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税，国之大事也。无税无国，无国无税。税是国家机器运转的经济基础。税是政治与经济的交点，是洞察时势的窗口，是王朝兴衰的晴雨表。
　　税，伴随着阶级和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税，是引起经济变革和社会转型的推动力；税，是政府调节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杠杆。数千载以来，人们对赋税或褒或贬，但它始终按一定的轨迹运行。赋税的运行有时会带来国泰民安、社会进步和发展，有时也会成为朝代更迭的导火索，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
　　税收征缴，存在着利益冲突，体现着国家政策导向与经济行为博弈。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一部税收史，其实就是一部税收抗争史。但与统治者抗争，实施避税，难矣。有诗为证：应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
　　王朝的兴衰，与赋税制度的关系非常密切，文景之治、光武中兴、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无一不和税收紧密相连。中国朝代的更替，其推動力都是农民起义，陈胜、吴广起义、黄巾起义、黄巢起义、梁山起义、红巾起义、闯王起义的爆发，最终皆归因于赋税问题。
　　本篇是一个简本中国税史，仅观其大略，识其脉络，勿求详尽。于叙税事之余，兼评识税之士、论税之言。
　　一、远古时代
　　远古时代，中国大地上活跃着诸多从事农业耕作的部落，当时生产力低下，没有剩余产品，没有国家，没有阶级，当然也没有税收。相传伏羲氏结绳捕鱼，燧人氏钻木取火，有巢氏构木为巢，神农氏遍尝百草。他们分别代表中国远古的渔猎时代、火器时代、巢居时代和农耕时代，这是人类早期经历的一个朴素而崇高的大同社会。
　　传说比神农氏晚的是黄帝，黄帝确有其人，是个著名的部落首领。司马迁的《史记》始于黄帝，黄帝之后有颛顼、帝喾，继之以尧、舜、禹。禹治水有功，其子启开启世袭制的先河，建立夏朝，中国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此乃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国的远古时代也自此结束。
　　二、夏、商、周时代
　　夏朝（约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16世纪）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的建立使农耕时代逐渐走向繁盛。稳定的农耕经济创造了劳动剩余，于是也自然创造出了国家和阶级。同时，税的起源也伴随着农耕时代而慢慢开启帷幕。“税”在古代汉语中是会意字，左边为禾木，右边为“兑”，喻示着税最早起源于农业，农业税的雏形是以禾苗或粮食为代表的“实物税”，百姓缴税就是缴粮，其后才出现“劳役税”、“货币税”等。
　　司马迁《史记·夏本纪》载：“自虞夏时，贡赋备矣。”《尚书·夏书·禹贡》载：“任土做贡”，《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解释为“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贡赋之差”。夏朝已经朦胧意识到“均税赋”的课税原则。
　　孟子称“夏后氏五十而贡”，即每户农家耕田五十亩，上贡量为十分之一，“贡”也称为“什一税”。据此推测，“贡”应是农业税的第一形式。
　　夏朝延续470余年被商取代。夏朝之诸侯国首领商汤率领诸侯国于鸣条之战灭夏，后将国都由盘庚迁往殷，故商朝也称“殷”，商朝存在于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孟子》称“殷人七十而助……助者借也”，此即为史上闻名的“井田制”，“商人始为井田之制，以630亩之地，画为九区，区七十亩，中为公田，其余八家各授一区”。史载：公田的所有收入都上缴国家，私田的收入才收归农户所有。只有把公田的农活干完了，农户才能够耕种私田。《孟子》曾对此有记载：“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孟子》里的这段话讲的就是“井田制”的基本赋税思想，统治者创造了这种巧妙的劳役田租，推动了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发展。从税制要素角度分析，井田阡陌纵横，八方助耕一公田，劳役税率为1/9，这一税率标准在古代社会是相当高的。
　　周王朝是继商朝之后的一个世袭王朝，分为东周（公元前1046～公元前771年）与西周（公元前770～公元前256年）两个时期，近八百年。西周由姬发创建，定都镐京和丰京，成王时期营建洛邑；西周末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史称东周。其中东周又称“春秋战国”。
　　《孟子》载：“周人百亩而彻”，“彻”乃周朝的一种农业税制，后人多有争议，一说“彻”犹人彻取物也，另一说“彻”乃天下通法。《周礼·小司徒》载：“凡敛税之法，乃分地域而辨其首，施其职而平其政。”即征税标准考虑地域与行业差别。《周礼·地官》载：“园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即征税标准因距王城远近而不同，近者多役故轻赋，远者无役故重税，税率分别为5%、10%、15%、20%，仅仅只有漆林一类的经济作物税率为25%。
　　产生于西周时期的《诗经·硕鼠》中的名篇“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汝，莫我肯顾”，乃是劳动者对国家横征暴敛、繁重徭役的强烈抗议和控诉，体现了下层劳苦大众对厚税重役的一种本能的反抗，书写了税收抗争史上浓重的一笔。
　　三、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诸侯并起，春秋五霸，中原争雄，东周衰微，社会演化。士农工商各有分业，井田制逐步瓦解。此时期推动税制变革的动力是诸侯之间的战争。天下土地由各诸侯国分给庶民，实行“履亩而税”，即按亩征税。自此，劳役税变革为实物税。
　　公元前685年，齐相管仲为振兴齐国，率先实行“相地而衰征”，即根据土地肥瘠差异征收不同数量的赋税，肥地多征，瘠地减征。此乃历史上首次出现的产量分成税制。管仲倡导“工商富国”的薄赋税政策，实行“关市讥而不征”，即对商人往来通关只盘查不征税，这是最原始的振兴商业的赋税政策。
　　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初者，始也；税亩，按亩征税；税率为十分之二。《春秋》载：“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余亩，复十收其一。”赋税明显太高，是原井田制税率的两倍。
　　春秋时期，发展赋税思想并影响后世的主要有老子和孔子。老子，道家学派创始人，楚国人，著《老子》，提出“道法自然”，倡导“无为而治”，对后世影响极大。《老子》载：“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老子的理想国是低赋税或无赋税社会。孔子，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也是春秋时期赋税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崇尚以礼制赋，足君先足民，敛从其薄。即孔子治税的核心主张是“敛从其薄”，即政府少征税，治税靠法典，藏富于民然后强国。 　　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诸侯混战，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争雄，百家争鸣，中国封建社会最终取代奴隶社会。为富国强兵，各国变法改制陆续展开。
　　公元前445年，李悝在魏国变法：一曰“尽地力之教”，即教农民充分利用土地，耕种“必杂五种，以备灾害。力耕数耘，收获如寇盗之至。还庐树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葫，殖于疆场。”[1]他还实行平粜法，由政府在丰年粮价低贱时收购一定数量的粮食，灾年粮价高涨时由官府平价出售一定数量的粮食。这种取有余以补不足的政府调控可以保护百姓利益，又可抑制商人的粮食投机行为，稳定社会，繁荣经济。
　　公元前359年，商鞅在秦国进行第一次变法，变法要点如下：颁布法律，鼓励发展农业生产，奖励耕织和垦荒。公元前350年，商鞅进行第二次变法，税制变革要点如下：其一，废井田，开阡陌[2]。确立土地私有制和土地交易制度，所有土地一律承担国家赋税。其二，訾粟而税，即赋税要用粮食缴纳，保证纳税制度的公平性，促进农业发展；其三，重农抑商，禁弃农为商，加重商业赋税，主张政府通过赋税政策调节农商关系。商鞅发展了赋税思想，充分利用赋税对经济的反作用调节国家经济，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税收调控论萌芽思想。
　　孟子（公元前372～公元前29年），邹国人，《史记》载早年“受业于子思之门人”，系统地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儒家思想，《史记》载：“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孟子主张“去关市之征”，即对关卡与市场均不征税，仅对农业征税，。孟子宣扬仁政，主张为民置“恒产”。解决恒产问题，主要是解决土地和赋税问题。孟子主张“易其田畴，薄其税敛”，崇尚夏、商、西周“什一而税”的税率水平，实行“薄税敛”，强调官府取税只能取劳动者的剩余劳动部分。
　　韩非子（公元前280～公元前232年），韩国人，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屡次上书韩王，“富国强兵”的变法思想不被采纳，却受秦王嬴政赞赏，后成为秦始皇建政的理论基石。韩非子的赋税理想不同于以往“薄税敛”，他主张“重税富国”战略：“悉租税，专民力”[3]，即所有百姓，所有行业，一律承担国家赋税，全部民力必須由国家统一支配，用之于农，亦用之于兵。他还主张国家税权集中，税制统一，赋税的征收权和使用权都集中于君主手中，反对官吏“以贪污之心，枉法以取私利”[4]的行为，反对利用国家赋税赈济贫民。韩非子的赋税思想是战国时期特殊历史阶段的产物，七国争霸的最后阶段，统一天下大业必须建立强大的军队，储备雄厚的物资财富，必然要求采取赋税的手段聚集天下之财富以争霸天下。这符合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秦王朝统一天下，也充分证实了韩非子赋税思想所包含的积极因素。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