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1768—1848），法国文学家，曾出任外交官多年。
　　我在圣马洛港口登船，很快即驶出英法海峡，西来的巨大涌浪告诉我们，前面就是大西洋了。
　　从未航行过的人很难想象，置身船上，举目四望，所见唯有那深渊般严厉的面孔，此刻心中会涌起什么样的感情。在水手的危险的生活中有一种独立性，其源在于远离陆地；他们将人的种种激情留在了岸上。后面的世界已经离去，前面的世界还在找寻，他们浮于其上的这个场所就是他们的爱情和他们的祖国：不再有义务要尽，不再有拜访要做，不再有报纸，不再有政治。甚至水手的语言也不是普通的语言了：那是一种海洋和天空、静谧与风暴说的语言。您居住在一个水的世界上，其造物的衣饰、举止、趣味和面目与陆地上的人迥然不同：他们有着海狼的粗暴和飞鸟的轻灵——在他们的额上看不到一丝儿社会的烦恼，长长的皱纹好似缩小的帆的褶皱；在海上，凛冽的北风比岁月更能刻下人们脸上的皱纹。这些造物的皮肤浸透了盐，又红又硬，仿佛海浪击打着的礁石的表面。
　　水手对他们的船怀有一种如醉如痴的感情；离开他们的船，他们会恋恋不舍地哭，再见到它，又会有柔情涌上心头。他们在家里待不住，发誓一百次不再出海，最终还是不能没有他们的船，就像一个年轻人不能挣脱脾气坏又不忠实的情妇的怀抱。
　　在伦敦和普利茅斯的码头上，不难发现一些出生在船上的水手：他们自小到老从不上岸，只是在他们的浮动摇篮里看见陆地。他们是看客，根本不进入这个世界。在这种局限于如此狭小的空间、处于云之下渊之上的生活中，一切都是为了海才有了生气：一只锚，一张帆，一根梳杆，一门大炮，都是他们钟爱的人物，都有各自的故事。
　　帆在拉布拉多半岛海滨被扯破了，您看到了，帆篷长把它补好。
　　在三明治群岛的珊珊礁中，船跟着锚跑，最后一只锚救下了整艘船。
　　在好望角的狂风中，桅杆折断了；桅杆当时是整根的，现在是两段，就结实多了。
　　在切萨皮克湾的战斗中，只有大炮完整无损。
　　船上有了最让人感兴趣的消息：刚刚放下计程仪，船的航速为10 节。
　　中午天气晴朗；有人测了高度，看看我们在什么纬度。
　　有人算了算，船沿着正确的航向又走了多少海里。
　　指针偏了多少度：我们已经朝北航行了。
　　沙漏不畅：要下雨了。
　　航迹上发现了信天翁：我们要遇上暴风雨了。
　　南面出现了飞鱼：天气要平静了。
　　东面的云中形成了一片晴空：那是风的脚；明天风要从那个方向吹来。
　　海水变了颜色；我们看见有木头和海藻漂浮；远处还有海鸥和野鸭；一只小鸟飞来栖在横木上：应该朝外航行了，因为陆地已近，夜里靠岸可不好。
　　柳条笼里有一只公鸡，颇受宠爱，甚至被视为神圣，其他的鸡都死了，它仍活着；它之出名是因为在一次战斗中喔喔啼叫，就像在农家院子里身边拥着母鸡一样。甲板下住着一只猫：毛发绿，有条纹，秃尾，长须，四足用力着地，与船的前摇和横摇相抗衡，它已两次环游世界，在一次沉船中跳上一只酒桶得以逃生。见习水手们用蘸了酒的饼干喂公鸡，而公猫大人则有权在大副的衣兜里睡觉，只要它高兴。
　　老水手犹如老农夫。的确，他们的收获不同：水手过的是流动的生活，农夫则终其一生不离土地，然而他们都认识星辰，都通过挖沟来预言未来。农夫有云雀、夜莺；水手有信天翁、珊瑚——这是他们的预言家。晚上，一个回到船舱，一个回到茅屋；这住处是脆弱的，风暴能摇晃它，却不能搅乱他们安宁的心。
　　水手不知道死亡在哪里抓住他，不知道把生命留在哪条船上：也许当他在风中吐出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他会纵身跳进海浪的怀抱，捆在两只桨上，继续他的旅行；也许他会葬于荒岛，人们永远找不到他，就像他在大洋的中心孤独地睡在床上。
　　单单是船就颇有可观之处；对舵的最微小的动作都有灵敏的反应，它是半鹰半马的怪兽，或者是有翼的骏马；听命于舵手的手，如同马听命于骑手的手。桅杆和绳索的优雅，在桅桁上翻飞的水手的轻灵，船的各种不同的身姿，或逆风侧行，或顶风直驶，都使这架复杂的机器成为人类天才的一大奇观。时而浪与泡沫撞在船身上，粉碎而后迸射；时而平静的水波在船头前面温顺地分开。国际旗，狭长形小旗，帆，使这座海神的宫殿臻于至美：最低的帆完全展开，鼓成一个圆柱体；最高的帆，中间收紧，宛若海妖身体的流线。船生气勃勃地用它的龙骨犁铧般哗哗地切开大海的田野。
　　在这条海洋的大路上，两旁没有树木，没有村庄，没有城市，没有古堡，没有钟楼，也没有坟墓；在这条没有圆柱、没有石炮的大路上，边界只是浪，驿站只是风，火炬只是星； 当人们不是在寻找未知的陆地和海洋的时候，最美的奇遇莫过于两条船相遇了。人们用望远镜互相发现于天际，遂向着对方行驶。两艘船靠近，各自升起国籍旗，半收起帆，侧过船身。当一切都安静了，两位船长立于船尾，手持传声筒高喊：“船的名字？去哪个港口？船长的大名？从哪儿来？走了多少天了？纬度和经度？再见，走吧！”人们松开帆绳，帆落下。两条船上的水手和乘客相互看着远去，不说话：一些人去寻找亚洲的阳光，另一些人去寻找欧洲的阳光。时间在陆地上使旅人相聚又分离，更快于风使他们在海上聚散；人们远远地相互挥挥手：“再见，走吧！”共同的港口乃是永恒。
　　假使遇上的是大航海家库克或者拉佩鲁兹的船呢？我们这条从圣马洛港开出的船的水手长过去曾是商务负责人，名字叫作彼埃尔·维尔纳福，单这名字就让我喜欢，因为我那善良的保姆就叫维尔纳福。他曾在印度为德·絮弗朗大法官效劳，在美洲为德斯坦伯爵服务；他经历过许多大事。彼埃尔站在船头，倚着斜桅，活像巴黎荣军院的墓穴中一位老兵坐在他的小园子的葡萄架下。他嚼着一块烟草，腮鼓起来像肿了似的，一边给我描绘战斗准备的时刻、炮弹在甲板下爆炸的后果，圆炮弹在反弹时打在炮架上造成的破坏，大炮，木板，等等。我让他讲印第安人、黑人、移民。我问他各地的居民如何穿着，树是什么样，土地和天空是什么颜色以及水果是什么滋味——菠萝是否比桃子好吃，棕榈树是否比橡树美丽。他用我认识的东西作比喻给我解释这一切：棕榈树是一种巨大的白菜，印第安人的袍子就是我祖母的袍子，骆驼像一头长了罗锅的驴，东方人都是胆小鬼和小偷。维尔纳福是布列塔尼人，我们最后总要赞美一番我们的故乡那无与伦比的美。
　　铃声打断了我们的谈话。船上用打铃来安排交接班、着装、检阅和用餐的时间。早晨，一声令下，全体船员在甲板上列队，脱下蓝衬衣，换上在桅杆的侧支索上晾干的另一件衬衣。脱下的衬衣立刻在桶中洗净，那一块用海豹油做的肥皂，还要用来洗棕色的脸和沾满沥青的手。
　　中午和晚上吃饭的时候，水手们围坐在一个个大盆周围，先后顺序地把他们的锡勺伸进颠簸中摇晃的汤里，没有人偷着多舀一勺。有的人不饿，就把他们那一份饼干和咸肉卖给同伴，换一包烟或一杯烧酒。乘客在船长的房间里用餐。天气晴朗的时候，人们在船尾支起一方帐子看着大海吃饭，蓝色的海被微风擦破，这里那里泛起一道道白痕。
　　夜里，我裹着大氅睡在上甲板上。我静观着头上的星辰。卷起的帐子给我送来微风的清凉，催我安眠于天穹之下；风推着我，睡意蒙胧中，梦换了一个又一个，天也换了一方又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