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居鲁士远征记》(以下简称《远征记》)是一部记述哲人政治实践的著作，通过叙事，色诺芬向我们展示了哲人参与政治事务的过程，虔敬在这一过程之中扮演的角色值得我们深思。为什么要选择这段文字来解读?《远征记》一书洋洋洒洒，就长度而言，所选文字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段。然而，就是在这一小段文字中，政治、哲人、神三大主题均现身其中。它描写了色诺芬在参加居鲁士军队之前的一段经历，在《远征记》之中，它位于居鲁士的上行结束、色诺芬的下行开始之时。所谓下行，既是指色诺芬率领希腊雇佣军在地理意义上的向下行军，从中亚腹地向海边行进，又是指色诺芬开始参与领导这支军队。阅读这段文字的时候，我们应当记住，作者与主人公色诺芬之间存在距离，因为色诺芬在《希腊志》中写道：“居鲁士纠集了一支军队，率领这支队伍向内陆进发，攻击一母同胞的兄长。至于战况、居鲁士之死、居鲁士死后希腊人活着回到海边这些事，叙拉古人忒迷斯托革涅斯(SurakosiosThemistogenes)写过。”(Ⅲ.1.2)色诺芬将《远征记》(或《远征记》的一部分)托名于他人，自然有他的用意。
从作者的叙述中我们得知：色诺芬是雅典人，在军队中没有担任任何职务，他之所以加入居鲁士的军队，是缘于忒拜人普罗克西诺思(Proxenos)的邀请，此人很久之前便是色诺芬的常客。在这里“常客”(英译者一般译作guest-friend)指的是雅典的城邦民色诺芬与忒拜的城邦民普罗克西诺思之间结成的一种政治关系。至于他们何时何地结成这种关系，因为没有确切的文献记载，学界没有统一和确定的意见。“普罗克两诺思”一词的意思是“朝向异乡人”。正是普罗克西诺思将色诺芬带向了异乡，或者说普罗克西诺思是色诺芬离开祖国的起因。然而他们之间的关系还不止如此。普罗克西诺思在《远征记》前两卷中，一出场便位居中央(《远栅记》1.1.9－11;11.6，以下只注行序)，这种出场位置暗示了他与色诺芬之间的密切关系。在我看来，这种关系的交叉点是政治欲望。在《远征记》(11.6.16－17)中，普罗克西诺思是一个有强烈政治欲望的人，他渴望得到盛名、重权和巨富，但要通过正义、高贵的方式得到。正是在这种欲望的驱使下，他曾交钱在高尔吉亚门下学爿，自认为学成之后便结交了居鲁士。我们知道，色诺芬接受了普罗克两诺思的邀请，前去加入了居鲁士的军队。这种接受是不是暗示着色诺芬与普罗克西诺思有相同之处呢?的确，《远征记》没有明确捕写色诺芬的政治欲望，它仅仅详细叙述了色诺芬的政治实践。然而，色诺芬加入居鲁士的军队，在全军陷入绝境的时刻起身有所作为(III.1.15)，决定在亚洲建立一座希腊人的城邦(V.6.15)，渴望担任全军的唯一领袖(V1.1.21)，这些重要的政治事件都凸显出他的政治热情。郝兰德肯定了色诺芬的政治欲望①。但鲁德曼②和布策提在解读《远征记》时，都极力掩盖色诺芬的政治欲望，主张色诺芬出行是为了财富和保全性命，他卓越的政治实践只是迫于必然性而为之。我们确实也可以从同样的事件中看到：政治欲望对于色诺芬而言并不是占据支配地位的东西。我们就以唯一领袖一事为例，斯巴达人克里索弗思(Cheifisoohos)热情而又盲目地孜孜以求(VI，1，32)反衬出了色诺芬的明智和超脱。色诺芬的明智和超脱源自他对哲学的热情，考虑到哲学与城邦之间会互相伤害，出于对两者的保护，他在作品中隐藏了这种热情，而隐藏是为了探寻两者可以相安无事的新道路。普罗克西诺思在信中作出的许诺是：色诺芬可以成为居鲁士的朋友。普罗克西诺思还说，对于他自己来说，居鲁士比自己的祖国更好。普罗克西诺思以“好”为标准来选择主人，联系到苏格拉底对“好”的定义(《回忆》III，8)和普罗克西诺思结交居鲁士的目的，我们知道这里的“更好”意思就是更利于实现自己的追求，也就是对自己更有用。英译者John Hawkey则直接将“更好”译作greater advantage。那么，色诺芬是否接受普罗克西诺思的选择原则呢?祖国雅典的地位又在哪里?希腊呢?在后文中(V，6，22)，提马宋(Timasion)采用不点名的方式指责色诺芬将留在蛮夷之地的事看得比希腊还重。色诺芬沉默地面对这一指控。
读完来信，色诺芬首先前去与雅典人苏格拉底商议此行。在色诺芬笔下，色诺芬虽然以个人的名义亲自担保了苏格拉底许多场谈话和发言的真实性，但色诺芬与苏格拉底的正面交往只有两次，另外一次记录在《回忆》(1，3，8－13)之中。色诺芬的举动意味着苏格拉底在色诺芬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我们看到，色诺芬的下行或者说色诺芬的政治实践从一开始就受到哲学的引导。同时这一细节也昭示了色诺芬的哲人身份。在《远征记》中，色诺芬的政治身份自然无须多言，而哲人身份的意味则非常淡薄，下面这个情节或许可以有所增强。国王的使者希腊人普萨利诺思(Phali—nos)说雅典人忒奥波姆颇思(Theopompos)像一位哲人(II，1，12)，忒奥波姆颇思一般均被解释成色诺芬的化名，哲人一词在全书中只出现过一次。另外。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它应该并非无关紧要，雅典人色诺芬、雅典人苏格拉底、雅典人忒奥波姆颇思出场时，作者没有加上这三人父亲的名字。而另外三位雅典人现身时，他们的名字前则加了父亲的名字(111，3，20，IV，2，13)。然而，“父亲”的缺失显得如此扎眼，最关键的还是因为“父亲”很快就会出现于我们所选文字之后，父亲的房子在一声惊雷之后陷入火海(111，1，11)。
作者在这里根本没有触及雅典人色诺芬内心的想法，而只写了他的行动。为什么呢?我们可以将此情节与《远征记》中色诺芬在面』临另一个命运攸关的时刻作出的反应相对比。色诺芬即将当选为全军的唯一领袖(Ⅵ，1 22)，但他不知道应不应该接受这一职位，就在那里，作者明确地写道：“他(指色诺芬)不知道应该如何决定。”下面，我们接着来仔细观察苏格拉底的反应。苏格拉底料想：如果色诺芬成为居鲁士的朋友，难免会招致城邦的控诉，因为据说居鲁士曾热心帮助拉柄代蒙人攻击雅典。苏格拉底因为鄙视民众，看不起民主制而遭到指控，在这里却是由他来提醒色诺芬在意雅典民众的反应。当时的城邦就是指民主派掌控下的雅典城邦，或者也可以说是雅典民众。“据说”表示苏格拉底也不清楚居鲁士是否真的帮助过斯巴达攻击雅典，或者苏格托底不想说自己知道。读到这里我们会想到，或许色诺芬和苏格拉底的名字前均加上“雅典人”来说明他们的城邦身份，就是为了衬托苏格托底现在的忧虑。据说中的事情指的是波罗奔半岛战争后期，居鲁士资助过斯巴达人吕赞德(Lusandros)(《希腊志》I，4一II，2，lII，1 1)。苏格拉底没有让自己的“精灵”给出建议，而是建议色诺芬到德尔菲与阿波罗商 议。在色诺芬笔下，苏格拉底常常让自己身边的人这样做：对于那些结果如何尚难确定的事，他就打发他们(指苏格拉底的友人们，希腊文为epitedeioi)去占卜，以决定行止。但苏格拉底作品中并没有举出相应的事例。据施特劳斯解释，因为色诺芬与之商讨的是一桩政治事件，苏格拉底的精灵给出的建议在城邦中并无威信可言，一则公共的神谕反倒可以保护友人色诺芬②。值得注意的是，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托底在提出建议时也使用了“商议”一词。色诺芬前去与苏格拉底商议，苏格拉底建议色诺芬与阿波罗商议。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作者同等对待苏格拉底和最智慧的神阿波罗呢?
阿波罗是最有智慧的神，而哲人追求智慧。苏格拉底建议色诺芬与阿波罗商议出行之事，让我们不由得想起了《远征记》(I，2，8)一书中第一位现身的神，他就是阿波罗。在这里，据说，马尔叙亚思(Marsuas)与阿波罗比斗智慧，阿波罗胜利后剥下了马尔叙亚思的皮，把它挂在河源所出的山洞里，该河因此名为马尔叙亚思。色诺芬在描述进军沿途的克莱奈(Kelainai)城时，顺带介绍了流经此城的马尔叙亚思河，因而勾出了这则传说。这位马尔叙亚思是一位萨图尔，主动挑起了这场智慧竞赛，在文中竞争一词的主语确实是马尔叙亚思。在《远征记》中，“智慧”一词只在这里出现了一次。在色诺芬笔下，阿波罗与苏格拉底的关系值得深思。在《申辩》这样一篇哲人的政治辩护词中，苏格拉底说(第十四节)：“凯瑞丰有一次在德尔菲问关于我的事情①，当时很多人在场，阿波罗答道，没有谁比我更自由、更公正、更审慎。”这一则公开的阿波罗神谕没有提到苏格拉底的智慧，《远征记》也没有提到苏格拉底的智慧，但提到了阿波罗的智慧②。
色诺芬听从了苏格拉底的建议，前去德尔菲向阿波罗求问出行的事。他问的是他应该向哪位神献祭、祈祷，才能以最高贵、最好的方式来进行心中盘算的行程，高贵地完成之后，平安归来。问阿波罗的意见时，色诺芬的心思才流露出来：这次出行他已经考虑过。色诺芬问的内容仅仅与“行”相关：如何最高贵、最好地出行。高贵地完成这次出行后可以平安归来。阿波罗告诉色诺芬需要向哪些神献祭。我们看到，阿波罗的神谕中少了祈祷。色诺芬再次回到苏格拉底身边，将阿波罗的神谕告诉了他。苏格拉底责备了色诺芬，因为他没有先问出行还是留下哪个更值得，而是问，怎样才可以最高贵地出行，他自己已经决定了出行的事。我们发现苏格拉底的责备中少了“最好”一词。在色诺芬的作品中，苏格拉底与色诺芬有两次正面的交谈，色诺芬都遭到了苏格拉底的责备。在《回忆》中色诺芬因为赞美肉体欲望而遭到责备，在这里则因为擅自行事而遭到责备。苏格拉底的责备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这就意味着苏格拉底和色诺芬对于应该向神询问什么事情存在分歧。从色诺芬的苏格拉底作品中，我们得知苏格拉底传授政治，自己从不参与政治事务(参见《回忆》I，6，15)。而色诺芬呢，正如施特劳斯所言，他在“政治”这个词语的一般意义下从事政治事务，他在乎自己在城邦中的名声(VIA 20)，他在这支希腊雇佣军中担任实际上的最高指挥，他在思栖庐(Skillous)过着富裕的生活(v，3，7一13)。也就是说，普罗克西诺思追求的名声、权力、钱财，色诺芬都得到了。促使色诺芬冒着遭受城邦处罚的危险离开雅典的力量，我们可以将其归结为色诺芬与苏格拉底之间的区别。用施特劳斯的话来说，色诺芬拥有unassisted powers，正是靠这种力量，色诺芬为自己作出了选择③。
尽管色诺芬没有像苏格拉底责备的那样问阿波罗出行还是留下来对自己来说更值得，而只是问了一个在苏格托底看来是次级的问题，阿波罗还是回答了色诺芬，告诉他需要向哪些神献祭。这么说来，难道阿波罗认可色诺芬自己的决定?阿波罗的神谕在城邦中成为了色诺芬的外在保护吗?色诺芬在《远征记》中以一个名为忒奥波姆颇思的雅典人的身份出现，我们知道Theopompos的意思是：神派来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色诺芬的出行也的确是奉神命而行。苏格拉底责备之后，说既然色诺芬已经那样问了，就必须遵照阿波罗的指示行事。在此处。苏格托底看上去是一个维护城邦礼法的形象。色诺芬向阿波罗指给他的那些神献祭之后便起航了。从后文(VIA 22)我们得知：宙斯是阿波罗指给色诺芬的一位神。色诺芬顺从了阿波罗，对祈祷一事也保持沉默。色诺芬的出发地是以弗所(VI，1，23)。在萨尔迪斯(Sardeis)色诺芬赶上了居鲁士的队伍，队伍正要向内陆进军了，普罗克西诺思将色诺芬介绍给居鲁士。作者并没有写色诺芬成为了居鲁士的朋友，他们不可能成为朋友，因为“朋友”一词在色诺芬笔下是一种最高的关系，用以指代哲人之间的友谊。
色诺芬的这次占卜对于整部《远征记》而言，是一种典范，清晰地展示了色诺芬虔敬的内涵。色诺芬是一个虔敬的人吗?当然，正是因为《远征记》，两千多年来，色诺芬一直享有虔敬的美名④。在这部著作中，色诺芬可谓是事事请示神意，没有神意决不擅自行动。无怪乎大部分校勘《远征记》并为之作注的古典语文学者都认为，虔敬是色诺芬身上最明显的特点。然而，德尔菲问神的事会激发我们思考一个更进一步的问题：色诺芬在什么意义上是虔敬的人?出行之事，色诺芬心里已经盘算过，当他来到阿波罗面前的时候，他已经决定了要去。在“思”的层面上，色诺芬依靠理智为自己作出了决断。而在如何行动的事情上，他对神意有所仰仗。色诺芬在其政治命运每一个需要作出抉择的时刻，都表现出了这种虔敬。是否加入居鲁士的军队便是《远征记》中第一个这样的时刻，那时他面临的阻碍来自雅典的民众。我们可以再来看另一则事例，决定在异族的土地上开建一座新的希腊城邦(V，6，15)也是一个关键的时刻，这时色诺芬面对的是希腊雇佣军的士兵们。色诺芬自己决定了建城，然后献祭求问应该告知士兵们并付诸行动还是不告诉士兵们。我们看到，在“思”的层面上，色诺芬自我决断，而在言、行的事情上，他求问神意。色诺芬即将当选为全军的唯一将领时(VLl，18—24)的表现同样可以印证我们的观察。经过一番理性的权衡之后，到底要不要担任专制领袖，色诺芬犹豫不决。然而我们同过头来细看色诺芬的思考过程或许可以有新的理解。色诺芬倾向于担任专制领袖的理由有三：第一，较为重要的是，他可以在朋友们当中获得更高的荣誉；第二，他在雅典城邦的名声会得以提升；第三，他可以偶然地为军队做些好事。朋友的认可位于第一位，而且前面加上了修饰词“较为重要的”，这当然是相对于后面的两种东西而言。正是因为有可能失去在朋友圈中的名声，色诺芬在心里已经倾向于担任唯一领袖，而宙斯的指示恰恰与色诺芬的理性判断相合。
探究哲人色诺芬的虔敬这一政治品德时，我之所以采用言、思、行这种_二分法，是受到了施特 劳斯的启发，而施特劳斯则是师从了色诺芬本人。色诺芬将人的活动分为言、思、行三部分，鉴于不同的表达目的，他会改变这三者的排序，这个问题我们在这里就暂且不予深究了。比如，在《远征记》(V，6，28)中色诺芬的一段发言：“我，人们啊，你们都知道，我一贯尽我的所能为你们和我自己而献祭求问，正是为了我的言、思、行可以偶然对你们和我自己最高贵、最好。”《回忆》一书中的这种三分法更多。色诺芬的三篇苏格拉底作品在言、思、行中也是各有分工，施特劳斯往解读色讲芬的作品时多次提到这种观点：《齐家》记述苏格拉底的言谈；《申辩》记述苏格托底的思；《会饮》记述苏格拉底的行事。
我们必须探讨这个问题：色诺芬认为虔敬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转向《回忆》这部哲学作品。在这部辩护作品中，虔敬或者说神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主题，因为苏格托底遭受的指控之一便是渎神，而只，所有雅典人都相信苏格拉底不虔敬(参见《同忆》I.120)。色诺芬的辩护路数就是否认苏格拉底在言行上有渎神之处，例如，他写道，苏格拉底的言行符合阿波罗女祭司的要求——按照城城的法律律事(《同忆》13.1)。然而虔敬的含义还不止于此，苏格拉底与一个同伴欧绪德谟以谈话的形式探究了什么是虔敬。在苏格拉底探究的人间事物列表中，排列在第一位的就是：什么是虔敬(《回忆》I16)。尽管色诺芬罗列了这样一张表，但苏格拉底并没有一一对表中的“什么是”问题加以探究，而虔敬是得到探究的少数问题之一，在谈论“什么是虔敬”的时候，苏格拉底与他的对话者最后达成了共识：知道法律在诸神的事情上都确立了什么的人是虔敬的人。为了城邦生活的稳定，探究虔敬必须止于“知道”。
色诺芬或他笔下的苏格拉底都没有提出“什么是法律”，而关于种的法律是城邦法律的一部分看来苏格拉底止步了，但色诺芬安排了一场发生在年轻的阿尔喀比亚德和伯里克利斯之间的对话(《回忆》1，2，41－46)，这场对话的主题正是什么是法律。作者在写这场对话时，显得小心翼翼，将这场对话的来源归于“据说”。阿尔喀比亚德运用的对话方法却完全是苏格拉底式的。这场对话的结论是：法律取决于政治制度的类型。法律时常变动，多数情况下还是建立在暴力之上，因此很难与正义匹配。智术师希匹阿思出于这种考虑，要否定“正义就是守法”，但苏格拉底阻止了他(《回忆》IV，4，14)。
在色诺芬的作品中，施特劳斯认为，“什么是神”，对于虔敬而言，可能是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但色诺芬或他笔下的苏格托底没有直接探讨过这个问题。然而《远征记》中的异族风情看似无心地触及到了神的问题。居鲁士带领军队向内地进军途中，路过叙利亚，到达夏洛思(Chalos)河边时。作者描述了河中的鱼，叙利亚人奉这些“体庞然而性温驯”的鱼为神，鸽子们也被奉为神，叙利亚人对他们的神明礼敬有加。借着对异族神的描写，色诺芬将神呈现为多元的东西，从而模糊了希腊神的绝对性。另外一个并不醒目的细节也许揭示了神的本质。这支希腊军队前去抢劫德里垒(Drilh)人的城堡，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就在他们一筹莫展之时，作者写道：诸神中的某一位神赐予了希腊人保全之法(V，2，24)。然而，当色诺芬就要实施从神那里得到的自救方法时，作者却笔锋一转，写道：色诺芬从机遇那里受到启发。在此处，某位神几乎可以与机遇等同。
虽然在色诺芬笔下，虔敬的根基很成问题，因而虔敬本身也不牢靠，但在《远征记》的政治实践巾，虔敬作为一种政治品德，必不可少，是政治哲人必备的实践智慧，这种实践智慧就是审慎，而审慎的第一要义便是审慎地对待诸神(参见《回忆》IV，3，。由于懂得虔敬的本质，色诺芬在政治生活中以炉火纯青的功夫运用了这种智慧，其目的是带给共同体一种更好的秩序。
从作者的叙述中我们得知：色诺芬是雅典人，在军队中没有担任任何职务，他之所以加入居鲁士的军队，是缘于忒拜人普罗克西诺思(Proxenos)的邀请，此人很久之前便是色诺芬的常客。在这里“常客”(英译者一般译作guest-friend)指的是雅典的城邦民色诺芬与忒拜的城邦民普罗克西诺思之间结成的一种政治关系。至于他们何时何地结成这种关系，因为没有确切的文献记载，学界没有统一和确定的意见。“普罗克两诺思”一词的意思是“朝向异乡人”。正是普罗克西诺思将色诺芬带向了异乡，或者说普罗克西诺思是色诺芬离开祖国的起因。然而他们之间的关系还不止如此。普罗克西诺思在《远征记》前两卷中，一出场便位居中央(《远栅记》1.1.9－11;11.6，以下只注行序)，这种出场位置暗示了他与色诺芬之间的密切关系。在我看来，这种关系的交叉点是政治欲望。在《远征记》(11.6.16－17)中，普罗克西诺思是一个有强烈政治欲望的人，他渴望得到盛名、重权和巨富，但要通过正义、高贵的方式得到。正是在这种欲望的驱使下，他曾交钱在高尔吉亚门下学爿，自认为学成之后便结交了居鲁士。我们知道，色诺芬接受了普罗克两诺思的邀请，前去加入了居鲁士的军队。这种接受是不是暗示着色诺芬与普罗克西诺思有相同之处呢?的确，《远征记》没有明确捕写色诺芬的政治欲望，它仅仅详细叙述了色诺芬的政治实践。然而，色诺芬加入居鲁士的军队，在全军陷入绝境的时刻起身有所作为(III.1.15)，决定在亚洲建立一座希腊人的城邦(V.6.15)，渴望担任全军的唯一领袖(V1.1.21)，这些重要的政治事件都凸显出他的政治热情。郝兰德肯定了色诺芬的政治欲望①。但鲁德曼②和布策提在解读《远征记》时，都极力掩盖色诺芬的政治欲望，主张色诺芬出行是为了财富和保全性命，他卓越的政治实践只是迫于必然性而为之。我们确实也可以从同样的事件中看到：政治欲望对于色诺芬而言并不是占据支配地位的东西。我们就以唯一领袖一事为例，斯巴达人克里索弗思(Cheifisoohos)热情而又盲目地孜孜以求(VI，1，32)反衬出了色诺芬的明智和超脱。色诺芬的明智和超脱源自他对哲学的热情，考虑到哲学与城邦之间会互相伤害，出于对两者的保护，他在作品中隐藏了这种热情，而隐藏是为了探寻两者可以相安无事的新道路。普罗克西诺思在信中作出的许诺是：色诺芬可以成为居鲁士的朋友。普罗克西诺思还说，对于他自己来说，居鲁士比自己的祖国更好。普罗克西诺思以“好”为标准来选择主人，联系到苏格拉底对“好”的定义(《回忆》III，8)和普罗克西诺思结交居鲁士的目的，我们知道这里的“更好”意思就是更利于实现自己的追求，也就是对自己更有用。英译者John Hawkey则直接将“更好”译作greater advantage。那么，色诺芬是否接受普罗克西诺思的选择原则呢?祖国雅典的地位又在哪里?希腊呢?在后文中(V，6，22)，提马宋(Timasion)采用不点名的方式指责色诺芬将留在蛮夷之地的事看得比希腊还重。色诺芬沉默地面对这一指控。
读完来信，色诺芬首先前去与雅典人苏格拉底商议此行。在色诺芬笔下，色诺芬虽然以个人的名义亲自担保了苏格拉底许多场谈话和发言的真实性，但色诺芬与苏格拉底的正面交往只有两次，另外一次记录在《回忆》(1，3，8－13)之中。色诺芬的举动意味着苏格拉底在色诺芬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我们看到，色诺芬的下行或者说色诺芬的政治实践从一开始就受到哲学的引导。同时这一细节也昭示了色诺芬的哲人身份。在《远征记》中，色诺芬的政治身份自然无须多言，而哲人身份的意味则非常淡薄，下面这个情节或许可以有所增强。国王的使者希腊人普萨利诺思(Phali—nos)说雅典人忒奥波姆颇思(Theopompos)像一位哲人(II，1，12)，忒奥波姆颇思一般均被解释成色诺芬的化名，哲人一词在全书中只出现过一次。另外。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它应该并非无关紧要，雅典人色诺芬、雅典人苏格拉底、雅典人忒奥波姆颇思出场时，作者没有加上这三人父亲的名字。而另外三位雅典人现身时，他们的名字前则加了父亲的名字(111，3，20，IV，2，13)。然而，“父亲”的缺失显得如此扎眼，最关键的还是因为“父亲”很快就会出现于我们所选文字之后，父亲的房子在一声惊雷之后陷入火海(111，1，11)。
作者在这里根本没有触及雅典人色诺芬内心的想法，而只写了他的行动。为什么呢?我们可以将此情节与《远征记》中色诺芬在面』临另一个命运攸关的时刻作出的反应相对比。色诺芬即将当选为全军的唯一领袖(Ⅵ，1 22)，但他不知道应不应该接受这一职位，就在那里，作者明确地写道：“他(指色诺芬)不知道应该如何决定。”下面，我们接着来仔细观察苏格拉底的反应。苏格拉底料想：如果色诺芬成为居鲁士的朋友，难免会招致城邦的控诉，因为据说居鲁士曾热心帮助拉柄代蒙人攻击雅典。苏格拉底因为鄙视民众，看不起民主制而遭到指控，在这里却是由他来提醒色诺芬在意雅典民众的反应。当时的城邦就是指民主派掌控下的雅典城邦，或者也可以说是雅典民众。“据说”表示苏格拉底也不清楚居鲁士是否真的帮助过斯巴达攻击雅典，或者苏格托底不想说自己知道。读到这里我们会想到，或许色诺芬和苏格拉底的名字前均加上“雅典人”来说明他们的城邦身份，就是为了衬托苏格托底现在的忧虑。据说中的事情指的是波罗奔半岛战争后期，居鲁士资助过斯巴达人吕赞德(Lusandros)(《希腊志》I，4一II，2，lII，1 1)。苏格拉底没有让自己的“精灵”给出建议，而是建议色诺芬到德尔菲与阿波罗商 议。在色诺芬笔下，苏格拉底常常让自己身边的人这样做：对于那些结果如何尚难确定的事，他就打发他们(指苏格拉底的友人们，希腊文为epitedeioi)去占卜，以决定行止。但苏格拉底作品中并没有举出相应的事例。据施特劳斯解释，因为色诺芬与之商讨的是一桩政治事件，苏格拉底的精灵给出的建议在城邦中并无威信可言，一则公共的神谕反倒可以保护友人色诺芬②。值得注意的是，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托底在提出建议时也使用了“商议”一词。色诺芬前去与苏格拉底商议，苏格拉底建议色诺芬与阿波罗商议。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作者同等对待苏格拉底和最智慧的神阿波罗呢?
阿波罗是最有智慧的神，而哲人追求智慧。苏格拉底建议色诺芬与阿波罗商议出行之事，让我们不由得想起了《远征记》(I，2，8)一书中第一位现身的神，他就是阿波罗。在这里，据说，马尔叙亚思(Marsuas)与阿波罗比斗智慧，阿波罗胜利后剥下了马尔叙亚思的皮，把它挂在河源所出的山洞里，该河因此名为马尔叙亚思。色诺芬在描述进军沿途的克莱奈(Kelainai)城时，顺带介绍了流经此城的马尔叙亚思河，因而勾出了这则传说。这位马尔叙亚思是一位萨图尔，主动挑起了这场智慧竞赛，在文中竞争一词的主语确实是马尔叙亚思。在《远征记》中，“智慧”一词只在这里出现了一次。在色诺芬笔下，阿波罗与苏格拉底的关系值得深思。在《申辩》这样一篇哲人的政治辩护词中，苏格拉底说(第十四节)：“凯瑞丰有一次在德尔菲问关于我的事情①，当时很多人在场，阿波罗答道，没有谁比我更自由、更公正、更审慎。”这一则公开的阿波罗神谕没有提到苏格拉底的智慧，《远征记》也没有提到苏格拉底的智慧，但提到了阿波罗的智慧②。
色诺芬听从了苏格拉底的建议，前去德尔菲向阿波罗求问出行的事。他问的是他应该向哪位神献祭、祈祷，才能以最高贵、最好的方式来进行心中盘算的行程，高贵地完成之后，平安归来。问阿波罗的意见时，色诺芬的心思才流露出来：这次出行他已经考虑过。色诺芬问的内容仅仅与“行”相关：如何最高贵、最好地出行。高贵地完成这次出行后可以平安归来。阿波罗告诉色诺芬需要向哪些神献祭。我们看到，阿波罗的神谕中少了祈祷。色诺芬再次回到苏格拉底身边，将阿波罗的神谕告诉了他。苏格拉底责备了色诺芬，因为他没有先问出行还是留下哪个更值得，而是问，怎样才可以最高贵地出行，他自己已经决定了出行的事。我们发现苏格拉底的责备中少了“最好”一词。在色诺芬的作品中，苏格拉底与色诺芬有两次正面的交谈，色诺芬都遭到了苏格拉底的责备。在《回忆》中色诺芬因为赞美肉体欲望而遭到责备，在这里则因为擅自行事而遭到责备。苏格拉底的责备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这就意味着苏格拉底和色诺芬对于应该向神询问什么事情存在分歧。从色诺芬的苏格拉底作品中，我们得知苏格拉底传授政治，自己从不参与政治事务(参见《回忆》I，6，15)。而色诺芬呢，正如施特劳斯所言，他在“政治”这个词语的一般意义下从事政治事务，他在乎自己在城邦中的名声(VIA 20)，他在这支希腊雇佣军中担任实际上的最高指挥，他在思栖庐(Skillous)过着富裕的生活(v，3，7一13)。也就是说，普罗克西诺思追求的名声、权力、钱财，色诺芬都得到了。促使色诺芬冒着遭受城邦处罚的危险离开雅典的力量，我们可以将其归结为色诺芬与苏格拉底之间的区别。用施特劳斯的话来说，色诺芬拥有unassisted powers，正是靠这种力量，色诺芬为自己作出了选择③。
尽管色诺芬没有像苏格拉底责备的那样问阿波罗出行还是留下来对自己来说更值得，而只是问了一个在苏格托底看来是次级的问题，阿波罗还是回答了色诺芬，告诉他需要向哪些神献祭。这么说来，难道阿波罗认可色诺芬自己的决定?阿波罗的神谕在城邦中成为了色诺芬的外在保护吗?色诺芬在《远征记》中以一个名为忒奥波姆颇思的雅典人的身份出现，我们知道Theopompos的意思是：神派来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色诺芬的出行也的确是奉神命而行。苏格拉底责备之后，说既然色诺芬已经那样问了，就必须遵照阿波罗的指示行事。在此处。苏格托底看上去是一个维护城邦礼法的形象。色诺芬向阿波罗指给他的那些神献祭之后便起航了。从后文(VIA 22)我们得知：宙斯是阿波罗指给色诺芬的一位神。色诺芬顺从了阿波罗，对祈祷一事也保持沉默。色诺芬的出发地是以弗所(VI，1，23)。在萨尔迪斯(Sardeis)色诺芬赶上了居鲁士的队伍，队伍正要向内陆进军了，普罗克西诺思将色诺芬介绍给居鲁士。作者并没有写色诺芬成为了居鲁士的朋友，他们不可能成为朋友，因为“朋友”一词在色诺芬笔下是一种最高的关系，用以指代哲人之间的友谊。
色诺芬的这次占卜对于整部《远征记》而言，是一种典范，清晰地展示了色诺芬虔敬的内涵。色诺芬是一个虔敬的人吗?当然，正是因为《远征记》，两千多年来，色诺芬一直享有虔敬的美名④。在这部著作中，色诺芬可谓是事事请示神意，没有神意决不擅自行动。无怪乎大部分校勘《远征记》并为之作注的古典语文学者都认为，虔敬是色诺芬身上最明显的特点。然而，德尔菲问神的事会激发我们思考一个更进一步的问题：色诺芬在什么意义上是虔敬的人?出行之事，色诺芬心里已经盘算过，当他来到阿波罗面前的时候，他已经决定了要去。在“思”的层面上，色诺芬依靠理智为自己作出了决断。而在如何行动的事情上，他对神意有所仰仗。色诺芬在其政治命运每一个需要作出抉择的时刻，都表现出了这种虔敬。是否加入居鲁士的军队便是《远征记》中第一个这样的时刻，那时他面临的阻碍来自雅典的民众。我们可以再来看另一则事例，决定在异族的土地上开建一座新的希腊城邦(V，6，15)也是一个关键的时刻，这时色诺芬面对的是希腊雇佣军的士兵们。色诺芬自己决定了建城，然后献祭求问应该告知士兵们并付诸行动还是不告诉士兵们。我们看到，在“思”的层面上，色诺芬自我决断，而在言、行的事情上，他求问神意。色诺芬即将当选为全军的唯一将领时(VLl，18—24)的表现同样可以印证我们的观察。经过一番理性的权衡之后，到底要不要担任专制领袖，色诺芬犹豫不决。然而我们同过头来细看色诺芬的思考过程或许可以有新的理解。色诺芬倾向于担任专制领袖的理由有三：第一，较为重要的是，他可以在朋友们当中获得更高的荣誉；第二，他在雅典城邦的名声会得以提升；第三，他可以偶然地为军队做些好事。朋友的认可位于第一位，而且前面加上了修饰词“较为重要的”，这当然是相对于后面的两种东西而言。正是因为有可能失去在朋友圈中的名声，色诺芬在心里已经倾向于担任唯一领袖，而宙斯的指示恰恰与色诺芬的理性判断相合。
探究哲人色诺芬的虔敬这一政治品德时，我之所以采用言、思、行这种_二分法，是受到了施特 劳斯的启发，而施特劳斯则是师从了色诺芬本人。色诺芬将人的活动分为言、思、行三部分，鉴于不同的表达目的，他会改变这三者的排序，这个问题我们在这里就暂且不予深究了。比如，在《远征记》(V，6，28)中色诺芬的一段发言：“我，人们啊，你们都知道，我一贯尽我的所能为你们和我自己而献祭求问，正是为了我的言、思、行可以偶然对你们和我自己最高贵、最好。”《回忆》一书中的这种三分法更多。色诺芬的三篇苏格拉底作品在言、思、行中也是各有分工，施特劳斯往解读色讲芬的作品时多次提到这种观点：《齐家》记述苏格拉底的言谈；《申辩》记述苏格托底的思；《会饮》记述苏格拉底的行事。
我们必须探讨这个问题：色诺芬认为虔敬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转向《回忆》这部哲学作品。在这部辩护作品中，虔敬或者说神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主题，因为苏格托底遭受的指控之一便是渎神，而只，所有雅典人都相信苏格拉底不虔敬(参见《同忆》I.120)。色诺芬的辩护路数就是否认苏格拉底在言行上有渎神之处，例如，他写道，苏格拉底的言行符合阿波罗女祭司的要求——按照城城的法律律事(《同忆》13.1)。然而虔敬的含义还不止于此，苏格拉底与一个同伴欧绪德谟以谈话的形式探究了什么是虔敬。在苏格拉底探究的人间事物列表中，排列在第一位的就是：什么是虔敬(《回忆》I16)。尽管色诺芬罗列了这样一张表，但苏格拉底并没有一一对表中的“什么是”问题加以探究，而虔敬是得到探究的少数问题之一，在谈论“什么是虔敬”的时候，苏格拉底与他的对话者最后达成了共识：知道法律在诸神的事情上都确立了什么的人是虔敬的人。为了城邦生活的稳定，探究虔敬必须止于“知道”。
色诺芬或他笔下的苏格拉底都没有提出“什么是法律”，而关于种的法律是城邦法律的一部分看来苏格拉底止步了，但色诺芬安排了一场发生在年轻的阿尔喀比亚德和伯里克利斯之间的对话(《回忆》1，2，41－46)，这场对话的主题正是什么是法律。作者在写这场对话时，显得小心翼翼，将这场对话的来源归于“据说”。阿尔喀比亚德运用的对话方法却完全是苏格拉底式的。这场对话的结论是：法律取决于政治制度的类型。法律时常变动，多数情况下还是建立在暴力之上，因此很难与正义匹配。智术师希匹阿思出于这种考虑，要否定“正义就是守法”，但苏格拉底阻止了他(《回忆》IV，4，14)。
在色诺芬的作品中，施特劳斯认为，“什么是神”，对于虔敬而言，可能是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但色诺芬或他笔下的苏格托底没有直接探讨过这个问题。然而《远征记》中的异族风情看似无心地触及到了神的问题。居鲁士带领军队向内地进军途中，路过叙利亚，到达夏洛思(Chalos)河边时。作者描述了河中的鱼，叙利亚人奉这些“体庞然而性温驯”的鱼为神，鸽子们也被奉为神，叙利亚人对他们的神明礼敬有加。借着对异族神的描写，色诺芬将神呈现为多元的东西，从而模糊了希腊神的绝对性。另外一个并不醒目的细节也许揭示了神的本质。这支希腊军队前去抢劫德里垒(Drilh)人的城堡，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就在他们一筹莫展之时，作者写道：诸神中的某一位神赐予了希腊人保全之法(V，2，24)。然而，当色诺芬就要实施从神那里得到的自救方法时，作者却笔锋一转，写道：色诺芬从机遇那里受到启发。在此处，某位神几乎可以与机遇等同。
虽然在色诺芬笔下，虔敬的根基很成问题，因而虔敬本身也不牢靠，但在《远征记》的政治实践巾，虔敬作为一种政治品德，必不可少，是政治哲人必备的实践智慧，这种实践智慧就是审慎，而审慎的第一要义便是审慎地对待诸神(参见《回忆》IV，3，。由于懂得虔敬的本质，色诺芬在政治生活中以炉火纯青的功夫运用了这种智慧，其目的是带给共同体一种更好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