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最大的问题就是重视私德而昧于公理
　　
　　王安石可能是中国历史上争议最大的人物。因为革命导师列宁在1906年《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的一个注释里提到过他，称“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时的改革家”，从此“改革家”的头衔牢牢锁定在王安石头上，凡是改革派无不奉王安石为偶像，如梁启超专门写了《王安石传》为其辩诬，称其为“三代以下唯一完人”。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教科书上的王安石自然也是一个光荣的伟大形象，既配得上革命导师的考语，又符合现实的需要。
　　但放眼历史，在数百年的正统史观里，王安石的形象不那么光辉。虽然在北宋时王安石待遇还不错，身后封舒王（宋徽宗时），配享太庙吃冷猪肉，但靖康之难、宋廷南渡之后，面对亡国危机，朝野上下开始反思谁为国破家亡负责。靖康以来士大夫们议论纷纷，宋高宗为给父兄开脱也因势利导，最终形成了宋朝版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国事失图”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及其新法，顺便罢去了王安石配享神宗太庙的资格。到了理宗时，赵氏子孙更是恨王安石恨得咬牙切齿，干脆宣布王安石为“万世罪人”。
　　可以说，有宋一代，关于王安石已盖棺定论，民间百姓也普遍接受，例如初编于南宋后定于明代的话本小说《拗相公》就是以王安石为主角，称“我宋元气皆为熙宁变法所坏，所以有靖康之祸”。对于王安石变法，后世无不引以为戒，明太祖朱元璋对王安石及其变法深恶痛绝，“昔汉武帝用东郭咸阳、孔仅之徒为聚敛之臣，剥民取利，海内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财，小人竞进，天下骚然，此可为戒。”清朝圣祖康熙也认定王安石为亡国之臣、千古罪人。
　　王安石的变法事业已有定论，关于个人私德，很多文人为其辩护，如陆九渊称王安石“洁白之操，寒于冰霜”，把变法失败归因于用人不当、执行不力，属于典型的“好心办坏事”；但也不尽然，明代第一才子杨慎对王安石私德的评价是“古今第一小人”；大诗人苏东坡的父亲苏洵专门为王安石写了一篇《辨奸论》提出警告，“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
　　其实，我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最大的问题就是重视私德而昧于公理，为尊者讳的理由往往是“好人”、“清官”、“动机是好的”、“被坏人利用”等等。问题是，作为政治家，评价的标准不应当是个人品行、行为动机，而是为社会公众服务的效果。这是现代社会责任伦理的必然要求。只不过在古代社会，人们囿于认识的局限，只能展开泛道德化的辩论，变法的公共政策问题演化成君子小人的义利之争。王安石的青苗法、均输法、方田均税法等措施，本质上就是政府干预经济，以人为的手段兴利除弊，把不理想的社会重新规划为理想的状态。说白了，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自大狂幻想在古代社会全盘实施国家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均输法、市易法就是国家垄断全国贸易和零售，青苗法就是建立国有农业银行。后果也可想而知，政府干预变成了横征暴敛，宏观调控变成了国进民退，造福百姓变成了与民争利……
　　王安石变法与改革开放都是求变，但两者形似而神不似，命运也截然相反。宋朝的变法与守旧之争就是古代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争。为什么王安石变法注定失败？因为一方面，管制者信息的必然优势无从证明。经济学家哈耶克（Hayek）提倡的自发秩序就是建立在人类掌握信息的有限性之上的。无论怎样的政府，都无法对市场上的各种决定具备充分的知识，其决策不能保证准确。另一方面，管制者利益上的中立性无从证明，即不能保证管制者是仁慈和无私的，权力的介入必然导致寻租和腐败，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王安石变法招来小人云集。
　　归根到底，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责任编辑：刘潇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