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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我从徐中玉先生主持的“文艺学——现当代文艺理论问题”研究生毕业，到江西省赣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已经三年了。
在徐先生身邊读研究生的经历，是我生命中最可宝贵的记忆。每当夜深人静，思绪沉浸在这一段回忆之中的时候，我心头总是不自禁地升起一股暖暖的情愫。记得当年考研究生“放榜”之前，我托系里的青年教师宋琳向徐先生打听消息。宋琳说话是福建口音，前鼻音与后鼻音分不清楚。他问徐先生“唐运长”考得怎样，先生回答说：“姓唐的？没有印象啊。”宋琳回来告诉我，说徐先生对我没有印象，让我一下子傻了眼。万幸这只是一个误会，我最终得以拥有与先生的这一份师生缘。
我总觉得自己与先生之间有着某种特殊的缘分，这不仅是由于我在师兄弟五人之中年纪最小，总能感受到先生特别的关爱。而且，我的家乡赣南，曾经是徐先生生平履历上一个重要的地方。抗战时期，他所在的中央大学迁到位于赣西南山区的泰和县，他与师母、孩子均在赣州居住。徐先生告诉我，那时他的孩子就在蒋经国创办的儿童新村上幼儿园。大概就是因为这段履历，每当我假期回家之后返校，先生总要与我拉上好长一段的家常，话题基本上就是关于我家乡赣南地区的人情风物。有一年寒假，我在家里给先生写信，信封上寄信人的地址是“江西省于都县葛坳乡大田村”。回校以后第一次上课，先生很兴奋地问我：“你的家乡大田村，是不是有个大田墟啊？”我说是的。我们那个村子旁边有一条小河，以前水量还颇为充沛，经常有商贸船只过往。由于水路交通便利，就有一个大田墟，还有一个大田墟码头。徐先生说：“那就对了，我还赶过大田墟呢。”原来，学校内迁的时候，他与大队人马一起走，从南昌出发，经临川、南城、广昌、宁都、于都等县，目的地是赣州。我的家乡大田村位于宁都与于都之间，徐先生他们在旅途中住宿，曾经偷闲赶墟。在我们聊天的时候，师母听见也加入进来了。她说：“从大田墟继续往南走，是不是有个地方，叫银坑的？”我说是的，银坑在大田西南15千米处。师母说：“银坑那地方很可怕，有土匪啊。”原来，当他们人马经过银坑的时候，突然从山上窜下来一股贼匪，盗抢财物，还杀害了一位女同学。大概是因为害怕，当时人们竟没有来得及安葬这位女同学，只是将她的尸首抬起来放在一个卖肉的案板上，盖上一个草席，就继续赶路了。师母叙说此事的时候，眼里久久地饱含泪水。我对师母说，赣南山区匪盗横行的确是出了名的，比如我的家乡葛坳乡，为什么叫葛坳呢，首先是因为有姓葛的人在这里落户，还有呢，就是因为其地形，其实就是一个盆地，被三个山坳所包围，分别是东北的塘泥坳，正南的赤牯坳，以及西南的杀人坳。所谓杀人坳，就是时常有土匪从山上窜下来，剪径、杀人。听我这么说，师母的眼泪哗地就流下来了。
就在那次谈话的时候，我向先生讲到自己的一点困惑。寒假回家走亲戚，去过我外婆家，也去过我姑妈家。我外婆家是一个大家族，宗法制度很严整，哪怕经历过“文革”也还是如此。而我姑妈家却相反。我说，我们长期都在反对封建主义，封建宗法制度都说是要打破的。可是，到了有祠堂与宗法制度的村子里，看到山林很青秀，河里的水量也很充沛。到那里作客，接待我们的人既热情，又守规矩，一切有条不紊。而“封建宗法制度”已被打破的我姑妈那个村子，水土流失很严重，作客的感觉也是差了很多。所谓封建宗法制度，怎么让我觉得十分美好呢？先生若有所思地听我说完，沉默了，没有作答。
研究生三年的学习时间，一转眼就过去了。1989年，我们面临着毕业找工作的问题。徐先生给我写了许多封推荐信。他向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文艺研究》推荐我，不仅给杂志的主编吴方写信，还给院长冯其庸、李希凡都写了信。他又推荐我去上海社会科学院的《上海文论》杂志，给院长陈伯海与华东师大校友毛时安写了信。可是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这两个地方我都没有去成。先生又对我说，当时北京大学要在青岛创立分校，负责人是他的一位故人，而且，青岛是他本人曾经求学的地方，风物很好，可以考虑一下。而我，最终还是选择了回到家乡的赣南师范学院。临别的时候，徐先生特意在家里设席，为我们师兄弟饯行。他亲自将红烧大排一一夹到我们碗里，情深意切，尽在不言中。
当我乘坐的火车一声汽笛长鸣，缓缓离开上海的时候，我开始真正体会到离别的痛苦，就像被撕扯一般。有一次，与比我高一级的张德林先生的研究生吴洪森聊天，他说：“你知道失恋的痛苦是什么吗？不是头疼，也不是心疼，是肚子疼。”我后来告诉他，那一次离开上海，我的感觉是哪儿都在疼。
研究生三年，徐先生给我的操行评语，有“生活朴素，学习刻苦”之语。其实，“生活朴素”是真的，由于来自农村贫困家庭，不得不“朴素”。而“学习刻苦”的印象，多半还是生活艰苦，学习需要克服许多额外的困难所致。“学习刻苦”的另一层含义，就是指勤奋、用功，这却恰恰是我个性中最为欠缺的。在研究生学习期间，对于许多思考过的问题，往往浅尝辄止，没有下苦功进行深入研究，所以成绩很有限。当时，先生对我，有“学术研究很有潜力”的评语。“有潜力”，就是指本来应当做得更好。我个性中的疏懒，在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不久，终于遭到徐先生的严厉批评。
记得刚到赣南师范学院的时候，生活环境很不好。所居住的一间屋子，是昏暗的地下室，既阴冷又潮湿，地上甚至可以见到明水。一个小小的窗户，还开得很高，伸手也够不着。所以，我当时给先生写信，用了“从门到窗户是七步，从窗户到门也是七步”这样的话。当然，生活环境的不如人意，不能成为停止学习与研究的借口，而我，在赣南师院工作一年多，一篇论文也没有写出来。这一年寒假，我的赣南同乡，当时正在华东师大中文系语言学专业读研究生的邓明从学校回来，特意来与我见面。他告诉我，临行前他去看望徐先生，先生对我很不满，特别要他带话给我：“他怎么一点声息也没有了？叫他不要停止读书与思考。另外，他一向不是很能写文章的吗？让他务必写篇文章给我看看！”邓明带来的话，让我警醒起来。说实话，类似这样严厉的话语，在读研究生的时候也并未听先生说过。我顿然觉得，我虽然离开了上海，先生却依然在看着我。我一直都还在徐先生身边，一刻也未曾离开。 我暗暗下了决心，一定要沉下心来，继续文艺理论方面的研究，每年至少要写出一篇像样的论文，向先生汇报。于是，我从任“文学概论”教学工作中的心得，写出了一篇论文《论社会生活是文学的终极原因》，寄给徐先生，并发表在他所主持的《文艺理论研究》杂志上。这是我的第一篇思考相对比较成熟、篇幅也相对比较长的文艺理论论文了。徐先生很高兴，他写信告诉我，张德林先生、王智量先生，也都读过并喜欢这篇文章。我得到鼓励，又从任教选修课“小说形式研究”的工作中，写出了论文《文学作品形式研究导论》《文学话语风格简论》，都发表在《文艺理论研究》。三年时间，在先生主持的杂志上发表三篇论文，总算完成了自己一年一篇论文，向徐先生汇报的计划。
1992年，我的生活与工作面临着一个转折。这时候，先生温暖的关照，是支持我前行的最重要的精神力量。
这年春天，我给徐先生写信，汇报自己的学习心得。我说，近年来我对中国思想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已读完了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的厚厚七卷本《中国思想史》，还做了读书笔记。我说，在人看来或许特别枯燥的这类厚重之作，我却读得津津有味，計划每天睡觉前读一节，往往一发不可收，一口气读个通宵，像读畅销小说一样痛快。自认大概是可以进行中国思想史的进一步学习，以后的研究工作也可以转到这个方向上来。所以，我打算报考华东师大王元化先生的中国思想史博士研究生。徐先生很高兴地回信，鼓励我好好准备应考，并让我直接给王元化先生写信。于是我与王先生联系上，告知自己的想法。在给王先生写信的时候，我的心里已是颇为不安，因为我从在华东师大的一些师友口中，得知王先生本届博士研究生的名额，已经内定了几个人，旁的人应考恐怕很是困难了。果然，王元化先生亲笔给我回信，首先鼓励我进行中国思想史的学习与研究，接着介绍了几个传言“内定”的人的情况，告诉我“本届就是他们”了，欢迎我明年再考。我于是又与徐先生通信，告知打算明年再考。没想到徐先生很快给我回信，让我按原计划继续备考，不要去听信什么“内定”的传言，王先生那里不会有“不正之风”的。可是这却并非传言，而是王先生亲笔信里所写的呀。而且我理解，“内定”云云，只是外界某种较难听的说法，事实是王先生对这几个人有了较多的了解，认可他们做自己的博士研究生，并非不正之风。所以，我最终没有听徐先生的，还是决定明年再考。
后来的事实证明，徐先生的意见才是对的。那一年，王元化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并未招满额。传言“内定”的几个人，据说有的并未报考。而我，命运就是这么捉弄人，鬼使神差耽误这一年，便永远错过读王元化先生中国思想史博士研究生的机会了。
这一年的秋天，我的两个弟弟同时考上了大学。这时的大学不似我就学的时候，每年需要收取让我们家的经济境况无法承受的一笔学费，而且他们在大学里就读所需的生活费，也无从着落。我们家在贫困农村，平时父母亲只能自给自足，几乎没有什么额外的经济来源。而我当时在赣南师院，工资只有一百多元。为了让两个弟弟不至于失去上大学的机会，我首先设法在银行贷款，筹措他们的第一笔学费。然后，打算到广东去找工作，都知道那边的工资较高，想必能够解决问题。只是，这样一来，我就不得不彻底放弃来年报考博士研究生的计划了。
1992年10月，我来到广东佛山，在《佛山文艺》杂志社做编辑工作。从赣州到佛山，我的心情一直很沉重，像有块大石头坠着。因为这是被生活逼迫之下的无奈选择，而在我内心里，当时还是满怀理想，要从事中国思想史的学术研究的。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受先生之教多年，如今不能从事学术研究与教学，而只能做编辑工作，实在是辜负师恩。所以，在佛山安顿下来之后，我给徐先生写了一封长长的信，详细解释到佛山来的原委，并表示离开学术研究的岗位，内心有无法排解的惭愧与不安。先生的回信很快就寄到了，他在信中说：“无论在哪里，也无论做什么工作，都是为社会做贡献，并非只有学术研究或教学工作才算贡献。而且，你是为了让弟弟能够上大学，以后更好地贡献社会，才到佛山去的。三个年轻人对社会的贡献，总比一个人强吧？所以，你不要有任何的精神负担，你的选择是正确的，我毫无保留地支持你。”先生的信，让我心里长久坠着的一块大石头，彻底掉落了，身心顿然轻松起来。我当时是如此的喜悦，以至于在读信的时候，不自觉地落了泪。
1995年，我终于能够再次亲近徐先生了。当时《佛山文艺》与《上海文学》联合举办全国“新市民小说”征文，请徐先生担任评委。于是徐先生到佛山来评奖，在这里住了将近一个星期。这时先生已经八十余岁，身体还是那么硬朗。记得我陪他登西樵山，他健步如飞。几次我伸手想要搀扶他，他都将我的手拂开，仿佛在说：“我自己能行。”见到先生康壮如常，我感到十分快慰。在这几天的谈话里，先生还是叫我不要停止读书与思考。对于学术研究，也不要放弃。他说，学术研究不需要执照，并非只有在大学或研究机构的人才能从事学术研究。平时读书思考，有了感受与心得，就可以写论文。论文写好后寄来，争取不时在《文艺理论研究》露露面，也好让师兄们知道你还在这个行列里面。听了先生的话，我在杂志社颇为烦琐的工作之余，从未忘记应该就文艺理论的学术问题发言。除了整理以前写过的一些文章之外，还写了一篇《关于文艺批评标准及与此有关的文艺学学科建设问题》，在《文艺理论研究》发表。我还结合自己工作的实践，写了一部论著《文学期刊编辑论》，其中的主要思想，以论文《论文学期刊编辑在文学过程中的作用》，也在《文艺理论研究》发表。
1999年，我得了一场重病。这病的严重程度，使当时不少亲友都认为我可能将不久于人世了。这场病幸而没有大碍，却使我尤为迫切地感到，还是应该到专门的学术机构去，从事我所理想的研究工作。但是，佛山是一个生活很安逸的城市，这里的市民文化，十分纯粹，也令我留恋在这里的生活。所以，我一直犹豫不决，直到2002年，才终于下决心调到广州，在广东省文联下属的广东省当代文艺研究所工作。在广州最初的几年里，由于我的疏懒，也因为初到新的岗位，生活与工作都不是很安定，我久未与徐先生联系，与师兄们也没有了音信相通。所以，当徐先生九十华诞，弟子们为作庆典，我竟没有能够到场。 但先生的教诲，我一刻也没有忘记。这几年，我一直都在准备资料，并写了一部文艺评论著作《刘斯奋评传》。说起来，时为广东省文联主席的刘斯奋，也是徐先生的一位故人。20世纪90年代，刘斯奋的多卷本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出版，在上海召开过一个研讨会，徐先生到场，在发言中给了很好的评价。他后来对我说，这部小说对明末那批“知识分子”的描写，很真实。而且行文有韵致，充满诗情画意，颇为难得。
完成《刘斯奋评传》后，我的研究视野变得宽泛起来，逐渐脱离了文艺理论、文学评论的主要方向了。这，似乎是因为年岁渐长，大概也跟我一向以来对思想文化史的特别兴趣有关。我开始了对著名的岭南古典园林清晖园的研究，并写出了专著《清晖园》。为写作这本书，我到苏州考察江南园林，途中特地转道上海，看望徐先生。先生见了我，十分高兴，还特别关心地询问我病后的身体恢复情况。他那时已是九十三四岁，但思维清晰，谈兴很浓，从晚上七点多一直聊天聊到将近十一点，一丝儿也不知道疲倦。我觉得我必须要告辞了，不然先生说不定要与我聊一个通宵。临别的时候，先生显得很不舍，甚至坚持要送我下楼梯。先生当时的形象，特别的鲜明与生动，真令我久久难以忘怀。
接下来，我又对民间信仰发生了浓厚兴趣，写出了一部著作《说关公》。不管是古典园林还是民间信仰，都属于较为宽泛意义上的中国思想文化范畴。经过这些仿佛是准备性的外围工作，我的研究终于回到正兒八经的中国思想史上来了。在广东的珠江三角洲，有一个新会县。说来很奇妙，广东省历史上仅有的两位在全国顶尖的思想、学术人物，一为陈献章，一为梁启超，都是这个县的人。陈献章史称“白沙先生”，是明朝中叶人。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说：“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至阳明始乃大。”陈白沙，就是后来在王阳明那里发扬光大的明朝心学的开创者。由于在珠江三角洲这一带工作生活了二十余年，我对这里的历史地理、人文风物、世态人情有了切身的理解，如此便有条件深入研究陈献章与他的白沙心学。于是，我开始写作一部近40万字的《天民——陈白沙传》。
当这部书稿已经交付出版社的时候，我得到华东师大中文系的通知，将要于11月8日为徐中玉先生举行百岁寿诞之礼。我当即给出版社打电话，询问此书能否赶及在11月初出来，他们回答说应该没问题。我想，如果能携此书到上海，在先生百岁寿诞之时向他汇报与献礼，实在是再好不过了。尽管我也知道，他此时毕竟年事已高，是不可能细读这本书并且与我讨论相关问题的。
我这几十年的学习与生活，走了许多弯路。天意从来高难问，造化安排，常常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例如，我其实特别喜欢在大学里教书的生活，可是，我却偏偏离开了这样的工作岗位。又如，1992年，我曾经要报考中国思想史博士研究生，却因一个误会，就永远错过了这个机会。人生兜兜转转，如今，我总算尝试了一回中国思想史研究了。这一切，在我看来，就是由于徐先生一直都在我的心里。虽然在研究生学习三年之后，我离开了上海，可是却感觉一直都生活在徐先生身边。徐先生从来都在看着我，既有鼓励，也有鞭策。他像冬日里的阳光，暖暖地照着我。
2019年6月24日，从午后开始，我的身体突然感觉很不舒服，也不觉得是感冒，就是莫名其妙地发虚，冒冷汗。到了晚上，早早地上了床，却是辗转反侧，无论如何都睡不着，一直到凌晨都是如此。也不知是什么时候睡过去的，醒来浏览微信，却一下子震惊了：师友群里，满屏都是哀悼徐先生逝世的消息！
从6月28 日赴上海送别徐先生之后，回到广州，直到如今，心情一直难以平静。不仅是因为内心沉痛，而且，无论从追悼会透露出来的信息，还是从阅读到的许多纪念文章，都给人一种感觉：徐先生似乎和别人不一样，盖棺论定，并不是特别容易。例如，陈平原在《中山大学档案中的徐中玉》一文里，将徐先生在中山大学研究院所受的教育，与王瑶在西南联大接受朱自清的指导相对比，甚为婉转地指出：徐先生年轻时接受的学术训练不算规范，他的学问也是相对比较粗疏的。言下之意，徐先生只是比较适合做做主编《大学语文》这样事务性较强的工作而已。这种看法，显然与我们这些徐先生门人的感受大相径庭。其实，关于在中山大学研究院学习的经历，徐先生给学生说得很多，语气里从来都是自豪的，一点也没有对所谓“不规范”的遗憾。而且，他还直接将那一套“不规范”的研究生培养模式搬到20世纪80年代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来了。他在给我的师兄张建永的《艺术思维哲学》所做的序言里，充满深情地叙述了我们那段研究生教学的生活，并且在解释其中的理路时，特别指出源出中山大学研究院及其导师陆侃如、冯沅君和通信导师郭绍虞、朱东润等。也许，陈平原说得不错，这与从朱自清到王瑶的路子相比，少了许多规范性的东西，但是很明显的，却多了许多活泼性的东西。其实，这正是一种我不怎么“规范”地称之为“徐中玉教育思想”的精髓，是徐中玉先生为当代中国的高等教育做出的杰出贡献，正因为此，才造成了20世纪80年代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可与朱自清—王瑶传统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比肩的事实。对此，致力于研究中国大学教育的陈平原先生，怎么就缺少应有的理解与同情呢？仔细想来，凡是引领风气的人物，一般都是很难用“规范”二字来界定的。今天的大学教育，表面上的“规范”倒是有了，而最大的遗憾，恰恰就是当年在华东师大中文系曾经实践过的“徐中玉教育思想”，那种自由活泼，徐先生本人所谓“教学相长”的遗产，没有得到继承。我认为，陈平原的文章，可算是对于我们这些徐先生门下弟子的一种狠辣的鞭笞：作为受惠于这种教育的人，却并不能继承这种教育，更不用说发扬光大了，有的甚至也被套进了那种蝇营狗苟、莫名其妙的“规范”里！
相比较而言，我比较认同我的学长胡范铸先生的纪念文章，不是因为他认为徐先生是“真正的学术领袖”，走进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史”，而是因为他的标题——《他们的徐中玉和我的徐中玉》。这个标题让我顿然意识到，徐先生的学术思想也好，教育思想也好，是如此的博大与复杂，以至于可能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徐中玉，这也正巧应符了其盖棺论定不那么轻而易举的事实。
其实，这种情形我不是第一次碰到了。在研究明中思想家、心学创始人陈献章（陈白沙）时，我就曾经大大惊讶于一种情形：在他身后的各种史料里，对他的解说也好，对他生平事迹的叙述也好，都是各不相同，甚至是他的两位代表性的学生张诩和湛若水，对他的遗产的认识也完全不同，甚至出现了门墙之内争夺继承人和发言人身份的情况。“门人各随其所见所闻执以为则，天下人又各随其所见所闻执以为称。”我在《天民——陈白沙传》里解释说：“这种争议的发生，也是跟陈献章本人的思想特征，乃至其教学方法有关系的。他与多年以后的乡人学者梁启超一样，‘但开风气不为师’，他的充满创新的思想，许多都只是点到为止，未能体系化、深入化，这一点，他与过往的朱熹也好，与本朝的王守仁也好，都存在较大的差距。由于自身没有体系化，就连他自己的学生，都不能全面地理解与认识。另一方面，他的教学，不立门户，十分自由与民主，门墙之内，缺乏纪律性。所以，在他的身后，才会发生张诩与湛若水这种十分有伤老师体面的继承人之争。”
不管别人的徐先生如何，我的徐先生是怎样的呢？对我来说，他就是一个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学生的长者，一个亲人般的人。不管我到哪里，他始终都用温和又严厉的目光关照我，鞭策我，永远也不会离开我。是的，哪怕是到了现在也是如此。
徐先生啊，让我们永远在一起。请你用你一如既往的目光看着我，温暖我，让我不要停止读书和思考，让我戒除散漫和疏懒，让我有所作为，做一个能让你满意的人。
（作者单位：广东省文艺研究所）
在徐先生身邊读研究生的经历，是我生命中最可宝贵的记忆。每当夜深人静，思绪沉浸在这一段回忆之中的时候，我心头总是不自禁地升起一股暖暖的情愫。记得当年考研究生“放榜”之前，我托系里的青年教师宋琳向徐先生打听消息。宋琳说话是福建口音，前鼻音与后鼻音分不清楚。他问徐先生“唐运长”考得怎样，先生回答说：“姓唐的？没有印象啊。”宋琳回来告诉我，说徐先生对我没有印象，让我一下子傻了眼。万幸这只是一个误会，我最终得以拥有与先生的这一份师生缘。
我总觉得自己与先生之间有着某种特殊的缘分，这不仅是由于我在师兄弟五人之中年纪最小，总能感受到先生特别的关爱。而且，我的家乡赣南，曾经是徐先生生平履历上一个重要的地方。抗战时期，他所在的中央大学迁到位于赣西南山区的泰和县，他与师母、孩子均在赣州居住。徐先生告诉我，那时他的孩子就在蒋经国创办的儿童新村上幼儿园。大概就是因为这段履历，每当我假期回家之后返校，先生总要与我拉上好长一段的家常，话题基本上就是关于我家乡赣南地区的人情风物。有一年寒假，我在家里给先生写信，信封上寄信人的地址是“江西省于都县葛坳乡大田村”。回校以后第一次上课，先生很兴奋地问我：“你的家乡大田村，是不是有个大田墟啊？”我说是的。我们那个村子旁边有一条小河，以前水量还颇为充沛，经常有商贸船只过往。由于水路交通便利，就有一个大田墟，还有一个大田墟码头。徐先生说：“那就对了，我还赶过大田墟呢。”原来，学校内迁的时候，他与大队人马一起走，从南昌出发，经临川、南城、广昌、宁都、于都等县，目的地是赣州。我的家乡大田村位于宁都与于都之间，徐先生他们在旅途中住宿，曾经偷闲赶墟。在我们聊天的时候，师母听见也加入进来了。她说：“从大田墟继续往南走，是不是有个地方，叫银坑的？”我说是的，银坑在大田西南15千米处。师母说：“银坑那地方很可怕，有土匪啊。”原来，当他们人马经过银坑的时候，突然从山上窜下来一股贼匪，盗抢财物，还杀害了一位女同学。大概是因为害怕，当时人们竟没有来得及安葬这位女同学，只是将她的尸首抬起来放在一个卖肉的案板上，盖上一个草席，就继续赶路了。师母叙说此事的时候，眼里久久地饱含泪水。我对师母说，赣南山区匪盗横行的确是出了名的，比如我的家乡葛坳乡，为什么叫葛坳呢，首先是因为有姓葛的人在这里落户，还有呢，就是因为其地形，其实就是一个盆地，被三个山坳所包围，分别是东北的塘泥坳，正南的赤牯坳，以及西南的杀人坳。所谓杀人坳，就是时常有土匪从山上窜下来，剪径、杀人。听我这么说，师母的眼泪哗地就流下来了。
就在那次谈话的时候，我向先生讲到自己的一点困惑。寒假回家走亲戚，去过我外婆家，也去过我姑妈家。我外婆家是一个大家族，宗法制度很严整，哪怕经历过“文革”也还是如此。而我姑妈家却相反。我说，我们长期都在反对封建主义，封建宗法制度都说是要打破的。可是，到了有祠堂与宗法制度的村子里，看到山林很青秀，河里的水量也很充沛。到那里作客，接待我们的人既热情，又守规矩，一切有条不紊。而“封建宗法制度”已被打破的我姑妈那个村子，水土流失很严重，作客的感觉也是差了很多。所谓封建宗法制度，怎么让我觉得十分美好呢？先生若有所思地听我说完，沉默了，没有作答。
研究生三年的学习时间，一转眼就过去了。1989年，我们面临着毕业找工作的问题。徐先生给我写了许多封推荐信。他向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文艺研究》推荐我，不仅给杂志的主编吴方写信，还给院长冯其庸、李希凡都写了信。他又推荐我去上海社会科学院的《上海文论》杂志，给院长陈伯海与华东师大校友毛时安写了信。可是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这两个地方我都没有去成。先生又对我说，当时北京大学要在青岛创立分校，负责人是他的一位故人，而且，青岛是他本人曾经求学的地方，风物很好，可以考虑一下。而我，最终还是选择了回到家乡的赣南师范学院。临别的时候，徐先生特意在家里设席，为我们师兄弟饯行。他亲自将红烧大排一一夹到我们碗里，情深意切，尽在不言中。
当我乘坐的火车一声汽笛长鸣，缓缓离开上海的时候，我开始真正体会到离别的痛苦，就像被撕扯一般。有一次，与比我高一级的张德林先生的研究生吴洪森聊天，他说：“你知道失恋的痛苦是什么吗？不是头疼，也不是心疼，是肚子疼。”我后来告诉他，那一次离开上海，我的感觉是哪儿都在疼。
研究生三年，徐先生给我的操行评语，有“生活朴素，学习刻苦”之语。其实，“生活朴素”是真的，由于来自农村贫困家庭，不得不“朴素”。而“学习刻苦”的印象，多半还是生活艰苦，学习需要克服许多额外的困难所致。“学习刻苦”的另一层含义，就是指勤奋、用功，这却恰恰是我个性中最为欠缺的。在研究生学习期间，对于许多思考过的问题，往往浅尝辄止，没有下苦功进行深入研究，所以成绩很有限。当时，先生对我，有“学术研究很有潜力”的评语。“有潜力”，就是指本来应当做得更好。我个性中的疏懒，在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不久，终于遭到徐先生的严厉批评。
记得刚到赣南师范学院的时候，生活环境很不好。所居住的一间屋子，是昏暗的地下室，既阴冷又潮湿，地上甚至可以见到明水。一个小小的窗户，还开得很高，伸手也够不着。所以，我当时给先生写信，用了“从门到窗户是七步，从窗户到门也是七步”这样的话。当然，生活环境的不如人意，不能成为停止学习与研究的借口，而我，在赣南师院工作一年多，一篇论文也没有写出来。这一年寒假，我的赣南同乡，当时正在华东师大中文系语言学专业读研究生的邓明从学校回来，特意来与我见面。他告诉我，临行前他去看望徐先生，先生对我很不满，特别要他带话给我：“他怎么一点声息也没有了？叫他不要停止读书与思考。另外，他一向不是很能写文章的吗？让他务必写篇文章给我看看！”邓明带来的话，让我警醒起来。说实话，类似这样严厉的话语，在读研究生的时候也并未听先生说过。我顿然觉得，我虽然离开了上海，先生却依然在看着我。我一直都还在徐先生身边，一刻也未曾离开。 我暗暗下了决心，一定要沉下心来，继续文艺理论方面的研究，每年至少要写出一篇像样的论文，向先生汇报。于是，我从任“文学概论”教学工作中的心得，写出了一篇论文《论社会生活是文学的终极原因》，寄给徐先生，并发表在他所主持的《文艺理论研究》杂志上。这是我的第一篇思考相对比较成熟、篇幅也相对比较长的文艺理论论文了。徐先生很高兴，他写信告诉我，张德林先生、王智量先生，也都读过并喜欢这篇文章。我得到鼓励，又从任教选修课“小说形式研究”的工作中，写出了论文《文学作品形式研究导论》《文学话语风格简论》，都发表在《文艺理论研究》。三年时间，在先生主持的杂志上发表三篇论文，总算完成了自己一年一篇论文，向徐先生汇报的计划。
1992年，我的生活与工作面临着一个转折。这时候，先生温暖的关照，是支持我前行的最重要的精神力量。
这年春天，我给徐先生写信，汇报自己的学习心得。我说，近年来我对中国思想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已读完了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的厚厚七卷本《中国思想史》，还做了读书笔记。我说，在人看来或许特别枯燥的这类厚重之作，我却读得津津有味，計划每天睡觉前读一节，往往一发不可收，一口气读个通宵，像读畅销小说一样痛快。自认大概是可以进行中国思想史的进一步学习，以后的研究工作也可以转到这个方向上来。所以，我打算报考华东师大王元化先生的中国思想史博士研究生。徐先生很高兴地回信，鼓励我好好准备应考，并让我直接给王元化先生写信。于是我与王先生联系上，告知自己的想法。在给王先生写信的时候，我的心里已是颇为不安，因为我从在华东师大的一些师友口中，得知王先生本届博士研究生的名额，已经内定了几个人，旁的人应考恐怕很是困难了。果然，王元化先生亲笔给我回信，首先鼓励我进行中国思想史的学习与研究，接着介绍了几个传言“内定”的人的情况，告诉我“本届就是他们”了，欢迎我明年再考。我于是又与徐先生通信，告知打算明年再考。没想到徐先生很快给我回信，让我按原计划继续备考，不要去听信什么“内定”的传言，王先生那里不会有“不正之风”的。可是这却并非传言，而是王先生亲笔信里所写的呀。而且我理解，“内定”云云，只是外界某种较难听的说法，事实是王先生对这几个人有了较多的了解，认可他们做自己的博士研究生，并非不正之风。所以，我最终没有听徐先生的，还是决定明年再考。
后来的事实证明，徐先生的意见才是对的。那一年，王元化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并未招满额。传言“内定”的几个人，据说有的并未报考。而我，命运就是这么捉弄人，鬼使神差耽误这一年，便永远错过读王元化先生中国思想史博士研究生的机会了。
这一年的秋天，我的两个弟弟同时考上了大学。这时的大学不似我就学的时候，每年需要收取让我们家的经济境况无法承受的一笔学费，而且他们在大学里就读所需的生活费，也无从着落。我们家在贫困农村，平时父母亲只能自给自足，几乎没有什么额外的经济来源。而我当时在赣南师院，工资只有一百多元。为了让两个弟弟不至于失去上大学的机会，我首先设法在银行贷款，筹措他们的第一笔学费。然后，打算到广东去找工作，都知道那边的工资较高，想必能够解决问题。只是，这样一来，我就不得不彻底放弃来年报考博士研究生的计划了。
1992年10月，我来到广东佛山，在《佛山文艺》杂志社做编辑工作。从赣州到佛山，我的心情一直很沉重，像有块大石头坠着。因为这是被生活逼迫之下的无奈选择，而在我内心里，当时还是满怀理想，要从事中国思想史的学术研究的。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受先生之教多年，如今不能从事学术研究与教学，而只能做编辑工作，实在是辜负师恩。所以，在佛山安顿下来之后，我给徐先生写了一封长长的信，详细解释到佛山来的原委，并表示离开学术研究的岗位，内心有无法排解的惭愧与不安。先生的回信很快就寄到了，他在信中说：“无论在哪里，也无论做什么工作，都是为社会做贡献，并非只有学术研究或教学工作才算贡献。而且，你是为了让弟弟能够上大学，以后更好地贡献社会，才到佛山去的。三个年轻人对社会的贡献，总比一个人强吧？所以，你不要有任何的精神负担，你的选择是正确的，我毫无保留地支持你。”先生的信，让我心里长久坠着的一块大石头，彻底掉落了，身心顿然轻松起来。我当时是如此的喜悦，以至于在读信的时候，不自觉地落了泪。
1995年，我终于能够再次亲近徐先生了。当时《佛山文艺》与《上海文学》联合举办全国“新市民小说”征文，请徐先生担任评委。于是徐先生到佛山来评奖，在这里住了将近一个星期。这时先生已经八十余岁，身体还是那么硬朗。记得我陪他登西樵山，他健步如飞。几次我伸手想要搀扶他，他都将我的手拂开，仿佛在说：“我自己能行。”见到先生康壮如常，我感到十分快慰。在这几天的谈话里，先生还是叫我不要停止读书与思考。对于学术研究，也不要放弃。他说，学术研究不需要执照，并非只有在大学或研究机构的人才能从事学术研究。平时读书思考，有了感受与心得，就可以写论文。论文写好后寄来，争取不时在《文艺理论研究》露露面，也好让师兄们知道你还在这个行列里面。听了先生的话，我在杂志社颇为烦琐的工作之余，从未忘记应该就文艺理论的学术问题发言。除了整理以前写过的一些文章之外，还写了一篇《关于文艺批评标准及与此有关的文艺学学科建设问题》，在《文艺理论研究》发表。我还结合自己工作的实践，写了一部论著《文学期刊编辑论》，其中的主要思想，以论文《论文学期刊编辑在文学过程中的作用》，也在《文艺理论研究》发表。
1999年，我得了一场重病。这病的严重程度，使当时不少亲友都认为我可能将不久于人世了。这场病幸而没有大碍，却使我尤为迫切地感到，还是应该到专门的学术机构去，从事我所理想的研究工作。但是，佛山是一个生活很安逸的城市，这里的市民文化，十分纯粹，也令我留恋在这里的生活。所以，我一直犹豫不决，直到2002年，才终于下决心调到广州，在广东省文联下属的广东省当代文艺研究所工作。在广州最初的几年里，由于我的疏懒，也因为初到新的岗位，生活与工作都不是很安定，我久未与徐先生联系，与师兄们也没有了音信相通。所以，当徐先生九十华诞，弟子们为作庆典，我竟没有能够到场。 但先生的教诲，我一刻也没有忘记。这几年，我一直都在准备资料，并写了一部文艺评论著作《刘斯奋评传》。说起来，时为广东省文联主席的刘斯奋，也是徐先生的一位故人。20世纪90年代，刘斯奋的多卷本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出版，在上海召开过一个研讨会，徐先生到场，在发言中给了很好的评价。他后来对我说，这部小说对明末那批“知识分子”的描写，很真实。而且行文有韵致，充满诗情画意，颇为难得。
完成《刘斯奋评传》后，我的研究视野变得宽泛起来，逐渐脱离了文艺理论、文学评论的主要方向了。这，似乎是因为年岁渐长，大概也跟我一向以来对思想文化史的特别兴趣有关。我开始了对著名的岭南古典园林清晖园的研究，并写出了专著《清晖园》。为写作这本书，我到苏州考察江南园林，途中特地转道上海，看望徐先生。先生见了我，十分高兴，还特别关心地询问我病后的身体恢复情况。他那时已是九十三四岁，但思维清晰，谈兴很浓，从晚上七点多一直聊天聊到将近十一点，一丝儿也不知道疲倦。我觉得我必须要告辞了，不然先生说不定要与我聊一个通宵。临别的时候，先生显得很不舍，甚至坚持要送我下楼梯。先生当时的形象，特别的鲜明与生动，真令我久久难以忘怀。
接下来，我又对民间信仰发生了浓厚兴趣，写出了一部著作《说关公》。不管是古典园林还是民间信仰，都属于较为宽泛意义上的中国思想文化范畴。经过这些仿佛是准备性的外围工作，我的研究终于回到正兒八经的中国思想史上来了。在广东的珠江三角洲，有一个新会县。说来很奇妙，广东省历史上仅有的两位在全国顶尖的思想、学术人物，一为陈献章，一为梁启超，都是这个县的人。陈献章史称“白沙先生”，是明朝中叶人。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说：“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至阳明始乃大。”陈白沙，就是后来在王阳明那里发扬光大的明朝心学的开创者。由于在珠江三角洲这一带工作生活了二十余年，我对这里的历史地理、人文风物、世态人情有了切身的理解，如此便有条件深入研究陈献章与他的白沙心学。于是，我开始写作一部近40万字的《天民——陈白沙传》。
当这部书稿已经交付出版社的时候，我得到华东师大中文系的通知，将要于11月8日为徐中玉先生举行百岁寿诞之礼。我当即给出版社打电话，询问此书能否赶及在11月初出来，他们回答说应该没问题。我想，如果能携此书到上海，在先生百岁寿诞之时向他汇报与献礼，实在是再好不过了。尽管我也知道，他此时毕竟年事已高，是不可能细读这本书并且与我讨论相关问题的。
我这几十年的学习与生活，走了许多弯路。天意从来高难问，造化安排，常常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例如，我其实特别喜欢在大学里教书的生活，可是，我却偏偏离开了这样的工作岗位。又如，1992年，我曾经要报考中国思想史博士研究生，却因一个误会，就永远错过了这个机会。人生兜兜转转，如今，我总算尝试了一回中国思想史研究了。这一切，在我看来，就是由于徐先生一直都在我的心里。虽然在研究生学习三年之后，我离开了上海，可是却感觉一直都生活在徐先生身边。徐先生从来都在看着我，既有鼓励，也有鞭策。他像冬日里的阳光，暖暖地照着我。
2019年6月24日，从午后开始，我的身体突然感觉很不舒服，也不觉得是感冒，就是莫名其妙地发虚，冒冷汗。到了晚上，早早地上了床，却是辗转反侧，无论如何都睡不着，一直到凌晨都是如此。也不知是什么时候睡过去的，醒来浏览微信，却一下子震惊了：师友群里，满屏都是哀悼徐先生逝世的消息！
从6月28 日赴上海送别徐先生之后，回到广州，直到如今，心情一直难以平静。不仅是因为内心沉痛，而且，无论从追悼会透露出来的信息，还是从阅读到的许多纪念文章，都给人一种感觉：徐先生似乎和别人不一样，盖棺论定，并不是特别容易。例如，陈平原在《中山大学档案中的徐中玉》一文里，将徐先生在中山大学研究院所受的教育，与王瑶在西南联大接受朱自清的指导相对比，甚为婉转地指出：徐先生年轻时接受的学术训练不算规范，他的学问也是相对比较粗疏的。言下之意，徐先生只是比较适合做做主编《大学语文》这样事务性较强的工作而已。这种看法，显然与我们这些徐先生门人的感受大相径庭。其实，关于在中山大学研究院学习的经历，徐先生给学生说得很多，语气里从来都是自豪的，一点也没有对所谓“不规范”的遗憾。而且，他还直接将那一套“不规范”的研究生培养模式搬到20世纪80年代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来了。他在给我的师兄张建永的《艺术思维哲学》所做的序言里，充满深情地叙述了我们那段研究生教学的生活，并且在解释其中的理路时，特别指出源出中山大学研究院及其导师陆侃如、冯沅君和通信导师郭绍虞、朱东润等。也许，陈平原说得不错，这与从朱自清到王瑶的路子相比，少了许多规范性的东西，但是很明显的，却多了许多活泼性的东西。其实，这正是一种我不怎么“规范”地称之为“徐中玉教育思想”的精髓，是徐中玉先生为当代中国的高等教育做出的杰出贡献，正因为此，才造成了20世纪80年代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可与朱自清—王瑶传统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比肩的事实。对此，致力于研究中国大学教育的陈平原先生，怎么就缺少应有的理解与同情呢？仔细想来，凡是引领风气的人物，一般都是很难用“规范”二字来界定的。今天的大学教育，表面上的“规范”倒是有了，而最大的遗憾，恰恰就是当年在华东师大中文系曾经实践过的“徐中玉教育思想”，那种自由活泼，徐先生本人所谓“教学相长”的遗产，没有得到继承。我认为，陈平原的文章，可算是对于我们这些徐先生门下弟子的一种狠辣的鞭笞：作为受惠于这种教育的人，却并不能继承这种教育，更不用说发扬光大了，有的甚至也被套进了那种蝇营狗苟、莫名其妙的“规范”里！
相比较而言，我比较认同我的学长胡范铸先生的纪念文章，不是因为他认为徐先生是“真正的学术领袖”，走进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史”，而是因为他的标题——《他们的徐中玉和我的徐中玉》。这个标题让我顿然意识到，徐先生的学术思想也好，教育思想也好，是如此的博大与复杂，以至于可能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徐中玉，这也正巧应符了其盖棺论定不那么轻而易举的事实。
其实，这种情形我不是第一次碰到了。在研究明中思想家、心学创始人陈献章（陈白沙）时，我就曾经大大惊讶于一种情形：在他身后的各种史料里，对他的解说也好，对他生平事迹的叙述也好，都是各不相同，甚至是他的两位代表性的学生张诩和湛若水，对他的遗产的认识也完全不同，甚至出现了门墙之内争夺继承人和发言人身份的情况。“门人各随其所见所闻执以为则，天下人又各随其所见所闻执以为称。”我在《天民——陈白沙传》里解释说：“这种争议的发生，也是跟陈献章本人的思想特征，乃至其教学方法有关系的。他与多年以后的乡人学者梁启超一样，‘但开风气不为师’，他的充满创新的思想，许多都只是点到为止，未能体系化、深入化，这一点，他与过往的朱熹也好，与本朝的王守仁也好，都存在较大的差距。由于自身没有体系化，就连他自己的学生，都不能全面地理解与认识。另一方面，他的教学，不立门户，十分自由与民主，门墙之内，缺乏纪律性。所以，在他的身后，才会发生张诩与湛若水这种十分有伤老师体面的继承人之争。”
不管别人的徐先生如何，我的徐先生是怎样的呢？对我来说，他就是一个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学生的长者，一个亲人般的人。不管我到哪里，他始终都用温和又严厉的目光关照我，鞭策我，永远也不会离开我。是的，哪怕是到了现在也是如此。
徐先生啊，让我们永远在一起。请你用你一如既往的目光看着我，温暖我，让我不要停止读书和思考，让我戒除散漫和疏懒，让我有所作为，做一个能让你满意的人。
（作者单位：广东省文艺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