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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旨在探讨族群冲突发生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在讨论认同与行为关联的理论基础之上，将认同与行为作为分析族群冲突的两个维度，构建基于族际冲突场景的理论框架，对族群冲突进行深入研究。以车臣冲突为案例，对族群冲突模型进行了验证。认同差异与行为差异是导致俄罗斯车臣冲突的深层原因，在冲突管理与解决方式上，提出学习型、合作型、法制型三种解决途径。
[关键词]认同行为理论、族际冲突、冲突管理、车臣问题
中图分类号：C95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91（2021）02-0076-09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丝绸之路经济带框架下的中俄全面合作研究”（16ZDA040）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兴（1966-），湖北武汉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亚欧-俄罗斯研究、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研究。北京 100875通讯作者：姚威（1994-），内蒙古人，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方向：国际关系。北京 100875近年来，研究族群冲突的文献越来越丰富，政治科学家着力于认清并解决族群冲突问题。越来越多国际冲突的背后是族群冲突，族群冲突的良好管控对国际局势与地区安全具有重要意义。Samuel Huntington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说“冲突是差异的产物”，[1]道出了冲突与差异之间的联系。一些学者从分配、经济政治等方面考察了族群冲突产生的脉络逻辑，并希望提供解决冲突的办法，但都未对族群冲突进行严格分类和充分的深度讨论。在认同理论不断发展成熟的过程中，少有学者将认同-行为理论运用到族群冲突的研究中。文章希望以认同-行为理论为基础，探索构建一个新的族际冲突行为框架，通过分类研究冲突框架中的几种状态，为族群冲突治理提供建议。丁佩华指出，自1994年车臣战争爆发以来，局部的动荡与冲突持续至今，民族分离主义、国际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是车臣动乱的根源。[2]车臣问题作为具有代表性的族群冲突问题，给高加索地区和俄罗斯政权带来了动荡与不安，让全球蒙上恐怖主义的阴影，冲突频发背后是否具有共同的暴力逻辑，值得学界研究。
一、认同、行为、差异、族群、冲突研究回溯
（一）认同与行为的关联
认同与行为互相关联。认同理论基于Mead的框架不断发展，在探讨社会、认同与行为关联的学理对话中，社会塑造自我认同，自我认同塑造行为的学理逻辑在辩论的过程中逐渐清晰，但这些研究忽略了认同对于行为的影响。社会学家在探讨行为生成过程时更多的关注于两点，即个人偏好与行为标准，很少有人将认同作为引起行为的原因做研究。[3]本文将认同作为引起行为的原因进行研究。关于认同，沿用Burke的说法，自我意识与自我认同紧密相关，作为自我认同的一部分，常常被缩写为认同。[4]Burke认为自我观念是一种角色认同，并常常被列为认同的一种。[5]在认同与行为关联的方面，一些学者认为，认同是自我与他人产生互动行为的主要因素，[6]同时认同是个人行为计划的主要构成部分[7]。一定的社会情境中，自我认同是个体产生行为的重要因素。众多社会科学家认为，自我认同的改变会导致行为的改变，这也说明了认同与行为的关联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二）认同差异导致冲突
认同存在差异的双方，容易产生冲突。认同被一些人用来描述人与人文化的基本差异，例如族群中的认同差异。Tajfel指出，社会认同理论中也常常用认同概念来表述基本的社会认同与社会分类。[8]从族群的角度来说，个体对于族群的认同是群体行为的基础，这体现出社会不同群体间的认同差异。因为在群体行为中，差异表现为认同差异与行为差异。认同提供和诠释了其他人行动和动机的框架，行动要具有意义就需要一种共享的认同框架，以确保所发出与所接受的信息是类似的，即认同框架赋予了行动意义，这种意义能够达成群体共识。相对于个人行动，集体行动更为复杂，充满多意义，这种解码需要了解更为广阔的认同背景，探寻认同动机。认同不仅在群体争夺权力、地位、声誉和物质资源分配时诱发冲突，认同也成为群体行为如种族歧视等现象背后的心理动机。[9]当群体的社会认同达到一定的高度，个体情绪的力量变得脆弱，表现为个体极易被群体情绪左右。一旦感受到外界对自己认同的事情产生消极影响或将要产生消极影响时，群体间就很容易发生冲突。
（三）族群认同与族群冲突
本文对于族群认同的研究，沿用了Raoul Naroll文化族群认同流派的定义，认为族群认同应是文化形式的一致、地域上的共享、自我以及他人的认同。族群认同理论方面，国外研究主要分为几个流派。Raoul Naroll通过对族群概念的定义，进一步明晰了文化对于族群认同的重要意义。[10]他认为族群具有生物上的自我延续性，这包括文化形式的一致和可识别、地域的共享、自我认同和他人认同，并最终形成了文化族群认同流派。认同原生理论探讨族群生成的内部逻辑，从本质上探究族群形成的原因，从产生的自然性和历史的久远出发对族群认同与族群身份进行论证。潘蛟将其分为文化历史学派与社会生物学派两个分支，这两个学派分别从精神同源与生物基因同源论证了族群认同。[11]Abner Cohen將族群认同作为一种追求政治、经济、社会利益的社会工具进行研究，强调认同的“工具性”。[12]从趋利性、层次性和不稳定性三个角度对族群认同进行研究，并发展出族群认同的场景理论。社会构建之后的“族群认同”成为一股强烈的政治力量、经济力量与文化力量。Fredrik Barth开辟了族群认同理论的边界理论，他讨论的族群并不是血缘或文化或是地域上的边界，而是“社会边缘”，自我与他者的群体边界构成聚合与排斥的张力。[13]族群认同理论为我们认识族群问题开拓了新的视野，提供了新的角度。
辨认族群冲突与解决族群冲突耗费了政治科学家们的大量精力与笔墨。在关于族群冲突的研究中，Collier and Hoeffler将持续的族群冲突视作是认同引导的，族群内部冲突研究的起点是跨国家的公民冲突，[14]对车臣冲突爆发原因的探讨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从民族认同方面，GeorgeHewitt等人认为不同的民族认同，不和谐的民族关系是导致冲突的主要原因。[15]从宗教的角度，王冠宇等人认为宗教认同是导致车臣冲突问题的主要原因[16]。还有围绕其他方面对车臣冲突进行描写，例如反恐，军事，资源争夺，恐怖主义等等。 二、冲突模型的新框架：基于一般规律与族际冲突场景
差异是导致族群冲突的关键，这种差异可能是认识上的，也可能是行为上的。作者将预设的两个冲突源，认同与行为作为构建冲突行为分析模型的两个维度，以便更好地分析冲突行为。
（一）基于冲突场景的新框架
将民族冲突放在认同与行为二维坐标轴构成的合作冲突域中研究，有利于展现族群冲突背后的深层原因。在群体认同与群体行为构成的冲突域中，群体认同的相同相异与群体行为的相同相异构成了合作与冲突的四种情况，下面将结合车臣案例分别讨论四种情况。
图1基于一般规律的冲突模型：一个新框架
（二）框架中的四种状态
1.合作行为：各民族之胜利
本框架下的合作状态是指认同一致、行为一致。民主或政治目标所带来的分离主义和叛乱，并不是一幅令人好奇的远景。合作与宽容，建立持久的合作框架，理解复杂的民族感情，是解决冲突最有效的办法。合作是一种代价行为（Costly behavior），这种行为可以提升自我与他人的协同性。合作行为无处不在，但仍然存在大量的非合作的倾向。Perote J，Schmidt U的研究认为，他人的合作行为或信念会影响到个体的合作行为或信念。[17]。认同促进理解复杂的民族情感，认同行为与合作行为密切关联，依据笔者构建的二维冲突治理模型，具有相同认同与相同行为的群体或个人，因其具有的高合作性与低独断性，更容易产生合作意愿以及合作行为。合作减小族裔差距。在与强大的政治文化体系接触时，少数群体更容易遭受损失，这种损失在个人层面与群体层面引发了持久的关于族裔差距的讨论。如果群体之间具有共同的族群认同（具有文化上的一致性、地域上的共享以及自我认同与他人认同）那么他们则更倾向于合作，合作也会增进彼此的认同。此时，个体或群体展开合作行为，所付出的代价或成本是最小的，相对收益是最大的。在族际交往中，合作是各民族的胜利。
2.行为差异：“被遗弃人民”的情结
行为差异是冲突行为的一个源头，行为差异所带来的潜在利益差异是致使冲突的重大原因。对车臣民族来说，“被遗弃人民”的情结长久存在在其民族性中，这是车臣民族群体行为差异的重要原因。行为差异是指行动具有不同逻辑，体系及评价标准，这些行动的异质性导致行为满足于他人需求的倾向降低，行为中的合作性因素降低，从而容易引发冲突。[18]斯大林主义统治的政治遗产，使得车臣冲突的状况形成了极为复杂的风貌，在车臣的历史中，发生过多次族裔放逐。北高加索地区文化面貌具有极高的复杂性，从18世纪开始，车臣民族开始被俄罗斯强有力的殖民化移居换位，他们是政治的牺牲品，高压政治的痛苦记忆持续至今，在集体和个人层面造成了无数创伤，这些受害者产生了强烈的复仇欲，以及残暴的进攻性行为。这种被遗弃人民的情结，在之后车臣人的行动中产生了持久的影响。那些带有“默认的”“潜伏的”族性的人产生了冲突的行为。在组织行为学的框架中，群体冲突可以被定义为行为主体在人际交往或工作互动中，一方感知另一方由于某种原因会对自己的利益和偏好产生了消极影响或者将要产生消极影响而导致的对立的心理状态或行为过程。在族际交往中，行为差异带来这种消极影响的潜在感知，两个群体便容易发生冲突。二战时期俄罗斯面临德军入侵，俄罗斯各民族纷纷奋起反抗，但在这个时期车臣地区却出现大量帮助德国人的行为，[19]对车臣民族来说，这种背叛与冲突都以疗愈难以言喻之创伤为由，让这种行为看上去富有正义色彩。这是一种修补集体尊严的行为，但这种直接损害俄罗斯民族利益的行为使得族群之间失去了相互尊重与相互信任，为车臣民族与俄罗斯主体民族关系破裂埋下伏笔，族群之间的冲突变得难以避免。
3.认同差异：一场关于民族志浪漫主义的讨论
认同差异是導致冲突的另一个源头。在行为选择的研究当中，认同差异与冲突行为息息相关。作为探索车臣问题的另一条途径，民族志浪漫主义①常常被政治家们借用，他的精髓是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这种碰撞显示出了政治对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撞击，也体现出一些族裔体系基本是不相容的，这种不相容、不认同也与俄罗斯政治家不了解车臣社会极度特殊的性质有关。阿列克谢·马拉先科指出车臣本地区拥有自身特殊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行为规范以及信仰。他们拥有自身社会发展的逻辑。民族学家扬·切斯诺夫将此种体系称作“瓦伊纳赫民主制”（Vainakh democracy），一位高加索问题资深专家谢尔盖·阿鲁秋诺夫也高度关注了瓦纳赫集中民主制。学者们以此对车臣问题进行严肃讨论，在两种社会—文化、历史—哲学的体系中，文明的碰撞与排斥不可避免。这种看法被一些人用以解释那场高度军事化的冲突。更为重要的是，民族志浪漫主义所产生的影响，造成了不同群体之间的认同差异。车臣危机催生出了一系列关于车臣民族历史与现代的伪技巧神话集（Pseudo-scientific mythology）。这套神话集里涵盖了社会的各个方面，其中既有学术的，也有文学的，还有公共事务的，它们广泛散布在大众意识与车臣人自己意识中。例如列夫托尔斯泰在自己文学作品中通过塑造车臣人哈吉穆拉特创造出的他者形象，这对车臣族性的塑造具有重要意义，其中包含这个民族格外热爱自由，在反抗俄罗斯的殖民统治中，这种民族神话创造的形象引导着斗争，同时也在创造着差异，这种差异导致了车臣民族与俄罗斯民族长久的认同差异。差异与冲突息息相关，社会冲突的诱因以及一些群体对社会稳定的威胁，可能并不来源于客观阶级所划定的社会底层，而是来源于对参照群体认同较低的人群。[20]化解社会矛盾与冲突需要建构高效合理的社会控制体系，强化社会认同等，[21]认同与合作行为、冲突行为密切相关。个体认同差异会导致合作意愿发生变化，也会影响双方的合作行为，共同的认同会让双方倾向于彼此理解与彼此信任，不易爆发冲突。不同的认同之间，更容易发生冲突。
4.冲突行为：炙热的精神与历史中的行动 Samuel Huntington指出，现代社会的冲突更容易发生在不同文明之间，文明的冲突意味着认同的冲突与文化的冲突[1]。直接指出了认同与文化对于冲突的重要影响。冲突的直接原因是彼此之间的差异性。Pondy认为，对抗是一系列的事件，包括潜伏、感知、察觉、表现、后果等阶段。[22]Thomas将对抗看作一种过程，这个过程始于一方感知到他人对自己关心的事产生消极影响或将产生消极影响。[23]Stephen.P.Robbins指出冲突过程应分为五个阶段，对立潜在、认知与情感投入、行为意向、行为、结果。[24]在族群交往的一些时候，炙热的头脑占据了行动逻辑。在族际暴行中，激烈冲突发生时，群体思维代替个人感受，扭曲参与者的道德与行动，研究群体思维的专家指出，这种思维会针对不属于本群体的个人采取非道德、非理性的行为。苏联解体，社会主义精神衰落，族裔民族主义作为服务次一级团体的精神，侵入了已出现的意识形态真空。每一种民族神话和政治宣言都投入到了个人感知层次上，任何的差异都被当作与真理抵触的谬误，无论是社会心理因素还是群众意识方面，这种社会偏执狂的特征，更加容易引发对抗。对抗是矛盾的体现，是一种冲突性行为。民族或族裔意识作为一种被动员的集体记忆，常常以“人民的历史”出现在各大宣传平台上，这时的大众媒体俨然戴上了一副“严肃的面具”，灌输军事热情，寻求舆论庇护。显然，族际之间行为差异与认同差异导致冲突，当群体认同不同，群体行为也不同的情况下，行为具有低合作性、高独断性的特征，在这样的情况下更容易爆发冲突。
三、车臣问题中的两个冲突源
（一）案例介绍
车臣人自称纳赫契人，有“平民”之意。他们早在公元前九世纪到六世纪就在现今的车臣共和国建立过像古希腊那样的民主共和国，[25]这一说法并未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可。但有一点是可以统一的，车臣作为北高加索地区的土著民族，与北高加索地区的各民族历史发展息息相关，[26]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北高加索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讨论。关于车臣问题的讨论集中于三个方面：车臣自身的民族性及其与北高加索地区民族的关联;车臣自身的宗教信仰，伊斯兰教对于车臣冲突产生的影响以及俄罗斯与车臣的冲突与解决。早在7-8世纪就有关于车臣人的记载，车臣战略位置险要，曾发生多次战争，13世纪车臣被蒙古人入侵，直至16世纪金帐汗国解体车臣人才重回这片土地。[27]从16世纪开始，穆斯林文化逐渐渗透车臣本土文化。俄罗斯、奥斯曼帝国与波斯对车臣地区的争夺也愈演愈烈。[28]车臣战略位置险要，是连接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以及高加索各国的重要枢纽，共同的宗教信仰将地区矛盾复杂化。[29]第五次俄土战争后，俄罗斯不断扩大在北高加索地区的影响，19世纪后，俄罗斯在车臣建立统治。[30]在宗教信仰形成以及不断加深之后，车臣地区出现了较强的独立意识，这也导致局部的冲突、叛乱、政变与暴动在这个地区持续着。
（二）案例分析
1.基于宗教差异产生的认同冲突
伊斯兰教作为车臣人民抗争的精神工具，随着民族斗争过程不断深化并最终成为具有绝对优势的宗教。1834-1859年，车臣人与沙俄开始了25年的斗争，特殊的历史与伊斯兰的信仰在斗争中不断深化[31]，车臣地区在长期的斗争中形成自己独立的宗教信仰，这为今后车臣地区的治理埋下隐患。Блинский在《俄罗斯与车臣的200年战争》中从政治与军事的角度讲述了车臣与俄罗斯从18世纪中叶至今长达200年的斗争。[32]可以看到，车臣的民族性与宗教性是被讨论最多的两个方面，少有研究者将这两个影响因素整合到一个冲突框架中进行集中讨论，将认同差异与行为差异这两个因素在冲突形成中扮演的作用结合史实更清晰地展现出来。
不同的宗教认同形成了认同差异。人们总是按照自己的利益参与生产和其他社会活动，不同的人和群体所追求的利益不可能永远协调一致，当利益出现分歧的时候，个人或群体总是趋向于保护自己的利益，并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对他人利益构成直接或潜在的消极影响，从而导致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Донцов指出宗教差异的力量体现在车臣对内与对外的交往中，车臣人与信仰基督教的格鲁吉亚人和哥萨克人、信仰佛教的卡梅克人频频发生冲突，体现出宗教差异导致了群体间的裂痕。[33]俄羅斯虽然在19世纪就确立起对于车臣地区的统治，但由于宗教信仰不同，车臣对俄罗斯的认同有限，钱平广曾指出从宗教来说，车臣从未融入过俄罗斯。在车臣的历史上，伊斯兰教起的作用要远远大于俄罗斯的作用[34]。Малашенко在《北高加索的伊斯兰因素》中指出了车臣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便是宗教原因，伊斯兰教对于车臣的社会意识与社会文化影响很深，极端的伊斯兰思想是导致冲突的一个根源。[35]十月革命后的北高加索政治运动可以看出，包括车臣在内的北高加索各族有着强烈的民族独立意识。[36]宗教教义作为宗教的核心部分，是一种思想体系、价值观以及世界观。不同的宗教认同对应不同群体的认同差异，认同差异是导致车臣地区冲突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2.基于角色矛盾产生的行为冲突
民族身份与国家身份矛盾导致行为差异，不同身份认同导致了差异行为。由于社会生活的环境与要求不同，人们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往往是多种的，不同的角色导致不同的行为，当人们扮演两种或两种以上相互矛盾或互相排斥的角色时，会引发个人或群体的紧张状态，容易导致冲突的发生。在二战时期，高加索因其特殊位置是德军重点攻击的对象，此时，车臣人的国家身份与民族身份发生相互矛盾。二战期间，一些车臣人试图为纳粹提供帮助，高加索地区出现大量叛国行动。[37]这种叛国行为，与当时俄罗斯众多主体民族的卫国行为产生明显差异，充分显示了车臣人对于当时所在的国家并无认同。认同差异与行为差异，加剧了民族的对立。
如果说宗教认同因素对于国家存在潜在的消极影响，那么叛国这种行为差异则是直接对国家造成了消极影响，对后来车臣冲突爆发也产生重大的影响。[38]Козлов在《俄罗斯与苏联政策深处的车臣和印古什问题》一书中明确指出二战期间部分车臣人试图与纳粹合作但未成功，给本民族带来被迫迁徙的大劫难，大量平民死亡。[39]二战后的迁出与迁入，使得车臣民族遭受了重大的苦难，大量的车臣人因长期颠沛流离无法接受系统的教育，导致车臣族群受教育水平普遍低下，民族问题不断恶化。车臣问题中，以宗教差异为背景的族群，在逐渐频繁的相互交往中，没有构建出共同的身份认同，不同身份角色认同的矛盾使得他们在面临共同危机时，产生行为差异，这种差异使得车臣共和国相对苏共中央长期处在低合作性与高独断性的状态，在苏联解体的背景下，冲突一触即发。 1991年10月9日，車臣宣布独立，当时苏联正处于不稳定时期，1994年俄罗斯政权稳固后，叶利钦希望通过谈判解决车臣共和国独立与鞑靼斯坦共和国独立的问题。鞑靼斯坦因获得较多自治权而放弃独立，但是车臣高层领导杜达耶夫坚持独立，广播电视媒体对于双方领导人会面的错误期许，压缩了杜达耶夫和叶利钦谈判的空间，俄罗斯当局认为与杜达耶夫的谈判会助长分离主义的苗头，最终俄罗斯决定用武力解决问题。[40]1994年11月26日，第一次车臣战争爆发，战争持续了一年零九个月，双方损失惨重，这次战争加剧了地区矛盾，激化了民族矛盾。[41]1995年8月，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迫于民主党派的政治舆论与总统大选的国内形势，与车臣武装力量签订协约，第一次车臣战争以签订停战协定的形式结束。但没过多久，1999年7月4日车臣武装领导人巴萨耶夫带领武装分子偷袭达吉斯坦俄军哨所，8月10日宣布车臣共和国与达吉斯坦共和国独立，第二次车臣战争爆发。9月19日俄当局迅速反应，运用了大量现代化武器，10月8日，俄军已掌握车臣大部分土地，从三个方向包围车臣首府格罗兹尼市，2000年2月6日车臣“总统”马斯哈多夫逃跑，俄罗斯夺回车臣，并将国旗插在“总统府”楼顶，夺回车臣后，俄军撤出车臣，进入反恐模式。
3.车臣问题治理成效
两次车臣战争之后，Даджевич在《1996年到2005年车臣共和国以及人民的正常生活中》讲述了从第一次车臣战争之后到2005年车臣的状况。书中描述了车臣地区十年来的状况，至今，俄罗斯对于车臣问题的解决是卓有成效的。[42]总的来看，车臣问题经历了三个时期，沙俄时期（宗教认同差异形成时期）、苏联时期（民族行为差异形成时期）和俄罗斯时期（宗教性差异与民族性差异冲突的大爆发）车臣战争后，车臣地区百废待兴，俄罗斯政府为重建车臣地区拨付大量资金[43]，车臣基本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无论是水电、医疗、教育及城市交通系统都得到了恢复与发展，俄罗斯政府深知车臣问题根源一部分是发展问题，想要真正解决车臣问题，要从发展经济上入手。俄罗斯不仅在经济上为车臣的发展“输血”，更是大力培养车臣自身的“造血”能力，从工业、农业、服务业等各项社会产业上提升车臣的综合发展能力，增加车臣就业机会，卡德罗夫在2017年的讲话中指出，车臣就业率大幅降低，社会正在重新恢复活力。俄罗斯主体民族与车臣民族的差异不仅体现在宗教信仰与民族认同方面，他们在世俗政治代表认同上亦有差异，车臣人更加信服本民族的政治领袖，这是俄罗斯政府治理车臣的阻碍，也是一条捷径。普京从开始就提出了“以车治车”的政策理念，利用卡德罗夫家族的政治势力稳定车臣，这样卡德罗夫家族不仅拥有车臣本土巨大的政治资源，还得到了普京的支持，卡德罗夫家族两任总统连接了俄罗斯中央与车臣地方，使得各项政策得到良好的实施。车臣与俄罗斯民族的隔阂并非一日就可以解决，倘若让俄罗斯人来管辖车臣地区，恐会引起新一轮冲突爆发，本土性的治理极大地降低了治理所带来的冲突与风险。在这一点上，“以车治车”体现出普京的政治智慧与治理才能。将车臣民族与俄罗斯民族间的矛盾，降级为车臣民族内部分歧，软硬兼施，文武兼济，极大程度巩固了车臣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对于仍在车臣地区活动的分裂势力，俄政府坚决斩断他们与外界的资金人员链条，坚决反对西方干预本地区的政治问题，将车臣分裂势力纳入恐怖主义，积极展开反恐与反分裂斗争。在西方企图蚕食后苏联空间的今天，俄罗斯与西方社会在后苏联空间的争斗愈演愈烈，善于操控国际舆论的西方，极力地用车臣问题大做文章，而俄罗斯也严防西方国家将俄国内部民族矛盾转化为国际间的政治斗争。车臣战争爆发以来，北高加索地区成为了世界关注的焦点，作为苏联衰败解体的“附加品”，无论是俄罗斯联邦还是车臣地区本身，都在弥补这场灾难所带来的损失。
四、对俄罗斯-车臣冲突解决方式的思考
（一）关于族群问题冲突源的讨论
通过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车臣族群冲突的源头主要可以分为两种：1、认同差异导致冲突。这一维度冲突的源头是价值观、意识形态的冲突。冲突行为的选择是群体由于对未知的恐惧而陷入无知的困境。在寻求冲突和解机制的过程中我们应当认识到，解决这类冲突最好的办法是通过知识学习，增进群体相互理解。通过增进认识找到和解的平衡点，在多次博弈中寻找群体双方成本收益的最优点。认同存在差异的情况下，互相信任，相互理解是促成和解行为的重要前提条件。知识学习、信息传递对于增进群体间认知具有重要意义。2、行为差异导致冲突。这类族群冲突的源头主要是群体行为差异。差异行为分为两种：有的行为直接损害了对方利益，这种行为会直接导致冲突。另一种则是由于不同行为中存在潜在的威胁以及潜在的消极影响，这些行为就会成为冲突发生的潜在因素。群体认同差异与群体行为差异导致民族之间长久的裂痕与冲突的反复。这种情况下，提升民族地区教育水平、促进民族团结，健全完善民族法案成为解决民族问题的重要思路。针对车臣问题两种冲突源头的探析，作者构建面向族际冲突问题解决的思路框架，并对其进行解释。
（二）关于冲突解决方式的思考
历史就是历史，事件在历史的洪流中，掺杂着诸多因素，具有动态复杂性。一些问题随着时间的变化与发展，早已不再是历史上所面临的问题。互相信任的规范与互相理解的机制早已被误解与冲突所代替，一次次的历史磨难与遭遇使得双方都在不断寻求重新构建信任与理解的路径。本文从三个方面为族群冲突问题解决提供建议。
图2面向族际冲突问题的解决思路
合作型途径：合作行为的选择可以改善人的福利与境遇。缩小族群差距，纠正显著的不平等，对于解决冲突具有重要意义。激励合作行为抑制冲突行为，对社会的安定与和平具有重大意义。各民族应当认识到，不断寻求更多的合作，能改善双方收益。随着合作行为越来越多，双方发生冲突的概率就越来越小，在合作联系很紧密的情况下，冲突所带来的伤害往往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双方面的，理性的行为主体考虑到收益和成本问题，会尽量避免冲突。建立常规的合作机制，促进民族团结友爱。合作形式包括经济合作、文化交流等。车臣问题中，俄罗斯联邦政府也注意到，政治宣言中的差距并不是客观的反映，而是被人们感知，并解释的情况，这些解释很可能是族裔之间讨价还价的手段，背后的本质是对于全国资源分配的斗争。民族地区发展落后压缩了民族合作的空间。俄罗斯政府开始提升车臣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各项地区扶持政策相继出台，旨在缩小车臣与其他地方的差距，加强民族平等。在重建车臣地区的同时，对地区经济、卫生、基础设施等方面，也加大投入力度。为了改善族际关系，加强民族间的合作，梅德韦杰夫在2010年签署了总统令，将北高加索地区的六个共和国与南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合并，增设北高加索联邦区。这一行政区划的变动也是为了发展地区经济，拓宽民族交往空间，通过经济合作增进其他领域的族际合作。[44]从经济建设入手，促使民族问题的解决。 学习型途径：通過学习增进彼此了解，构建共同认知。在俄罗斯的一些新兴政治民族实体或者一些非俄罗斯族的共和国中，关于历史和文化的不实编造广泛传播于公众话题中，这些不实信息对于官方宣传和俄罗斯主流价值为主的教育理念和资讯形成较强的对抗。国家和社会应当关注这种偏执、歧视、敌意早期发展的轨迹，并要注意劝阻这种情绪的发展，这些被散布的偏执和仇恨，成为各民族冲突频发的主要思想根源。发展教育就是要确保社会更准确地传播知识，大众更全面地接受信息与知识。在学习交流中，互相理解，理解人类不同社群中相互联系的共同线索，产生新的共同认知是学习的目的。学习型途径主要是通过互相学习发展出新的共同认知，在彼此的沟通与交流中，获得新的认同，在共同认同的基础上，达到冲突的和解。外界的声音往往缺乏对于后苏联空间的理解与尊重，从而阻碍了这些国家建立内部和谐与重拾民族自尊的过程。在过去的20年中，车臣地区不断提升教育质量，为了更好地发展教育事业，车臣共和国第一任总统艾哈迈德·卡德罗夫签署了关于车臣共和国教育和科学部活动，[45]车臣地区以联邦政府教育发展计划为指导，制定了2016-2020年的发展计划，极大的提升了车臣地区的教育水平。这些教育措施都大大促进了民族之间的融合，提升了车臣民族的国家认同感，从而从国家认同构建入手，解决民族问题。
法治型解决途径：管理民族多元化社会需要法制创新，确立完善法律制度，规范行为，可以减少群体型冲突事件。在民族工作中细化地区法律法规，确立行为规范。要让各民族充分认识到冲突所带来的不利，冲突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从历史的角度看，车臣民族经历了很多不公平的待遇，给整个民族带来创伤，想解决车臣人离心的趋向，就要从法律法规方面入手，在完善法律法规的同时，出台更加平等的民族政策有利于安抚车臣人的民族情绪，完善法律法规。叶利钦早在1996年就出台过《俄罗斯民族政策构想》，试图解决当时棘手的民族问题，但是并未成功。[46]2012年俄罗斯政府《2025年前俄罗斯国家民族政策战略》来对民族政策的任务与目标进行阐释。新的民族政策规划体现了平等、共同发展的良好愿望。
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过程，需要时间。应不断的将冲突解决的途径运用至实际问题中，认清冲突的性质，从而做到更有针对性地解决冲突，只有这样，地区矛盾才能得到更好的解决。认同差异与行为差异是引起车臣族群冲突爆发的主要原因，本文的结构模型具有以下功能，提供协作激励和协作可行性条件，规范地认可协作，产生合作，即低威胁、高支持的行为，通过行为规范，促进民族合作交流，减少族群冲突。
注释：
①民族志浪漫主义：指的是关于民族历史与民族经历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构建，这其中包含文学、艺术、电影等艺术形象的刻画，与浪漫主义相对的是现实主义，这里希望说明由一些车臣的民族历史或民族形象所导致的认同差异，可能是人为构造，而非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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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认同行为理论、族际冲突、冲突管理、车臣问题
中图分类号：C95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91（2021）02-0076-09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丝绸之路经济带框架下的中俄全面合作研究”（16ZDA040）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兴（1966-），湖北武汉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亚欧-俄罗斯研究、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研究。北京 100875通讯作者：姚威（1994-），内蒙古人，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方向：国际关系。北京 100875近年来，研究族群冲突的文献越来越丰富，政治科学家着力于认清并解决族群冲突问题。越来越多国际冲突的背后是族群冲突，族群冲突的良好管控对国际局势与地区安全具有重要意义。Samuel Huntington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说“冲突是差异的产物”，[1]道出了冲突与差异之间的联系。一些学者从分配、经济政治等方面考察了族群冲突产生的脉络逻辑，并希望提供解决冲突的办法，但都未对族群冲突进行严格分类和充分的深度讨论。在认同理论不断发展成熟的过程中，少有学者将认同-行为理论运用到族群冲突的研究中。文章希望以认同-行为理论为基础，探索构建一个新的族际冲突行为框架，通过分类研究冲突框架中的几种状态，为族群冲突治理提供建议。丁佩华指出，自1994年车臣战争爆发以来，局部的动荡与冲突持续至今，民族分离主义、国际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是车臣动乱的根源。[2]车臣问题作为具有代表性的族群冲突问题，给高加索地区和俄罗斯政权带来了动荡与不安，让全球蒙上恐怖主义的阴影，冲突频发背后是否具有共同的暴力逻辑，值得学界研究。
一、认同、行为、差异、族群、冲突研究回溯
（一）认同与行为的关联
认同与行为互相关联。认同理论基于Mead的框架不断发展，在探讨社会、认同与行为关联的学理对话中，社会塑造自我认同，自我认同塑造行为的学理逻辑在辩论的过程中逐渐清晰，但这些研究忽略了认同对于行为的影响。社会学家在探讨行为生成过程时更多的关注于两点，即个人偏好与行为标准，很少有人将认同作为引起行为的原因做研究。[3]本文将认同作为引起行为的原因进行研究。关于认同，沿用Burke的说法，自我意识与自我认同紧密相关，作为自我认同的一部分，常常被缩写为认同。[4]Burke认为自我观念是一种角色认同，并常常被列为认同的一种。[5]在认同与行为关联的方面，一些学者认为，认同是自我与他人产生互动行为的主要因素，[6]同时认同是个人行为计划的主要构成部分[7]。一定的社会情境中，自我认同是个体产生行为的重要因素。众多社会科学家认为，自我认同的改变会导致行为的改变，这也说明了认同与行为的关联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二）认同差异导致冲突
认同存在差异的双方，容易产生冲突。认同被一些人用来描述人与人文化的基本差异，例如族群中的认同差异。Tajfel指出，社会认同理论中也常常用认同概念来表述基本的社会认同与社会分类。[8]从族群的角度来说，个体对于族群的认同是群体行为的基础，这体现出社会不同群体间的认同差异。因为在群体行为中，差异表现为认同差异与行为差异。认同提供和诠释了其他人行动和动机的框架，行动要具有意义就需要一种共享的认同框架，以确保所发出与所接受的信息是类似的，即认同框架赋予了行动意义，这种意义能够达成群体共识。相对于个人行动，集体行动更为复杂，充满多意义，这种解码需要了解更为广阔的认同背景，探寻认同动机。认同不仅在群体争夺权力、地位、声誉和物质资源分配时诱发冲突，认同也成为群体行为如种族歧视等现象背后的心理动机。[9]当群体的社会认同达到一定的高度，个体情绪的力量变得脆弱，表现为个体极易被群体情绪左右。一旦感受到外界对自己认同的事情产生消极影响或将要产生消极影响时，群体间就很容易发生冲突。
（三）族群认同与族群冲突
本文对于族群认同的研究，沿用了Raoul Naroll文化族群认同流派的定义，认为族群认同应是文化形式的一致、地域上的共享、自我以及他人的认同。族群认同理论方面，国外研究主要分为几个流派。Raoul Naroll通过对族群概念的定义，进一步明晰了文化对于族群认同的重要意义。[10]他认为族群具有生物上的自我延续性，这包括文化形式的一致和可识别、地域的共享、自我认同和他人认同，并最终形成了文化族群认同流派。认同原生理论探讨族群生成的内部逻辑，从本质上探究族群形成的原因，从产生的自然性和历史的久远出发对族群认同与族群身份进行论证。潘蛟将其分为文化历史学派与社会生物学派两个分支，这两个学派分别从精神同源与生物基因同源论证了族群认同。[11]Abner Cohen將族群认同作为一种追求政治、经济、社会利益的社会工具进行研究，强调认同的“工具性”。[12]从趋利性、层次性和不稳定性三个角度对族群认同进行研究，并发展出族群认同的场景理论。社会构建之后的“族群认同”成为一股强烈的政治力量、经济力量与文化力量。Fredrik Barth开辟了族群认同理论的边界理论，他讨论的族群并不是血缘或文化或是地域上的边界，而是“社会边缘”，自我与他者的群体边界构成聚合与排斥的张力。[13]族群认同理论为我们认识族群问题开拓了新的视野，提供了新的角度。
辨认族群冲突与解决族群冲突耗费了政治科学家们的大量精力与笔墨。在关于族群冲突的研究中，Collier and Hoeffler将持续的族群冲突视作是认同引导的，族群内部冲突研究的起点是跨国家的公民冲突，[14]对车臣冲突爆发原因的探讨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从民族认同方面，GeorgeHewitt等人认为不同的民族认同，不和谐的民族关系是导致冲突的主要原因。[15]从宗教的角度，王冠宇等人认为宗教认同是导致车臣冲突问题的主要原因[16]。还有围绕其他方面对车臣冲突进行描写，例如反恐，军事，资源争夺，恐怖主义等等。 二、冲突模型的新框架：基于一般规律与族际冲突场景
差异是导致族群冲突的关键，这种差异可能是认识上的，也可能是行为上的。作者将预设的两个冲突源，认同与行为作为构建冲突行为分析模型的两个维度，以便更好地分析冲突行为。
（一）基于冲突场景的新框架
将民族冲突放在认同与行为二维坐标轴构成的合作冲突域中研究，有利于展现族群冲突背后的深层原因。在群体认同与群体行为构成的冲突域中，群体认同的相同相异与群体行为的相同相异构成了合作与冲突的四种情况，下面将结合车臣案例分别讨论四种情况。
图1基于一般规律的冲突模型：一个新框架
（二）框架中的四种状态
1.合作行为：各民族之胜利
本框架下的合作状态是指认同一致、行为一致。民主或政治目标所带来的分离主义和叛乱，并不是一幅令人好奇的远景。合作与宽容，建立持久的合作框架，理解复杂的民族感情，是解决冲突最有效的办法。合作是一种代价行为（Costly behavior），这种行为可以提升自我与他人的协同性。合作行为无处不在，但仍然存在大量的非合作的倾向。Perote J，Schmidt U的研究认为，他人的合作行为或信念会影响到个体的合作行为或信念。[17]。认同促进理解复杂的民族情感，认同行为与合作行为密切关联，依据笔者构建的二维冲突治理模型，具有相同认同与相同行为的群体或个人，因其具有的高合作性与低独断性，更容易产生合作意愿以及合作行为。合作减小族裔差距。在与强大的政治文化体系接触时，少数群体更容易遭受损失，这种损失在个人层面与群体层面引发了持久的关于族裔差距的讨论。如果群体之间具有共同的族群认同（具有文化上的一致性、地域上的共享以及自我认同与他人认同）那么他们则更倾向于合作，合作也会增进彼此的认同。此时，个体或群体展开合作行为，所付出的代价或成本是最小的，相对收益是最大的。在族际交往中，合作是各民族的胜利。
2.行为差异：“被遗弃人民”的情结
行为差异是冲突行为的一个源头，行为差异所带来的潜在利益差异是致使冲突的重大原因。对车臣民族来说，“被遗弃人民”的情结长久存在在其民族性中，这是车臣民族群体行为差异的重要原因。行为差异是指行动具有不同逻辑，体系及评价标准，这些行动的异质性导致行为满足于他人需求的倾向降低，行为中的合作性因素降低，从而容易引发冲突。[18]斯大林主义统治的政治遗产，使得车臣冲突的状况形成了极为复杂的风貌，在车臣的历史中，发生过多次族裔放逐。北高加索地区文化面貌具有极高的复杂性，从18世纪开始，车臣民族开始被俄罗斯强有力的殖民化移居换位，他们是政治的牺牲品，高压政治的痛苦记忆持续至今，在集体和个人层面造成了无数创伤，这些受害者产生了强烈的复仇欲，以及残暴的进攻性行为。这种被遗弃人民的情结，在之后车臣人的行动中产生了持久的影响。那些带有“默认的”“潜伏的”族性的人产生了冲突的行为。在组织行为学的框架中，群体冲突可以被定义为行为主体在人际交往或工作互动中，一方感知另一方由于某种原因会对自己的利益和偏好产生了消极影响或者将要产生消极影响而导致的对立的心理状态或行为过程。在族际交往中，行为差异带来这种消极影响的潜在感知，两个群体便容易发生冲突。二战时期俄罗斯面临德军入侵，俄罗斯各民族纷纷奋起反抗，但在这个时期车臣地区却出现大量帮助德国人的行为，[19]对车臣民族来说，这种背叛与冲突都以疗愈难以言喻之创伤为由，让这种行为看上去富有正义色彩。这是一种修补集体尊严的行为，但这种直接损害俄罗斯民族利益的行为使得族群之间失去了相互尊重与相互信任，为车臣民族与俄罗斯主体民族关系破裂埋下伏笔，族群之间的冲突变得难以避免。
3.认同差异：一场关于民族志浪漫主义的讨论
认同差异是導致冲突的另一个源头。在行为选择的研究当中，认同差异与冲突行为息息相关。作为探索车臣问题的另一条途径，民族志浪漫主义①常常被政治家们借用，他的精髓是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这种碰撞显示出了政治对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撞击，也体现出一些族裔体系基本是不相容的，这种不相容、不认同也与俄罗斯政治家不了解车臣社会极度特殊的性质有关。阿列克谢·马拉先科指出车臣本地区拥有自身特殊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行为规范以及信仰。他们拥有自身社会发展的逻辑。民族学家扬·切斯诺夫将此种体系称作“瓦伊纳赫民主制”（Vainakh democracy），一位高加索问题资深专家谢尔盖·阿鲁秋诺夫也高度关注了瓦纳赫集中民主制。学者们以此对车臣问题进行严肃讨论，在两种社会—文化、历史—哲学的体系中，文明的碰撞与排斥不可避免。这种看法被一些人用以解释那场高度军事化的冲突。更为重要的是，民族志浪漫主义所产生的影响，造成了不同群体之间的认同差异。车臣危机催生出了一系列关于车臣民族历史与现代的伪技巧神话集（Pseudo-scientific mythology）。这套神话集里涵盖了社会的各个方面，其中既有学术的，也有文学的，还有公共事务的，它们广泛散布在大众意识与车臣人自己意识中。例如列夫托尔斯泰在自己文学作品中通过塑造车臣人哈吉穆拉特创造出的他者形象，这对车臣族性的塑造具有重要意义，其中包含这个民族格外热爱自由，在反抗俄罗斯的殖民统治中，这种民族神话创造的形象引导着斗争，同时也在创造着差异，这种差异导致了车臣民族与俄罗斯民族长久的认同差异。差异与冲突息息相关，社会冲突的诱因以及一些群体对社会稳定的威胁，可能并不来源于客观阶级所划定的社会底层，而是来源于对参照群体认同较低的人群。[20]化解社会矛盾与冲突需要建构高效合理的社会控制体系，强化社会认同等，[21]认同与合作行为、冲突行为密切相关。个体认同差异会导致合作意愿发生变化，也会影响双方的合作行为，共同的认同会让双方倾向于彼此理解与彼此信任，不易爆发冲突。不同的认同之间，更容易发生冲突。
4.冲突行为：炙热的精神与历史中的行动 Samuel Huntington指出，现代社会的冲突更容易发生在不同文明之间，文明的冲突意味着认同的冲突与文化的冲突[1]。直接指出了认同与文化对于冲突的重要影响。冲突的直接原因是彼此之间的差异性。Pondy认为，对抗是一系列的事件，包括潜伏、感知、察觉、表现、后果等阶段。[22]Thomas将对抗看作一种过程，这个过程始于一方感知到他人对自己关心的事产生消极影响或将产生消极影响。[23]Stephen.P.Robbins指出冲突过程应分为五个阶段，对立潜在、认知与情感投入、行为意向、行为、结果。[24]在族群交往的一些时候，炙热的头脑占据了行动逻辑。在族际暴行中，激烈冲突发生时，群体思维代替个人感受，扭曲参与者的道德与行动，研究群体思维的专家指出，这种思维会针对不属于本群体的个人采取非道德、非理性的行为。苏联解体，社会主义精神衰落，族裔民族主义作为服务次一级团体的精神，侵入了已出现的意识形态真空。每一种民族神话和政治宣言都投入到了个人感知层次上，任何的差异都被当作与真理抵触的谬误，无论是社会心理因素还是群众意识方面，这种社会偏执狂的特征，更加容易引发对抗。对抗是矛盾的体现，是一种冲突性行为。民族或族裔意识作为一种被动员的集体记忆，常常以“人民的历史”出现在各大宣传平台上，这时的大众媒体俨然戴上了一副“严肃的面具”，灌输军事热情，寻求舆论庇护。显然，族际之间行为差异与认同差异导致冲突，当群体认同不同，群体行为也不同的情况下，行为具有低合作性、高独断性的特征，在这样的情况下更容易爆发冲突。
三、车臣问题中的两个冲突源
（一）案例介绍
车臣人自称纳赫契人，有“平民”之意。他们早在公元前九世纪到六世纪就在现今的车臣共和国建立过像古希腊那样的民主共和国，[25]这一说法并未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可。但有一点是可以统一的，车臣作为北高加索地区的土著民族，与北高加索地区的各民族历史发展息息相关，[26]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北高加索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讨论。关于车臣问题的讨论集中于三个方面：车臣自身的民族性及其与北高加索地区民族的关联;车臣自身的宗教信仰，伊斯兰教对于车臣冲突产生的影响以及俄罗斯与车臣的冲突与解决。早在7-8世纪就有关于车臣人的记载，车臣战略位置险要，曾发生多次战争，13世纪车臣被蒙古人入侵，直至16世纪金帐汗国解体车臣人才重回这片土地。[27]从16世纪开始，穆斯林文化逐渐渗透车臣本土文化。俄罗斯、奥斯曼帝国与波斯对车臣地区的争夺也愈演愈烈。[28]车臣战略位置险要，是连接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以及高加索各国的重要枢纽，共同的宗教信仰将地区矛盾复杂化。[29]第五次俄土战争后，俄罗斯不断扩大在北高加索地区的影响，19世纪后，俄罗斯在车臣建立统治。[30]在宗教信仰形成以及不断加深之后，车臣地区出现了较强的独立意识，这也导致局部的冲突、叛乱、政变与暴动在这个地区持续着。
（二）案例分析
1.基于宗教差异产生的认同冲突
伊斯兰教作为车臣人民抗争的精神工具，随着民族斗争过程不断深化并最终成为具有绝对优势的宗教。1834-1859年，车臣人与沙俄开始了25年的斗争，特殊的历史与伊斯兰的信仰在斗争中不断深化[31]，车臣地区在长期的斗争中形成自己独立的宗教信仰，这为今后车臣地区的治理埋下隐患。Блинский在《俄罗斯与车臣的200年战争》中从政治与军事的角度讲述了车臣与俄罗斯从18世纪中叶至今长达200年的斗争。[32]可以看到，车臣的民族性与宗教性是被讨论最多的两个方面，少有研究者将这两个影响因素整合到一个冲突框架中进行集中讨论，将认同差异与行为差异这两个因素在冲突形成中扮演的作用结合史实更清晰地展现出来。
不同的宗教认同形成了认同差异。人们总是按照自己的利益参与生产和其他社会活动，不同的人和群体所追求的利益不可能永远协调一致，当利益出现分歧的时候，个人或群体总是趋向于保护自己的利益，并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对他人利益构成直接或潜在的消极影响，从而导致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Донцов指出宗教差异的力量体现在车臣对内与对外的交往中，车臣人与信仰基督教的格鲁吉亚人和哥萨克人、信仰佛教的卡梅克人频频发生冲突，体现出宗教差异导致了群体间的裂痕。[33]俄羅斯虽然在19世纪就确立起对于车臣地区的统治，但由于宗教信仰不同，车臣对俄罗斯的认同有限，钱平广曾指出从宗教来说，车臣从未融入过俄罗斯。在车臣的历史上，伊斯兰教起的作用要远远大于俄罗斯的作用[34]。Малашенко在《北高加索的伊斯兰因素》中指出了车臣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便是宗教原因，伊斯兰教对于车臣的社会意识与社会文化影响很深，极端的伊斯兰思想是导致冲突的一个根源。[35]十月革命后的北高加索政治运动可以看出，包括车臣在内的北高加索各族有着强烈的民族独立意识。[36]宗教教义作为宗教的核心部分，是一种思想体系、价值观以及世界观。不同的宗教认同对应不同群体的认同差异，认同差异是导致车臣地区冲突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2.基于角色矛盾产生的行为冲突
民族身份与国家身份矛盾导致行为差异，不同身份认同导致了差异行为。由于社会生活的环境与要求不同，人们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往往是多种的，不同的角色导致不同的行为，当人们扮演两种或两种以上相互矛盾或互相排斥的角色时，会引发个人或群体的紧张状态，容易导致冲突的发生。在二战时期，高加索因其特殊位置是德军重点攻击的对象，此时，车臣人的国家身份与民族身份发生相互矛盾。二战期间，一些车臣人试图为纳粹提供帮助，高加索地区出现大量叛国行动。[37]这种叛国行为，与当时俄罗斯众多主体民族的卫国行为产生明显差异，充分显示了车臣人对于当时所在的国家并无认同。认同差异与行为差异，加剧了民族的对立。
如果说宗教认同因素对于国家存在潜在的消极影响，那么叛国这种行为差异则是直接对国家造成了消极影响，对后来车臣冲突爆发也产生重大的影响。[38]Козлов在《俄罗斯与苏联政策深处的车臣和印古什问题》一书中明确指出二战期间部分车臣人试图与纳粹合作但未成功，给本民族带来被迫迁徙的大劫难，大量平民死亡。[39]二战后的迁出与迁入，使得车臣民族遭受了重大的苦难，大量的车臣人因长期颠沛流离无法接受系统的教育，导致车臣族群受教育水平普遍低下，民族问题不断恶化。车臣问题中，以宗教差异为背景的族群，在逐渐频繁的相互交往中，没有构建出共同的身份认同，不同身份角色认同的矛盾使得他们在面临共同危机时，产生行为差异，这种差异使得车臣共和国相对苏共中央长期处在低合作性与高独断性的状态，在苏联解体的背景下，冲突一触即发。 1991年10月9日，車臣宣布独立，当时苏联正处于不稳定时期，1994年俄罗斯政权稳固后，叶利钦希望通过谈判解决车臣共和国独立与鞑靼斯坦共和国独立的问题。鞑靼斯坦因获得较多自治权而放弃独立，但是车臣高层领导杜达耶夫坚持独立，广播电视媒体对于双方领导人会面的错误期许，压缩了杜达耶夫和叶利钦谈判的空间，俄罗斯当局认为与杜达耶夫的谈判会助长分离主义的苗头，最终俄罗斯决定用武力解决问题。[40]1994年11月26日，第一次车臣战争爆发，战争持续了一年零九个月，双方损失惨重，这次战争加剧了地区矛盾，激化了民族矛盾。[41]1995年8月，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迫于民主党派的政治舆论与总统大选的国内形势，与车臣武装力量签订协约，第一次车臣战争以签订停战协定的形式结束。但没过多久，1999年7月4日车臣武装领导人巴萨耶夫带领武装分子偷袭达吉斯坦俄军哨所，8月10日宣布车臣共和国与达吉斯坦共和国独立，第二次车臣战争爆发。9月19日俄当局迅速反应，运用了大量现代化武器，10月8日，俄军已掌握车臣大部分土地，从三个方向包围车臣首府格罗兹尼市，2000年2月6日车臣“总统”马斯哈多夫逃跑，俄罗斯夺回车臣，并将国旗插在“总统府”楼顶，夺回车臣后，俄军撤出车臣，进入反恐模式。
3.车臣问题治理成效
两次车臣战争之后，Даджевич在《1996年到2005年车臣共和国以及人民的正常生活中》讲述了从第一次车臣战争之后到2005年车臣的状况。书中描述了车臣地区十年来的状况，至今，俄罗斯对于车臣问题的解决是卓有成效的。[42]总的来看，车臣问题经历了三个时期，沙俄时期（宗教认同差异形成时期）、苏联时期（民族行为差异形成时期）和俄罗斯时期（宗教性差异与民族性差异冲突的大爆发）车臣战争后，车臣地区百废待兴，俄罗斯政府为重建车臣地区拨付大量资金[43]，车臣基本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无论是水电、医疗、教育及城市交通系统都得到了恢复与发展，俄罗斯政府深知车臣问题根源一部分是发展问题，想要真正解决车臣问题，要从发展经济上入手。俄罗斯不仅在经济上为车臣的发展“输血”，更是大力培养车臣自身的“造血”能力，从工业、农业、服务业等各项社会产业上提升车臣的综合发展能力，增加车臣就业机会，卡德罗夫在2017年的讲话中指出，车臣就业率大幅降低，社会正在重新恢复活力。俄罗斯主体民族与车臣民族的差异不仅体现在宗教信仰与民族认同方面，他们在世俗政治代表认同上亦有差异，车臣人更加信服本民族的政治领袖，这是俄罗斯政府治理车臣的阻碍，也是一条捷径。普京从开始就提出了“以车治车”的政策理念，利用卡德罗夫家族的政治势力稳定车臣，这样卡德罗夫家族不仅拥有车臣本土巨大的政治资源，还得到了普京的支持，卡德罗夫家族两任总统连接了俄罗斯中央与车臣地方，使得各项政策得到良好的实施。车臣与俄罗斯民族的隔阂并非一日就可以解决，倘若让俄罗斯人来管辖车臣地区，恐会引起新一轮冲突爆发，本土性的治理极大地降低了治理所带来的冲突与风险。在这一点上，“以车治车”体现出普京的政治智慧与治理才能。将车臣民族与俄罗斯民族间的矛盾，降级为车臣民族内部分歧，软硬兼施，文武兼济，极大程度巩固了车臣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对于仍在车臣地区活动的分裂势力，俄政府坚决斩断他们与外界的资金人员链条，坚决反对西方干预本地区的政治问题，将车臣分裂势力纳入恐怖主义，积极展开反恐与反分裂斗争。在西方企图蚕食后苏联空间的今天，俄罗斯与西方社会在后苏联空间的争斗愈演愈烈，善于操控国际舆论的西方，极力地用车臣问题大做文章，而俄罗斯也严防西方国家将俄国内部民族矛盾转化为国际间的政治斗争。车臣战争爆发以来，北高加索地区成为了世界关注的焦点，作为苏联衰败解体的“附加品”，无论是俄罗斯联邦还是车臣地区本身，都在弥补这场灾难所带来的损失。
四、对俄罗斯-车臣冲突解决方式的思考
（一）关于族群问题冲突源的讨论
通过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车臣族群冲突的源头主要可以分为两种：1、认同差异导致冲突。这一维度冲突的源头是价值观、意识形态的冲突。冲突行为的选择是群体由于对未知的恐惧而陷入无知的困境。在寻求冲突和解机制的过程中我们应当认识到，解决这类冲突最好的办法是通过知识学习，增进群体相互理解。通过增进认识找到和解的平衡点，在多次博弈中寻找群体双方成本收益的最优点。认同存在差异的情况下，互相信任，相互理解是促成和解行为的重要前提条件。知识学习、信息传递对于增进群体间认知具有重要意义。2、行为差异导致冲突。这类族群冲突的源头主要是群体行为差异。差异行为分为两种：有的行为直接损害了对方利益，这种行为会直接导致冲突。另一种则是由于不同行为中存在潜在的威胁以及潜在的消极影响，这些行为就会成为冲突发生的潜在因素。群体认同差异与群体行为差异导致民族之间长久的裂痕与冲突的反复。这种情况下，提升民族地区教育水平、促进民族团结，健全完善民族法案成为解决民族问题的重要思路。针对车臣问题两种冲突源头的探析，作者构建面向族际冲突问题解决的思路框架，并对其进行解释。
（二）关于冲突解决方式的思考
历史就是历史，事件在历史的洪流中，掺杂着诸多因素，具有动态复杂性。一些问题随着时间的变化与发展，早已不再是历史上所面临的问题。互相信任的规范与互相理解的机制早已被误解与冲突所代替，一次次的历史磨难与遭遇使得双方都在不断寻求重新构建信任与理解的路径。本文从三个方面为族群冲突问题解决提供建议。
图2面向族际冲突问题的解决思路
合作型途径：合作行为的选择可以改善人的福利与境遇。缩小族群差距，纠正显著的不平等，对于解决冲突具有重要意义。激励合作行为抑制冲突行为，对社会的安定与和平具有重大意义。各民族应当认识到，不断寻求更多的合作，能改善双方收益。随着合作行为越来越多，双方发生冲突的概率就越来越小，在合作联系很紧密的情况下，冲突所带来的伤害往往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双方面的，理性的行为主体考虑到收益和成本问题，会尽量避免冲突。建立常规的合作机制，促进民族团结友爱。合作形式包括经济合作、文化交流等。车臣问题中，俄罗斯联邦政府也注意到，政治宣言中的差距并不是客观的反映，而是被人们感知，并解释的情况，这些解释很可能是族裔之间讨价还价的手段，背后的本质是对于全国资源分配的斗争。民族地区发展落后压缩了民族合作的空间。俄罗斯政府开始提升车臣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各项地区扶持政策相继出台，旨在缩小车臣与其他地方的差距，加强民族平等。在重建车臣地区的同时，对地区经济、卫生、基础设施等方面，也加大投入力度。为了改善族际关系，加强民族间的合作，梅德韦杰夫在2010年签署了总统令，将北高加索地区的六个共和国与南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合并，增设北高加索联邦区。这一行政区划的变动也是为了发展地区经济，拓宽民族交往空间，通过经济合作增进其他领域的族际合作。[44]从经济建设入手，促使民族问题的解决。 学习型途径：通過学习增进彼此了解，构建共同认知。在俄罗斯的一些新兴政治民族实体或者一些非俄罗斯族的共和国中，关于历史和文化的不实编造广泛传播于公众话题中，这些不实信息对于官方宣传和俄罗斯主流价值为主的教育理念和资讯形成较强的对抗。国家和社会应当关注这种偏执、歧视、敌意早期发展的轨迹，并要注意劝阻这种情绪的发展，这些被散布的偏执和仇恨，成为各民族冲突频发的主要思想根源。发展教育就是要确保社会更准确地传播知识，大众更全面地接受信息与知识。在学习交流中，互相理解，理解人类不同社群中相互联系的共同线索，产生新的共同认知是学习的目的。学习型途径主要是通过互相学习发展出新的共同认知，在彼此的沟通与交流中，获得新的认同，在共同认同的基础上，达到冲突的和解。外界的声音往往缺乏对于后苏联空间的理解与尊重，从而阻碍了这些国家建立内部和谐与重拾民族自尊的过程。在过去的20年中，车臣地区不断提升教育质量，为了更好地发展教育事业，车臣共和国第一任总统艾哈迈德·卡德罗夫签署了关于车臣共和国教育和科学部活动，[45]车臣地区以联邦政府教育发展计划为指导，制定了2016-2020年的发展计划，极大的提升了车臣地区的教育水平。这些教育措施都大大促进了民族之间的融合，提升了车臣民族的国家认同感，从而从国家认同构建入手，解决民族问题。
法治型解决途径：管理民族多元化社会需要法制创新，确立完善法律制度，规范行为，可以减少群体型冲突事件。在民族工作中细化地区法律法规，确立行为规范。要让各民族充分认识到冲突所带来的不利，冲突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从历史的角度看，车臣民族经历了很多不公平的待遇，给整个民族带来创伤，想解决车臣人离心的趋向，就要从法律法规方面入手，在完善法律法规的同时，出台更加平等的民族政策有利于安抚车臣人的民族情绪，完善法律法规。叶利钦早在1996年就出台过《俄罗斯民族政策构想》，试图解决当时棘手的民族问题，但是并未成功。[46]2012年俄罗斯政府《2025年前俄罗斯国家民族政策战略》来对民族政策的任务与目标进行阐释。新的民族政策规划体现了平等、共同发展的良好愿望。
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过程，需要时间。应不断的将冲突解决的途径运用至实际问题中，认清冲突的性质，从而做到更有针对性地解决冲突，只有这样，地区矛盾才能得到更好的解决。认同差异与行为差异是引起车臣族群冲突爆发的主要原因，本文的结构模型具有以下功能，提供协作激励和协作可行性条件，规范地认可协作，产生合作，即低威胁、高支持的行为，通过行为规范，促进民族合作交流，减少族群冲突。
注释：
①民族志浪漫主义：指的是关于民族历史与民族经历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构建，这其中包含文学、艺术、电影等艺术形象的刻画，与浪漫主义相对的是现实主义，这里希望说明由一些车臣的民族历史或民族形象所导致的认同差异，可能是人为构造，而非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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