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个在美国的朋友兜底买到一栋很得意的房子，算是栋“豪宅”吧。地处附近一个镇最贵的一条街，甚至有公司定期上门收洗衣服。他买的时候还来咨询过我的意见，说公司里一些同事警告他不要搬到那里去，理由是那里全是百万富翁，你没那个经济实力，住在这么富的邻居中间不舒服。我是个坚定的贫富混居派，一听这个就说：“人家富人家的，你过你的日子。井水不犯河水。况且，邻居彼此交往很少，你家的院子有一个英亩多（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和邻居也彼此很难看见，谁碍谁的事儿了？只要房子值，在你的购买力之内，当然就可以买了。”他也点头称是。
　　房子买下来，我第一时间去看，才知道这条百万富翁的街里为什么会有百万以下的房子。整個一条街安安静静、一尘不染，但街的一个出口连接着一条主要的公路，车辆繁忙。就在这里把口的四栋房子，因为能听见那条干路的交通声音，价钱一下子就低了许多。我四下看看，见他前院是非常开阔的草坪，漫无遮拦，马上建议：“你应该在临街处种一排灌木丛，遮挡一下，这样噪音小了，隐私性也好多了。”他马上说：“我得看看这里的规矩。这条街没有一家这样做的。栅栏是肯定不能建的，灌木丛能否种，还得查查条文。”
　　要知道，我们谈论的根本不涉及公共绿地，而是能不能在自己院子里种些灌木丛。有人说：“这实在岂有此理，私有产权在哪里？”这也是中国公众对私有产权最大的误解。在美国买个房子，你的私有产权当然受到严格的保护。但是，任何私有产权都必须在公共资源的框架中才能成立。所以，你也必须考虑你的私有产权对公共资源的影响。比如，在有些地方，你买了房子，但不能在前院围栅栏，不能在户外晾晒衣服，甚至不能晚上把车停在车房外面，哪怕停在自家院子里也不行……各地的规矩宽严不一。甚至一个镇里，每条街的规矩也不同。这些规矩，在法律上叫bylaws，或可译为“地方法规”。但这里的“地方”，所指则可以各有不同，有的指镇政府，有的就是你所在的街或者小区的业主委员会。大家自行立法，并有强制实施的权力。
　　为什么会如此？私有产权的概念在西方源远流长，并且从来没有脱离公共资源和公共秩序的框架。《大宪章》里重要的内容，就是对森林等公共资源的规约。比如，你可以割地自立，说你拥有某块土地，并有诸多的权利。但是，如果这块地不联通公路、水源等等公共资源，全被别人的“私有产权”所包围，那么你人都走不出家门，也就没有利用之可能。所以，任何私有产权，都付着某种公共的义务或责任。
　　那么，这些公共义务和责任由谁来界定呢？并不是全由国家的法律界定。欧洲在国家结构未熟之前，地方的自治体纷纷自定规则，维持公共秩序。所以，有这种制定地方法规权力的自治体非常多。影响所及，现在的美国就是联邦有套法律，州里有套法律，城市或镇也有许多地方法规，而在一个几千人的小镇中，一条几十户人家的街，也可以有自己的法规。这些法规之间当然有相互冲突的地方。但是，在漫长的历史中，通过一系列的判决、先例，使各层级的法律法规相互切合，奠定了复杂的公共秩序。一般而言，上级的法律都非常尊重基层的地方法规，不敢轻易侵犯，更有以基层地方法规否定上方法律的例子。
　　中国人的私有产权观念其实很强烈，公共的观念才是最缺乏的。这一点，费孝通的《乡土中国》里就曾提到。比如，江南的河流之脏是有名的，因为河不属于任何人，大家有垃圾就往里扔。这种公共意识的缺乏，关键原因还是缺乏自治的传统。自古以来，中国的国家权力就很大。大家有事等着国家处理，不知道如何自我组织起来，结果凡国家管不到的地方，就可以随便乱来。这种问题不解决，中国就永远不可能有健康的公共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