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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由主义是近现代中国的主要社会思潮之一，在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但是自由主义最终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本文通过对中国自由主义者对西方自由主义的工具性运用存在的缺陷以及20世纪上半叶中国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这两方面进行分析，试图找出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理论与现实困境。
关键词：中国自由主义 理论困境 现实困境
自由主义对中国的实际政治生活产生过一定的政治影响。尤其是在五四时期，自由主义曾风靡一时，影响了一批青年知识分子。但是，对于当代中国人而言，那段时间的自由主义无疑已成为历史：作为一个政派，自由主义的失败已经明确无误地载入了史册；作为一个完整的价值体系，自由主义没有被处于价值重建过程中的近代中国文化所吸纳；作为一种政治思想，自由主义始终受到来自“左”、“右”两方面政治势力的夹击和围攻。
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阻碍了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和传播呢？本文通过对中国自由主义者对西方自由主义的工具性运用存在的缺陷以及20世纪上半叶中国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这两方面进行分析，试图找出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理论与现实困境。
一、对自由主义的工具性运用造成的理论困境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提出过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概念。“价值理性”是一种基于某种特定的价值判断或意识形态而有意识地相信自身行为的价值，不算计其结果都要完成的态度；“工具理性”则是一种基于功利的目的而将各种可能采取的手段及其可能的后果都一一纳入考虑、算计的态度。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就始终处于以不足的思想资源和认知能力应对无尽的新变化的窘境中。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造就的救世热情，促使一代代中国知识人不可能安心于思想的长期积淀，而是急于成就立竿见影之效。借助韦伯的这一对概念，并结合中国的现实状况与文化传统，我们不难发现：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者是把西方的自由主义作为达到救亡图存、富强中国这一特定的合理目的的工具和手段。下面试从中国自由主义者关于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认识与主张来进行简要分析。
1．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
西方自由主义强调的是作为原子式的个人先于社会而存在以及作为抽象的人的独立与价值；甚至强调除了个人目的之外，社会和国家没有任何其他目的，个体的独立与价值不是基于任何功利性的考虑，而在于它本身就具有终极性价值。
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者虽然坚信西方式个人主义的自由政治理念，但个人自由同时又被视作国家富强之道而倍受欢迎。这样，作为目的的个人自由与作为工具的个人自由之间便产生了一种内在的紧张与冲突关系。这种紧张和冲突一直存在于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身上：第一代自由主义思想家严复提出的“自由为体， 民主为用”，但从他的思想逻辑来看，要保种就要改良，提高民族素质，为此就要寻找西方富强、西方国民素质高的原因，而自由主义正是他寻找的改良民族的办法。他认为，必须“透过自由，培养个性，开民智，新民德” ，这样一来自由便成了实现国家富强的一种手段。
2．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
在西方自由主义理念中，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分野是非常明确的。伯林指出，“积极自由”是一个伦理道德概念，其核心是个人自主的观念。与积极自由相对立，“消极自由”是政治哲学范畴，它所要探讨的基本问题是“在什么样的限度内，某一主体(一个人或一群人) 可以或应当被容许做他想做的事或成为他所能成为的角色，而不受他人的干涉” ，因此，“消极自由”又被称为“防卫的自由”或“政治自由”。
然而在中国自由主义者看来，既然国家的强大、民族的强盛需要独立的人格，需要个体才智的充分发挥，那么，自由就应更多地与个人能力紧密联系在一起，因为自由是提高社会功效的工具，是激发个体能力与活力的驱动器。无论是严复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还是梁启超的“新民说”；无论以宣扬个性解放为特征的“易卜生主义”，还是陈独秀的“新青年主义”，都是以个人的主动性为核心主题的。这种突出个人的主体性、要求解除外界束缚的思想与“消极自由” 没有任何必然联系，与西方以政治自由为特征的自由主义有着天壤之别。
二、近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环境造成的现实困境
可以说，内部生成与外部移植是中西自由主义最显著的差别。传统中国社会根本不知道自由主义为何物，直到近代，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西方自由主义才作为救亡图存的工具，被严复从西方的思想武器库中发掘出来，并移植到中国本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除了外部移植所造成的本土化困难外，又有哪些现实困境导致了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失败呢？
1．理念与行动的冲突
一方面，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尽管有着浓郁的西化背景，但更多的是具有深刻的中国情结，
他们大都是学者型政治家，理论长于行动，书生意气，浪漫主义浓厚，不善于在政治游戏规则中将理论主张付诸行动，但他们却出于儒家的社会使命感对现实政治表现出一种深切的关怀，并希望参与、影响实际的政治生活。
在没有建立宪政制度的中国，自由主义者们想要通过“从政” 来贯彻自由主义政治理想、促进社会改革的设想是与其理念相矛盾的：坚持自由主义操守，按照自由主义理念行事，迟早会被排挤出政府部门；要长期通过在政府部门任职来改造社会又必须以放弃理念为代价，成为政府政策的应声虫。
2、强权打压下的软弱的第三种势力
造成中国自由主义之悲的客观原因，是强权对自由的打压。自由主义者总是希望在现实建制中依靠权力来实现自由主义的理想，但一次又一次地落空。我们不能不说，依靠专制主义的政府，通过社会改良来实现自由主义，是中国自由主义最大的乌托邦。
事实上，中国自由主义者既想依靠政府的权力实现自由的理想，遏制共产主义，又想依靠共产党来抗衡国民党政府的专制主义。因此，他们总是表现为思想上的独立性，行动上的依赖性。所以，自由主义者对国共两党既不亲也不疏，既反对又合作甚至依赖。这种强权打压下的尴尬的、软弱的第三种势力，注定了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困境。
综观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历史，不难发现在政治上它夹在革命与暴政之间。格里德曾经正确地指出，“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失败并不是因为自由主义者本身没有抓住为他们提供了的机会， 而是因为他们不能创造他们所需要的机会。自由主义之所以失败， 是因为中国那时正处在混乱之中． 而自由主义所需要的是秩序。自由主义的失败是因为，自由主义所假定应当存在的共同价值标准在中国却不存在，而自由主义又不能提供任何可以产生这类价值标准的手段。它的失败是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是由武力来塑造的，而自由主义的要求是，人应靠理性来生活。简言之，自由主义之所以会在中国失败，乃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是淹没在暴力和革命之中，而自由主义则不能为暴力与革命的重大问题提供什么答案” 。
参考文献：
[1]张星久.中国政治思想史（近现代部分）[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94
[2]Isaiah Berlin．Four Essays on Liberty [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
[3]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77—378页
关键词：中国自由主义 理论困境 现实困境
自由主义对中国的实际政治生活产生过一定的政治影响。尤其是在五四时期，自由主义曾风靡一时，影响了一批青年知识分子。但是，对于当代中国人而言，那段时间的自由主义无疑已成为历史：作为一个政派，自由主义的失败已经明确无误地载入了史册；作为一个完整的价值体系，自由主义没有被处于价值重建过程中的近代中国文化所吸纳；作为一种政治思想，自由主义始终受到来自“左”、“右”两方面政治势力的夹击和围攻。
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阻碍了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和传播呢？本文通过对中国自由主义者对西方自由主义的工具性运用存在的缺陷以及20世纪上半叶中国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这两方面进行分析，试图找出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理论与现实困境。
一、对自由主义的工具性运用造成的理论困境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提出过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概念。“价值理性”是一种基于某种特定的价值判断或意识形态而有意识地相信自身行为的价值，不算计其结果都要完成的态度；“工具理性”则是一种基于功利的目的而将各种可能采取的手段及其可能的后果都一一纳入考虑、算计的态度。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就始终处于以不足的思想资源和认知能力应对无尽的新变化的窘境中。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造就的救世热情，促使一代代中国知识人不可能安心于思想的长期积淀，而是急于成就立竿见影之效。借助韦伯的这一对概念，并结合中国的现实状况与文化传统，我们不难发现：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者是把西方的自由主义作为达到救亡图存、富强中国这一特定的合理目的的工具和手段。下面试从中国自由主义者关于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认识与主张来进行简要分析。
1．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
西方自由主义强调的是作为原子式的个人先于社会而存在以及作为抽象的人的独立与价值；甚至强调除了个人目的之外，社会和国家没有任何其他目的，个体的独立与价值不是基于任何功利性的考虑，而在于它本身就具有终极性价值。
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者虽然坚信西方式个人主义的自由政治理念，但个人自由同时又被视作国家富强之道而倍受欢迎。这样，作为目的的个人自由与作为工具的个人自由之间便产生了一种内在的紧张与冲突关系。这种紧张和冲突一直存在于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身上：第一代自由主义思想家严复提出的“自由为体， 民主为用”，但从他的思想逻辑来看，要保种就要改良，提高民族素质，为此就要寻找西方富强、西方国民素质高的原因，而自由主义正是他寻找的改良民族的办法。他认为，必须“透过自由，培养个性，开民智，新民德” ，这样一来自由便成了实现国家富强的一种手段。
2．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
在西方自由主义理念中，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分野是非常明确的。伯林指出，“积极自由”是一个伦理道德概念，其核心是个人自主的观念。与积极自由相对立，“消极自由”是政治哲学范畴，它所要探讨的基本问题是“在什么样的限度内，某一主体(一个人或一群人) 可以或应当被容许做他想做的事或成为他所能成为的角色，而不受他人的干涉” ，因此，“消极自由”又被称为“防卫的自由”或“政治自由”。
然而在中国自由主义者看来，既然国家的强大、民族的强盛需要独立的人格，需要个体才智的充分发挥，那么，自由就应更多地与个人能力紧密联系在一起，因为自由是提高社会功效的工具，是激发个体能力与活力的驱动器。无论是严复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还是梁启超的“新民说”；无论以宣扬个性解放为特征的“易卜生主义”，还是陈独秀的“新青年主义”，都是以个人的主动性为核心主题的。这种突出个人的主体性、要求解除外界束缚的思想与“消极自由” 没有任何必然联系，与西方以政治自由为特征的自由主义有着天壤之别。
二、近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环境造成的现实困境
可以说，内部生成与外部移植是中西自由主义最显著的差别。传统中国社会根本不知道自由主义为何物，直到近代，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西方自由主义才作为救亡图存的工具，被严复从西方的思想武器库中发掘出来，并移植到中国本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除了外部移植所造成的本土化困难外，又有哪些现实困境导致了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失败呢？
1．理念与行动的冲突
一方面，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尽管有着浓郁的西化背景，但更多的是具有深刻的中国情结，
他们大都是学者型政治家，理论长于行动，书生意气，浪漫主义浓厚，不善于在政治游戏规则中将理论主张付诸行动，但他们却出于儒家的社会使命感对现实政治表现出一种深切的关怀，并希望参与、影响实际的政治生活。
在没有建立宪政制度的中国，自由主义者们想要通过“从政” 来贯彻自由主义政治理想、促进社会改革的设想是与其理念相矛盾的：坚持自由主义操守，按照自由主义理念行事，迟早会被排挤出政府部门；要长期通过在政府部门任职来改造社会又必须以放弃理念为代价，成为政府政策的应声虫。
2、强权打压下的软弱的第三种势力
造成中国自由主义之悲的客观原因，是强权对自由的打压。自由主义者总是希望在现实建制中依靠权力来实现自由主义的理想，但一次又一次地落空。我们不能不说，依靠专制主义的政府，通过社会改良来实现自由主义，是中国自由主义最大的乌托邦。
事实上，中国自由主义者既想依靠政府的权力实现自由的理想，遏制共产主义，又想依靠共产党来抗衡国民党政府的专制主义。因此，他们总是表现为思想上的独立性，行动上的依赖性。所以，自由主义者对国共两党既不亲也不疏，既反对又合作甚至依赖。这种强权打压下的尴尬的、软弱的第三种势力，注定了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困境。
综观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历史，不难发现在政治上它夹在革命与暴政之间。格里德曾经正确地指出，“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失败并不是因为自由主义者本身没有抓住为他们提供了的机会， 而是因为他们不能创造他们所需要的机会。自由主义之所以失败， 是因为中国那时正处在混乱之中． 而自由主义所需要的是秩序。自由主义的失败是因为，自由主义所假定应当存在的共同价值标准在中国却不存在，而自由主义又不能提供任何可以产生这类价值标准的手段。它的失败是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是由武力来塑造的，而自由主义的要求是，人应靠理性来生活。简言之，自由主义之所以会在中国失败，乃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是淹没在暴力和革命之中，而自由主义则不能为暴力与革命的重大问题提供什么答案” 。
参考文献：
[1]张星久.中国政治思想史（近现代部分）[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94
[2]Isaiah Berlin．Four Essays on Liberty [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
[3]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77—3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