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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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意义上的纵向财政平衡指的是在一个多层级政府体制里，每一个层级政府的支出都有其足够独立的自主收入来源，如果每一层级政府的独立自主收人刚好可以满足其支出，一般就认为这个国家是处于纵向财政平衡状态，反之，则认为是纵向财政不平衡（vertical fiscal imbalance，以下以VFI表示）。这种自上个世纪60、70年代由Wagner、Hunter等发展起来的传统财政平衡理论，由于没有福利经济学的根基而受到不少学者的质疑和挑战，一些学者在福利经济学框架里，运用公共选择理论、最优税收理论以及博弈论对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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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意义上的纵向财政平衡指的是在一个多层级政府体制里，每一个层级政府的支出都有其足够独立的自主收入来源，如果每一层级政府的独立自主收人刚好可以满足其支出，一般就认为这个国家是处于纵向财政平衡状态，反之，则认为是纵向财政不平衡（vertical fiscal imbalance，以下以VFI表示）。这种自上个世纪60、70年代由Wagner、Hunter等发展起来的传统财政平衡理论，由于没有福利经济学的根基而受到不少学者的质疑和挑战，一些学者在福利经济学框架里，运用公共选择理论、最优税收理论以及博弈论对其进行了分析和发展，本文对近些年来纵向财政不平衡理论相关文献进行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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囿于初期我国股份制改革的“试验田”性质和理论准备的不足、意识形态的颇多禁忌，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设置很不规范，并对公司治理、证券市场运行等造成诸多弊端，因此改革势成必然。但任何制度设计都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股权结构旧模式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堪称具有创造性意义的制度改进。一些人无视历史、超越现实，将其说得一无是处、一团漆黑，甚至将其妖魔化为万恶之源，只有民营化、分散化才是不二法门。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并不符合事实，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更是有害的。我国证券市场的诸多案例表明，股权过于分散不利于公司治理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WTO以来，中国市场逐渐实现了国际化。外商的大量进入给中国企业发展和产品出口带来了机遇，同时也造成了冲击。其中，冲击最大的并不是大量商品的涌人，而是品牌、特别是强势品牌的涌人。正如美国前克林顿政府的亚洲顾问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教授所说：“现在要想在中国找到一种不基于廉价劳动成本且有国际竞争力的、完全本土化的制造业和服务部门——即既非外国投资的（foreign invested）、也非获得外国特许的（on foreign license）生产和服务——已经很
我国统计制度方法正朝着国际接轨的方向不断迈进，但问题依然不少。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显示，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漏统8．8个百分点，消费率低算1．3个百分点，应验了学者们长期偏低的推论。近期笔者经过对现行统计制度方法、数据质量等方面存在缺陷的初步研究，得出我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CPI和消费率还应比现行对外公布数据再高一些的结论。统计数据是宏观调控的重要依据。它的正确与否关系到宏观调控的成效。例如，消费价格指数（CPI）如果编制不科学，数值过低，就会在经济过热、投资膨胀时，发出通货紧缩的错误信号
目前，我国还处在经济转型时期，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方式上，我国采取的是渐进式改革战略，而现有的改革实践已基本证明我国既有的渐进式改革是较为成功的，其中一个关键就是实现了所谓的“增长衔接”（张杰，1999）。改革初期，国家通过价格双轨制、金融补贴以及强有力的金融控制，使国有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稳步下降。而产权相对较模糊的集体经济在地方政府的金融支持下得到了快速的增长，弥补了国有经济产出的下降。但是，以乡镇企业为主的集体经济受其模糊产权的限制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增长停滞的趋势，此时民营经济又
回顾跨国公司的百年发展历程，内部一体化一直是跨国公司实现其全球发展战略目标的主要途径。而国际经营机构内部一体化的组织，是跨国公司区别于一般国内企业的基本特征。但上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一些大型跨国公司之间和跨国公司与中小公司之间出现了一种全新的合作形式——外部一体化，并以此来拓展和延伸组织，现已发展成为跨国公司实施全球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跨国公司实行外部一体化的动机何在？内部一体化和外部一体化两种方式是怎样的关系，跨国公司该如何进行组织扩张路径选择？各国学者对此做出了不同的理论解释。
早期的内生增长理论成功地将技术进步内生化而初步解决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缺陷。但是早期理论存在很大不足：如将资本积累与技术创新割裂开来，内生增长模型相应地分为资本积累型与技术创新型；技术进步是“黑箱”，缺乏技术进步演变的微观机制；缺乏关于人力资本与技术创新之间关系的具体分析以及存在与经验事实相悖的规模效应。近年来，内生增长理论的研究主要围绕上述问题而展开。本文对其最新进展做一初步评述。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领域发生了许多突出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即为出现了以纵向专业化为基础的全球性的产品生产协作，即原来集中于一国或一地的产品生产现在分散到了不同的国家，每个国家专业化于产品某特殊阶段或零部件与组件的生产，从而使国际分工由产业间、产业内深化到了产品的内部，我们将以产品内部分工为基础的中间投入品贸易称为产品内贸易（intra—product trade，参见Amdt，1997 and 1998）。产品内贸易不同于产业内贸易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
贫困陷阱理论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马尔萨斯人口陷阱理论。它的第一次大讨论始于20世纪中叶，发展经济学界对“贫困恶性循环”的大量研究。近年来，随着新增长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以及计量经济学的不断发展，贫困陷阱研究再掀高潮。这些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寻求贫困陷阱产生的微观基础及其作用机制、验证贫困陷阱的存在性和探讨摆脱贫困陷阱的路径选择。本文拟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代表性研究进行综述。
演化经济学从进化论的角度出发，抓住演化这个核心主题，在研究产业演化、经济增长、路径依赖等问题上取得了很大成就，给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发展带来了一片新的天地。
货币错配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金融全球化过程中所普遍面临的问题。大规模的货币错配对一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汇率政策的灵活性和产出等方面会造成巨大的不利影响，甚至引发货币乃至金融危机。本文介绍了国际学术界对货币错配的成因、影响、衡量和控制等方面的研究进展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