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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三扇没有门牌号的防盗门，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有点蒙了：哪个是车洪才的家呢？为了一个承诺能够把一本词典编了36年的他，一定是个沉静得让时光都变朴素的人吧！于是，记者敲响了那扇最古老的门——黄色的木门，外面装了铁质防盗网，典型的上世纪90年代的风格。
“哎，来了——”是车洪才妻子的声音，记者之前联系采访就是她接的电话。电话里，她婉拒了采访。因为车洪才正忙着为《普什图语汉语词典》（下文称普汉词典）做最后的校对，而且已经接受过几次采访，她担心他吃不消。但车洪才最终应允了，为了这事，夫妻俩还拌了几句嘴。
经过略显昏暗的过道，记者见到了78岁的车洪才，他正要从沙发上起身迎客。银发、助听器、额间有老年斑，但手指修长白皙；他穿着西服，20年前的料子和款式，一如家中的装饰布置，那种亲切感熨帖人心。
30多个卡片箱子
车洪才花36年编普汉词典的事，有媒体在报道时说，“国家任务国家忘了，老教授没忘”。对这个说法，一落座，老两口就赶紧澄清：“有人说国家忘了，怎么能叫忘了呢？都写进计划里了！”
老两口提到的“计划”，是指上世纪70年代中，为了增加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影响力，国务院召开全国辞书工作会议，决定花10年时间出版160种中外语文词典，其中就包括普汉词典。
普什图语是阿富汗普什图族的语言，与波斯语同为阿富汗官方语言。1978年，商务印书馆承接了出版普汉词典的任务，并把编写工作交给了在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外语系工作的车洪才。他曾于1959年被外交部选派去阿富汗喀布尔大学学习普什图语，毕业证书如今还珍藏在书柜最深处。
起初，车洪才有信心两三年内就完成这项任务。他找来了自己以前的学生宋强民当助手，老同学张敏也配合一起编写。因为没有任何经费，干什么都得自己想办法：一台从电台借来的普什图语打字机，印刷厂下脚料切成的13×10厘米的卡片，还有一本从俄语翻译过来的普什图语词典作为蓝本……俄语翻译导致不少词汇的意思发生了变化，为了让释义尽可能准确，他又找来普什图语原文、普什图语波斯语、波斯语英语等多种版本的词典互校。
虽然困难重重，但编写工作进展很快。在北京广播学院5号楼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车洪才编撰，宋强民抄卡片，卡片很多，边做边装箱。到1981年，他们已经整理了10万张卡片，足足装了30多个卡片箱子。
有一天，院领导突然找车洪才谈话，让他为新设的专业做全国调研。不得已，车洪才只能把手头上的活儿先放一放。临走前，他将那30多个装满普什图语卡片的箱子锁在了外语系的办公室里。
车洪才调研回来已是1984年春节。过完年，他又开始奉命筹办全国广播电视系统函授教育。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事，车洪才现在说起来都很心痛。筹办函授教育不久，外语系的办公室进行了装修，车洪才路过时发现自己装卡片的箱子被挪到了水房，工人们把卡片拿出来铺在地上睡觉，还有一些卡片落在了楼下的水泥地上。由于前一天刚下过雨，卡片上沾满了泥土和雨水，字都浸得模糊了。车洪才又心疼又生气，赶忙捡起卡片。从那以后，卡片就落户到了他家里。
函授教育逐渐走上正轨后，1989年，车洪才又被外交部借调，先后派驻巴基斯坦、阿富汗大使馆。2000年，已到退休年龄的他又被学校返聘，培养普什图语本科生。
“这本词典肯定是要出的”
2008年，72岁的车洪才终于不再教书了，他叫上张敏开始继续普汉词典的编写（宋强民于2000年去世）。
其实，之前的20多年里，车洪才编词典的工作一直没停——只要能腾出时间，他就会继续收集词条、制作卡片；而他谢绝驻巴基斯坦大使挽留，同意借调到阿富汗的目的之一，也是为了词典。
词典要出版，先要把卡片上的词条输入电脑，由于没有普什图语软件，车洪才只能先输入中文，打印后，再用打字机把普什图语补上去。后来，有了波斯语软件，波斯语有32个字母，比普什图语少8个。他就用波斯语打，再补上缺失的部分。直到2003年，一个阿富汗人发布了普什图语软件，车洪才终于不用一次次倒手了。但刚开始使用不太熟练，每次他低着头、背着手、叹着气走出房间，妻子就知道准又出问题了。慢慢地，车洪才摸索出了门道，硬是把自己练成了一个电脑高手。
2009年，军事谊文出版社找到车洪才，他们计划出版20种非通用语种词典，其中就包括3本普什图语词典。听说车洪才正在编，他们提议“把词典按我们的要求改改吧”。车洪才辛苦多年，家人一直担心，词典编出来后不能出版，老人的心血就白费了。儿子儿媳还曾商量，如果出版社不能出，就自己掏钱出。照理说，如今有人找来，一家人都可以松口气了。但面对这个提议，一向温和的车洪才却拒绝了：“这不行，这是商务印书馆交给我的，前期工作都是人家做的。”
事实上，刚开始编词典的时候，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偶尔还会来看看或打个电话，车洪才工作变动后，就再没人和他联系过了。而他忙于工作，也没顾上联系编辑，但他认为：“这本词典肯定是要出的，早就列入国家计划了。”
2012年4月的一天，车洪才带着普汉词典初稿去了商务印书馆。面对这个不速之客，编辑室主任有点不知所措。最后，她跑去资料室查询，才发现组织编写普汉词典的任务确实记录在档。
双方签订了出版协议，词典会在2014年年内出版。一旁的妻子非常激动，车洪才一脸平静，但也难掩兴奋，他对妻子说：“今天咱们出去吃点好的。”
时代变了，他没变
在车洪才家，一个用了多年的索尼笔记本电脑可能是最时髦的物件了。妻子对记者开玩笑说：“我不是他老婆，电脑才是他老婆。”
车洪才与妻子1967年结婚，虽然有时也拌嘴，但妻子一直支持他，一双儿女对他也非常理解。每年，车洪才会有一半时间住在厦门的儿子家。每次两地往返，车洪才总要随身携带很多卡片，因为怕丢不敢托运。他的亲戚、朋友、学生，甚至女婿的同事到厦门出差，都会帮忙带卡片。
记者好奇地拿起一张卡片端详了许久：一个普什图词语，下面是注音、词性，最后是释义。普什图语非常复杂，每个字母的上面或下面都有各种圈圈点点，一个圈点的差别就完全是两个字，非常考验眼力。车洪才的妻子心疼地说：“他都做了两次眼科手术了。”
当妻子聊起种种不易时，车洪才就在一旁静静地坐着，仿佛那不是在说自己。对于他长达36年的付出、千字80元的低廉稿费，有不少人认为不值，但他觉得一切都理所当然。“我拿着国家的工资，就应该完成国家交给的任务。”
5.2万个词条，大约15万张卡片，200多万字……从开始编词典到出版，36年过去了，时代变了，车洪才却没变。采访结束时记者问他：“这本词典对您而言意味着什么？”他说：“词典是后世之师，至少影响两三代人。现在物质的东西被提得很露骨，干什么都要讨价还价，在我看来，能为国家做点事，就算没白活。”
与车洪才的理性比，妻子的补充回答则充满了柔情，“人生总有喜怒哀乐，而他一编词典就什么都忘了。就像练功，到了另一个境界——心无杂念。”
“哎，来了——”是车洪才妻子的声音，记者之前联系采访就是她接的电话。电话里，她婉拒了采访。因为车洪才正忙着为《普什图语汉语词典》（下文称普汉词典）做最后的校对，而且已经接受过几次采访，她担心他吃不消。但车洪才最终应允了，为了这事，夫妻俩还拌了几句嘴。
经过略显昏暗的过道，记者见到了78岁的车洪才，他正要从沙发上起身迎客。银发、助听器、额间有老年斑，但手指修长白皙；他穿着西服，20年前的料子和款式，一如家中的装饰布置，那种亲切感熨帖人心。
30多个卡片箱子
车洪才花36年编普汉词典的事，有媒体在报道时说，“国家任务国家忘了，老教授没忘”。对这个说法，一落座，老两口就赶紧澄清：“有人说国家忘了，怎么能叫忘了呢？都写进计划里了！”
老两口提到的“计划”，是指上世纪70年代中，为了增加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影响力，国务院召开全国辞书工作会议，决定花10年时间出版160种中外语文词典，其中就包括普汉词典。
普什图语是阿富汗普什图族的语言，与波斯语同为阿富汗官方语言。1978年，商务印书馆承接了出版普汉词典的任务，并把编写工作交给了在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外语系工作的车洪才。他曾于1959年被外交部选派去阿富汗喀布尔大学学习普什图语，毕业证书如今还珍藏在书柜最深处。
起初，车洪才有信心两三年内就完成这项任务。他找来了自己以前的学生宋强民当助手，老同学张敏也配合一起编写。因为没有任何经费，干什么都得自己想办法：一台从电台借来的普什图语打字机，印刷厂下脚料切成的13×10厘米的卡片，还有一本从俄语翻译过来的普什图语词典作为蓝本……俄语翻译导致不少词汇的意思发生了变化，为了让释义尽可能准确，他又找来普什图语原文、普什图语波斯语、波斯语英语等多种版本的词典互校。
虽然困难重重，但编写工作进展很快。在北京广播学院5号楼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车洪才编撰，宋强民抄卡片，卡片很多，边做边装箱。到1981年，他们已经整理了10万张卡片，足足装了30多个卡片箱子。
有一天，院领导突然找车洪才谈话，让他为新设的专业做全国调研。不得已，车洪才只能把手头上的活儿先放一放。临走前，他将那30多个装满普什图语卡片的箱子锁在了外语系的办公室里。
车洪才调研回来已是1984年春节。过完年，他又开始奉命筹办全国广播电视系统函授教育。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事，车洪才现在说起来都很心痛。筹办函授教育不久，外语系的办公室进行了装修，车洪才路过时发现自己装卡片的箱子被挪到了水房，工人们把卡片拿出来铺在地上睡觉，还有一些卡片落在了楼下的水泥地上。由于前一天刚下过雨，卡片上沾满了泥土和雨水，字都浸得模糊了。车洪才又心疼又生气，赶忙捡起卡片。从那以后，卡片就落户到了他家里。
函授教育逐渐走上正轨后，1989年，车洪才又被外交部借调，先后派驻巴基斯坦、阿富汗大使馆。2000年，已到退休年龄的他又被学校返聘，培养普什图语本科生。
“这本词典肯定是要出的”
2008年，72岁的车洪才终于不再教书了，他叫上张敏开始继续普汉词典的编写（宋强民于2000年去世）。
其实，之前的20多年里，车洪才编词典的工作一直没停——只要能腾出时间，他就会继续收集词条、制作卡片；而他谢绝驻巴基斯坦大使挽留，同意借调到阿富汗的目的之一，也是为了词典。
词典要出版，先要把卡片上的词条输入电脑，由于没有普什图语软件，车洪才只能先输入中文，打印后，再用打字机把普什图语补上去。后来，有了波斯语软件，波斯语有32个字母，比普什图语少8个。他就用波斯语打，再补上缺失的部分。直到2003年，一个阿富汗人发布了普什图语软件，车洪才终于不用一次次倒手了。但刚开始使用不太熟练，每次他低着头、背着手、叹着气走出房间，妻子就知道准又出问题了。慢慢地，车洪才摸索出了门道，硬是把自己练成了一个电脑高手。
2009年，军事谊文出版社找到车洪才，他们计划出版20种非通用语种词典，其中就包括3本普什图语词典。听说车洪才正在编，他们提议“把词典按我们的要求改改吧”。车洪才辛苦多年，家人一直担心，词典编出来后不能出版，老人的心血就白费了。儿子儿媳还曾商量，如果出版社不能出，就自己掏钱出。照理说，如今有人找来，一家人都可以松口气了。但面对这个提议，一向温和的车洪才却拒绝了：“这不行，这是商务印书馆交给我的，前期工作都是人家做的。”
事实上，刚开始编词典的时候，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偶尔还会来看看或打个电话，车洪才工作变动后，就再没人和他联系过了。而他忙于工作，也没顾上联系编辑，但他认为：“这本词典肯定是要出的，早就列入国家计划了。”
2012年4月的一天，车洪才带着普汉词典初稿去了商务印书馆。面对这个不速之客，编辑室主任有点不知所措。最后，她跑去资料室查询，才发现组织编写普汉词典的任务确实记录在档。
双方签订了出版协议，词典会在2014年年内出版。一旁的妻子非常激动，车洪才一脸平静，但也难掩兴奋，他对妻子说：“今天咱们出去吃点好的。”
时代变了，他没变
在车洪才家，一个用了多年的索尼笔记本电脑可能是最时髦的物件了。妻子对记者开玩笑说：“我不是他老婆，电脑才是他老婆。”
车洪才与妻子1967年结婚，虽然有时也拌嘴，但妻子一直支持他，一双儿女对他也非常理解。每年，车洪才会有一半时间住在厦门的儿子家。每次两地往返，车洪才总要随身携带很多卡片，因为怕丢不敢托运。他的亲戚、朋友、学生，甚至女婿的同事到厦门出差，都会帮忙带卡片。
记者好奇地拿起一张卡片端详了许久：一个普什图词语，下面是注音、词性，最后是释义。普什图语非常复杂，每个字母的上面或下面都有各种圈圈点点，一个圈点的差别就完全是两个字，非常考验眼力。车洪才的妻子心疼地说：“他都做了两次眼科手术了。”
当妻子聊起种种不易时，车洪才就在一旁静静地坐着，仿佛那不是在说自己。对于他长达36年的付出、千字80元的低廉稿费，有不少人认为不值，但他觉得一切都理所当然。“我拿着国家的工资，就应该完成国家交给的任务。”
5.2万个词条，大约15万张卡片，200多万字……从开始编词典到出版，36年过去了，时代变了，车洪才却没变。采访结束时记者问他：“这本词典对您而言意味着什么？”他说：“词典是后世之师，至少影响两三代人。现在物质的东西被提得很露骨，干什么都要讨价还价，在我看来，能为国家做点事，就算没白活。”
与车洪才的理性比，妻子的补充回答则充满了柔情，“人生总有喜怒哀乐，而他一编词典就什么都忘了。就像练功，到了另一个境界——心无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