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杨绛曾先后出版了《干校六记》《我们仨》等大量记叙性的回忆文章，但吴学昭通过3年刨根究底式的发问，仍挖掘出许多杨绛此生难忘的回忆：就读东吴大学时期，杨绛曾以“洋囡囡”的绰号闻名全校。至于初见钱钟书，则是杨绛此前从未叙说过的“一见钟情”。
　　
　　一味淘气未收过情书
　　
　　杨绛以往的作品中除了一篇《遇仙记》，很少有专门写到她在东吴大学时的学习生活，《听杨绛谈往事》填补了这个空白。
　　在东吴求学时，杨绛还是班上的“笔杆子”，中英文俱佳。东吴1928级英文级史出自她的手笔，1929级中文级史则是她的第一篇散文。
　　身为大家闺秀又是才女，可她全然未脱孩子般的淘气。据杨绛回忆，在东吴时，除了戏曲、歌咏、器乐演出外，她还很得意自己善于“削水片”，“一片薄砖或瓦片抛出去能在水面上跳十几跳。”至于大学时早上7时45分的第一节课，杨绛由于贪睡，往往起床后脸也不洗，用湿毛巾捞捞眼角就上课去了。同学替她留一个大馒头下课吃，她还用馒头皮捏成一条蛔虫，放在同学的笔记本上吓人。同学不敢碰，她就拈来“阿乎”一口，咬下半截……
　　当时还有小报流传说，追求杨绛的男同学有孔门弟子“七十二人”之多，可当吴学昭问她“在东吴是不是收到许多情书”时，却被杨绛断然否认。她说：“从没有人给我写过情书，因为我很一本正经。我倒常收到男同学的信，信上只嘱我‘你还小，当读书，不要交朋友’以示关心。有一次，一个男同学假装喝醉了，塞给我一封信。我说，‘你喝酒了，醉了?——信还给你，省得你明天后悔。’所以，我整个在东吴上学期间，没有收到过一封情书。”
　　
　　与钱钟书是“一见钟情”
　　
　　在家庭传记《我们仨》中，杨绛曾详细叙述了她与钱钟书的婚恋过程，却未像《听杨绛谈往事》中所说的那样，提及他俩初次见面便有一见钟情的感觉。1932年初，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杨绛北上清华借读。来到北京的当晚，她就见到了钱钟书。两人在古月堂前打了个招呼，便各自走开。不过这次偶然相逢虽只是匆匆一见，甚至还没说过一句话，却令彼此相互难忘。杨绛告诉吴学昭，她和钱钟书都非常珍重这第一次见面，书中提及“因为阿季(杨绛小名)和钱钟书相见之前，从没有和任何人谈过恋爱。”
　　尽管钱钟书的表弟孙令衔告诉表兄，杨绛有男朋友，又跟杨绛说，他表兄已经订婚，但钱钟书就是存心要和杨绛好，他还写信给杨绛，约她在工字厅客厅相会。见面后，他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则说：“我也没有男朋友。”至此，两人虽没有互倾爱慕，却从此书信往返，及至以后林间漫步、荷塘小憩，开始了长达60余年的爱情生活。
　　杨绛温情脉脉地回忆了她与钱钟书在牛津“读书比赛”的故事，几可媲美于李清照夫妇“翻书赌茶”的文坛雅事。而在别人印象中“书呆子”气十足的钱钟书，在生活上对杨绛也是嘘寒问暖、关怀备至。“钟书一向早睡早起，阿季晚睡迟起。在牛津住入新居的第一天早晨，钟书大显身手，烤了面包，热了牛奶，煮了‘5分钟鸡蛋’，冲了又浓又香的红茶，还有黄油、果酱、蜂蜜，一股脑儿用带脚的托盘直端到阿季床头，阿季又惊又喜。从此早餐便由钟书负责制作，这个传统还持续到老。”
　　
　　劝费孝通别“知难而上”
　　
　　既然杨绛在和钱钟书相见之前，从没有和任何人谈过恋爱，那么钱钟书的表弟孙令衔又为什么说杨绛有男朋友呢?原来，孙令衔指的是杨绛的昔日好友费孝通。杨绛回忆说，在与钱钟书交好后，曾给费孝通写过一封信，告诉他：“我有男朋友了。”费孝通某日竟来清华找她“吵架”，因为他认为他更有资格做阿季的“男朋友”，因为他们已做了多年的朋友。而费孝通早在转学燕京前，就曾问杨绛，“我们做个朋友可以吗?”杨绛说：“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费孝通很失望也很无奈，只得接受现实。
　　吴学昭说：“有一次我告诉杨先生：某报大字标题‘费孝通的初恋是杨绛’，却没有什么内容。杨先生当即说：‘费的初恋不是我的初恋。让他们炒去好了，别理它。’”她还在书中披露，钱钟书去世后，费孝通曾去拜访杨绛，杨绛送他下楼时说，“楼梯不好走，你以后也不要再‘知难而上’了。”
　　但费孝通有新作出版，仍送杨绛“指正”，有时也派女儿或身边工作人员探望杨绛。“一次杨先生来我家串门，也让我陪她到同院的费老家坐坐，对他的多次问候表示谢意。费老没想到杨先生亲自登门，兴奋得说个不停，时近正午，定要留饭。杨先生却推说我家已做准备便匆匆告辞。”杨绛这次旋风式的访问，心意到了，礼貌周全，前后用了不到20分钟，令吴学昭深深感佩杨绛对费孝通始终做一个“普通朋友”的一贯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