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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对于上了点年纪的人来说，张恨水这个名字几乎是无人不知，《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作品也几乎是无人不晓。据说，出现在上个世纪20年代的那批“张恨水迷”们一点也不亚于当今的“粉丝”，就连堂堂的“少帅”张学良，也为了一睹大师的风采，亲自摸到了张恨水的寓所，做了一名“不速之客”。
张恨水除了著作等身之外，还有“三绝”，着实叫人不可等闲视之。—其一，能够同时撰写多部小说，最高纪录是七部长篇同时着笔；其二，从来不打草稿，每每是一挥而就，倚马可待，甚至没有什么涂改；其三，诗词、歌赋样样精通，穿插于小说之中，可谓是手到擒来、游刃自如。
后来，台湾的一位学者甚至还为张恨水总结出了七个“第一”—而且是至今无人能够企及的“第一”：一为作品的数量最多，这是与他同时代的乃至上一代的作家中绝无仅有的；二为所采用的文学形式最多，小说、散文、随笔、杂文、诗（七律、七绝、五律、五绝、古风、歌行、新诗）、词、曲、赋、骈体、游记、通讯、政论、考证、尺牍、戏评、影评、画评……无不涉猎；三为发表过的文字最多，高达3000多万字，还不包括那些没有正式刊载过的习作、日记、文件、画稿等等；四为读者最多，从粗通文墨的家庭妇女到大中学校的学生，甚至还包括学者（如陈寅恪、夏济南）和政治家（如毛泽东、周恩来）；五为被改编成其他文学形式的作品也最多，例如电影、话剧、戏曲等等；第六，因此被人冒名伪作的“赝品”也最多，据说当年在东北就有一家“张恨水书店”，专门出售这一类的伪作；第七，从创作的题材而言也属最多，仅以小说为例，即有言情、社会、讽刺、武侠、战争、旅行、官场、梨园、校园、市井等等，几乎是无所不包。
面对非议，张恨水说：“吾固以小说为业，略进一点鼓励民气之意，则可稍稍自慰矣。”
然而，当年在新文学运动的圈子里，尤其是左翼文学阵营形成以后，张恨水便很难再有往日的风光了。他所采用的那种章回体的旧形式，他所持有的那种缺乏“阶级意识”的立场，还有他所一贯表现的那种“风花雪月”的内容和情调，全都成为了批判的对象。这是一篇由太阳社作家钱杏邨（阿英）执笔的发表于1933年的文章—《上海事变与“鸳鸯蝴蝶派”文艺》，字里行间充满了浓浓的火药味：
在上海事变期间，封建余孽的鸳鸯蝴蝶派作家，在诗歌方面，固然呈现着强度的活跃，在小说的写作方面，也是非常的努力。一般为封建余孽以及部分的小市民层所欢迎的作家，从成为了他们的骄子的《啼笑因缘》的作者张恨水起，一直到他的老大家程瞻庐以至徐卓呆止，差不多全部动员的在各大小报纸上大做其“国难小说”。
……虽然当劳苦的工农士兵勇猛的起来反抗，他们也欢欣无间的为他们作了《健儿词》，高呼着：“背上刀锋有血痕，更未裹剑出营门。书生顿首高声唤，此是中华大国魂。”但他们，封建余孽本身，是只有“大声唤”的、没落的封建阶级，他们是没有“出路”的。
……张恨水的这几篇小说，如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胡话”，这“胡话”正表示了封建余孽以及一部分小市民层的“自我陶醉”的本色……一般的说来，反映在张恨水作品里的阶级意识，是封建余孽的意识。然而，是不纯粹的，在他的意识里，同样的也具有相当的资产阶级的要素的部分。
可以这样说，左翼文坛的这种观点一直影响到了上个世纪末。《张恨水传》的作者石楠曾经回忆起这样一件事情：那是在一次旅途当中，他与同船的几位乘客无意间聊起了张恨水，哪知众人异口同声地斥责他为“鸳鸯蝴蝶派作家”，甚至是“黄色作家”。石楠说，当时的他真像是挨了一刀：“这是诬蔑！张恨水先生从未写过诲淫诲盗的黄色小说，怎么能说他是黄色作家呢！说他是鸳鸯蝴蝶派作家也不公正，他是人民大众真正喜爱的作家！”他气愤地为之辩护说：“以前的定论，全都属于极左文艺思潮的流毒！”
不可否认，当年的张恨水确实是以大量的通俗小说而登上文坛的。他不同于郁达夫、徐志摩等人，从未喝过洋墨水；也不同于叶圣陶、朱自清等人，不曾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然而仅凭这一点就能断定他是个“封建余孽”吗？是个“黄色作家”吗？至于他的作品是否受到过“鸳鸯蝴蝶派”的影响，暂且不论，仅从他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而表现出的态度上，就足以证明他是一位响当当的爱国主义作家！
—那是1928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领土上发动了惨绝人寰的“济南惨案”。张恨水怒火中烧，他提笔写下了《耻与日人共事》《亡国的经验》《学越王呢？学大王呢？》和《中国决不会亡》等一系列的杂文，愤怒声讨侵略者的残酷罪行。他在文章中写道：“世界上的强国无论是谁，他都不能并吞中国。中国决不会亡！”
—那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张恨水再次拍案而起，他不仅将正在《新闻报》上连载的长篇小说《太平花》中加进了抗日的内容，而且还创作出了一系列的抗战小说—《九月十八日》《一月二十八日》《仇敌夫妻》《风檐爆竹》《以一当百》《最后的敬礼》《无名英雄传》，以及纪实文学—《江湾送粥老妪》《汽车夫胡阿毛》《不歇劲》《神枪手》《盘肠勇将》《两兵士》《大刀队七百名》《却里张》《冯木匠》，还有电影剧本—《热血之花》……后来，他将这些作品辑成一集，取“弯弓射日”之意而名之为《弯弓集》，并自费出版之：
今国难临头，必兴语言，唤醒国人，必求其无空不入；更有何待引申？然则以小说之文，写国难时之事物，而贡献于社会，则虽风烟满目，山河破碎，固不嫌其为之者矣……吾不文，然吾固以小说为业，深知小说之不以国难而停，更于其间，略进吾一点鼓励民气之意，则亦可稍稍自慰矣。
今国难小说，尚未多见，以不才之为其先驱，则抛砖引玉，将来有足为民族争光之小说也出，正未可料，则此鹅毛与爪子，殊亦有可念者矣。
此后，张恨水还创作了长篇小说《东北四连长》，反映在白山黑水之间英勇抗日的民族英雄们。为了能够获得感性的认识，他亲自采访了从战场上归来的军人，向他们详细了解军事常识以及士兵的心理。小说在《申报》的副刊《春秋》上连载之后影响颇大，就连著名的硬派电影导演王次龙也爱不释手，并准备将其改编为电影，遗憾的是时局渐紧，最终未能如愿。 在此期间，张恨水还积极参加了北平民众的抗日集会，竟至被反动军警抓上了囚车。后来多亏一位同乡搭救，但他的名字却从此上了通缉的名单。
据张恨水的儿子张伍回忆，面对国家的兴亡与民族的前途，张恨水不止一次地大声疾呼：“国如用我何妨死？”但他明白自己只是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为此，他竟为这个诞生于炮火之中的儿子起名为“伍”。—“我幼年时曾问父亲：‘我又不行五，为什么叫张伍？’父亲告诉我：‘我们老家是安徽人，被日本人占了；你母亲的家是北平，也被日本人占了。我希望我的孩子们能够入伍拿枪，打败日本，收复我们的国土！所以给你起名叫张伍。’”
面对国难，张恨水说：“抗战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国亡不保，何以家为？”
侵略者的炮火终于落到了张恨水的头上。
这天是1937年的8月15日，南京城内突然警报大作，正在家中休息的张恨水一跃而起，慌忙带领全家老小—上有缠着小脚的母亲，下有嗷嗷待哺的婴儿，拼命地向远处的防空洞奔去。不料洞里早已挤满了人，情急之下他只得招呼家人就地卧倒，有的趴在了墙根之侧，有的钻进了蓬草之中……这一次的轰炸对于张恨水来说，可谓是平生第一遭，委实受惊不小。
但是再往后，空袭就成为家常便饭了—他逃到芜湖，日军的飞机轰炸到芜湖；他逃到武汉，敌人的飞机轰炸到武汉；他逃到重庆，强盗的飞机同样是跟踪着众多的难民一路扫射而来……为了躲避炸弹，儿子的额头被坚硬的岩石划破，血流如注；妻子的背部被慌乱的人群踩伤，留下片片紫乌。
作为“陪都”的重庆，成为了日军轰炸的主要目标，张恨水亲眼看见它是如何于刹那之间变成人间地狱的—
走近了两路口看时，那冒白烟的所在，正是被炸猛烈的所在，一望整条马路，两旁的房屋全已倒塌。这带地点，十之八九是川东式的木架房子，很少砖墙。屋子倒下来，屋瓦和屋架子堆叠着压在地面，像是秽土堆。两路口的地势，正好是一道山梁，马路是山梁脊背。两旁的店房，前临马路，后面是木柱在山坡上支架着的吊楼。现在两旁的房屋被轰炸平了，山梁两边全是倾斜的秽土堆，又像是炮火轰击过的战场。电线柱子炸断了，还挨着地牵扯了电线，正像是战地上布着电网。尤其是遍地在砖瓦木料堆里冒着的白烟，在空气里散布着硫磺火药味，绝对是个战场光景……砖瓦木架堆里，有家具分裂着，有衣被散乱着，而且就在面前四五丈路外，电线上挂了几串紫色的人肠子，砖堆里露出半截人，只有两条腿在外。
……在石坡半截所在，有二三十个市民和防护团丁，带了铁锄铁铲，在挖掘半悬崖上一个防空洞门。同时有人弯腰由洞里拖着死人的两条腿，就向洞口砖瓦堆上放……沙丁鱼似的，排了七八具死尸。离尸首不远，还有那黄木薄板子钉的小棺材，像大抽屉似的，横七竖八放了好几具。
张恨水是小说家，他将侵略者的这一血腥暴行，以纪实的手法直接地记载在了自己的小说—《巴山夜雨》当中。
重庆的生活又是什么样子的呢？战争带来的是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带来的是生活贫困，生活贫困带来的则是健康上的损伤。经历过这场生死浩劫的学者贾植芳曾这样描述该时文人们的命运：“……自1937年抗战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就进入了另一个时代，再也没有窗明几净的书斋，再也不能从容缜密的研究，甚至失去了万人崇拜的风光。‘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以文化革命改造世界的豪气与理想早已梦碎，哪怕是只留下一丝游魂，也如同不祥之物，伴随的总是摆脱不尽的灾难和恐怖……”
张恨水的现状同样如此，他写过《浣溪沙》，声泪俱下地道出了自己的困境—战前的他仅凭自己一个人的稿费就足以养活几十口人的一个大家庭，可现如今呢：
入蜀三年未作衣，近来天暖也愁眉，破衫已不像东西。袜子跟通嘲鸭蛋，布鞋帮断像鸡皮，派成名士我何疑？
一两鲜鳞一两珠，瓦盘久唱食无鱼，近还牛肉不登厨。今日怕谈三件事，当年空读五年书，归期依旧问何如？
借物而今到火柴，两毛一盒费安排，邻家乞火点灯来。偏是残烛遭鼠咬，相期月上把窗开，非关风雅是寒斋。
把笔还须刺激吗？香烟戒后少抓持，卢同早已吃沱茶。尚有破书借友看，却无美酒向人赊，兴来爱唱泪如麻。
这场战争对于张恨水来说，无疑是其生活中的一道分水岭、一条分界线。在此之前，他的思想当中虽说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爱国主义因素，但最终还是1937年的这场炮火，让他真正地尝受到了亡国之耻与切肤之痛。他的老家安徽潜山沦陷了，他住了十余个年头的北平也落入了敌手；他的全部书稿化作了灰烬，他辛辛苦苦创办的《南京人报》也在敌人的狂轰滥炸之下停止了出版……
如果说，在此之前他的作品于思想的深度上—比如说对于现实的揭露、对于前途的展示，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的话，那么自从这场战争爆发后，他则将自己的生命完全地融入了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之中了，并且于创作上也彻底摆脱了以往的那些情感题材与固定模式，成为了一位名副其实的“国难小说”作家。
—这是他在沦陷之前的家乡所作的演讲：“昨天，日本鬼子占领了我们的首都南京，南京人民正在遭受敌人的屠杀和蹂躏，这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耻辱！要洗刷我们的耻辱，我们就得投身到抗击日本鬼子的行列中去，团结一心，尽财尽力，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这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神圣义务和应尽之责！我们潜山人民，有着光荣的爱国传统，不愿受奴役，可也有个别人堕落成了汉奸，我决不轻饶他，一定要亲手剖开他的胸膛，请故乡父老看看他长的是什么样的心肝！……抗战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国亡不保，何以家为？要保家，就先得卫国！只要我们同仇敌忾，就一定能够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俨然一副舍生取义的姿态。
—这是他为自己主编的《新民报》副刊《最后关头》写下的发刊词：“‘关’这个字，在中国文字里，已够严重。‘关’上再加‘最后’两字，这严重性是无待词费了。最后一语，最后一步，最后一举……这一些最后，表示着人生就是这一下子。成功，自然从这里前进；不成功，也决不再有一下……这呐喊声里，意味着绝对是热烈的、雄壮的、愤恨的，决不许有一些消极意味。我相信，我们总有一天，依然喊到南京新街口去，因为那里，是我们的《南京人报》！”对于来稿的内容，他更是严格地规定下五条要求：一，抗战故事（包括长篇小说）；二，游击区情况一斑；三，劳苦民众的生活素描；四，不肯空谈的人事批评；五，抗战韵文。他生怕投稿者仍不明白他的意思，便再次补充道：“本栏名为《最后关头》，一切诗词小品，必须与抗战及唤起民众有关。此外，虽有杰作，碍于体格只得割爱，均乞原谅。”—俨然一副抗战作家的姿态。 这不能不令人想起梁实秋在为《中央日报》编辑副刊《平明》时所写的那封约稿信—“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微不同，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真可谓有着天壤之别啊！
张恨水的可爱，还不仅仅在这里。那是他的家乡刚刚沦陷不久，其弟张牧野不愿再逃亡了，他赶到武汉，动员张恨水投笔从戎—与自己一同打回老家去，组织一支抗日的游击队伍。张恨水听罢后欣然同意：“国如用我何妨死？”但他是书生，书生只懂得此事必须得获得政府的批准。于是他亲笔撰写了一份报告，又亲自将其呈送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六部。其结果呢，自然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但他不气馁，辗转至重庆后，竟索性将自己的那间破破烂烂的茅草房题名曰“北望斋”—犹如当年的陆游，时时刻刻都在“北望”着王师能够早日收复沦丧的故土。
面对现实，张恨水说：“我就是伏生之未死，还能拿出《尚书》于余烬。”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张恨水的写作达到了又一个高峰。这时他作品中的主题无不面对着现实，面对着战时的一切。其内容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表现前方将士的英勇杀敌。
《水浒新传》。张恨水用的是借古喻今的手法，抑或叫做借用古人的躯壳抒发自己的情感—他让梁山泊的一百单八将全都参加了抗金的斗争。据说毛泽东在延安也读到了这一作品，并且对前去采访他的记者赵超构说：“这本小说写得好啊，梁山泊英雄抗金，我们八路军抗日。”
《巷战之夜》。作品的主人公是以张恨水的弟弟张牧野为模特而塑造的，小说描写的是他如何在自己的家乡组织游击队，并如何协同二十九军的爱国将士，于敌人在天津城内的街巷中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斗。
《大江东去》。作品的背景为1937冬发生在南京的血腥大屠杀，作者以史家的手笔将日本强盗惨无人道的暴行披露于全世界。有学者考证说，最早在作品当中反映这一屠城事实的，当属这部小说。
《虎贲万岁》。这是一部以真人真事为题材的“纪实作品”，反映的是抗战后期有名的“常德会战”。常德是湘西的重镇，我方的守军为代号“虎贲”的七十四军五十七师，全师共8000余人，在师长余程万的率领下，苦撑十数日后，只剩下了83人。但是他们不仅保住了常德，而且争取了时间，使得援军得以合围。
张恨水是一位彻头彻尾的书生，既不懂得军事，也从未上过战场。为了创作这类题材的作品，他一遍又一遍地请教从前线回来的将士，不仅认真地倾听他们讲的作战故事，而且详细地询问炮是怎样打响的、子弹在夜里发什么颜色的光……有时为了一个问题，能够追问对方一两个小时。除此之外，他还反复地查看、阅读了各种各样的资料，包括地图、照片、日记、剪报等等，为下笔作足了准备工作。《虎贲万岁》出版之后，他没有领取一分钱的稿费，他说他的目的只是为了将五十七师烈士们的精神永远地传颂下去。
抗战期间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口号：“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身在海外的林语堂做到了“有钱出钱”—他在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1938年，先后以16000美元和23000美元兑换成10万银元和13万银元，存入了中国银行，以此表示中国必胜的信心。回到国内的王礼锡做到了“有力出力”—他亲自率领“作家战地访问团”，深入前线工作，并最终倒在了被其称之为“笔游击”的战场上。既无钱又无力的张恨水只有一支笔，但他却用手中的这支笔，为中华民族的抗战做出了他所能做出的一切。
张恨水作品的第二个内容，是揭露大后方国民党政府的黑暗与腐败。
自从抗日战争开始之后，张恨水就一直生活在大后方，虽说他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前方的战事，但他也无时无刻不在亲眼目睹着后方的腐败现实。在此期间，张恨水写过不少杂文。—《路旁的刺激》，抨击的是国民党的官员在国难期间依然耀武扬威；《狮子输血》，讽刺的是在由宋美龄倡导的“节约献金”运动中，只见平民百姓捐款不见巨富豪门献金；《理学能救国乎》，鞭挞的是被蒋介石极力吹捧的曾国藩，指出他是“吃里扒外，为异族打江山”。这些杂文的言词之辛辣，讽刺之深刻，远非当年的《金粉世家》与《啼笑因缘》可以相比了。
除了杂文之外，张恨水还创作了不少小说，其中一部名为《八十一梦》的长篇小说差点没将自己送进息烽集中营！—
由于屡屡发表讽刺国民党腐败统治的杂文，由张恨水主编的《最后关头》被勒令停刊了。张恨水没有气绥，他巧妙地改变了手中的武器—既然不允许直接干预现实，那就采用“寓言十九，托之于梦”的办法吧，这就是《八十一梦》的全部构思。他通过说梦，展开了一个又一个荒诞不经的故事，但这些故事的内容却全都设计巧妙而与当前的现实有关，他以嬉笑怒骂的手笔，借古讽今的方法，指桑骂槐的机智，将抨击的矛头直接对准了大后方黑暗统治的核心。
这种写法，很快便得到了领导国统区抗战文学运动的周恩来的赞赏。那是在一次接见《新民报》主创人员的座谈会上，他高兴地说道：“同反动派作斗争，可以从正面斗，也可以从侧面斗，我觉得用小说体裁揭露黑暗势力就是一个好办法，也不会弄到‘开天窗’的地步。恨水先生在这方面做了一个榜样，最近写的《八十一梦》不就起了很好的作用吗？”
《八十一梦》得到了来自共产党方面的褒奖，但与此同时也受到了来自国民党方面的威胁。那句颇为有名的话—“张恨水写得太多了，也太累了，该请他到贵州息烽休息休息去了！”就是张治中亲自转告他的。迫于无奈，张恨水只得将书稿匆匆结尾，并在《尾声》中话中有话地写道：“本是八十一梦，写的也是八十一梦，不幸被耗子咬了，不能全部拿出来。”
不久，《新民报》决定将这部长期连载的小说出个单行本。机会来了，张恨水提起笔来在其卷首写下了《楔子·鼠齿下的剩余》一文：
总之是为了自己的不爱惜自己心血的缘故，让小孩子淋了些残汤剩汁在上面，在梦本之上，多添了一些油腥气，这就刺激了老鼠的特殊嗅觉器官，到了晚上，直钻进我的故纸堆中，用它的牙和爪，切切实实将这本子磨勘一顿……耗子大王虽有始皇之威，而我也就是伏生之未死，还能拿出《尚书》于余烬呢。 《尚书》者何？伏生者何？《尚书》是经孔子编纂的重要文献汇编，一位名叫伏生的老儒，为了《尚书》免遭秦始皇的焚书之灾，将其藏匿在了墙壁的夹层之中。战火平定之后，西汉初年，他搜索出了这批残简，开始在家乡招收门徒，以传播其中的微言大义。
张恨水没有过高地评价自己，仅仅自喻“伏生”而已；但他敢于面对现实、抨击现实的勇气，却远非伏生老儿可以比拟。
面对颂扬，张恨水说：“卖文卖得头将白，未用人间造孽钱！”
张恨水在抗战期间的表现是有目共睹的。进步文艺界看到了，中共南方局也看到了。
—那是1938年的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正式成立，张恨水在没有出席大会的情况下，仍被代表们一致推选为理事，而且是理事当中唯一一位写章回小说的作家。好友兼同仁张友鸾得知后兴奋地前来道贺：“这说明新文学的作家们已经捐弃了门户之见。”释怀归释怀，但他还是没有说到事情的实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发挥作用了。张恨水终于被革命作家认可了，张恨水也终于摘去了头上的那顶“封建余孽”的帽子！
在张恨水的一生当中，抗日战争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由于他自己的出色表现，也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贯彻执行，他终于改写了自己今后的人生道路。
1944年的5月16日，是张恨水五十岁的诞辰。为著名作家祝寿，这是中共南方局为冲破国民党的政治压迫而采取的一种新型而机智的斗争方式，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以此来增强文化人之间的团结，壮大抗战文学的队伍，更是为了通过这一活动向广大的知识分子指明前进的道路。在此前后，被祝过寿的有郭沫若、洪深、老舍、欧阳予倩、王亚平、叶圣陶、茅盾等人，他们都是为新文学运动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人。因此，当张恨水得知自己也成为了被祝贺的对象时，不由得诚惶诚恐起来，他没有别的办法，只有逃避—坚决不参加已经为他筹备好的庆祝茶会。然而不管他逃到哪里，5月16日这天，重庆的各家报纸上还是刊登出了一批批祝寿的诗词与文章。
—这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负责人老舍写的《一点点认识》：
恨水兄是一个真正的文人：说话，他有一句说一句，心直口快。他敢直言无隐，因为他自己心里没有毛病。这，在别人看，仿佛就有点“狂”。但是，我说，能这样“狂”的人才配作文人。因为他敢“狂”，所以他才不肯受苦，才会爱惜羽毛。我知道，恨水兄就是最重气节，最富正义感，最爱惜羽毛的人。所以，我称为真正的文人。
这样的评价无疑是代表了文协，也就是代表了整个抗战文艺界对张恨水的看法。
—这是《新华日报》总编潘梓年发表的祝寿文章《精进不已》：
一个作家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坚持三十年，不为富贵所摇惑，贫贱所移易，只此一点就已很可钦敬。而且凡是读过《新民报》的人，读过《新民报》上恨水先生所写的文章的人，都能知道恨水是怎样一个作家，都能知道他是一个自强不息，精进不已的作家……他有他的识力，他的修养，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由于他有一个明确的立场—坚主抗战，坚主团结，坚主民主。
这样的文字无疑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对张恨水的肯定与赞许。
张恨水还有什么要说的呢？他的眼泪潸潸而下。但是，除了自己的人格与立场之外，他还希望人们能够真正理解他的作品，理解他这几十年来所坚持选用的创作方法。中国共产党是深深地理解他的，就在这天的《新华日报》上，还同时刊登出了这样一则短评—《张恨水先生创作三十周年》：
恨水先生的作品，虽然还不离章回小说的范畴，但我们可以看到和旧型的章回体小说之间显然有一个分水界，那就是他的现实主义道路，在主题上尽管迂回而曲折，而题材却是最接近现实的；由于恨水先生的正义感和丰富的热情，他的作品也无不以同情弱小、反抗强暴为主要的“题目”。也正如此，他的作品，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也正由于此，恨水先生正义的道路更把他引向现实主义。
应该说，张恨水此生无憾了！张恨水终于从共产党那里获得了盼望已久的理解和评价！
那天，他自己也写下了一首《五十述怀》。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无产阶级作家，对于自己五十年来所走过的道路，他写下的是这样两句“鉴定”：
卖文卖得头将白，
未用人间造孽钱！
—虽说过于谦逊了些，但这是事实，而且确凿无疑的事实：他始终都是清白的！
（编辑：魏 冉）
张恨水除了著作等身之外，还有“三绝”，着实叫人不可等闲视之。—其一，能够同时撰写多部小说，最高纪录是七部长篇同时着笔；其二，从来不打草稿，每每是一挥而就，倚马可待，甚至没有什么涂改；其三，诗词、歌赋样样精通，穿插于小说之中，可谓是手到擒来、游刃自如。
后来，台湾的一位学者甚至还为张恨水总结出了七个“第一”—而且是至今无人能够企及的“第一”：一为作品的数量最多，这是与他同时代的乃至上一代的作家中绝无仅有的；二为所采用的文学形式最多，小说、散文、随笔、杂文、诗（七律、七绝、五律、五绝、古风、歌行、新诗）、词、曲、赋、骈体、游记、通讯、政论、考证、尺牍、戏评、影评、画评……无不涉猎；三为发表过的文字最多，高达3000多万字，还不包括那些没有正式刊载过的习作、日记、文件、画稿等等；四为读者最多，从粗通文墨的家庭妇女到大中学校的学生，甚至还包括学者（如陈寅恪、夏济南）和政治家（如毛泽东、周恩来）；五为被改编成其他文学形式的作品也最多，例如电影、话剧、戏曲等等；第六，因此被人冒名伪作的“赝品”也最多，据说当年在东北就有一家“张恨水书店”，专门出售这一类的伪作；第七，从创作的题材而言也属最多，仅以小说为例，即有言情、社会、讽刺、武侠、战争、旅行、官场、梨园、校园、市井等等，几乎是无所不包。
面对非议，张恨水说：“吾固以小说为业，略进一点鼓励民气之意，则可稍稍自慰矣。”
然而，当年在新文学运动的圈子里，尤其是左翼文学阵营形成以后，张恨水便很难再有往日的风光了。他所采用的那种章回体的旧形式，他所持有的那种缺乏“阶级意识”的立场，还有他所一贯表现的那种“风花雪月”的内容和情调，全都成为了批判的对象。这是一篇由太阳社作家钱杏邨（阿英）执笔的发表于1933年的文章—《上海事变与“鸳鸯蝴蝶派”文艺》，字里行间充满了浓浓的火药味：
在上海事变期间，封建余孽的鸳鸯蝴蝶派作家，在诗歌方面，固然呈现着强度的活跃，在小说的写作方面，也是非常的努力。一般为封建余孽以及部分的小市民层所欢迎的作家，从成为了他们的骄子的《啼笑因缘》的作者张恨水起，一直到他的老大家程瞻庐以至徐卓呆止，差不多全部动员的在各大小报纸上大做其“国难小说”。
……虽然当劳苦的工农士兵勇猛的起来反抗，他们也欢欣无间的为他们作了《健儿词》，高呼着：“背上刀锋有血痕，更未裹剑出营门。书生顿首高声唤，此是中华大国魂。”但他们，封建余孽本身，是只有“大声唤”的、没落的封建阶级，他们是没有“出路”的。
……张恨水的这几篇小说，如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胡话”，这“胡话”正表示了封建余孽以及一部分小市民层的“自我陶醉”的本色……一般的说来，反映在张恨水作品里的阶级意识，是封建余孽的意识。然而，是不纯粹的，在他的意识里，同样的也具有相当的资产阶级的要素的部分。
可以这样说，左翼文坛的这种观点一直影响到了上个世纪末。《张恨水传》的作者石楠曾经回忆起这样一件事情：那是在一次旅途当中，他与同船的几位乘客无意间聊起了张恨水，哪知众人异口同声地斥责他为“鸳鸯蝴蝶派作家”，甚至是“黄色作家”。石楠说，当时的他真像是挨了一刀：“这是诬蔑！张恨水先生从未写过诲淫诲盗的黄色小说，怎么能说他是黄色作家呢！说他是鸳鸯蝴蝶派作家也不公正，他是人民大众真正喜爱的作家！”他气愤地为之辩护说：“以前的定论，全都属于极左文艺思潮的流毒！”
不可否认，当年的张恨水确实是以大量的通俗小说而登上文坛的。他不同于郁达夫、徐志摩等人，从未喝过洋墨水；也不同于叶圣陶、朱自清等人，不曾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然而仅凭这一点就能断定他是个“封建余孽”吗？是个“黄色作家”吗？至于他的作品是否受到过“鸳鸯蝴蝶派”的影响，暂且不论，仅从他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而表现出的态度上，就足以证明他是一位响当当的爱国主义作家！
—那是1928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领土上发动了惨绝人寰的“济南惨案”。张恨水怒火中烧，他提笔写下了《耻与日人共事》《亡国的经验》《学越王呢？学大王呢？》和《中国决不会亡》等一系列的杂文，愤怒声讨侵略者的残酷罪行。他在文章中写道：“世界上的强国无论是谁，他都不能并吞中国。中国决不会亡！”
—那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张恨水再次拍案而起，他不仅将正在《新闻报》上连载的长篇小说《太平花》中加进了抗日的内容，而且还创作出了一系列的抗战小说—《九月十八日》《一月二十八日》《仇敌夫妻》《风檐爆竹》《以一当百》《最后的敬礼》《无名英雄传》，以及纪实文学—《江湾送粥老妪》《汽车夫胡阿毛》《不歇劲》《神枪手》《盘肠勇将》《两兵士》《大刀队七百名》《却里张》《冯木匠》，还有电影剧本—《热血之花》……后来，他将这些作品辑成一集，取“弯弓射日”之意而名之为《弯弓集》，并自费出版之：
今国难临头，必兴语言，唤醒国人，必求其无空不入；更有何待引申？然则以小说之文，写国难时之事物，而贡献于社会，则虽风烟满目，山河破碎，固不嫌其为之者矣……吾不文，然吾固以小说为业，深知小说之不以国难而停，更于其间，略进吾一点鼓励民气之意，则亦可稍稍自慰矣。
今国难小说，尚未多见，以不才之为其先驱，则抛砖引玉，将来有足为民族争光之小说也出，正未可料，则此鹅毛与爪子，殊亦有可念者矣。
此后，张恨水还创作了长篇小说《东北四连长》，反映在白山黑水之间英勇抗日的民族英雄们。为了能够获得感性的认识，他亲自采访了从战场上归来的军人，向他们详细了解军事常识以及士兵的心理。小说在《申报》的副刊《春秋》上连载之后影响颇大，就连著名的硬派电影导演王次龙也爱不释手，并准备将其改编为电影，遗憾的是时局渐紧，最终未能如愿。 在此期间，张恨水还积极参加了北平民众的抗日集会，竟至被反动军警抓上了囚车。后来多亏一位同乡搭救，但他的名字却从此上了通缉的名单。
据张恨水的儿子张伍回忆，面对国家的兴亡与民族的前途，张恨水不止一次地大声疾呼：“国如用我何妨死？”但他明白自己只是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为此，他竟为这个诞生于炮火之中的儿子起名为“伍”。—“我幼年时曾问父亲：‘我又不行五，为什么叫张伍？’父亲告诉我：‘我们老家是安徽人，被日本人占了；你母亲的家是北平，也被日本人占了。我希望我的孩子们能够入伍拿枪，打败日本，收复我们的国土！所以给你起名叫张伍。’”
面对国难，张恨水说：“抗战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国亡不保，何以家为？”
侵略者的炮火终于落到了张恨水的头上。
这天是1937年的8月15日，南京城内突然警报大作，正在家中休息的张恨水一跃而起，慌忙带领全家老小—上有缠着小脚的母亲，下有嗷嗷待哺的婴儿，拼命地向远处的防空洞奔去。不料洞里早已挤满了人，情急之下他只得招呼家人就地卧倒，有的趴在了墙根之侧，有的钻进了蓬草之中……这一次的轰炸对于张恨水来说，可谓是平生第一遭，委实受惊不小。
但是再往后，空袭就成为家常便饭了—他逃到芜湖，日军的飞机轰炸到芜湖；他逃到武汉，敌人的飞机轰炸到武汉；他逃到重庆，强盗的飞机同样是跟踪着众多的难民一路扫射而来……为了躲避炸弹，儿子的额头被坚硬的岩石划破，血流如注；妻子的背部被慌乱的人群踩伤，留下片片紫乌。
作为“陪都”的重庆，成为了日军轰炸的主要目标，张恨水亲眼看见它是如何于刹那之间变成人间地狱的—
走近了两路口看时，那冒白烟的所在，正是被炸猛烈的所在，一望整条马路，两旁的房屋全已倒塌。这带地点，十之八九是川东式的木架房子，很少砖墙。屋子倒下来，屋瓦和屋架子堆叠着压在地面，像是秽土堆。两路口的地势，正好是一道山梁，马路是山梁脊背。两旁的店房，前临马路，后面是木柱在山坡上支架着的吊楼。现在两旁的房屋被轰炸平了，山梁两边全是倾斜的秽土堆，又像是炮火轰击过的战场。电线柱子炸断了，还挨着地牵扯了电线，正像是战地上布着电网。尤其是遍地在砖瓦木料堆里冒着的白烟，在空气里散布着硫磺火药味，绝对是个战场光景……砖瓦木架堆里，有家具分裂着，有衣被散乱着，而且就在面前四五丈路外，电线上挂了几串紫色的人肠子，砖堆里露出半截人，只有两条腿在外。
……在石坡半截所在，有二三十个市民和防护团丁，带了铁锄铁铲，在挖掘半悬崖上一个防空洞门。同时有人弯腰由洞里拖着死人的两条腿，就向洞口砖瓦堆上放……沙丁鱼似的，排了七八具死尸。离尸首不远，还有那黄木薄板子钉的小棺材，像大抽屉似的，横七竖八放了好几具。
张恨水是小说家，他将侵略者的这一血腥暴行，以纪实的手法直接地记载在了自己的小说—《巴山夜雨》当中。
重庆的生活又是什么样子的呢？战争带来的是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带来的是生活贫困，生活贫困带来的则是健康上的损伤。经历过这场生死浩劫的学者贾植芳曾这样描述该时文人们的命运：“……自1937年抗战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就进入了另一个时代，再也没有窗明几净的书斋，再也不能从容缜密的研究，甚至失去了万人崇拜的风光。‘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以文化革命改造世界的豪气与理想早已梦碎，哪怕是只留下一丝游魂，也如同不祥之物，伴随的总是摆脱不尽的灾难和恐怖……”
张恨水的现状同样如此，他写过《浣溪沙》，声泪俱下地道出了自己的困境—战前的他仅凭自己一个人的稿费就足以养活几十口人的一个大家庭，可现如今呢：
入蜀三年未作衣，近来天暖也愁眉，破衫已不像东西。袜子跟通嘲鸭蛋，布鞋帮断像鸡皮，派成名士我何疑？
一两鲜鳞一两珠，瓦盘久唱食无鱼，近还牛肉不登厨。今日怕谈三件事，当年空读五年书，归期依旧问何如？
借物而今到火柴，两毛一盒费安排，邻家乞火点灯来。偏是残烛遭鼠咬，相期月上把窗开，非关风雅是寒斋。
把笔还须刺激吗？香烟戒后少抓持，卢同早已吃沱茶。尚有破书借友看，却无美酒向人赊，兴来爱唱泪如麻。
这场战争对于张恨水来说，无疑是其生活中的一道分水岭、一条分界线。在此之前，他的思想当中虽说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爱国主义因素，但最终还是1937年的这场炮火，让他真正地尝受到了亡国之耻与切肤之痛。他的老家安徽潜山沦陷了，他住了十余个年头的北平也落入了敌手；他的全部书稿化作了灰烬，他辛辛苦苦创办的《南京人报》也在敌人的狂轰滥炸之下停止了出版……
如果说，在此之前他的作品于思想的深度上—比如说对于现实的揭露、对于前途的展示，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的话，那么自从这场战争爆发后，他则将自己的生命完全地融入了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之中了，并且于创作上也彻底摆脱了以往的那些情感题材与固定模式，成为了一位名副其实的“国难小说”作家。
—这是他在沦陷之前的家乡所作的演讲：“昨天，日本鬼子占领了我们的首都南京，南京人民正在遭受敌人的屠杀和蹂躏，这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耻辱！要洗刷我们的耻辱，我们就得投身到抗击日本鬼子的行列中去，团结一心，尽财尽力，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这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神圣义务和应尽之责！我们潜山人民，有着光荣的爱国传统，不愿受奴役，可也有个别人堕落成了汉奸，我决不轻饶他，一定要亲手剖开他的胸膛，请故乡父老看看他长的是什么样的心肝！……抗战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国亡不保，何以家为？要保家，就先得卫国！只要我们同仇敌忾，就一定能够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俨然一副舍生取义的姿态。
—这是他为自己主编的《新民报》副刊《最后关头》写下的发刊词：“‘关’这个字，在中国文字里，已够严重。‘关’上再加‘最后’两字，这严重性是无待词费了。最后一语，最后一步，最后一举……这一些最后，表示着人生就是这一下子。成功，自然从这里前进；不成功，也决不再有一下……这呐喊声里，意味着绝对是热烈的、雄壮的、愤恨的，决不许有一些消极意味。我相信，我们总有一天，依然喊到南京新街口去，因为那里，是我们的《南京人报》！”对于来稿的内容，他更是严格地规定下五条要求：一，抗战故事（包括长篇小说）；二，游击区情况一斑；三，劳苦民众的生活素描；四，不肯空谈的人事批评；五，抗战韵文。他生怕投稿者仍不明白他的意思，便再次补充道：“本栏名为《最后关头》，一切诗词小品，必须与抗战及唤起民众有关。此外，虽有杰作，碍于体格只得割爱，均乞原谅。”—俨然一副抗战作家的姿态。 这不能不令人想起梁实秋在为《中央日报》编辑副刊《平明》时所写的那封约稿信—“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微不同，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真可谓有着天壤之别啊！
张恨水的可爱，还不仅仅在这里。那是他的家乡刚刚沦陷不久，其弟张牧野不愿再逃亡了，他赶到武汉，动员张恨水投笔从戎—与自己一同打回老家去，组织一支抗日的游击队伍。张恨水听罢后欣然同意：“国如用我何妨死？”但他是书生，书生只懂得此事必须得获得政府的批准。于是他亲笔撰写了一份报告，又亲自将其呈送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六部。其结果呢，自然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但他不气馁，辗转至重庆后，竟索性将自己的那间破破烂烂的茅草房题名曰“北望斋”—犹如当年的陆游，时时刻刻都在“北望”着王师能够早日收复沦丧的故土。
面对现实，张恨水说：“我就是伏生之未死，还能拿出《尚书》于余烬。”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张恨水的写作达到了又一个高峰。这时他作品中的主题无不面对着现实，面对着战时的一切。其内容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表现前方将士的英勇杀敌。
《水浒新传》。张恨水用的是借古喻今的手法，抑或叫做借用古人的躯壳抒发自己的情感—他让梁山泊的一百单八将全都参加了抗金的斗争。据说毛泽东在延安也读到了这一作品，并且对前去采访他的记者赵超构说：“这本小说写得好啊，梁山泊英雄抗金，我们八路军抗日。”
《巷战之夜》。作品的主人公是以张恨水的弟弟张牧野为模特而塑造的，小说描写的是他如何在自己的家乡组织游击队，并如何协同二十九军的爱国将士，于敌人在天津城内的街巷中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斗。
《大江东去》。作品的背景为1937冬发生在南京的血腥大屠杀，作者以史家的手笔将日本强盗惨无人道的暴行披露于全世界。有学者考证说，最早在作品当中反映这一屠城事实的，当属这部小说。
《虎贲万岁》。这是一部以真人真事为题材的“纪实作品”，反映的是抗战后期有名的“常德会战”。常德是湘西的重镇，我方的守军为代号“虎贲”的七十四军五十七师，全师共8000余人，在师长余程万的率领下，苦撑十数日后，只剩下了83人。但是他们不仅保住了常德，而且争取了时间，使得援军得以合围。
张恨水是一位彻头彻尾的书生，既不懂得军事，也从未上过战场。为了创作这类题材的作品，他一遍又一遍地请教从前线回来的将士，不仅认真地倾听他们讲的作战故事，而且详细地询问炮是怎样打响的、子弹在夜里发什么颜色的光……有时为了一个问题，能够追问对方一两个小时。除此之外，他还反复地查看、阅读了各种各样的资料，包括地图、照片、日记、剪报等等，为下笔作足了准备工作。《虎贲万岁》出版之后，他没有领取一分钱的稿费，他说他的目的只是为了将五十七师烈士们的精神永远地传颂下去。
抗战期间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口号：“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身在海外的林语堂做到了“有钱出钱”—他在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1938年，先后以16000美元和23000美元兑换成10万银元和13万银元，存入了中国银行，以此表示中国必胜的信心。回到国内的王礼锡做到了“有力出力”—他亲自率领“作家战地访问团”，深入前线工作，并最终倒在了被其称之为“笔游击”的战场上。既无钱又无力的张恨水只有一支笔，但他却用手中的这支笔，为中华民族的抗战做出了他所能做出的一切。
张恨水作品的第二个内容，是揭露大后方国民党政府的黑暗与腐败。
自从抗日战争开始之后，张恨水就一直生活在大后方，虽说他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前方的战事，但他也无时无刻不在亲眼目睹着后方的腐败现实。在此期间，张恨水写过不少杂文。—《路旁的刺激》，抨击的是国民党的官员在国难期间依然耀武扬威；《狮子输血》，讽刺的是在由宋美龄倡导的“节约献金”运动中，只见平民百姓捐款不见巨富豪门献金；《理学能救国乎》，鞭挞的是被蒋介石极力吹捧的曾国藩，指出他是“吃里扒外，为异族打江山”。这些杂文的言词之辛辣，讽刺之深刻，远非当年的《金粉世家》与《啼笑因缘》可以相比了。
除了杂文之外，张恨水还创作了不少小说，其中一部名为《八十一梦》的长篇小说差点没将自己送进息烽集中营！—
由于屡屡发表讽刺国民党腐败统治的杂文，由张恨水主编的《最后关头》被勒令停刊了。张恨水没有气绥，他巧妙地改变了手中的武器—既然不允许直接干预现实，那就采用“寓言十九，托之于梦”的办法吧，这就是《八十一梦》的全部构思。他通过说梦，展开了一个又一个荒诞不经的故事，但这些故事的内容却全都设计巧妙而与当前的现实有关，他以嬉笑怒骂的手笔，借古讽今的方法，指桑骂槐的机智，将抨击的矛头直接对准了大后方黑暗统治的核心。
这种写法，很快便得到了领导国统区抗战文学运动的周恩来的赞赏。那是在一次接见《新民报》主创人员的座谈会上，他高兴地说道：“同反动派作斗争，可以从正面斗，也可以从侧面斗，我觉得用小说体裁揭露黑暗势力就是一个好办法，也不会弄到‘开天窗’的地步。恨水先生在这方面做了一个榜样，最近写的《八十一梦》不就起了很好的作用吗？”
《八十一梦》得到了来自共产党方面的褒奖，但与此同时也受到了来自国民党方面的威胁。那句颇为有名的话—“张恨水写得太多了，也太累了，该请他到贵州息烽休息休息去了！”就是张治中亲自转告他的。迫于无奈，张恨水只得将书稿匆匆结尾，并在《尾声》中话中有话地写道：“本是八十一梦，写的也是八十一梦，不幸被耗子咬了，不能全部拿出来。”
不久，《新民报》决定将这部长期连载的小说出个单行本。机会来了，张恨水提起笔来在其卷首写下了《楔子·鼠齿下的剩余》一文：
总之是为了自己的不爱惜自己心血的缘故，让小孩子淋了些残汤剩汁在上面，在梦本之上，多添了一些油腥气，这就刺激了老鼠的特殊嗅觉器官，到了晚上，直钻进我的故纸堆中，用它的牙和爪，切切实实将这本子磨勘一顿……耗子大王虽有始皇之威，而我也就是伏生之未死，还能拿出《尚书》于余烬呢。 《尚书》者何？伏生者何？《尚书》是经孔子编纂的重要文献汇编，一位名叫伏生的老儒，为了《尚书》免遭秦始皇的焚书之灾，将其藏匿在了墙壁的夹层之中。战火平定之后，西汉初年，他搜索出了这批残简，开始在家乡招收门徒，以传播其中的微言大义。
张恨水没有过高地评价自己，仅仅自喻“伏生”而已；但他敢于面对现实、抨击现实的勇气，却远非伏生老儿可以比拟。
面对颂扬，张恨水说：“卖文卖得头将白，未用人间造孽钱！”
张恨水在抗战期间的表现是有目共睹的。进步文艺界看到了，中共南方局也看到了。
—那是1938年的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正式成立，张恨水在没有出席大会的情况下，仍被代表们一致推选为理事，而且是理事当中唯一一位写章回小说的作家。好友兼同仁张友鸾得知后兴奋地前来道贺：“这说明新文学的作家们已经捐弃了门户之见。”释怀归释怀，但他还是没有说到事情的实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发挥作用了。张恨水终于被革命作家认可了，张恨水也终于摘去了头上的那顶“封建余孽”的帽子！
在张恨水的一生当中，抗日战争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由于他自己的出色表现，也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贯彻执行，他终于改写了自己今后的人生道路。
1944年的5月16日，是张恨水五十岁的诞辰。为著名作家祝寿，这是中共南方局为冲破国民党的政治压迫而采取的一种新型而机智的斗争方式，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以此来增强文化人之间的团结，壮大抗战文学的队伍，更是为了通过这一活动向广大的知识分子指明前进的道路。在此前后，被祝过寿的有郭沫若、洪深、老舍、欧阳予倩、王亚平、叶圣陶、茅盾等人，他们都是为新文学运动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人。因此，当张恨水得知自己也成为了被祝贺的对象时，不由得诚惶诚恐起来，他没有别的办法，只有逃避—坚决不参加已经为他筹备好的庆祝茶会。然而不管他逃到哪里，5月16日这天，重庆的各家报纸上还是刊登出了一批批祝寿的诗词与文章。
—这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负责人老舍写的《一点点认识》：
恨水兄是一个真正的文人：说话，他有一句说一句，心直口快。他敢直言无隐，因为他自己心里没有毛病。这，在别人看，仿佛就有点“狂”。但是，我说，能这样“狂”的人才配作文人。因为他敢“狂”，所以他才不肯受苦，才会爱惜羽毛。我知道，恨水兄就是最重气节，最富正义感，最爱惜羽毛的人。所以，我称为真正的文人。
这样的评价无疑是代表了文协，也就是代表了整个抗战文艺界对张恨水的看法。
—这是《新华日报》总编潘梓年发表的祝寿文章《精进不已》：
一个作家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坚持三十年，不为富贵所摇惑，贫贱所移易，只此一点就已很可钦敬。而且凡是读过《新民报》的人，读过《新民报》上恨水先生所写的文章的人，都能知道恨水是怎样一个作家，都能知道他是一个自强不息，精进不已的作家……他有他的识力，他的修养，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由于他有一个明确的立场—坚主抗战，坚主团结，坚主民主。
这样的文字无疑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对张恨水的肯定与赞许。
张恨水还有什么要说的呢？他的眼泪潸潸而下。但是，除了自己的人格与立场之外，他还希望人们能够真正理解他的作品，理解他这几十年来所坚持选用的创作方法。中国共产党是深深地理解他的，就在这天的《新华日报》上，还同时刊登出了这样一则短评—《张恨水先生创作三十周年》：
恨水先生的作品，虽然还不离章回小说的范畴，但我们可以看到和旧型的章回体小说之间显然有一个分水界，那就是他的现实主义道路，在主题上尽管迂回而曲折，而题材却是最接近现实的；由于恨水先生的正义感和丰富的热情，他的作品也无不以同情弱小、反抗强暴为主要的“题目”。也正如此，他的作品，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也正由于此，恨水先生正义的道路更把他引向现实主义。
应该说，张恨水此生无憾了！张恨水终于从共产党那里获得了盼望已久的理解和评价！
那天，他自己也写下了一首《五十述怀》。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无产阶级作家，对于自己五十年来所走过的道路，他写下的是这样两句“鉴定”：
卖文卖得头将白，
未用人间造孽钱！
—虽说过于谦逊了些，但这是事实，而且确凿无疑的事实：他始终都是清白的！
（编辑：魏 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