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清政府为编练新军骑兵，陆军部特地从法国订购了几百匹战马，法国总统不但欣然允诺，而且敦念两国友好邦交，竟然花费12万法郎购买两匹汗血宝马，以乐舞进行驯练，作为礼物赠送给大清皇帝。
　　陆军部所购战马，连同法总统所赠两匹汗血宝马漂洋过海，抵达上海。陆军部派遣唐在礼前往上海点收，并交付裕泰马行运送入都。裕泰马行为英国人达乐士所开，其父曾跟随“洋枪队”司令戈登镇压太平天国，善骑射且勇武可嘉。太平天国被平定后，他在上海静安寺路设裕泰马行。去世后，马行传给儿子，其子擅长相马，有“洋伯乐”之誉，这就是达乐士。光绪帝得到这两匹良驹，异常喜爱，特制金银车。此车为船式马车，锦鞯黄缰，鞍韂鲜明。光绪帝时常驾乘此车出入宫廷。
　　清帝退位后，据说此车落到大总统袁世凯手中。孙中山与黄兴先后入北京商讨民国事宜，袁皆以此车迎接他们。黄兴不仅枪法奇准，且精通骑术，向以爱马著称于世，曾数次在老袁面前啧啧称赞二马之神骏。袁世凯为了笼络黄兴，不惜将二马及全副鞍韂相赠。黄兴得宝马后，欣喜异常，携二马回到上海，常以之为坐骑，爱逾珍璧。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黄兴率军参加讨袁战争，其中一马在南京保卫战中被击毙，黄兴逃亡前，将另一马托付给上海某亲戚，交代他好生照料。但亲戚因为家庭贫困，后来竟将此马卖与马肆，只售得八十银元。马肆老板不知此马底细，用此马驾笨车迎接客人，每在街市闻听音乐，此马则四足踢踏，舞蹈不止。驾车者怀疑此马患有癫狂之症，鞭打不已，时间久了，马左肩肿胀腐烂成疮。驾车人求治于马医，也没有治好。当他牵着病马行经裕泰马行时，碰巧被达乐士见到。达乐士自然识得是法国赠送的汗血舞马，忙询问其所来，驾车者告知始末，达乐士深叹宝马中途沦落，竟不为慧眼所识。他劝说将此马出售于他，驾车人正苦于马疮难治，损失钱财，闻听此言欣然允诺。达乐士从马行中牵出一匹价值百元的洋马同此马交换，驾车人满意而去。
　　宝马终归“伯乐”，达乐士日夕调治，爱护有加，不久疮口治愈，神采更逾往常。达乐士乃以“袁世凯”呼之，此马似有灵性，摇头摆尾。达乐士喜爱异常，视为马行第一号种子马。上海的西洋人要想租赁骑乘此马，必出较常马数倍的价钱方可。
　　1915年袁世凯谋划复辟帝制，赶制龙袍冠冕，年号定为“洪宪”。达乐士深知中国人情物故，他既想把马行做大，又想在帝制新政府中分得一杯羹，于是忙请一位中国友人某君，详细向他叙说此马辗转到自己手中的始末，并附上宝马摄影，让他乞求北洋参政员姚石荃汇报于袁世凯，说自己愿意效法汉代西域向汉武帝贡献天马之故事，将此汗血宝马再次“贡献”给洪宪皇帝，以表“陪臣倾向之忱”。并一再申明此马曾经清帝及袁大总统所乘，不应听其沦落草莽，一来有失帝座尊严，二来如法国知之，亦恐推乌及屋，引起中华不以法国为重之疑。
　　袁世凯得知后，忙命唐在礼验证此马摄影是否属实，果然是自己从前赠送黄兴二宝马之一。袁得此讯大喜，以为这是应符受命之吉兆。沦落多年的故物来归，是为祥瑞，汉武大帝曾招徕天马，如今洋人“进贡”天马，乃预示洪宪王朝将兴的前兆。袁世凯手批“谕旨”，即著“统率办事处收回是马”。参政姚石荃之友侯疑始与达乐士关系亲善，于是托侯去上海与达乐士商议进贡“天马”之事，并向侯透露：袁世凯不想白受贡马，可让达乐士自行索价，表面上天马作为贡品进献于上，上还要颁赏赐物于下，窥探袁世凯之意，可给万金左右。姚还向侯建议：达乐士向袁索价最好是九千五百金，以合“九五”之数。
　　侯疑始到上海后，如姚所言面陈达乐士。达乐士以“九五”之数电传于姚参政。姚“面奏”袁世凯，袁果大喜，传谕：“即令该西贾率马至京，亲诣宫门献进，听候颁给赉金，并将赐宴予勋章，旌其输诚。”
　　达乐士忙找裁缝裁黄缎，赶制马衣及御马人之服装，以彰显对此事的崇敬，已经准备了好些日子。忽然南国一声惊雷，护国运动爆发，蔡锷等人举起义旗，讨伐袁世凯。一时四方响应，各省独立。警报传至京师，袁成为万夫所指的“窃国大盗”，袁知道大势已去，忙令姚石荃急电达乐士暂缓贡献。于是此马终不得复还京师，袁世凯也因复辟失败而抑郁而死。
　　1919年至1920年，西南军阀举兵倡导自主运动，广西军阀马济派人到上海求购良马，侯疑始的浏阳朋友刘齐年有一弟刘仲迈，在马济手下任职，其知达乐士马行有一宝马，以数千金从达乐士手中购得，赠与马济。马济爱之无异于黄兴，人皆贺此马终得真主。据传闻，桂粤战争时，马济在战场上几遭不测，幸赖此马迅捷无比而得以脱险。这或许是宝马在报答知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