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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864年4月法国人普罗斯佩·日意格（“常捷军”的创立者之一）又一次动身前往中国。日意格最终得到了组建“常捷军”的命令，并且参加了结束中国内战——太平天国运动的战斗。随着日意格日记的被发现，可以从另外一个视角即用文献来证实和分析“中外混合军”的作用。
关键词：日意格；常捷军；太平天国运动
中图分类号：K2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6-0140-02
日意格回到法国一年后，一直在养伤——他在浙江省上虞的战斗中受了重伤。从他第一次到中国至今已经差不多有六年了。由于有很多闲暇时间，日意格便开始写日记，并且，在此后的八个月他始终坚持不懈地写日记。日意格的日记于1980年在他孙女的家中被发现。这是近年来得到的太平天国时期最重要的一手资料之一。日意格对浙江湖州战役的详尽描述提供了一个近距离观察“常捷军”这个重要但又鲜为人知的“中外混合军”的机会。
直到近年来作家们才注意到有几个“中外混合军”参加了太平天国最后失败的战斗。但他们通常关注的仅仅只有一个——华尔和戈登的“常胜军”。这大概是因为这些领导人有同一时期西方报道的比较大的声望并且能得到与他们的冒险行为相关的文件。“常胜军”凭借自己的资格学习并且作为那一时期外国领导的“中外混合军”的典范。随着日意格日记的被发现，可以从另外一个视角即用文献来证实和分析“中外混合军”的作用。
一、太平天国运动与西方大国
自从17世纪清王朝建立后，土匪和人民起义常常困扰着清朝的皇帝。然而，太平天国运动是一个新生的事物，有组织、规模大并且受西方宗教思想的影响，这是独一无二的。几乎摧毁了清王朝并且给西方干涉提供了条件的太平天国起义的根源是由于人口的压力、经济问题、政治腐败、一个世纪的经济繁荣所留下的遗产、夜郎自大以及空前的人口增长。这个混乱局面的产生是由于西方思想的大量汇集和鸦片在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后的这一时期的严重增长。18世纪中期中国人口有一亿四千三百万，到1859年已经达到四亿三千万，一百年增长了200%。人口激增使人们生活恶化，因为越来越多的人依赖并没有增加多少产量的耕地为生。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束，清朝停止了他们试图查禁鸦片贸易的尝试。鸦片输入年年激增，清政府为了支付战费和赔款借端进行搜刮，在已是被紧紧催逼的农民身上又增加了沉重的负担。在南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倾销商品，外国商品的输入严重地破坏了沿海通商口岸及其当地的家庭手工业。自然灾害，尤其是1840-1850年的毁灭性的灾害也为太平天国起义创造了有利条件。人们陷于失业、破产、饥饿、死亡的困境中。清政府的黑暗统治和沉重的封建剥削，激起人民群众进行反抗斗争，这些斗争狠狠打击了清朝的统治势力。而特别是随着中国官僚阶级的腐化，降低了工作效率。鸦片战争已经完全地暴露了自17世纪就开始统治中国的清王朝的力量，清朝很轻易地就被打败了。
如果不提洪秀全——拜上帝教的领导人就不能很好地理解太平天国运动。洪秀全，广东花县人，农民家庭出身。从1820年至1830年期间，洪秀全参加了多次科举考试都失败了。他是中国南方“客家”人。“客家”人的祖先本是中原汉族，千百年前，或因受外族入侵，或因避内乱争战，陆续南移，定居湖南、福建、广东、广西几省，繁衍下来。以“客家”之歌而闻名，几个世纪以前迁徙到南方的北方汉族“客家”人没有被当地的南方人同化。由于多次科场失意，使洪秀全感到愤懑不平，思想受到很大刺激，并且偶然遇到了基督教传教士梁发，洪秀全承认了基督教三位一体的新的梦像，梦像宣称他是上帝的次子，耶稣之弟，表露了洪秀全的反清思想。就在1843年在最后一次应试落第后，洪秀全研究了几年前得到的基督教布道小册子《劝世良言》，这本书是7年前他在广州应考时得到的。不久他就进行了洗礼。
洪秀全按照军事编制建立了一个宗教团体，与清军展开战斗。1851年1月起义爆发，洪秀全自称天王，国号太平天国，起义军称为太平军。太平天国运动从此开始。太平军留着长发，这与在满族统治下对汉人长期的强制命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太平军被宗教皈依者的精神鼓舞着，他们在太平天国运动初期经常打败腐败的清朝军队。太平天国起义获得了迅猛发展，在南京建立了太平天国的首都，正式建立了与清王朝对峙的政权。尽管他们在太平天国运动初期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清朝的垮台在起义开始不久好像是有可能的，但现在这种可能性很小了。北伐和西征没有推翻清王朝，中国进入了长达十多年的血腥的内战时期。这或许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破坏。
太平天国和清朝信奉的传统的儒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将基督教教义和儒家思想融合在一起，强烈地抵制外族的满族政府。太平天国对鸦片、受奴役的状态、卖淫予以强烈地谴责。在太平天国运动初期，太平天国提出了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天朝田亩制度》。在一段时期内，由于太平天国内部矛盾和清朝有效的帝国抵抗，使清廷没有垮台。西方国家发现他们自己所处的位置，仅仅通过一个明智的利用或拒绝他们的帮助就大大地改变了中国内战。在19世纪50年代政府代表和在中国的欧洲人反复思考参加中国的内部战争可以得到什么好处。尽管太平天国纲领的许多方面对外国人有很大的吸引力——半基督教的情况、改进的日历、改革者的态度，可还是受到了很多来自欧洲的批评。鸦片是沿海贸易的主要产品，然而太平天国明确反对可获利的毒品。新教徒神学家称赞洪秀全已经立誓的基督教，但他们对他离经叛道的声明很是惊恐不安。洪秀全自诩的新教徒的基本信仰不可能使他受到法国人的欢迎，他们把自己看作是新教徒的保护者。帮助太平天国似乎没什么明显的好处，而清政府在外国人看来变得更加难以对付。也就是说，清政府很少愿意接受西方更多的帮助。由于这个或其他一些原因，西方在19世纪50年代期间保持“中立”的立场。
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英国和法国向清政府要求更多的贸易和其他一些特权自从鸦片战争第一批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后已经过去了十多年。英国和法国感到提出更多特权的时代已经到来了。英国对于广州人在城墙内抵抗他们国家的部队特别生气，而且更多的英国人希望增加通商口岸、外国公使进驻北京以便有和朝廷直接交谈的权利。尽管克里米亚战争已经创造了一个英法之间合作的环境，但是法国最关心的是在东亚坚持自己的主张方面避免远远地落后于英国。 既然广州问题是一个最热门的问题，两个强国决定发动一场联合战争以便占领城市。他们终于寻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借口，英国借口“亚罗号事件”，法国借口“马神甫事件”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即“第二次鸦片战争”。1858年1月广州被攻陷，英法建立联合军政府（包括日意格作为中等水平的军官之一）来管理被占领的城市。两年之内，在最初和清政府关于修改条约的几次谈判失败之后，英法联军攻入北京，迫使清朝皇帝逃往满洲避难。
随着清廷被轻松地打败，英法联军有能力给二百年的王朝以最后一击。西方人邀请太平天国商谈，但选择了别的方式，有可能得到他们的好处。通过和咸丰皇帝的弟弟、在北京的帝国朝廷的恭亲王奕欣谈判，英法联军自信他们能够使条约完全符合他们的利益。清朝被完全击败了，几乎没有反抗，签订《北京条约》，赔偿大量赔款、联合代表常驻北京，还有各种贸易和领土利益，而且法国人总是关心天主教的归附，为他们的传教士赢得传教的权利，已经强迫清政府接受了不平等条约。联合政府最后有理由让满清王朝幸存下来以有利于他们自己的利益。太平天国的胜利将会打破强加给中国的已经接受的条约。
日意格和中国政府高级官吏协商，最后他们批准了日意格组织“常捷军”。于是，他着手组织“常捷军”。日意格第一次到达宁波担任中国海关税务司时，他的长官李泰国已经明确告诉日意格他们的作用，“李泰国告诉我中国需要外国人的帮助，把他们从这种无秩序的状态中拉出来，我们必须回报这种援助。但是，当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必须占用我们的头衔，至少是在官员即海关税务司方面。”[1]日意格由于忙于海关税务司，没有时间直接掌管他已经提议的“常捷军”。尽管日意格自己的动机和他在世界各国的海关的作用紧密相连，所以他有理由期待着他的在法国海军的长官能够支持这个新的“常捷军”。早在1860年，在北京的摄政王奕就已经要求法国提供军火和教练。对于在北京的法国公使布尔布隆来说，恭亲王的要求，尤其是要一个类似于华尔的法国军队，对法国在中国确立永久的影响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这些早期的谈判最终导致法国官员支持像塔夫脱在上海的军队以及后来在宁波的日意格的“中法混合军”，即“常捷军”。
二、第一次挑战和第一场胜利——余姚战役
在清除了上海太平军的余部后，日意格和勒伯勒东仿照这种战术计划展开一场攻打宁波的战役。那时，最直接的任务是计划攻占太平天国在余姚和上虞的据点，这两座城市位于宁波的东北。7月，在训练了几个星期后他们动身前往三十里远的余姚。
后来，日意格估计在余姚有一万太平军、一些欧洲人和两门大炮等待着他们。太平天国的指挥官范汝增和黄呈忠指挥城市的防御工事。尽管左宗棠在浙江西部仍旧持怀疑和超然的态度，但日意格和勒伯勒东仍旧有相当多的军队在他们的控制下。这个新的“中法混合军”不久即成为“常捷军”，包括日意格指挥下的四百人。日意格没有打算亲自指挥这个军队但他必须这样做，因为最初指定的军官不可用。分遣队的最高指挥官勒伯勒东仍旧是指挥官，他在近来的宁波战役期间进行了强有力的指挥。
余姚和太平天国的防御者为进攻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城市的防御和驻军是可怕的。在余姚的中心有一座大山，余姚被三英里长的城墙保护着。除了一部分与河流接壤外，整个城市都被运河包围着。尽管河里放了许多桩子，进攻者仍然能够调动他们在余姚附近的强大的炮艇。7月31日进攻开始。由于“中英混合军”缺乏耐心，第一天的进攻失败了。
进攻部队的最初目标是计划攻占小山和桥梁，这些小山和桥梁是通往余姚的军事要塞。当他们与太平军决战时天一直下着雨。莫顿的“中英混合军”和日意格的“中法混合军”似乎都不能协调时间。按照日意格的说法，莫顿没有和其他部队商量就一直进攻。幸运的是，这些天的努力证明是很有效的。最后，联军想方设法在一起工作。战斗开始了，两千名太平军冲向城市向联军发起了进攻。日意格和莫顿同时登陆。他们与太平军主力相遇。双方都把这次战役看作是决定性的战斗。联军齐心协力一起战斗对太平军来说实在是太强大了，突围反击发生了变化。当太平天国的防御者逃到城墙的安全地带时，日意格的部队紧随其后，将太平军击溃。成功的占领余姚有助于证明“常捷军”的存在。勒伯勒东很高兴，他得到了大量掠夺的财物以满足“中法混合军”部队的需要。“常捷军”已经证明了自己并且勒伯勒东很希望看到战争继续。在余姚被攻陷后第一周，勒伯勒东唯一担心的是任命一个固定的指挥官来指挥军队。很显然，一个长期的指挥官需要使这种让人不舒服的安排合法化。勒伯勒东和日意格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尽管日意格在战斗期间指挥了“常捷军”，但他仍更关心“常捷军”的管理和他自己的海关税务司的任务。但是使这种令人不舒服的指挥结构合法化的问题是次要的，这种成功的感觉完全来自于战斗中军队的效力。
参考文献：
[1]Prosper Giquel.A Journal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1864[M].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85：3-24.
关键词：日意格；常捷军；太平天国运动
中图分类号：K2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6-0140-02
日意格回到法国一年后，一直在养伤——他在浙江省上虞的战斗中受了重伤。从他第一次到中国至今已经差不多有六年了。由于有很多闲暇时间，日意格便开始写日记，并且，在此后的八个月他始终坚持不懈地写日记。日意格的日记于1980年在他孙女的家中被发现。这是近年来得到的太平天国时期最重要的一手资料之一。日意格对浙江湖州战役的详尽描述提供了一个近距离观察“常捷军”这个重要但又鲜为人知的“中外混合军”的机会。
直到近年来作家们才注意到有几个“中外混合军”参加了太平天国最后失败的战斗。但他们通常关注的仅仅只有一个——华尔和戈登的“常胜军”。这大概是因为这些领导人有同一时期西方报道的比较大的声望并且能得到与他们的冒险行为相关的文件。“常胜军”凭借自己的资格学习并且作为那一时期外国领导的“中外混合军”的典范。随着日意格日记的被发现，可以从另外一个视角即用文献来证实和分析“中外混合军”的作用。
一、太平天国运动与西方大国
自从17世纪清王朝建立后，土匪和人民起义常常困扰着清朝的皇帝。然而，太平天国运动是一个新生的事物，有组织、规模大并且受西方宗教思想的影响，这是独一无二的。几乎摧毁了清王朝并且给西方干涉提供了条件的太平天国起义的根源是由于人口的压力、经济问题、政治腐败、一个世纪的经济繁荣所留下的遗产、夜郎自大以及空前的人口增长。这个混乱局面的产生是由于西方思想的大量汇集和鸦片在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后的这一时期的严重增长。18世纪中期中国人口有一亿四千三百万，到1859年已经达到四亿三千万，一百年增长了200%。人口激增使人们生活恶化，因为越来越多的人依赖并没有增加多少产量的耕地为生。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束，清朝停止了他们试图查禁鸦片贸易的尝试。鸦片输入年年激增，清政府为了支付战费和赔款借端进行搜刮，在已是被紧紧催逼的农民身上又增加了沉重的负担。在南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倾销商品，外国商品的输入严重地破坏了沿海通商口岸及其当地的家庭手工业。自然灾害，尤其是1840-1850年的毁灭性的灾害也为太平天国起义创造了有利条件。人们陷于失业、破产、饥饿、死亡的困境中。清政府的黑暗统治和沉重的封建剥削，激起人民群众进行反抗斗争，这些斗争狠狠打击了清朝的统治势力。而特别是随着中国官僚阶级的腐化，降低了工作效率。鸦片战争已经完全地暴露了自17世纪就开始统治中国的清王朝的力量，清朝很轻易地就被打败了。
如果不提洪秀全——拜上帝教的领导人就不能很好地理解太平天国运动。洪秀全，广东花县人，农民家庭出身。从1820年至1830年期间，洪秀全参加了多次科举考试都失败了。他是中国南方“客家”人。“客家”人的祖先本是中原汉族，千百年前，或因受外族入侵，或因避内乱争战，陆续南移，定居湖南、福建、广东、广西几省，繁衍下来。以“客家”之歌而闻名，几个世纪以前迁徙到南方的北方汉族“客家”人没有被当地的南方人同化。由于多次科场失意，使洪秀全感到愤懑不平，思想受到很大刺激，并且偶然遇到了基督教传教士梁发，洪秀全承认了基督教三位一体的新的梦像，梦像宣称他是上帝的次子，耶稣之弟，表露了洪秀全的反清思想。就在1843年在最后一次应试落第后，洪秀全研究了几年前得到的基督教布道小册子《劝世良言》，这本书是7年前他在广州应考时得到的。不久他就进行了洗礼。
洪秀全按照军事编制建立了一个宗教团体，与清军展开战斗。1851年1月起义爆发，洪秀全自称天王，国号太平天国，起义军称为太平军。太平天国运动从此开始。太平军留着长发，这与在满族统治下对汉人长期的强制命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太平军被宗教皈依者的精神鼓舞着，他们在太平天国运动初期经常打败腐败的清朝军队。太平天国起义获得了迅猛发展，在南京建立了太平天国的首都，正式建立了与清王朝对峙的政权。尽管他们在太平天国运动初期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清朝的垮台在起义开始不久好像是有可能的，但现在这种可能性很小了。北伐和西征没有推翻清王朝，中国进入了长达十多年的血腥的内战时期。这或许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破坏。
太平天国和清朝信奉的传统的儒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将基督教教义和儒家思想融合在一起，强烈地抵制外族的满族政府。太平天国对鸦片、受奴役的状态、卖淫予以强烈地谴责。在太平天国运动初期，太平天国提出了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天朝田亩制度》。在一段时期内，由于太平天国内部矛盾和清朝有效的帝国抵抗，使清廷没有垮台。西方国家发现他们自己所处的位置，仅仅通过一个明智的利用或拒绝他们的帮助就大大地改变了中国内战。在19世纪50年代政府代表和在中国的欧洲人反复思考参加中国的内部战争可以得到什么好处。尽管太平天国纲领的许多方面对外国人有很大的吸引力——半基督教的情况、改进的日历、改革者的态度，可还是受到了很多来自欧洲的批评。鸦片是沿海贸易的主要产品，然而太平天国明确反对可获利的毒品。新教徒神学家称赞洪秀全已经立誓的基督教，但他们对他离经叛道的声明很是惊恐不安。洪秀全自诩的新教徒的基本信仰不可能使他受到法国人的欢迎，他们把自己看作是新教徒的保护者。帮助太平天国似乎没什么明显的好处，而清政府在外国人看来变得更加难以对付。也就是说，清政府很少愿意接受西方更多的帮助。由于这个或其他一些原因，西方在19世纪50年代期间保持“中立”的立场。
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英国和法国向清政府要求更多的贸易和其他一些特权自从鸦片战争第一批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后已经过去了十多年。英国和法国感到提出更多特权的时代已经到来了。英国对于广州人在城墙内抵抗他们国家的部队特别生气，而且更多的英国人希望增加通商口岸、外国公使进驻北京以便有和朝廷直接交谈的权利。尽管克里米亚战争已经创造了一个英法之间合作的环境，但是法国最关心的是在东亚坚持自己的主张方面避免远远地落后于英国。 既然广州问题是一个最热门的问题，两个强国决定发动一场联合战争以便占领城市。他们终于寻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借口，英国借口“亚罗号事件”，法国借口“马神甫事件”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即“第二次鸦片战争”。1858年1月广州被攻陷，英法建立联合军政府（包括日意格作为中等水平的军官之一）来管理被占领的城市。两年之内，在最初和清政府关于修改条约的几次谈判失败之后，英法联军攻入北京，迫使清朝皇帝逃往满洲避难。
随着清廷被轻松地打败，英法联军有能力给二百年的王朝以最后一击。西方人邀请太平天国商谈，但选择了别的方式，有可能得到他们的好处。通过和咸丰皇帝的弟弟、在北京的帝国朝廷的恭亲王奕欣谈判，英法联军自信他们能够使条约完全符合他们的利益。清朝被完全击败了，几乎没有反抗，签订《北京条约》，赔偿大量赔款、联合代表常驻北京，还有各种贸易和领土利益，而且法国人总是关心天主教的归附，为他们的传教士赢得传教的权利，已经强迫清政府接受了不平等条约。联合政府最后有理由让满清王朝幸存下来以有利于他们自己的利益。太平天国的胜利将会打破强加给中国的已经接受的条约。
日意格和中国政府高级官吏协商，最后他们批准了日意格组织“常捷军”。于是，他着手组织“常捷军”。日意格第一次到达宁波担任中国海关税务司时，他的长官李泰国已经明确告诉日意格他们的作用，“李泰国告诉我中国需要外国人的帮助，把他们从这种无秩序的状态中拉出来，我们必须回报这种援助。但是，当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必须占用我们的头衔，至少是在官员即海关税务司方面。”[1]日意格由于忙于海关税务司，没有时间直接掌管他已经提议的“常捷军”。尽管日意格自己的动机和他在世界各国的海关的作用紧密相连，所以他有理由期待着他的在法国海军的长官能够支持这个新的“常捷军”。早在1860年，在北京的摄政王奕就已经要求法国提供军火和教练。对于在北京的法国公使布尔布隆来说，恭亲王的要求，尤其是要一个类似于华尔的法国军队，对法国在中国确立永久的影响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这些早期的谈判最终导致法国官员支持像塔夫脱在上海的军队以及后来在宁波的日意格的“中法混合军”，即“常捷军”。
二、第一次挑战和第一场胜利——余姚战役
在清除了上海太平军的余部后，日意格和勒伯勒东仿照这种战术计划展开一场攻打宁波的战役。那时，最直接的任务是计划攻占太平天国在余姚和上虞的据点，这两座城市位于宁波的东北。7月，在训练了几个星期后他们动身前往三十里远的余姚。
后来，日意格估计在余姚有一万太平军、一些欧洲人和两门大炮等待着他们。太平天国的指挥官范汝增和黄呈忠指挥城市的防御工事。尽管左宗棠在浙江西部仍旧持怀疑和超然的态度，但日意格和勒伯勒东仍旧有相当多的军队在他们的控制下。这个新的“中法混合军”不久即成为“常捷军”，包括日意格指挥下的四百人。日意格没有打算亲自指挥这个军队但他必须这样做，因为最初指定的军官不可用。分遣队的最高指挥官勒伯勒东仍旧是指挥官，他在近来的宁波战役期间进行了强有力的指挥。
余姚和太平天国的防御者为进攻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城市的防御和驻军是可怕的。在余姚的中心有一座大山，余姚被三英里长的城墙保护着。除了一部分与河流接壤外，整个城市都被运河包围着。尽管河里放了许多桩子，进攻者仍然能够调动他们在余姚附近的强大的炮艇。7月31日进攻开始。由于“中英混合军”缺乏耐心，第一天的进攻失败了。
进攻部队的最初目标是计划攻占小山和桥梁，这些小山和桥梁是通往余姚的军事要塞。当他们与太平军决战时天一直下着雨。莫顿的“中英混合军”和日意格的“中法混合军”似乎都不能协调时间。按照日意格的说法，莫顿没有和其他部队商量就一直进攻。幸运的是，这些天的努力证明是很有效的。最后，联军想方设法在一起工作。战斗开始了，两千名太平军冲向城市向联军发起了进攻。日意格和莫顿同时登陆。他们与太平军主力相遇。双方都把这次战役看作是决定性的战斗。联军齐心协力一起战斗对太平军来说实在是太强大了，突围反击发生了变化。当太平天国的防御者逃到城墙的安全地带时，日意格的部队紧随其后，将太平军击溃。成功的占领余姚有助于证明“常捷军”的存在。勒伯勒东很高兴，他得到了大量掠夺的财物以满足“中法混合军”部队的需要。“常捷军”已经证明了自己并且勒伯勒东很希望看到战争继续。在余姚被攻陷后第一周，勒伯勒东唯一担心的是任命一个固定的指挥官来指挥军队。很显然，一个长期的指挥官需要使这种让人不舒服的安排合法化。勒伯勒东和日意格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尽管日意格在战斗期间指挥了“常捷军”，但他仍更关心“常捷军”的管理和他自己的海关税务司的任务。但是使这种令人不舒服的指挥结构合法化的问题是次要的，这种成功的感觉完全来自于战斗中军队的效力。
参考文献：
[1]Prosper Giquel.A Journal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1864[M].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85：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