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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项橐这一人物因七岁时曾被圣人孔子叩而师之而家喻户晓，奈何情深不寿，过慧易折，十龄而逝，从此脱凡入圣，成为了得道仙真的太极道者鬼圣。项橐的生命历程短小而富有传奇色彩，死后更是以神的形象活跃在民俗和道教文化中，本文试图通过对与项橐历史资料和神话传说的探索，梳理一个较为真实的项橐的历史形象与神化过程。
关键词：孔子；历史形象
项橐作为圣人之师而为世人所熟知，多半要算做《三字经》的功劳，“昔仲尼，师项橐，古圣贤，尚勤学”，作为识字启蒙工具的《三字经》，让许多国人在未开化的孩童时代就记住了项橐这个名字。
一、项橐存在的真实性
《战国策·秦策五》中的《文信侯欲攻赵以广河间》一文：“甘罗曰：夫项橐生七岁为而为孔子师，今臣生十二岁于兹矣！君其试臣，奚以遽言叱也？”⑴82记载了孔子拜项橐为师一事，但是至于孔子为什么要拜项橐为师，并没有交代。在司马迁《史记》的《樗里子甘茂列传》中也有和《战国策》几乎相同的记载：“甘罗曰：大项橐生七岁为孔子师。今臣生十二岁于兹矣，君其试臣，何遽叱乎？”⑵1784这里称项橐为大项橐，司马贞的索引解释为“尊其道德”，但是这个解释是存在争议的，这就要提到《论语·子罕第九》中的一句话：“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刘师培《左盦外集·达巷党人考》云：“汉儒以项橐释达巷党人者，以大项即达巷转音。”⑶7这里刘师培引汉儒的观点认为大项是达项的转音，项橐以地为氏，故大项橐即达巷橐。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有着与之相应的一条记载：“达巷党人童子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⑵1518引《集解》：“郑玄曰：达巷者，党名。五百家为党。此党之人美孔子博学道艺，不成一名而已。”⑵1518《史记》的记载在《论语》的基础上多了童子两个字，这令达巷党人与项橐的形象更加接近。《汉书·董仲舒传》载：“臣闻良玉不瑑，资质润美，不待刻瑑，此亡异于达巷党人不学而自知也。”⑶7颜师古注引孟康曰：“人，大项橐也。”⑶7。关于这一点刘师培先生在文中给出了分析：“孟《注》大项橐，今本易大为人，尤为乖舛。盖橐为其名，达巷则以地为氏，言有转歧，则为大项。”⑶7由此来看来，达巷党人即是项橐。钱穆先生《先秦诸子系年·孔鲤颜回卒年考》中附录的《项橐考》一文在刘师培先生的观点上进行了进一步的总结：“殆古人实有项橐，即达巷橐，又云大项橐，其人聪慧不寿如颜回，或年辈亦与颜回相上下，而未及于孔子之门，而孔子必有所称赏之，于是后人遂有项橐七岁为孔子师之说。”⑷62那么项橐确是真实存在于历史的，果真与孔子有所接触的，并不单是传说中的人物，真实地存在于孔子所生活的时代。
二、项橐七岁为孔子师的神话加持与真实性
除了《战国策》中所载的项橐七岁为孔子师之外，刘向《新序》，王充《论衡·实知篇》皆有相似的记载，但都仅仅是提及，作为一个简单的案例来充实论述，并没有详细的说明事情的经过，唯独在《淮南子·说林训》中有这样一条线索：高诱注“项托年七岁，穷难孔子而为之作师。”⑸294从这条记载可以看出，孔子拜项橐为师的原因是“穷难”，即理屈，从字面上推测，应当是孔子在交流过程中遇到了无法反驳或解释的问题，故穷难而拜项橐为师。清代学者俞正燮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他的《癸巳类稿》中的《项橐考》一篇中将这条《说林训》注解的内容同《列子·汤问》记载的两小儿辩日的故事进行了比对，认为两小儿辩日中最后“两小儿笑曰：熟为汝多智乎？是穷难。”⑹19，“说林不考修务而云穷难，不悟穷难者。孔子并未听其言，何以为师？”⑹19，俞正燮认为如果是穷难这种情况，则完全可以拿两小儿辩日的事情来做参考，如果仅仅是让孔子穷难，那么孔子并没有足够的理由去拜项橐为师，因此高诱所注的内容并不能完全成立，以穷难解释孔子拜师项橐的原因有些过于牵强了。
俞正燮的《项橐考》所引用的材料，还有一条值得注意的：“嵇康高士传云孔子问项托曰：‘居何在？’曰：‘万流屋是也。’见文选《公宴诗》注。”这里的嵇康高士传，当指的是嵇康作传，周续之作注的《圣贤高士传》，早已亡佚，清代学者严可均重新整理佚文重新辑录，收录在《全三国文》中。俞所引的那一条材料严可均作案云：“周续之注仅存此条”后引周续之注曰：“《汉书·董仲舒传》云：‘此亡异于达巷党人不学而自知也。’孟康曰：‘人，项橐也。’。”这是全书唯一一处遗留下来的周注，周续之也是认同项橐即为达巷党人的。钱穆先生所作的《项橐考》之中也收录了一条来源于嵇康《圣贤高士传》的材料：“嵇康《高士传》乃云：‘大项橐与孔子俱学于老子。’”⑷62经过笔者考证，这条记载并不见于严可均辑佚的《圣贤高士传》，想必是严氏之疏，又加研究，发现这条记载出自于隋杜台卿的《玉烛宝典》引自《高士传》的，全文如下：“大项橐与孔子具学于老子。俄而大项为童子，推蒲车而戏。孔子候之，遇而不识。”看了这段记载不免让人联想起汉石画像和汉代壁画中的孔子见老子像的场景，孔子与老子相向而立，中间一童子推蒲车而戏，关于画像中的孔子是何人一直存在争议，是否可以以这条材料来论证画中童子的身份，笔者认为并不稳妥，首先孔子见老子的汉石画像普遍年代大多为东汉，固然是要早于《圣贤高士传》的，这种说法是从汉石画像中聯想而来，还是早就存在于民间的传说之中，我们不得而知，因此还不能妄下定论，但是这条记载当是能为童子即项橐这层观点加上几分了；其次，根据目前对汉石画像的研究，汉石画像所表现的内容，大多是当时俗民对死后灵魂世界和神仙世界的构想，近现代学者对孔子见老子汉石画像的解读，也多看重其神话色彩，当时老子项橐及孔子的诸多弟子已带有着浓重的道教神仙色彩，且孔子见老子像在排列时，常同仙人六博等神话题材的画像石一同出现，难免让人猜测孔子老子相见的场景是否在当时也是一种流行的神话传说，而这幅画像本身又带有着浓厚的神话意义，所以才出现了这个“项橐”的形象，当然这些也只是猜测。
根据上面的推想，可见项橐这个人物的历史形象，始终是伴随着民间传说故事和神话色彩的，令人难免怀疑严可均遗漏的那一则记载，是否也来源自民间传说，而这种传说，至隋唐时代则衍生出了完整的故事体系，也成为现如今广为流传的“孔子拜师项橐”故事的本来面目。在敦煌出土的文学传本中抄本最多的，就是《孔子项托相问书》了，目前已知的汉文写卷有十六卷之多，此外还有三卷用藏文写成，由王重民先生主编的《敦煌变文集》的卷七中，根据现有的这十几种抄本排比校对后整理出一篇完整的《孔子项托相问书》，后世流传的关于孔子拜师项橐的各种传说，基本都能在其中找到源头，如“孔子绕城而行”“君子不博戏”等等。文章开头交代了孔子与项橐相遇的时间：“昔者夫子东游，行至荆山之下，路逢三箇小儿。二小儿作戏，一小儿不作戏。”⑺233，之后夫子便和其中那个不作戏的小儿，也就是项橐展开了辩斗，辩斗的内容从何以不作戏到何以不避车再到生活常识、天文地理、自然万物等等，每一次孔子抛出难题，项橐总能引经据典从容应对，每每把夫子逼得穷难，竟无言以对，这里引其中一段为例：“夫子曰：‘吾以汝平却山高，塞却江海，除却公卿，弃却奴婢，天下荡荡，岂不平乎？’小儿答曰：‘平却高山，兽无所依，塞却江海，鱼无所归；除却公卿，人作是非；奕却奴婢，君子使谁？’”⑺234最后夫子感慨：“善哉，善哉，方知后生可畏吾衰矣。”⑺234，故事的最后，夫子竟然恼羞成怒，找到了项橐读书的石堂，将他“拔刀撩乱斫”，残忍的杀害之后，项橐死而未死，化成石人生成百尺苍竹，孔子惶恐，将项橐供奉于庙堂。 这篇故事看起来荒诞，但联系上其时代，实际上所反映的，既是当时民间流传的关于项橐与孔子传说的简单汇总，也是六朝以来激烈的思想流派冲突的表现，儒术之不尊伴随着孔子形象的轰塌，由圣化走向魔化，因此在故事中被刻画成一个残忍刁钻的小人，这是关于项橐难孔子的古老传说的时代化，也是项橐个人神化入圣后对于项橐神祗形象的崇拜表现。
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愈向后发展的历史之中，孔子拜项橐为师这一事件的神话色彩就愈加浓重，甚至衍生出许多毫无根据的夸张荒诞的怪说来，就像顾颉刚先生“层累造成的中国古史”这一观点一样，包裹在事件本身上的外衣愈加厚实，人物形象也愈加丰满，要还原的难度也就越大，所附着的东西越少，可能就越接近真相。因此在笔者看来，前文引用的钱穆先生的观点是值得认同的：项橐因聪慧而受孔子赏识，却短寿早逝，为后人惋惜，遂有七岁为孔子之师一说。
三、关于项橐人物形象的神化
项橐完成从神童到神祗形象的转变，钱穆先生在《项橐考》中给出了解释：“《天中记》引《图经》云：‘橐，鲁人，十岁而亡，时人尸而祝之，号小儿神’”（又说明人董斯张《广博物志》载：“时人尸而祝之，号小儿神”难见其文本，无从分辨，故两说并列。）但实际上，项橐的神祗身份在民间和道教文化之中，是以两种完全不同的形象在发展的。
在民间，项橐扮演了求雨祈福、保丰收成的社稷神形象，在今山东省日照市岚山区的圣公山，相传是项橐的家乡，至今仍留有供奉着项橐的庙宇——圣公庙，建置为东西排列相互连通的三个院落，和常见的土地庙形制相似，中院大殿供奉项橐和项母亲，旁院则供奉着火神、牛马神等，近现代重修圣公庙，改名为七和寺，将原本供奉着的诸神除了圣公项橐外改換成三皇和福禄寿三星，让这座庙宇变得面目全非，项橐在当地所扮演的土地神角色，也就荒废了。除了日照的圣公庙，其他地方也有许多专门供奉项橐的庙宇，明人黄瑜的《双槐岁钞》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正统改元之春，郡国多蝗。三月，有制分命大臣捕之。工部右侍郎邵旻往保定，至府西北四十五里为满城县，县之南门有先圣大王祠，父老言往岁遇蝗，祷之立应。时天久不雨，蝗生遍野，捕之愈盛。旻乃如父老言，帅郡县吏斋沐祷于祠下。旬月间，蝗果殄息，乃勒石以章神功。神姓项氏名讬，周末鲁人，年八岁，孔子见而奇之。十岁而亡，时人尸而祝之，号‘小儿神’”。⑻109这也正与上文提到的《孔子项托相问书》中所描述的“州县分明置明堂”相契合了，项橐在民间的神话形象由此可见一斑，成为了为世人所普遍接受的一种民间信仰。
而在道教神话中，项橐则被不断地“再塑造”，除了民间流传的近似于土地神职能的普遍信仰，汉晋之际更是被进一步地神话，据南朝陶弘景整理的道教神谱《真灵位业图》记载，项橐列第三级神的左位之末，地位相当崇高，北周成书的道教典籍《无上秘要》记载的“得道真人名品”中也有项橐的名字，此时的项橐，俨然已经脱离了普通神祗和民间崇拜的范畴，成为了道教神谱文化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成为了一种更为高级的信仰对象。
项橐作为神祗，同时以两种形象活动在历史中，一种济世普渡，是人们生活中举头三尺的民俗神明，而另一种则被塑之金身，崇之高位，成为了道教诸神之一，是仅有道门才会崇拜的专门信仰，甚至还在特殊时期成为了道教文化用来排除异己，污贬孔子的牺牲品。但最终，两种形象殊途同归，共同完成了对项橐神明形象的塑造，以及两汉以来对项橐信仰的传承。
综上来看，项橐的人物形象在神话色彩的衬托下显得立体丰满，然而历史上所留下的真实形象，却显得有些空虚单薄。一个幼龄夭折的孩童，却能够成为历史上延续了千年之久的崇拜对象，令我们不得不佩服古人丰富的想象力和对传奇的塑造能力，让文献中仅见只言片语的项橐一次又一次地以新的形象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没有随着历史的洪流而被人遗忘。
参考文献：
[1]刘向编：《战国策》，贺伟、侯仰军校点，济南：齐鲁书社，2005年.
[2]司马迁撰：《史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引、张守节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3]刘师培撰：《左盦外集》，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08年.
[4]钱穆撰：《钱宾四先生全集》第四卷《先秦诸子系年》，台湾：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
[5]高诱注：《淮南子注》，上海：上海书店，1966年.
[6]俞正燮撰：《癸巳类稿》，清道光十三年求日益斋刻本.
[7]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
[8]黄瑜撰：《双槐岁钞》，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
[9]姜生：《鬼圣项橐考》，《敦煌学辑刊》2015年02期.
[10]伏俊琏：《孔子项诧相问书体制探源》，《敦煌学辑刊》2005年03期.
关键词：孔子；历史形象
项橐作为圣人之师而为世人所熟知，多半要算做《三字经》的功劳，“昔仲尼，师项橐，古圣贤，尚勤学”，作为识字启蒙工具的《三字经》，让许多国人在未开化的孩童时代就记住了项橐这个名字。
一、项橐存在的真实性
《战国策·秦策五》中的《文信侯欲攻赵以广河间》一文：“甘罗曰：夫项橐生七岁为而为孔子师，今臣生十二岁于兹矣！君其试臣，奚以遽言叱也？”⑴82记载了孔子拜项橐为师一事，但是至于孔子为什么要拜项橐为师，并没有交代。在司马迁《史记》的《樗里子甘茂列传》中也有和《战国策》几乎相同的记载：“甘罗曰：大项橐生七岁为孔子师。今臣生十二岁于兹矣，君其试臣，何遽叱乎？”⑵1784这里称项橐为大项橐，司马贞的索引解释为“尊其道德”，但是这个解释是存在争议的，这就要提到《论语·子罕第九》中的一句话：“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刘师培《左盦外集·达巷党人考》云：“汉儒以项橐释达巷党人者，以大项即达巷转音。”⑶7这里刘师培引汉儒的观点认为大项是达项的转音，项橐以地为氏，故大项橐即达巷橐。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有着与之相应的一条记载：“达巷党人童子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⑵1518引《集解》：“郑玄曰：达巷者，党名。五百家为党。此党之人美孔子博学道艺，不成一名而已。”⑵1518《史记》的记载在《论语》的基础上多了童子两个字，这令达巷党人与项橐的形象更加接近。《汉书·董仲舒传》载：“臣闻良玉不瑑，资质润美，不待刻瑑，此亡异于达巷党人不学而自知也。”⑶7颜师古注引孟康曰：“人，大项橐也。”⑶7。关于这一点刘师培先生在文中给出了分析：“孟《注》大项橐，今本易大为人，尤为乖舛。盖橐为其名，达巷则以地为氏，言有转歧，则为大项。”⑶7由此来看来，达巷党人即是项橐。钱穆先生《先秦诸子系年·孔鲤颜回卒年考》中附录的《项橐考》一文在刘师培先生的观点上进行了进一步的总结：“殆古人实有项橐，即达巷橐，又云大项橐，其人聪慧不寿如颜回，或年辈亦与颜回相上下，而未及于孔子之门，而孔子必有所称赏之，于是后人遂有项橐七岁为孔子师之说。”⑷62那么项橐确是真实存在于历史的，果真与孔子有所接触的，并不单是传说中的人物，真实地存在于孔子所生活的时代。
二、项橐七岁为孔子师的神话加持与真实性
除了《战国策》中所载的项橐七岁为孔子师之外，刘向《新序》，王充《论衡·实知篇》皆有相似的记载，但都仅仅是提及，作为一个简单的案例来充实论述，并没有详细的说明事情的经过，唯独在《淮南子·说林训》中有这样一条线索：高诱注“项托年七岁，穷难孔子而为之作师。”⑸294从这条记载可以看出，孔子拜项橐为师的原因是“穷难”，即理屈，从字面上推测，应当是孔子在交流过程中遇到了无法反驳或解释的问题，故穷难而拜项橐为师。清代学者俞正燮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他的《癸巳类稿》中的《项橐考》一篇中将这条《说林训》注解的内容同《列子·汤问》记载的两小儿辩日的故事进行了比对，认为两小儿辩日中最后“两小儿笑曰：熟为汝多智乎？是穷难。”⑹19，“说林不考修务而云穷难，不悟穷难者。孔子并未听其言，何以为师？”⑹19，俞正燮认为如果是穷难这种情况，则完全可以拿两小儿辩日的事情来做参考，如果仅仅是让孔子穷难，那么孔子并没有足够的理由去拜项橐为师，因此高诱所注的内容并不能完全成立，以穷难解释孔子拜师项橐的原因有些过于牵强了。
俞正燮的《项橐考》所引用的材料，还有一条值得注意的：“嵇康高士传云孔子问项托曰：‘居何在？’曰：‘万流屋是也。’见文选《公宴诗》注。”这里的嵇康高士传，当指的是嵇康作传，周续之作注的《圣贤高士传》，早已亡佚，清代学者严可均重新整理佚文重新辑录，收录在《全三国文》中。俞所引的那一条材料严可均作案云：“周续之注仅存此条”后引周续之注曰：“《汉书·董仲舒传》云：‘此亡异于达巷党人不学而自知也。’孟康曰：‘人，项橐也。’。”这是全书唯一一处遗留下来的周注，周续之也是认同项橐即为达巷党人的。钱穆先生所作的《项橐考》之中也收录了一条来源于嵇康《圣贤高士传》的材料：“嵇康《高士传》乃云：‘大项橐与孔子俱学于老子。’”⑷62经过笔者考证，这条记载并不见于严可均辑佚的《圣贤高士传》，想必是严氏之疏，又加研究，发现这条记载出自于隋杜台卿的《玉烛宝典》引自《高士传》的，全文如下：“大项橐与孔子具学于老子。俄而大项为童子，推蒲车而戏。孔子候之，遇而不识。”看了这段记载不免让人联想起汉石画像和汉代壁画中的孔子见老子像的场景，孔子与老子相向而立，中间一童子推蒲车而戏，关于画像中的孔子是何人一直存在争议，是否可以以这条材料来论证画中童子的身份，笔者认为并不稳妥，首先孔子见老子的汉石画像普遍年代大多为东汉，固然是要早于《圣贤高士传》的，这种说法是从汉石画像中聯想而来，还是早就存在于民间的传说之中，我们不得而知，因此还不能妄下定论，但是这条记载当是能为童子即项橐这层观点加上几分了；其次，根据目前对汉石画像的研究，汉石画像所表现的内容，大多是当时俗民对死后灵魂世界和神仙世界的构想，近现代学者对孔子见老子汉石画像的解读，也多看重其神话色彩，当时老子项橐及孔子的诸多弟子已带有着浓重的道教神仙色彩，且孔子见老子像在排列时，常同仙人六博等神话题材的画像石一同出现，难免让人猜测孔子老子相见的场景是否在当时也是一种流行的神话传说，而这幅画像本身又带有着浓厚的神话意义，所以才出现了这个“项橐”的形象，当然这些也只是猜测。
根据上面的推想，可见项橐这个人物的历史形象，始终是伴随着民间传说故事和神话色彩的，令人难免怀疑严可均遗漏的那一则记载，是否也来源自民间传说，而这种传说，至隋唐时代则衍生出了完整的故事体系，也成为现如今广为流传的“孔子拜师项橐”故事的本来面目。在敦煌出土的文学传本中抄本最多的，就是《孔子项托相问书》了，目前已知的汉文写卷有十六卷之多，此外还有三卷用藏文写成，由王重民先生主编的《敦煌变文集》的卷七中，根据现有的这十几种抄本排比校对后整理出一篇完整的《孔子项托相问书》，后世流传的关于孔子拜师项橐的各种传说，基本都能在其中找到源头，如“孔子绕城而行”“君子不博戏”等等。文章开头交代了孔子与项橐相遇的时间：“昔者夫子东游，行至荆山之下，路逢三箇小儿。二小儿作戏，一小儿不作戏。”⑺233，之后夫子便和其中那个不作戏的小儿，也就是项橐展开了辩斗，辩斗的内容从何以不作戏到何以不避车再到生活常识、天文地理、自然万物等等，每一次孔子抛出难题，项橐总能引经据典从容应对，每每把夫子逼得穷难，竟无言以对，这里引其中一段为例：“夫子曰：‘吾以汝平却山高，塞却江海，除却公卿，弃却奴婢，天下荡荡，岂不平乎？’小儿答曰：‘平却高山，兽无所依，塞却江海，鱼无所归；除却公卿，人作是非；奕却奴婢，君子使谁？’”⑺234最后夫子感慨：“善哉，善哉，方知后生可畏吾衰矣。”⑺234，故事的最后，夫子竟然恼羞成怒，找到了项橐读书的石堂，将他“拔刀撩乱斫”，残忍的杀害之后，项橐死而未死，化成石人生成百尺苍竹，孔子惶恐，将项橐供奉于庙堂。 这篇故事看起来荒诞，但联系上其时代，实际上所反映的，既是当时民间流传的关于项橐与孔子传说的简单汇总，也是六朝以来激烈的思想流派冲突的表现，儒术之不尊伴随着孔子形象的轰塌，由圣化走向魔化，因此在故事中被刻画成一个残忍刁钻的小人，这是关于项橐难孔子的古老传说的时代化，也是项橐个人神化入圣后对于项橐神祗形象的崇拜表现。
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愈向后发展的历史之中，孔子拜项橐为师这一事件的神话色彩就愈加浓重，甚至衍生出许多毫无根据的夸张荒诞的怪说来，就像顾颉刚先生“层累造成的中国古史”这一观点一样，包裹在事件本身上的外衣愈加厚实，人物形象也愈加丰满，要还原的难度也就越大，所附着的东西越少，可能就越接近真相。因此在笔者看来，前文引用的钱穆先生的观点是值得认同的：项橐因聪慧而受孔子赏识，却短寿早逝，为后人惋惜，遂有七岁为孔子之师一说。
三、关于项橐人物形象的神化
项橐完成从神童到神祗形象的转变，钱穆先生在《项橐考》中给出了解释：“《天中记》引《图经》云：‘橐，鲁人，十岁而亡，时人尸而祝之，号小儿神’”（又说明人董斯张《广博物志》载：“时人尸而祝之，号小儿神”难见其文本，无从分辨，故两说并列。）但实际上，项橐的神祗身份在民间和道教文化之中，是以两种完全不同的形象在发展的。
在民间，项橐扮演了求雨祈福、保丰收成的社稷神形象，在今山东省日照市岚山区的圣公山，相传是项橐的家乡，至今仍留有供奉着项橐的庙宇——圣公庙，建置为东西排列相互连通的三个院落，和常见的土地庙形制相似，中院大殿供奉项橐和项母亲，旁院则供奉着火神、牛马神等，近现代重修圣公庙，改名为七和寺，将原本供奉着的诸神除了圣公项橐外改換成三皇和福禄寿三星，让这座庙宇变得面目全非，项橐在当地所扮演的土地神角色，也就荒废了。除了日照的圣公庙，其他地方也有许多专门供奉项橐的庙宇，明人黄瑜的《双槐岁钞》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正统改元之春，郡国多蝗。三月，有制分命大臣捕之。工部右侍郎邵旻往保定，至府西北四十五里为满城县，县之南门有先圣大王祠，父老言往岁遇蝗，祷之立应。时天久不雨，蝗生遍野，捕之愈盛。旻乃如父老言，帅郡县吏斋沐祷于祠下。旬月间，蝗果殄息，乃勒石以章神功。神姓项氏名讬，周末鲁人，年八岁，孔子见而奇之。十岁而亡，时人尸而祝之，号‘小儿神’”。⑻109这也正与上文提到的《孔子项托相问书》中所描述的“州县分明置明堂”相契合了，项橐在民间的神话形象由此可见一斑，成为了为世人所普遍接受的一种民间信仰。
而在道教神话中，项橐则被不断地“再塑造”，除了民间流传的近似于土地神职能的普遍信仰，汉晋之际更是被进一步地神话，据南朝陶弘景整理的道教神谱《真灵位业图》记载，项橐列第三级神的左位之末，地位相当崇高，北周成书的道教典籍《无上秘要》记载的“得道真人名品”中也有项橐的名字，此时的项橐，俨然已经脱离了普通神祗和民间崇拜的范畴，成为了道教神谱文化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成为了一种更为高级的信仰对象。
项橐作为神祗，同时以两种形象活动在历史中，一种济世普渡，是人们生活中举头三尺的民俗神明，而另一种则被塑之金身，崇之高位，成为了道教诸神之一，是仅有道门才会崇拜的专门信仰，甚至还在特殊时期成为了道教文化用来排除异己，污贬孔子的牺牲品。但最终，两种形象殊途同归，共同完成了对项橐神明形象的塑造，以及两汉以来对项橐信仰的传承。
综上来看，项橐的人物形象在神话色彩的衬托下显得立体丰满，然而历史上所留下的真实形象，却显得有些空虚单薄。一个幼龄夭折的孩童，却能够成为历史上延续了千年之久的崇拜对象，令我们不得不佩服古人丰富的想象力和对传奇的塑造能力，让文献中仅见只言片语的项橐一次又一次地以新的形象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没有随着历史的洪流而被人遗忘。
参考文献：
[1]刘向编：《战国策》，贺伟、侯仰军校点，济南：齐鲁书社，2005年.
[2]司马迁撰：《史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引、张守节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3]刘师培撰：《左盦外集》，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08年.
[4]钱穆撰：《钱宾四先生全集》第四卷《先秦诸子系年》，台湾：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
[5]高诱注：《淮南子注》，上海：上海书店，1966年.
[6]俞正燮撰：《癸巳类稿》，清道光十三年求日益斋刻本.
[7]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
[8]黄瑜撰：《双槐岁钞》，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
[9]姜生：《鬼圣项橐考》，《敦煌学辑刊》2015年02期.
[10]伏俊琏：《孔子项诧相问书体制探源》，《敦煌学辑刊》2005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