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皇800余页、95万字的《山西期刊史》赫然摆在我面前。翻开它，从1900年到2008年，百余年山西期刊发展的历史犹如长幅画卷缓缓展现眼前。一行行清晰流畅的文字、一幅幅珍贵无比的图片，默默诉说着山西期刊百年发展的风云变幻。《山西期刊史》16开本、硬皮精装，由山西省新闻出版局和山西省期刊协会合力编纂，沉甸甸的重量显示了它厚重的分量。作为全国首部全面、系统的地方期刊史专著，它的问世不仅为期刊史料的积累做出了巨大贡献，更开启了期刊史研究的又一全新领域。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期刊研究在更深、更广的层面上展开，期刊史的研究也得到了更多关注，但对于地方期刊史的研究依然十分薄弱。这方面研究虽然在诸如《内蒙古期刊事业》等期刊区域研究的著作中有所涉及，但却显得零碎、不系统。这也就更加凸显出《山西期刊史》一书的意义和价值。
　　成书实属不易。该书后记中提到，从提出设想到最终完成，整整用了8年时间。因前无比照，又无借鉴，整个成书过程只能是“从战争学习战争”，其间的艰辛付出可想而知。所幸的是，这样一部恢宏著作终于完成。研读之后，感觉除了奠基意义外，在编写方面也颇具特色。
　　
　　点、线、面结合——脉络清晰，全面系统
　　历史如果不去梳理，许多熠熠生辉的宝石就会遗散。如果不是读到《山西期刊史》，又怎会知道一个内陆省份在历史长河中会涌现出那么多闪耀着夺目光彩的期刊？山西留日学生所办的代表时代潮流的《第一晋话报》、《汉帜》、《晋乘》等刊物，以山西为中心的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创办的革命进步刊物《晋察冀画报》、《人民时代》等，改革开放新时期山西期刊的多个“首创”如《党史文汇》、《编辑之友》、《对联》……顺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轨迹，如何将这些“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期刊群像描摹得清楚明白，是《山西期刊史》编写所面临的一大考验。编者采用点、线、面结合的方法，连点成线、连线成面，将纷繁芜杂的史料剪裁得体，编排妥当，形成一个清晰明了的发展脉络。
　　从1902年创办的《晋报》到21世纪的“新刊”涌动，《山西期刊史》以时间为序铺陈历史。全书共分10章，分别论述了辛亥革命前期、民国初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曲折时期、“文革”十年、改革新时期等时间段山西期刊面貌，将一个个具体的期刊分门别类、对号入座，又前后呼应、自成一线。其中，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界将山西期刊史分为两部分，前后以不同的侧重点进行编写。
　　新中国成立前期的各个阶段，编排划分的依据比较多样，或以地域划分，比如“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期刊”、“晋绥抗日根据地的期刊”；或以时间划分，比如“民国初期山西报刊的驳杂”、“五四运动催生的新文化期刊”、“大革命浪潮中的微澜”；或以团体划分，比如“牺盟会与新军的报刊宣传”、“战动总会的抗日动员”；或以阶级划分，如“走向胜利的人民期刊”、“反动政权覆灭前的阎管区报刊”。当时的社会动荡不安，期刊又大多短命，朝生夕灭，因而以多样化依据进行划分是符合社会实际且具有可行性的。
　　新中国成立后的各个阶段，基本以期刊自身分类作为划分依据，比如文艺期刊、行业期刊、理论期刊、科技期刊等。同时，还对某一时期特别突出的期刊进行专节介绍，比如《创造“青年”的辉煌》介绍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山西青年》重视办刊质量，一步一步扩大自身影响的过程。《走向思想解放的前沿》则介绍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山西师大学报》敢于解放思想、大胆创新，短时间内在山西高校学报中异军突起、独领风骚的过程。
　　该书每一章节的编写兼具“刊、文、事、人、论”5个要素，对重要的期刊还进行细节挖掘，比如描写刘琦创办《山西民间文学》之初租下6平方米的卫生间改造的办公室，一个人包揽所有工作的艰难过程，细节感人，真实可信。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山西期刊史》的编写没有将眼光局限于山西地域之内，而是始终将山西期刊的发展置于全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轨迹之中进行全面考察。每一章之前都有对全国这一时期的社会背景和期刊发展的基本介绍，每一节的内容也会杂糅进全国性的背景资料，力图使读者在明了全局的情况下，更容易把握山西期刊的发展，并从中以一斑窥全豹，给人以强烈印象。
　　
　　史、论、评交织——史论结合，匠心独运
　　《山西期刊史》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有关山西期刊翔实、详尽的史料。以“文化大革命”为界，前期根据资料选择有代表性的期刊进行记述，关键在于理清脉络，后期尤其是1990年后则是有刊必录，关键在保存史料。书中各个时期不仅列出大量刊物，还对刊物的基本信息如创刊时间、创办人、刊登内容、办刊宗旨等进行介绍和探讨。除此之外，几乎每一章之后都有附录，刊登相关期刊的发刊词、文章，某一时期的期刊统计表格、调查报告等。全书之后又有总附录，刊登大事记、获奖情况、不同阶段的期刊数据统计等，为读者、研究者提供了丰富而准确的资料。
　　史料的收集、梳理固然重要，但也需要提炼出理论，没有理论的思考，史料依然是时间仓库中的储物，无法发挥它真正的作用。《山西期刊史》绪论中也提到“历史的记录不能单纯记录史料，还应当探求和总结某些规律。”因而，它的编纂就抱着“给研究者以参考，给后来者以借鉴”这样一种目的。在书中，我们也能在多处看到这种尝试和努力。较明显的就是对山西5次期刊出版高潮的总结。1906年，山西留日学生的办刊活动引发了第一次出版高潮；1938年，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推动了第二次出版高潮的形成；1959年，“双百”方针的贯彻实施和“大跃进”运动引发了第三次出版高潮；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则带来了第四次出版高潮；而20世纪末21世纪初，社会发展与科技进步又促成了第五次出版高潮。这不仅仅是理清一条思路，更重要的是揭示出期刊出版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的某种关系和规律。除此之外，对于报和刊的区分，对于报纸副刊的论述，对于文学期刊在新时期突围策略的思考，对于学术期刊作用的总结以及与理论期刊不同之处的划分等等，都体现出编者试图从史料中提炼出理论的苦心。
　　史论结合是《山西期刊史》的一大亮点，但与此同时，它的编写还体现出另一大亮点，那就是对所述期刊的评论，通过对具体刊物的思考进行评论，表明观点，也留给后人一个借鉴。虽然体现之处不多，但不能不说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山西期刊史》对受挫时期所办的刊物给予了客观、公正的评价。比如，对“大跃进”时期的行业期刊《新闻战士》的评价：“虽然当时刊物内容不可避免地有‘左’倾问题，但总体上应该说它还是办得比较成功的。”该书对取得成功的刊物进行理性思考。如对社会转型时期的“奇迹”《童话大王》的思考：“《童话大王》的成功，似乎有其偶然性，它的模式也难以复制，但是综观它走过的道路，在对人才成长规律、大众传播规律以及市场运作规律的认识、把握和运用上，在冲破传统思维与固有体制，积极创新和科学发展上，都可以给人们很多值得深思的东西。”
　　对于办刊上的失误，《山西期刊史》的编者们也在全面考察后给予适当的批评。比如，以作品赏析为内容的《名作欣赏》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全国刮起鉴赏辞典出版热时却错失时机，书中这样评价：“如果在这一现象露头时，《名作欣赏》利用其已有的品牌无形资产、作者及资讯资源以及身在出版社的先天优势抢占这一阵地，那将不仅会扩大刊物的影响，而且会直接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名作欣赏》未能这样做，仅是‘守土’而未能‘拓疆’，从出版经济的角度看，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这一评价也体现了编者客观、求实的编写态度。史、论、评相结合的编写手法，不仅丰富了书籍内容，增强可读性，对于书本身的价值也是一大提升。《山西期刊史》的编者们能够意识到并自觉运用这种方法，体现出他们的匠心独运和良苦用心。
　　书中值得称赞的地方还有不少，如果从不足方面挑剔的话，也有一些可以改进的方面。比如，虽然编者试图总结出规律，但还停留在比较大的层面上，没有与山西期刊的发展完美结合。如果能对山西期刊自身发展的规律如文体演变、市场竞争等作一系统梳理，其理论性、针对性将更强。
　　总之，这样一部可信、可读、可鉴、可存的地方期刊史的完成着实令人欣慰。一部期刊史其实也是在填补文化发展史中的一隅空白。不管是在期刊地域研究上，还是在文化史的多维建设上，《山西期刊史》都有很多创新，功不可没。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