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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墙上到处贴着毛主席的手书：“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看上去局势异常紧张。我正在念小学高年级，喜欢听抓特务的故事，喜欢读抓特务的书籍，喜欢看抓特务的电影，至今都能随口报上一长串片名来，比如《秘密图纸》《羊城暗哨》《跟踪追击》……
那时的人警惕性非常高，一个个瞪大火眼金睛，左右搜索，似乎身边随时会潜伏着特务。脑子里装满了反特故事的我当然不例外，心里一直想着能有机会把潜伏身边的特务抓出来，同时盘旋着扮演特务和侦察员两种角色的念头。
电影里的特务都有固定模式。比如服装，他们通常歪戴帽子或者把帽檐压得很低，鼻梁上架一副墨镜或者围上一条遮住大半张脸的围巾；比如走路，他们通常贴着墙壁踮着脚尖轻轻地走，东张西望探头探脑一副贼头贼脑的样子；比如说话，他们通常压低嗓门，瓮声瓮气的，使用假嗓子发声等等。
男生们都喜欢玩军事游戏，挖“地雷”啊，传递情报啊，抓“特务”啊。大家把反特故事里听到的，反特书本里读到的，反特电影里看到的情节，都用上了。我们常常在树干上挖个洞，把“秘密文件”藏进去，再在外面嵌上树皮。《林海雪原》里的侦察英雄杨子荣和《古刹钟声》里的潜伏特务老和尚都这样传递过情报。
说到“抓特务”游戏，相当于“官兵捉强盗”，有追的，有逃的。我们一般都喜欢当逃的“特务”。我当“特务”常常让对方抓不到。我不像有些男生，戆头戆脑的，靠翻墙头、钻篱笆等低档次的手法，逃离侦察员的追捕。我靠的是智慧。侦察员抓特务前会给特务5-10分钟的藏匿时间。时间一到，裁判员的哨子一响，侦察员就可以抓特务了。我在藏匿时间里常常会躲进厕所，把小门一关，将里面的衣服穿到外面来。我的口袋里总是藏着几顶帽子，掏出一顶往头上一戴。走路时要不慌不忙，尽量往人多的地方走。这样很容易躲过“侦察员”的眼睛。
我有时会心血来潮模仿特务的伪装术。我会独自一人关起门来对着镜子化妆，用油彩把脸庞涂得黝黑，戴上一副宽边的平光眼镜（那时我还不是近视眼），穿上一件塑料雨衣（雨衣上的三角帽便于伪装）。然后出门，走起路来故意一瘸一拐，带点跷脚。我在新邨里转了几圈，几次遇见熟人，对方竟然一个也没将我认出来，甚至自己的妹妹迎面走来，擦肩而过都没发觉。看来我的伪装术非常成功！
从书本里我学会了一种密写方法。特务传递情报常常需要运用密写术，我也来试试。密写药水用的是米汤。我先是用毛笔蘸着米汤，在白纸上写字（比如写上几时几分在什么地方接头，接头暗号是什么）。白纸上的米汤干后，字迹就不见了。然后再用碘酒在白纸上涂抹，刚才那些消失的文字便立即显现出来。里面的化学原理其实很简单，淀粉遇上碘会变成蓝色。
那年代家里有收音机的人家不多。某天爸爸逛寄售商店，淘来一台老式收音机，美国货，电压110V。爸爸特地买了可把220V电压转为110V的变压器。有了收音机可以听新闻，听音乐，听“说说唱唱”，听“小喇叭”和“星星火炬”，给我们家的生活增添了很多乐趣。这台美国货收音机有中波与短波。爸爸对我们兄妹俩反复叮咛，这短波是万万不能收听的，因为听短波会接收到敌方电台的播音，而收听敌台是要吃官司的。殊不知少年时代的我逆反心理特别厉害，你不让我听我偏要听。一次趁家里无人，我悄悄将旋钮拨到短波，压低音量，慢慢地移动刻度盘，在一片杂声中，我终于收听到与当时国内播音员慷慨激昂的语调迥然不同的语音。电波中的杂声很厉害，我只是勉强听到一些零碎的词汇，听不清播音员究竟在说些什么。不过我很快辨别出这是来自台湾的广播，因为我听到播音员播报的时间是民国多少年。我的心怦怦跳个不停，紧张得不得了，仿佛自己已经干上了特务收发报的事儿。我记住了刻度盘上的位置，开始悄悄收听敌台广播。不过好景不长，爸爸突然之间把这台美国货收音机卖回寄售商店去了，其中的缘由父子俩心照不宣。
体会了当特务的滋味，我又去寻找当侦察员的感觉。记得那时热映一部苏联反特影片《侦察员的功勋》，尽管故事情节已经淡忘，可是影片里那位侦察员的形象，至今仍历历在目。我曾经萌发过报考公安院校的志愿，当个像《侦察员的功勋》里的侦察员一样的侦察员，那多了不起！
我的目光变得敏锐起来。我家住在3号。一天隔壁4号来了个陌生男人，四五十岁的样子，头发抹得油光光，三七开，穿一件花格子衬衫。经过他身边，可以闻到一股刺鼻的香水味。一看就觉得此人不像好人。后来听4号的胖胖说，那个男人是马来西亚华侨。华侨穿得都是花来西的。是这样吗？我还专门查了马来西亚的相关资料，看看这个国家是不是反华，是不是跟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反正对这种陌生人保持高度警惕不会错。
一天晚上我捉蟋蟀回来，经过4号门时，无意中发现4号3楼的一间房间的窗户里，灯光一会儿亮一会儿关，一会儿又亮起，一会儿又关掉。好奇怪哟！我想，是不是特务在发联络暗号？电影里常常看到特务用灯光进行联络，或者在用发报机向台湾发报。我眼前立刻浮现出那个穿花格子衬衫的马来西亚华侨。难道我真的发现特务了？我心里又兴奋又紧张，立刻飞奔到派出所。我们地区的户籍警大老张正好在值班，我喘着粗气，好不容易把自己发现的“敌情”表述清楚。大老张将信将疑，跟着我来到4号，找到那家一会儿亮灯一会儿关灯的人家，敲开门。我看到房间里放着一台机器，亮着白灯泡和红灯泡，地上放着一盆盆药水，还有一些湿漉漉的照片。经过大老张询问，原来是胖胖和他的哥哥在印照片。印照片，当然要一会儿开灯，曝光；一会儿关灯，显影。大老张捡起地上的照片看了看，“都是些健康的照片，”他拍拍我的脑袋说，“没事，没事。”大老张走了，我慌忙跟在他屁股后面跑得飞快。胖胖知道是我向警察“告密”的，从此不睬我。不睬就不睬。
后来我慢慢领悟到，虽然在故事里、书本里、电影里，特务不少；而在现实生活里，其实真正的特务屈指可数，要想碰到实在困难。不过坏人还是有的，抓不到特务，能够抓到其他坏人也是好的。我的眼睛依然瞪得大大的，脑子里始终紧绷着一根弦。
记得有一次，我们玩“抓特务”游戏，像往常一样，我悄悄躲进公共厕所换好装。出门时看到厕所对面的烟纸店门口，停着一辆崭新的“永久”13型自行车。据说13型自行车三角架用的是锰钢，好比如今轿车里的“宝马”“奔驰”。我正四下探望，躲开“侦察员”的视线，突然看到有个瘦高个急匆匆来到13型前，像是在开锁，不过动作有点手忙脚乱。当时我也没在意，继续贴着墙壁行走，大约走了百米，无意中回头时，看到那瘦高个推着自行车走。他为什么不骑车呢？再一看，不对呀，那辆自行车的后轮盘怎么不转？我一细看，好像是他拎着自行车的书包架，让后轮盘离开地面推行。这疑问就来了，这辆锁着的自行车，会不会不是他的？我不敢打草惊蛇，决定悄悄跟在他后面，看看他究竟是不是这辆自行车的主人。我不远不近地跟着。跟远了怕跟丢，跟近了怕被他发现。
果然有问题，我看到瘦高个把自行车推进一片夹竹桃树丛中。如果他的自行车钥匙掉了，应该上修车铺去开锁，他为什么要把自行车推到树丛里去呢？我正要快步追上去，突然被人从背后抱住后腰，“扑通”一下，摔翻在地。我还没反应过来，当“侦察员”的龙子就大声吆喝起来：“哈哈！庄大伟输了！这个‘特务’被我抓到啦！”我急了，挣扎着爬起来，在他耳边轻声说：“好好，算我输了，我承认输了。你轻一点好吗？我在抓坏人。告诉你，我发现有人偷自行车……”龙子根本顾不上听我说些什么，他又兴冲冲地跑去抓别的“特务”了。
我拍拍身上的尘土，蹑手蹑脚，快步踏进树丛里。我看到那个瘦高个已经从树丛的另一个方向，推着自行车出去了。我急忙跟过去。只见他一偏腿，跨上自行车，骑车走了。啊，他已经把锁弄开了。我拔腿就追。瘦高个的自行车拐上了大街。街上车来车往。我紧跟着在人行道上跑。这时一支敲锣打鼓的队伍迎面过来，挡住了我的去路。这是欢送退休职工的队伍。那时职工退休，单位里总会敲锣打鼓把退休职工送到家，让周围邻居都知道某某某光荣退休了。退休职工都会高高兴兴地在自家的墙壁上挂上“光荣退休”的镜框。
且说我挤过熙熙攘攘的锣鼓队伍，发现大街上那个瘦高个已经不见了。我脊背上急汗直冒。我只能沿街往前奔，奔得上气不接下气。幸亏前方十字路口亮起红灯，各种车辆都停在停车线上。我奔过去，瞪大眼睛四处扫视，很快就看到了那辆弹眼落睛的13型。现在该怎么办？是扑上去一把抓住他，还是继续悄悄地跟在后面？跟在后面，我的两条腿怎么跟得上他的两只轮子？我正犹豫着，红灯翻绿灯了，瘦高个又骑车往前行驶。不能让他跑了！我立刻飞跑起来（要知道我可是学校里的百米短跑冠军），不一会儿就追到他跟前。我俨然以黄继光扑碉堡的姿势扑向瘦高个。瘦高个倒也机灵，龙头一个“S”，我扑个空，摔倒在地。“哦——”路人发出惊叫声。瘦高个刹住车，回过头来。这下我看清了瘦高个的脸。没想到是个面目清秀的年轻人，像电影演员王心刚，一张好人面孔。
周围一下子围过来好多路人。瘦高个脸上不慌不忙，态度和蔼地问我：“怎么啦？伤在哪里了？”
我干脆躺在地上，甩着一条胳膊，嚎叫起来：“骨头断脱了！骨头断脱了！”
这时从人群里走出来一个三十来岁的大块头。大块头手里捧着一只茶壶，看上去是在附近晒太阳的。大块头显然认识那个瘦高个，“阿林，这件事跟你不搭界（无关）。是这个小鬼头自己逗五逗六（莽里莽撞）撞上来的，不要睬他。”
我叫得更厉害了，“骨头断脱了！骨头断脱了！”
大块头朝我瞪了一眼，语气严厉地说：“我讲小朋友（那年龄段我最讨厌人家叫我“小朋友”了），你必须跟我讲老实话，你的手臂究竟怎么样？”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臂，上下左右地轻轻摆动了几下，“没啥！肯定没啥！”
我不再叫唤了。
瘦高个朝我笑笑：“要到医院里去检查吗？”我盯着他那张好人面孔，心里嘀咕着：他是不是偷自行车的人呢（记得那时电影院里正在放映意大利老电影《偷自行车的人》）？有什么可以证明这辆13型自行车不是他的？反正大块头就住附近，大块头认识他，找到大块头就能找到他。算了，算了……
我拍拍屁股，站了起来。周围看热闹的人陆续散去。我一瘸一拐地回去了（刚才我扑向自行车，胳膊没有受伤，屁股倒是跌得很疼的）。不料经过那家烟纸店门前，果真有个叔叔在东张西望，像在寻找东西的样子。
我上前问道：“叔叔，你是不是丢了一辆自行车？13型的？”那个叔叔转过脸来，吓得我不由倒退两步。一张四方脸上，一半是黑乎乎的络腮胡子，一对田螺眼大得可怕。他一把将我的衣领紧紧拽住，喉咙毛剌剌的，说话很不客气，“自行车是不是你偷的？”
血口喷人！我气得差点昏过去。不过当时玩抓特务游戏，为了伪装，我反穿衣裳，把穿在里面的爸爸穿剩下来打着补丁的大领头衬衫（袖子已经被妈妈改短了）穿在外面，头上戴着妈妈的无檐工作帽，还故意梳出几撮留海，弄得男不男女不女的，看上去样子一定很搞笑。
“说！我的自行车是不是你偷的？”
我的鼻尖一阵发酸。这时几个邻居闻声跑过来，见是我，就七嘴八舌地嚷开了：“庄大伟是班级里的中队长，他怎么会偷自行车呢？”“大伟是胆小鬼，他怎么敢偷自行车呢？”……
田螺眼松开了手，不再那么恶狠狠了，“告诉我，自行车是谁偷的？”
我一副宁死不屈的样子，嘴里轻声嘀咕着：“哼，知道了也不告诉你……”
田螺眼看我像是知道的，竟然弯腰屈背，双手抱拳，用哀求的语气跟我说：“小朋友（又叫我‘小朋友’，讨厌！），帮帮忙，告诉我，我的自行车在哪里？”
“好吧，跟我走。”我把他带到了派出所。民警大老张在，“怎么？又是你，又来报啥案？”我一脸正经地说：“这次是真的……”我如此这般把刚才的所见所闻说了一遍。大老张听完，二话没说，带上我和田螺眼就去找大块头。
那时候老百姓看到警察是“一帖药——服从”，刚才看上去凶神恶煞的大块头，在民警大老张面前立刻毕恭毕敬的。不用说后来的事情发展得很顺利。当天晚上警察就抓到了那个“偷自行车的人”，缴获了赃物13型。田螺眼对我千恩万谢，说是要送我一面锦旗，不过后来我一直没有收到过锦旗。派出所倒是跟我们学校联系，表扬我警惕性高。为此学校期末表彰好学生，专门为我设了个“火眼金睛奖”。
这件事发生后，我悟出一个道理：坏人不一定都长着一张坏人的脸，也可能长着一张好人面孔。比如那个“偷自行车的人”。好人也不一定都长着一张好人的脸，也可能长着一张坏人面孔。比如那位田螺眼失主（当然我也不能肯定他一定是好人）。好人坏人不能光看面孔。电影里好人坏人的形象设计是有问题的，后来我知道这叫“脸谱化”。
发稿/田俊 tian17@hotmail.com
那时的人警惕性非常高，一个个瞪大火眼金睛，左右搜索，似乎身边随时会潜伏着特务。脑子里装满了反特故事的我当然不例外，心里一直想着能有机会把潜伏身边的特务抓出来，同时盘旋着扮演特务和侦察员两种角色的念头。
电影里的特务都有固定模式。比如服装，他们通常歪戴帽子或者把帽檐压得很低，鼻梁上架一副墨镜或者围上一条遮住大半张脸的围巾；比如走路，他们通常贴着墙壁踮着脚尖轻轻地走，东张西望探头探脑一副贼头贼脑的样子；比如说话，他们通常压低嗓门，瓮声瓮气的，使用假嗓子发声等等。
男生们都喜欢玩军事游戏，挖“地雷”啊，传递情报啊，抓“特务”啊。大家把反特故事里听到的，反特书本里读到的，反特电影里看到的情节，都用上了。我们常常在树干上挖个洞，把“秘密文件”藏进去，再在外面嵌上树皮。《林海雪原》里的侦察英雄杨子荣和《古刹钟声》里的潜伏特务老和尚都这样传递过情报。
说到“抓特务”游戏，相当于“官兵捉强盗”，有追的，有逃的。我们一般都喜欢当逃的“特务”。我当“特务”常常让对方抓不到。我不像有些男生，戆头戆脑的，靠翻墙头、钻篱笆等低档次的手法，逃离侦察员的追捕。我靠的是智慧。侦察员抓特务前会给特务5-10分钟的藏匿时间。时间一到，裁判员的哨子一响，侦察员就可以抓特务了。我在藏匿时间里常常会躲进厕所，把小门一关，将里面的衣服穿到外面来。我的口袋里总是藏着几顶帽子，掏出一顶往头上一戴。走路时要不慌不忙，尽量往人多的地方走。这样很容易躲过“侦察员”的眼睛。
我有时会心血来潮模仿特务的伪装术。我会独自一人关起门来对着镜子化妆，用油彩把脸庞涂得黝黑，戴上一副宽边的平光眼镜（那时我还不是近视眼），穿上一件塑料雨衣（雨衣上的三角帽便于伪装）。然后出门，走起路来故意一瘸一拐，带点跷脚。我在新邨里转了几圈，几次遇见熟人，对方竟然一个也没将我认出来，甚至自己的妹妹迎面走来，擦肩而过都没发觉。看来我的伪装术非常成功！
从书本里我学会了一种密写方法。特务传递情报常常需要运用密写术，我也来试试。密写药水用的是米汤。我先是用毛笔蘸着米汤，在白纸上写字（比如写上几时几分在什么地方接头，接头暗号是什么）。白纸上的米汤干后，字迹就不见了。然后再用碘酒在白纸上涂抹，刚才那些消失的文字便立即显现出来。里面的化学原理其实很简单，淀粉遇上碘会变成蓝色。
那年代家里有收音机的人家不多。某天爸爸逛寄售商店，淘来一台老式收音机，美国货，电压110V。爸爸特地买了可把220V电压转为110V的变压器。有了收音机可以听新闻，听音乐，听“说说唱唱”，听“小喇叭”和“星星火炬”，给我们家的生活增添了很多乐趣。这台美国货收音机有中波与短波。爸爸对我们兄妹俩反复叮咛，这短波是万万不能收听的，因为听短波会接收到敌方电台的播音，而收听敌台是要吃官司的。殊不知少年时代的我逆反心理特别厉害，你不让我听我偏要听。一次趁家里无人，我悄悄将旋钮拨到短波，压低音量，慢慢地移动刻度盘，在一片杂声中，我终于收听到与当时国内播音员慷慨激昂的语调迥然不同的语音。电波中的杂声很厉害，我只是勉强听到一些零碎的词汇，听不清播音员究竟在说些什么。不过我很快辨别出这是来自台湾的广播，因为我听到播音员播报的时间是民国多少年。我的心怦怦跳个不停，紧张得不得了，仿佛自己已经干上了特务收发报的事儿。我记住了刻度盘上的位置，开始悄悄收听敌台广播。不过好景不长，爸爸突然之间把这台美国货收音机卖回寄售商店去了，其中的缘由父子俩心照不宣。
体会了当特务的滋味，我又去寻找当侦察员的感觉。记得那时热映一部苏联反特影片《侦察员的功勋》，尽管故事情节已经淡忘，可是影片里那位侦察员的形象，至今仍历历在目。我曾经萌发过报考公安院校的志愿，当个像《侦察员的功勋》里的侦察员一样的侦察员，那多了不起！
我的目光变得敏锐起来。我家住在3号。一天隔壁4号来了个陌生男人，四五十岁的样子，头发抹得油光光，三七开，穿一件花格子衬衫。经过他身边，可以闻到一股刺鼻的香水味。一看就觉得此人不像好人。后来听4号的胖胖说，那个男人是马来西亚华侨。华侨穿得都是花来西的。是这样吗？我还专门查了马来西亚的相关资料，看看这个国家是不是反华，是不是跟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反正对这种陌生人保持高度警惕不会错。
一天晚上我捉蟋蟀回来，经过4号门时，无意中发现4号3楼的一间房间的窗户里，灯光一会儿亮一会儿关，一会儿又亮起，一会儿又关掉。好奇怪哟！我想，是不是特务在发联络暗号？电影里常常看到特务用灯光进行联络，或者在用发报机向台湾发报。我眼前立刻浮现出那个穿花格子衬衫的马来西亚华侨。难道我真的发现特务了？我心里又兴奋又紧张，立刻飞奔到派出所。我们地区的户籍警大老张正好在值班，我喘着粗气，好不容易把自己发现的“敌情”表述清楚。大老张将信将疑，跟着我来到4号，找到那家一会儿亮灯一会儿关灯的人家，敲开门。我看到房间里放着一台机器，亮着白灯泡和红灯泡，地上放着一盆盆药水，还有一些湿漉漉的照片。经过大老张询问，原来是胖胖和他的哥哥在印照片。印照片，当然要一会儿开灯，曝光；一会儿关灯，显影。大老张捡起地上的照片看了看，“都是些健康的照片，”他拍拍我的脑袋说，“没事，没事。”大老张走了，我慌忙跟在他屁股后面跑得飞快。胖胖知道是我向警察“告密”的，从此不睬我。不睬就不睬。
后来我慢慢领悟到，虽然在故事里、书本里、电影里，特务不少；而在现实生活里，其实真正的特务屈指可数，要想碰到实在困难。不过坏人还是有的，抓不到特务，能够抓到其他坏人也是好的。我的眼睛依然瞪得大大的，脑子里始终紧绷着一根弦。
记得有一次，我们玩“抓特务”游戏，像往常一样，我悄悄躲进公共厕所换好装。出门时看到厕所对面的烟纸店门口，停着一辆崭新的“永久”13型自行车。据说13型自行车三角架用的是锰钢，好比如今轿车里的“宝马”“奔驰”。我正四下探望，躲开“侦察员”的视线，突然看到有个瘦高个急匆匆来到13型前，像是在开锁，不过动作有点手忙脚乱。当时我也没在意，继续贴着墙壁行走，大约走了百米，无意中回头时，看到那瘦高个推着自行车走。他为什么不骑车呢？再一看，不对呀，那辆自行车的后轮盘怎么不转？我一细看，好像是他拎着自行车的书包架，让后轮盘离开地面推行。这疑问就来了，这辆锁着的自行车，会不会不是他的？我不敢打草惊蛇，决定悄悄跟在他后面，看看他究竟是不是这辆自行车的主人。我不远不近地跟着。跟远了怕跟丢，跟近了怕被他发现。
果然有问题，我看到瘦高个把自行车推进一片夹竹桃树丛中。如果他的自行车钥匙掉了，应该上修车铺去开锁，他为什么要把自行车推到树丛里去呢？我正要快步追上去，突然被人从背后抱住后腰，“扑通”一下，摔翻在地。我还没反应过来，当“侦察员”的龙子就大声吆喝起来：“哈哈！庄大伟输了！这个‘特务’被我抓到啦！”我急了，挣扎着爬起来，在他耳边轻声说：“好好，算我输了，我承认输了。你轻一点好吗？我在抓坏人。告诉你，我发现有人偷自行车……”龙子根本顾不上听我说些什么，他又兴冲冲地跑去抓别的“特务”了。
我拍拍身上的尘土，蹑手蹑脚，快步踏进树丛里。我看到那个瘦高个已经从树丛的另一个方向，推着自行车出去了。我急忙跟过去。只见他一偏腿，跨上自行车，骑车走了。啊，他已经把锁弄开了。我拔腿就追。瘦高个的自行车拐上了大街。街上车来车往。我紧跟着在人行道上跑。这时一支敲锣打鼓的队伍迎面过来，挡住了我的去路。这是欢送退休职工的队伍。那时职工退休，单位里总会敲锣打鼓把退休职工送到家，让周围邻居都知道某某某光荣退休了。退休职工都会高高兴兴地在自家的墙壁上挂上“光荣退休”的镜框。
且说我挤过熙熙攘攘的锣鼓队伍，发现大街上那个瘦高个已经不见了。我脊背上急汗直冒。我只能沿街往前奔，奔得上气不接下气。幸亏前方十字路口亮起红灯，各种车辆都停在停车线上。我奔过去，瞪大眼睛四处扫视，很快就看到了那辆弹眼落睛的13型。现在该怎么办？是扑上去一把抓住他，还是继续悄悄地跟在后面？跟在后面，我的两条腿怎么跟得上他的两只轮子？我正犹豫着，红灯翻绿灯了，瘦高个又骑车往前行驶。不能让他跑了！我立刻飞跑起来（要知道我可是学校里的百米短跑冠军），不一会儿就追到他跟前。我俨然以黄继光扑碉堡的姿势扑向瘦高个。瘦高个倒也机灵，龙头一个“S”，我扑个空，摔倒在地。“哦——”路人发出惊叫声。瘦高个刹住车，回过头来。这下我看清了瘦高个的脸。没想到是个面目清秀的年轻人，像电影演员王心刚，一张好人面孔。
周围一下子围过来好多路人。瘦高个脸上不慌不忙，态度和蔼地问我：“怎么啦？伤在哪里了？”
我干脆躺在地上，甩着一条胳膊，嚎叫起来：“骨头断脱了！骨头断脱了！”
这时从人群里走出来一个三十来岁的大块头。大块头手里捧着一只茶壶，看上去是在附近晒太阳的。大块头显然认识那个瘦高个，“阿林，这件事跟你不搭界（无关）。是这个小鬼头自己逗五逗六（莽里莽撞）撞上来的，不要睬他。”
我叫得更厉害了，“骨头断脱了！骨头断脱了！”
大块头朝我瞪了一眼，语气严厉地说：“我讲小朋友（那年龄段我最讨厌人家叫我“小朋友”了），你必须跟我讲老实话，你的手臂究竟怎么样？”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臂，上下左右地轻轻摆动了几下，“没啥！肯定没啥！”
我不再叫唤了。
瘦高个朝我笑笑：“要到医院里去检查吗？”我盯着他那张好人面孔，心里嘀咕着：他是不是偷自行车的人呢（记得那时电影院里正在放映意大利老电影《偷自行车的人》）？有什么可以证明这辆13型自行车不是他的？反正大块头就住附近，大块头认识他，找到大块头就能找到他。算了，算了……
我拍拍屁股，站了起来。周围看热闹的人陆续散去。我一瘸一拐地回去了（刚才我扑向自行车，胳膊没有受伤，屁股倒是跌得很疼的）。不料经过那家烟纸店门前，果真有个叔叔在东张西望，像在寻找东西的样子。
我上前问道：“叔叔，你是不是丢了一辆自行车？13型的？”那个叔叔转过脸来，吓得我不由倒退两步。一张四方脸上，一半是黑乎乎的络腮胡子，一对田螺眼大得可怕。他一把将我的衣领紧紧拽住，喉咙毛剌剌的，说话很不客气，“自行车是不是你偷的？”
血口喷人！我气得差点昏过去。不过当时玩抓特务游戏，为了伪装，我反穿衣裳，把穿在里面的爸爸穿剩下来打着补丁的大领头衬衫（袖子已经被妈妈改短了）穿在外面，头上戴着妈妈的无檐工作帽，还故意梳出几撮留海，弄得男不男女不女的，看上去样子一定很搞笑。
“说！我的自行车是不是你偷的？”
我的鼻尖一阵发酸。这时几个邻居闻声跑过来，见是我，就七嘴八舌地嚷开了：“庄大伟是班级里的中队长，他怎么会偷自行车呢？”“大伟是胆小鬼，他怎么敢偷自行车呢？”……
田螺眼松开了手，不再那么恶狠狠了，“告诉我，自行车是谁偷的？”
我一副宁死不屈的样子，嘴里轻声嘀咕着：“哼，知道了也不告诉你……”
田螺眼看我像是知道的，竟然弯腰屈背，双手抱拳，用哀求的语气跟我说：“小朋友（又叫我‘小朋友’，讨厌！），帮帮忙，告诉我，我的自行车在哪里？”
“好吧，跟我走。”我把他带到了派出所。民警大老张在，“怎么？又是你，又来报啥案？”我一脸正经地说：“这次是真的……”我如此这般把刚才的所见所闻说了一遍。大老张听完，二话没说，带上我和田螺眼就去找大块头。
那时候老百姓看到警察是“一帖药——服从”，刚才看上去凶神恶煞的大块头，在民警大老张面前立刻毕恭毕敬的。不用说后来的事情发展得很顺利。当天晚上警察就抓到了那个“偷自行车的人”，缴获了赃物13型。田螺眼对我千恩万谢，说是要送我一面锦旗，不过后来我一直没有收到过锦旗。派出所倒是跟我们学校联系，表扬我警惕性高。为此学校期末表彰好学生，专门为我设了个“火眼金睛奖”。
这件事发生后，我悟出一个道理：坏人不一定都长着一张坏人的脸，也可能长着一张好人面孔。比如那个“偷自行车的人”。好人也不一定都长着一张好人的脸，也可能长着一张坏人面孔。比如那位田螺眼失主（当然我也不能肯定他一定是好人）。好人坏人不能光看面孔。电影里好人坏人的形象设计是有问题的，后来我知道这叫“脸谱化”。
发稿/田俊 tian17@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