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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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与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领域发生了许多突出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即为出现了以纵向专业化为基础的全球性的产品生产协作，即原来集中于一国或一地的产品生产现在分散到了不同的国家，每个国家专业化于产品某特殊阶段或零部件与组件的生产，从而使国际分工由产业间、产业内深化到了产品的内部，我们将以产品内部分工为基础的中间投入品贸易称为产品内贸易（intra—product trade，参见Amdt，1997 and 1998）。产品内贸易不同于产业内贸易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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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4年度重大项目“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经济增长方式的比较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05JJD79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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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与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领域发生了许多突出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即为出现了以纵向专业化为基础的全球性的产品生产协作，即原来集中于一国或一地的产品生产现在分散到了不同的国家，每个国家专业化于产品某特殊阶段或零部件与组件的生产，从而使国际分工由产业间、产业内深化到了产品的内部，我们将以产品内部分工为基础的中间投入品贸易称为产品内贸易（intra—product trade，参见Amdt，1997 and 1998）。产品内贸易不同于产业内贸易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它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重新活跃起来，不但在量上构成为国际贸易显著增长的原因，而且成为国际贸易流向与格局变化的重要力量。根据Feenstra与Hanson（1997）的计算，美国进口投入品占总中间投入品购买量的比例从1979年的8．6％上升到了1990年的13．9％，
其他文献
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是天生的合作伙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经济体制改革带来了国民收人分配结构和储蓄结构的变化，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注资能力日益减弱，为了满足国有经济持续增长的资金需求，需要国有银行充当将社会资金集结起来，转化为财政资金，代替财政向国有企业注资，所以国有银行同时具有商业性和政策性，同时提供竞争性的金融私人产品和金融公共产品，而且时常被当做配合货币政策反周期操作的工具。在我国，由于国有银行改革总是滞后于国有企业改革，故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国有银行资金运行与国有企业商品流通之间的啮合故障。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强调资本、劳动、知识、技术等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基于当前制度对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也开始关注并强调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相关的研究文献众多，虽然分析的角度存在差异，但共同点在于，制度（制度的表现形式可能多样，包括文化、意识形态、社会习俗和惯例等）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但最终都需要通过新古典内生经济增长要素诸如资本、技术、贸易等渠道作用于经济增长，即实质上还是认为资本、技术等要素才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决定因素，制度等要素均是外生的。上述经济增长要素决定论思想可以用流程图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深刻地改变着中国和世界。中国通过对外开放，兴办科技工业园区等各种开发区，使中国抓住了全球制造业转移的历史机遇，成为世界制造业的重要基地，“中国制造”成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一项重大事件。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进入了研发转移的发展阶段，同时中国内外环境条件也难以支撑目前的“中国制造”模式的持续发展。要解决中国制造业面临的问题，抓住全球化发展新阶段研发转移的机遇，必须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定位和强化中国科技园区（国家高新区）的功能，迅速提高中国的创新能力，改变中国在全球化分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公司控制权溢价作为公司控制权市场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业已形成了日趋成熟的理论体系。相对而言，目前我国公司控制权溢价研究正处起步阶段，理论研究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实证研究也有待于进一步丰富。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国内外公司控制权溢价的研究文献进行横向的归纳与梳理，有助于寻找出中外学术差距，以推进中国公司控制权溢价研究的发展与深化。
囿于初期我国股份制改革的“试验田”性质和理论准备的不足、意识形态的颇多禁忌，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设置很不规范，并对公司治理、证券市场运行等造成诸多弊端，因此改革势成必然。但任何制度设计都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股权结构旧模式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堪称具有创造性意义的制度改进。一些人无视历史、超越现实，将其说得一无是处、一团漆黑，甚至将其妖魔化为万恶之源，只有民营化、分散化才是不二法门。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并不符合事实，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更是有害的。我国证券市场的诸多案例表明，股权过于分散不利于公司治理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WTO以来，中国市场逐渐实现了国际化。外商的大量进入给中国企业发展和产品出口带来了机遇，同时也造成了冲击。其中，冲击最大的并不是大量商品的涌人，而是品牌、特别是强势品牌的涌人。正如美国前克林顿政府的亚洲顾问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教授所说：“现在要想在中国找到一种不基于廉价劳动成本且有国际竞争力的、完全本土化的制造业和服务部门——即既非外国投资的（foreign invested）、也非获得外国特许的（on foreign license）生产和服务——已经很
我国统计制度方法正朝着国际接轨的方向不断迈进，但问题依然不少。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显示，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漏统8．8个百分点，消费率低算1．3个百分点，应验了学者们长期偏低的推论。近期笔者经过对现行统计制度方法、数据质量等方面存在缺陷的初步研究，得出我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CPI和消费率还应比现行对外公布数据再高一些的结论。统计数据是宏观调控的重要依据。它的正确与否关系到宏观调控的成效。例如，消费价格指数（CPI）如果编制不科学，数值过低，就会在经济过热、投资膨胀时，发出通货紧缩的错误信号
目前，我国还处在经济转型时期，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方式上，我国采取的是渐进式改革战略，而现有的改革实践已基本证明我国既有的渐进式改革是较为成功的，其中一个关键就是实现了所谓的“增长衔接”（张杰，1999）。改革初期，国家通过价格双轨制、金融补贴以及强有力的金融控制，使国有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稳步下降。而产权相对较模糊的集体经济在地方政府的金融支持下得到了快速的增长，弥补了国有经济产出的下降。但是，以乡镇企业为主的集体经济受其模糊产权的限制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增长停滞的趋势，此时民营经济又
回顾跨国公司的百年发展历程，内部一体化一直是跨国公司实现其全球发展战略目标的主要途径。而国际经营机构内部一体化的组织，是跨国公司区别于一般国内企业的基本特征。但上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一些大型跨国公司之间和跨国公司与中小公司之间出现了一种全新的合作形式——外部一体化，并以此来拓展和延伸组织，现已发展成为跨国公司实施全球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跨国公司实行外部一体化的动机何在？内部一体化和外部一体化两种方式是怎样的关系，跨国公司该如何进行组织扩张路径选择？各国学者对此做出了不同的理论解释。
早期的内生增长理论成功地将技术进步内生化而初步解决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缺陷。但是早期理论存在很大不足：如将资本积累与技术创新割裂开来，内生增长模型相应地分为资本积累型与技术创新型；技术进步是“黑箱”，缺乏技术进步演变的微观机制；缺乏关于人力资本与技术创新之间关系的具体分析以及存在与经验事实相悖的规模效应。近年来，内生增长理论的研究主要围绕上述问题而展开。本文对其最新进展做一初步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