薄薄的遮羞布也不要了。
　　不过，如今摆在人们面前的路毕竟较古代多得多，所谓“成”不一定非得做官，即使买来个硕士博士也未必能“成”；不过，若想成名、成家、成功，途径倒是多了去了，“不知耻”则是一个基本途径，乃至到了不可或缺的地步。再加上“成功人士”的标准亦越来越高，没成名成家的，不择手段地成名成家，业已成名成家的还得费尽心机成大名成大家，成了大家还得成大师，不知耻的程度也就到了恬不知耻的地步。既然顾炎武先生认为“士大夫无耻是为国耻”，那我们就先不说其他领域，就谈谈文化领域知识界吧！所谓成名就是要让人们知道，知道的人越多知名度就越高，然而，对于有着礼制传统的中国，莫过于首先让上位者，抑或说肉食者知道。诸子周游列国不就是为了让各国君王知道，从而闻达于诸侯么？要让上位者知道并获得上位者的认可，自然就得符合并迎合上位者的心理需求。细论起来，孔夫子的确是个迂夫子，竟不知道他的学说只适宜大一统的专制政权，并不适合诸侯争霸，结果处处碰壁，直到死后三百年多年才遇明主，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张仪、苏秦之流就不同了，他们分别以各家学说来试探君王，“按需分配”，哪一款实用就进献哪一款，于是，这才有了“用武之地”，最后终于成功。这就叫“识时务者为俊杰”，从而位极人臣，拜将拜相，不仅名闻天下还名垂青史。
　　由此可见，“成”之要诀在于迎合上位者的需要，这似乎是千百年来中国的知识人最为宝贵的经验。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一个个更是学会了跟形势赶时髦，时刻观察“动向”，以决定自己的取舍。至于自身的知识与学术，那都是次要的，遑论什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了。多年来人们习惯以“左”和“右”来区分是非，其实作为一种思想，尤其是在学术研究的范畴里，“左”也好“右”也好，都有充分的言论空间。只要是自己的独立见解，且言之有据言之成理，就有其存在的价值。但如果为功利所驱，曲学阿世，时而“左”时而“右”，抑或“左”时髦时趋“左”，“右”时髦时趋“右”，抑或逢“左”言“左”，逢“右”言“右”，就不能不令人鄙视了。当然，想引起注目获得青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怎么办？那就把动静搞大点儿，犹如一匹长嘶扬蹄的“黑马”。然而，当他沿着自己的路一路狂奔时，忽然发现并未获得多少好处时，便立马转向递上投名状。倘若口袋里再有俩银子，那就更好办了，可以出书可以开研讨会可以获取各种级别的奖项。可以自吹也可以找人吹，什么“思想家”“艺术家”啦，什么创立了这“学”那“学”啦，反正吹牛不纳税；不仅不纳税，吹久了还真有人信，先前买路的那点儿银子，也就大把大把地捞回来了。这就叫名利双收，至于其创作或研究中究竟有多少独创多少新意，恐怕稍有常识的人都会嗤之以鼻。这里丢失的不仅仅是学术品格，连人格也令人不敢恭维；因为倘用学术研究来进行政治投机，那实在是太不知耻了。
　　人人都知道偷窃可耻，可孔乙己却认为“窃书”不能算偷，时至今日抄袭剽窃也就都不能算偷了。成名之前，硕士论文博士论文都可以抄，成名之后，有了话语权剽袭的胆子就越发大了。移动鼠标，点击、复制、粘贴，几十万数百万字，什么样的“巨著”写不出来？为了成名，一度标新立异，以获“轰动效应”；效果不理想，立即跟风转向，改换门庭。什么创作、什么学术、什么思想，其立足点无非落在一个“利”字上。不知耻近乎成，怕只怕到了最后，画虎不成反类犬，黑马原来是黔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