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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月17日，日本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参拜了供奉有14名二战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
这天傍晚，我在地铁里刷新微博，参拜的消息频频显现在手机屏上。
一小时后，我去上海西边的古北新区与奥田龙二（化名）见面。古北是日本人在上海的聚居区，据日经新闻上海支局3月报道，上海已是日本人在海外居住人数最多的城市，包括短期滞留在内达到了10万人。
到达咖啡馆时，奥田龙二正襟危坐，在等候我。他36岁，是日资公司在上海工厂的负责人。
他对我说：不知道政治家怎么想，现在受委屈的是从事中日关系工作的人，在华的日本人与在日本企业工作的中国人。
这番话直截了当，而我们之前通电话，都要寒暄数回，才切入正题。
奥田是喜欢《三国志》才对中国抱有兴趣。小学时，他获奖一本《三国志》漫画，这册日本人绘制的漫画指引他描摹汉字，了解中国史，继而学习古汉语。
他的小学老师注重历史，教导他说：日本曾侵略中国。但奥田对中国历史的了解止于清朝。
进入国学院大学后，奥田主修哲学，第二外语是中文。这期间，他接触到了北京来的中文老师与中国留学生。
“我对中国人、韩国人没有偏见。”奥田说。大三结束时，他决定休学，毫不犹豫去了北京。
1998年2月，他只身来到中国首都学习语言。“90年代的北京比较乱，夜里比较黑，街上比较脏。”奥田说，他很好奇，北京跟日本居然完全不一样。
同样存有好奇心的还有佐藤香（化名），她比奥田年轻5岁，却早其一年来中国。1997年，佐藤与母亲一同参加了西安旅行团，西安在过去是日本人佩服的唐朝都城。
佐藤感觉良好，“西安人活泼，大声说话、吵架，很有精神。”她的母亲却不喜欢，因为厕所没隔门，也不干净。
在此之前，佐藤看日本电视里的中国报道，出镜记者总在天安门广场前播报，背景是穿中山装、沉默骑自行车的中国人。
整个1990年代，日本经济都陷在低迷里，佐藤现在回想说：“当时就觉得中国以后会发展，因为人们很努力，很有精神。”
精神甚至体现在西安小贩身上。佐藤说，他们能用英文和日语交替着说便宜。“这很厉害，是强烈的销售方式。”
奥田很快在北京找到一处摇滚乐经常演出的地方，在北三环的燕莎桥，这是他北京生活的精神家园。他在那里结识了尚不出名的“黑豹”与“唐朝”乐队，他当时想，这么好的音乐人，在小酒吧演出挺可惜。
一年后奥田回东京继续学业，毕业论文就是写中国摇滚乐。在北京时，“黑豹”与“唐朝”告诉他，当第一支日本乐队到中国演出以后，就觉得可以效仿。
那是1980年，为纪念中日友好和平条约签订生效两周年，双方经过协商，同意在天津市第一工人文化宫举办第一次“中日友好音乐会”，日方出场的是驰名世界的Godiego（后醍醐）乐队。
2
在上海仙霞路的一间居酒屋，菅野真子不止一次问我：可不可以坦率地、毫无保留地讲？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她不留情面地抱怨起来：“9月以来，在火车、地铁上见到中国人，都会害怕。”
9月10日，日本政府在首相官邸就钓鱼岛问题举行阁僚会议，最终通过对钓鱼岛实施 “国有化”方针。这一决定触怒了中国，中国外交部当日表态：日本政府不顾中方一再严正交涉，宣布“购买”钓鱼岛及其附属的南小岛和北小岛，实施所谓“国有化”。这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严重侵犯，是对13亿中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是对历史事实和国际法理的严重践踏。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抗议。
中国各地针对日本的抗议活动也在9月18日——日本发动对中国东北战争的纪念日——前后达到高潮。
这是自2005年以来，中国社会爆发的又一次反日浪潮。当年抗议的事由是，日本在谋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据日本新华侨报网报道，自2005年之后，日本人赴海外留学的人数在逐年减少，截至2010年，前往中国留学的日本学生从每年8万人已近跌破6万人。
目前没有权威的数据说明到底有多少在华日本人，但这个数量在不断缩减却是事实，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2008年在华日本人数为12万5928人，与2007年相比减少了1977人。
被派驻到上海的日本媒体人中井昭（化名）说：作为驻华记者，必须了解中国人的感情，不然真的不能理解所发生的一切。
但冲突一再发生。
上海的日本总领事馆10月15日透露：4名在日企工作的驻华日本员工和1名他们的中国同事于11日晚在上海某餐馆内遭到中国人殴打，至少有3人受伤。
当时在事发料理店的目击者告诉我：动手的是三个中国人，听见对方说日语，就冲上前揍人，店员也阻止不了。
“对于日本，中国人很容易激动。”中井在后来说。
受伤的5个人属于日本常石集团下属的神原汽船（中国）船务有限公司。事发后，集团发出内部邮件告之员工：中国国内的反日情绪依然没有平息。请减少不必要的出差、赴任，已经出差、赴任在中国的日本员工要尽量减少在公司外的活动，严格注意自己的言行，尽量少用日语。
尽量少用日语，也是菅野真子应对时下的措施。27岁的菅野来到中国，供职于一家香港注册的非营利社团，在湖南吉首的麻风病康复村管理志愿者。
菅野本来打算，在9月18日坐火车由广州去吉首，但中国朋友拦住她，说危险，日程被延后两天。
“我睡火车上铺，不用说话，饿了吃方便面，不用说话。”菅野说。
除菅野外，在吉首几乎没日本人。
菅野说：“参加游行的人，估计没日本朋友，有了朋友关系后，他们会改变想法。”
她还告诉记者，日本媒体评论：中国社会有许多矛盾，年轻工人赚不到钱，对自己的生活不满意，恰好这时爆发了钓鱼岛争端。
“我们对外国人的看法很窄，尤其对中国人。”她接着说，“多数日本人没去过中国，首先会疑虑，厕所是否很脏？吃东西干净吗？待人是不是不礼貌？” 这样的偏见因为互相陌生而四处存在，其实在儿时，菅野都会臆想：中国人是不是每天吃虫子？
3
中文足够好的奥田在9月16日去了上海的日本总领事馆，领馆的四周围都有示威活动。
“一半人是在打酱油。”混在人堆里的奥田见到有人抬出毛泽东像，也有人拿着日本牌子的相机在拍摄。“日本没有爱国观念，社会也不关心政治，爱社精神是有的，爱株式会社，对国家的感情很淡薄，偶尔在体育赛场上，才会有我是日本人的认同感。”奥田说，“二战以后日本的教育有很大转变，国家和天皇不再被强调，这也许是美国的政策。”
在2003年，奥田也直面过中国人对于日本的愤怒。这年10月，他带领一支日本乐队赴北京演出，遭遇了状况。
在乐队抵京前的9月16日，约200名日籍游客在珠海涉及集体买春，这桩丑闻，恰好又发生在“九·一八”纪念日前两天，被视作是挑衅与羞辱。
于是在演出前，有人向舞台掷东西，高喊“傻B”、“小日本滚回去”。
“特别紧张我带去的乐队会不会受伤，会不会不高兴。”奥田说。但乐队成员认为，台下愤怒的中国人是针对日本国，而非乐队，所以仍演下去。
这些乐手也去过欧洲演出，欧洲人瞧不起黄肤色，朝他们吐唾沫，但在中国，人们是愤怒，不是瞧不起。
此之前，奥田都以为了解中国，他去过崔健家；也被旅日作家毛丹青引荐，与莫言同桌吃饭，他观察莫言是个“说话温柔的人”；他在东京开粤菜馆，引入珍珠奶茶，甚至让涉谷的时髦男女吃起鸳鸯火锅。
他告诉我，他懂得中国社会的南北差异，“相识以后，北京人说，晚上喝酒吧，而上海人说，还是先签合同。”
他没料到，中国人念念不忘过去。“历史问题跟我们这一代人没什么关系，老提这个干吗？我觉得没有意义。”
在中国待了6年的梶原绫子却开始参加“中日历史研究会”。研究会由一间上海的餐厅主办，餐厅负责人王小姐在电话里跟我描述：中日客人们一边品酒，一边学习中国古代史。 “研究”的细节，她不愿多谈。
梶原也只告诉我：“学习历史，是为了将来。”
2005年，中井被报社派往吉林留学，学中文。在吉林，政府所在的建筑是伪满时期建造的，去东北乡下，憎日情绪也普遍存在。但差不多每个周末，他都去周边游历，造访沈阳九一八纪念馆、哈尔滨731部队罪证遗址甚至中朝边境，试图了解“在中国的日本军队，以前做过什么”。
“到中国来的日本人，要明白历史。”中井说，“道歉和对不起是基本的。”一些中国人纠缠日本仍信奉军国主义，没有道歉，也不赔偿，他会反诘：“赔偿是中方放弃的，村山首相曾公开道歉。”
确实在1995年，时任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就战后50周年发表谈话，他在谈话中表示，由于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亚洲各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与痛苦，对此，他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
4
中井说，夜里11点看中国电视，近半的频道在播抗日剧，他通常笑一笑，“那么坏的日本人又来了”。
10月时，他去上海七浦路服饰街寻找爱国T恤与爱国帽子，找到绣有“钓鱼岛是中国的”字样的帽子。店家瞧出他是日本人，非常厌恶。
一个月前，他去苏州采访反日游行，他以为“苏州是对日本友好的城市”，但在淮海街，人群朝日式餐馆投石块，有人围住日系车，冲车主竖中指，喊“抵制日货”。
一位年轻人发现中井背着尼康相机，厉声问他：是日本人？中国人？
中井遮掩着回答：我从上海过来。
对方重复一遍问题，中井只能说：我是记者。
年轻人提出检查证件，中井挪到特警边上，才出示工作牌。年轻人发现了日本名字，很振奋，呼喊道：这里有日本人！
“接着就有人揍我了。”中井说。
特警立马把他拽开，对他说：赶快走。
“爱国两个字很动听，大部分人却不知道爱国的意思，大家对爱国与反日不能区分，砸车、打人，都觉得无所谓。”中井激动地讲，“日本的立场是什么？他们就知道钓鱼岛是中国的，日本人是坏的！”
在中日关系剑拔弩张时，佐藤香所在的日资汽配公司决定，将派驻上海的日本员工暂时召回。
9月18日清早，佐藤与9名日本同事就搭机回东京。“飞机上，我们故意不讨论争端，我们想说，但怕招惹麻烦。”
航班落地羽田机场后，TBS的记者端着摄像机来采访，佐藤的父母也来接机。
“这是从没有过的事。”佐藤指接机，“只有这次他们才担心，他们对上海的情况不了解，相关上海的报道不多。”
佐藤说，之前也给父母发短信，说上海没问题。“他们担心得过分了。”
在东京待了一周，她去逛书店，近现代史类的书籍被专门摆出来，佐藤买回几本来研究。在上海住宅的窗前，她见过来古北黄金城道游行的队伍，那些很有精神的中国人高喊“日本狗”、“抵制日货”，这让她害怕，她想知道，人们憎恨日本的由来。
日本NHK电视台在10月6日至8日以日本20岁以上民众为对象进行民调，有1056人参与。关于在中日关系因钓鱼岛问题恶化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应该如何应对中国，41%回答：应该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有8%回答：维持现状；44%回答：应该更加重视改善双边关系。
菅野真子说：日本人喜欢韩国的美容技术，喜欢韩剧，与韩国发生领土纠纷时，可以抵制韩国文化，但很少有中国文化进入日本，没有可抵制的地方。
但她也告诉我一个故事，2006年她在北京求学时期，在火车上丢了钱包。后来铁路警察找到钱包同她联系。
“那位50来岁慈祥的警察见我消瘦，同情我独自留学，就每周招呼我去吃住家饭。”
“我感觉很幸福，这样的经历会改变人的想法。”菅野说。
偶尔地，历史宿怨会戳破幸福，佐藤在上海坐出租车，说：请到古北。司机下意识道：噢，小日本待的地方。
“他不是故意的，我理解吧。”佐藤无奈说。
也有一些在华日本人，行为粗莽过分，奥田龙二也为之羞愧。他举例说，有位日企的高级干部来到北京，对餐厅服务不满意。
“这个人会一点中文，用中文骂难听的话，让服务员跪在面前，面子全毁了。”
我告诉奥田，靖国神社之结，也阻碍两国人和解。奥田辩解说：靖国神社把战犯牌位与迫不得已参加战争的人供奉在一起，所以有问题。”
他说：“我是反对政治家以政治身份去参拜，但许多老年人会到那边去，他们的青春在那里，战友在那里，我能理解。”
10月17日，日本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参拜了供奉有14名二战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
这天傍晚，我在地铁里刷新微博，参拜的消息频频显现在手机屏上。
一小时后，我去上海西边的古北新区与奥田龙二（化名）见面。古北是日本人在上海的聚居区，据日经新闻上海支局3月报道，上海已是日本人在海外居住人数最多的城市，包括短期滞留在内达到了10万人。
到达咖啡馆时，奥田龙二正襟危坐，在等候我。他36岁，是日资公司在上海工厂的负责人。
他对我说：不知道政治家怎么想，现在受委屈的是从事中日关系工作的人，在华的日本人与在日本企业工作的中国人。
这番话直截了当，而我们之前通电话，都要寒暄数回，才切入正题。
奥田是喜欢《三国志》才对中国抱有兴趣。小学时，他获奖一本《三国志》漫画，这册日本人绘制的漫画指引他描摹汉字，了解中国史，继而学习古汉语。
他的小学老师注重历史，教导他说：日本曾侵略中国。但奥田对中国历史的了解止于清朝。
进入国学院大学后，奥田主修哲学，第二外语是中文。这期间，他接触到了北京来的中文老师与中国留学生。
“我对中国人、韩国人没有偏见。”奥田说。大三结束时，他决定休学，毫不犹豫去了北京。
1998年2月，他只身来到中国首都学习语言。“90年代的北京比较乱，夜里比较黑，街上比较脏。”奥田说，他很好奇，北京跟日本居然完全不一样。
同样存有好奇心的还有佐藤香（化名），她比奥田年轻5岁，却早其一年来中国。1997年，佐藤与母亲一同参加了西安旅行团，西安在过去是日本人佩服的唐朝都城。
佐藤感觉良好，“西安人活泼，大声说话、吵架，很有精神。”她的母亲却不喜欢，因为厕所没隔门，也不干净。
在此之前，佐藤看日本电视里的中国报道，出镜记者总在天安门广场前播报，背景是穿中山装、沉默骑自行车的中国人。
整个1990年代，日本经济都陷在低迷里，佐藤现在回想说：“当时就觉得中国以后会发展，因为人们很努力，很有精神。”
精神甚至体现在西安小贩身上。佐藤说，他们能用英文和日语交替着说便宜。“这很厉害，是强烈的销售方式。”
奥田很快在北京找到一处摇滚乐经常演出的地方，在北三环的燕莎桥，这是他北京生活的精神家园。他在那里结识了尚不出名的“黑豹”与“唐朝”乐队，他当时想，这么好的音乐人，在小酒吧演出挺可惜。
一年后奥田回东京继续学业，毕业论文就是写中国摇滚乐。在北京时，“黑豹”与“唐朝”告诉他，当第一支日本乐队到中国演出以后，就觉得可以效仿。
那是1980年，为纪念中日友好和平条约签订生效两周年，双方经过协商，同意在天津市第一工人文化宫举办第一次“中日友好音乐会”，日方出场的是驰名世界的Godiego（后醍醐）乐队。
2
在上海仙霞路的一间居酒屋，菅野真子不止一次问我：可不可以坦率地、毫无保留地讲？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她不留情面地抱怨起来：“9月以来，在火车、地铁上见到中国人，都会害怕。”
9月10日，日本政府在首相官邸就钓鱼岛问题举行阁僚会议，最终通过对钓鱼岛实施 “国有化”方针。这一决定触怒了中国，中国外交部当日表态：日本政府不顾中方一再严正交涉，宣布“购买”钓鱼岛及其附属的南小岛和北小岛，实施所谓“国有化”。这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严重侵犯，是对13亿中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是对历史事实和国际法理的严重践踏。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抗议。
中国各地针对日本的抗议活动也在9月18日——日本发动对中国东北战争的纪念日——前后达到高潮。
这是自2005年以来，中国社会爆发的又一次反日浪潮。当年抗议的事由是，日本在谋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据日本新华侨报网报道，自2005年之后，日本人赴海外留学的人数在逐年减少，截至2010年，前往中国留学的日本学生从每年8万人已近跌破6万人。
目前没有权威的数据说明到底有多少在华日本人，但这个数量在不断缩减却是事实，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2008年在华日本人数为12万5928人，与2007年相比减少了1977人。
被派驻到上海的日本媒体人中井昭（化名）说：作为驻华记者，必须了解中国人的感情，不然真的不能理解所发生的一切。
但冲突一再发生。
上海的日本总领事馆10月15日透露：4名在日企工作的驻华日本员工和1名他们的中国同事于11日晚在上海某餐馆内遭到中国人殴打，至少有3人受伤。
当时在事发料理店的目击者告诉我：动手的是三个中国人，听见对方说日语，就冲上前揍人，店员也阻止不了。
“对于日本，中国人很容易激动。”中井在后来说。
受伤的5个人属于日本常石集团下属的神原汽船（中国）船务有限公司。事发后，集团发出内部邮件告之员工：中国国内的反日情绪依然没有平息。请减少不必要的出差、赴任，已经出差、赴任在中国的日本员工要尽量减少在公司外的活动，严格注意自己的言行，尽量少用日语。
尽量少用日语，也是菅野真子应对时下的措施。27岁的菅野来到中国，供职于一家香港注册的非营利社团，在湖南吉首的麻风病康复村管理志愿者。
菅野本来打算，在9月18日坐火车由广州去吉首，但中国朋友拦住她，说危险，日程被延后两天。
“我睡火车上铺，不用说话，饿了吃方便面，不用说话。”菅野说。
除菅野外，在吉首几乎没日本人。
菅野说：“参加游行的人，估计没日本朋友，有了朋友关系后，他们会改变想法。”
她还告诉记者，日本媒体评论：中国社会有许多矛盾，年轻工人赚不到钱，对自己的生活不满意，恰好这时爆发了钓鱼岛争端。
“我们对外国人的看法很窄，尤其对中国人。”她接着说，“多数日本人没去过中国，首先会疑虑，厕所是否很脏？吃东西干净吗？待人是不是不礼貌？” 这样的偏见因为互相陌生而四处存在，其实在儿时，菅野都会臆想：中国人是不是每天吃虫子？
3
中文足够好的奥田在9月16日去了上海的日本总领事馆，领馆的四周围都有示威活动。
“一半人是在打酱油。”混在人堆里的奥田见到有人抬出毛泽东像，也有人拿着日本牌子的相机在拍摄。“日本没有爱国观念，社会也不关心政治，爱社精神是有的，爱株式会社，对国家的感情很淡薄，偶尔在体育赛场上，才会有我是日本人的认同感。”奥田说，“二战以后日本的教育有很大转变，国家和天皇不再被强调，这也许是美国的政策。”
在2003年，奥田也直面过中国人对于日本的愤怒。这年10月，他带领一支日本乐队赴北京演出，遭遇了状况。
在乐队抵京前的9月16日，约200名日籍游客在珠海涉及集体买春，这桩丑闻，恰好又发生在“九·一八”纪念日前两天，被视作是挑衅与羞辱。
于是在演出前，有人向舞台掷东西，高喊“傻B”、“小日本滚回去”。
“特别紧张我带去的乐队会不会受伤，会不会不高兴。”奥田说。但乐队成员认为，台下愤怒的中国人是针对日本国，而非乐队，所以仍演下去。
这些乐手也去过欧洲演出，欧洲人瞧不起黄肤色，朝他们吐唾沫，但在中国，人们是愤怒，不是瞧不起。
此之前，奥田都以为了解中国，他去过崔健家；也被旅日作家毛丹青引荐，与莫言同桌吃饭，他观察莫言是个“说话温柔的人”；他在东京开粤菜馆，引入珍珠奶茶，甚至让涉谷的时髦男女吃起鸳鸯火锅。
他告诉我，他懂得中国社会的南北差异，“相识以后，北京人说，晚上喝酒吧，而上海人说，还是先签合同。”
他没料到，中国人念念不忘过去。“历史问题跟我们这一代人没什么关系，老提这个干吗？我觉得没有意义。”
在中国待了6年的梶原绫子却开始参加“中日历史研究会”。研究会由一间上海的餐厅主办，餐厅负责人王小姐在电话里跟我描述：中日客人们一边品酒，一边学习中国古代史。 “研究”的细节，她不愿多谈。
梶原也只告诉我：“学习历史，是为了将来。”
2005年，中井被报社派往吉林留学，学中文。在吉林，政府所在的建筑是伪满时期建造的，去东北乡下，憎日情绪也普遍存在。但差不多每个周末，他都去周边游历，造访沈阳九一八纪念馆、哈尔滨731部队罪证遗址甚至中朝边境，试图了解“在中国的日本军队，以前做过什么”。
“到中国来的日本人，要明白历史。”中井说，“道歉和对不起是基本的。”一些中国人纠缠日本仍信奉军国主义，没有道歉，也不赔偿，他会反诘：“赔偿是中方放弃的，村山首相曾公开道歉。”
确实在1995年，时任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就战后50周年发表谈话，他在谈话中表示，由于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亚洲各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与痛苦，对此，他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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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井说，夜里11点看中国电视，近半的频道在播抗日剧，他通常笑一笑，“那么坏的日本人又来了”。
10月时，他去上海七浦路服饰街寻找爱国T恤与爱国帽子，找到绣有“钓鱼岛是中国的”字样的帽子。店家瞧出他是日本人，非常厌恶。
一个月前，他去苏州采访反日游行，他以为“苏州是对日本友好的城市”，但在淮海街，人群朝日式餐馆投石块，有人围住日系车，冲车主竖中指，喊“抵制日货”。
一位年轻人发现中井背着尼康相机，厉声问他：是日本人？中国人？
中井遮掩着回答：我从上海过来。
对方重复一遍问题，中井只能说：我是记者。
年轻人提出检查证件，中井挪到特警边上，才出示工作牌。年轻人发现了日本名字，很振奋，呼喊道：这里有日本人！
“接着就有人揍我了。”中井说。
特警立马把他拽开，对他说：赶快走。
“爱国两个字很动听，大部分人却不知道爱国的意思，大家对爱国与反日不能区分，砸车、打人，都觉得无所谓。”中井激动地讲，“日本的立场是什么？他们就知道钓鱼岛是中国的，日本人是坏的！”
在中日关系剑拔弩张时，佐藤香所在的日资汽配公司决定，将派驻上海的日本员工暂时召回。
9月18日清早，佐藤与9名日本同事就搭机回东京。“飞机上，我们故意不讨论争端，我们想说，但怕招惹麻烦。”
航班落地羽田机场后，TBS的记者端着摄像机来采访，佐藤的父母也来接机。
“这是从没有过的事。”佐藤指接机，“只有这次他们才担心，他们对上海的情况不了解，相关上海的报道不多。”
佐藤说，之前也给父母发短信，说上海没问题。“他们担心得过分了。”
在东京待了一周，她去逛书店，近现代史类的书籍被专门摆出来，佐藤买回几本来研究。在上海住宅的窗前，她见过来古北黄金城道游行的队伍，那些很有精神的中国人高喊“日本狗”、“抵制日货”，这让她害怕，她想知道，人们憎恨日本的由来。
日本NHK电视台在10月6日至8日以日本20岁以上民众为对象进行民调，有1056人参与。关于在中日关系因钓鱼岛问题恶化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应该如何应对中国，41%回答：应该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有8%回答：维持现状；44%回答：应该更加重视改善双边关系。
菅野真子说：日本人喜欢韩国的美容技术，喜欢韩剧，与韩国发生领土纠纷时，可以抵制韩国文化，但很少有中国文化进入日本，没有可抵制的地方。
但她也告诉我一个故事，2006年她在北京求学时期，在火车上丢了钱包。后来铁路警察找到钱包同她联系。
“那位50来岁慈祥的警察见我消瘦，同情我独自留学，就每周招呼我去吃住家饭。”
“我感觉很幸福，这样的经历会改变人的想法。”菅野说。
偶尔地，历史宿怨会戳破幸福，佐藤在上海坐出租车，说：请到古北。司机下意识道：噢，小日本待的地方。
“他不是故意的，我理解吧。”佐藤无奈说。
也有一些在华日本人，行为粗莽过分，奥田龙二也为之羞愧。他举例说，有位日企的高级干部来到北京，对餐厅服务不满意。
“这个人会一点中文，用中文骂难听的话，让服务员跪在面前，面子全毁了。”
我告诉奥田，靖国神社之结，也阻碍两国人和解。奥田辩解说：靖国神社把战犯牌位与迫不得已参加战争的人供奉在一起，所以有问题。”
他说：“我是反对政治家以政治身份去参拜，但许多老年人会到那边去，他们的青春在那里，战友在那里，我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