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民投票选总统，是美国民主的重要表现形式。2020年的总统选举可能出现的争议，之所以让整个美国社会都焦虑，除了政治极化、特朗普因素等容易感知到的现实原因，还有不易察觉的历史原因，即美国民主受困于进化的烦恼。
　　这一点，在美国的选举人团制度上体现得尤为明显。这个美国所独有的制度，由美国的建国先贤们所创。简单地说，就是由选民投票选出承诺支持哪位总统候选人的选举人，然后再由这些选举人投票选出总统。
　　美国政治学者桑迪·梅塞尔，曾在《美国政党与选举》一书中这样评价这个制度：“那些制定宪法的‘民主人士’其实并没有那么民主，几乎没有人愿意将如此重大的决定交给大众。即使他们愿意这么做，奴隶是否也应参加投票？”
　　从梅塞尔的这句话可以看出，选举人团制度设计的初衷有两点原因：在意愿上，制度设计者们当时还不想采纳直接民主（当时确有合理性）；在现实上，直接民主确实面临难题，比如蓄奴州的选民界定问题。
　　美国建国之初的政治精英们，在“美国不能有君主”方面有共识，所以最高权力者必须经选举产生。但他们在如何选举总统上是有分歧的，选举人团制度就是“精英政治”与“直接民主”之间妥协的结果。
　　在哪些人有投票权上也有妥协。众所周知，在相当长时间里，美国的选举权仅覆盖部分白人男性，女性与黑人是没有投票权的。从选举人团制度层面看，其实这并不是绝对的。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拜登赢得普选票几无悬念。

　　美国选举史上有个“3/5妥协”，即每个黑人奴隶相当于3/5个有选举权的自由人（但黑人奴隶没有投票权），以此确定南方蓄奴州国会众议员的名额（美国各州国会众议员名额以州人数比例换算而成）。而各州的选举人票数，总量等于该州的国会众议员人数加上参议员人数（固定两名）。这样一来，就“解决”了黑人奴隶没有投票权，给蓄奴州造成的在联邦层面选举“代表性”减弱的问题。
　　就当时的情况来说，选举人团制度即便不是天才设计，也可以说是美国民主制度运行的稳定器。但事实的另一面是，这种制度也属于权宜之计。用《纽约时报》社论委员会成员杰斯·韦格曼的话说，建国者们最后一刻达成的妥协，應该如他们设想的那样功成身退，但我们却让它运行了两百多年。
　　韦格曼在最近的文章中分析称，特朗普如果在输掉普选的情况下还能赢得连任，玄机就在于选举人团制度。对于这一点，我在《特朗普的“胜算”在哪里》一文中做过分析，特朗普全国民调一直落后于拜登，胜选的唯一可能性就是赢得选举人票。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拜登赢得普选票几无悬念。如果出现选举争议，可以肯定就在于选举人团票数与普选票数不匹配。也就是说，2016年大选的历史重现，特朗普输掉普选票，但通过更多选举人票击败拜登。
　　此前的文章中我提到过，总统候选人普选票落后但最终当选总统的情况，在民主、共和两党制成型后，美国历史上只出现过4次，每次的胜者都是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最近紧盯“摇摆州”，看重的就是这个“规律”。
　　但是，对比历史和现实不难得出结论：选举人团制度存在合理的“两点原因”，如今都早已不复存在。韦格曼的疑惑是：“我仍然无法理解，在一个基于所有选票平等原则的代议制民主制度中，为什么赢得最多选票的人可以—而且确实是一再地—输掉这个国家最具影响力的选举？”这何止是他个人的疑惑？
　　美国民主进化的烦恼在于，它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所谓的“民主灯塔”，只是历史的“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