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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上山下乡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奇观。它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在60年代中期形成第一个高潮。70年代末，随着“文革”结束，上山下乡运动黯然落幕。这一持续二十年的城市人口向农村的大迁徙，影响了一代中国人的命运，造成了深远的影响，留下了许多深刻的历史教训。虽然近二十年来，有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文字汗牛充栋，但对于这个历史事件的一些重要层面至今还缺乏研究和总结，还存在许多认识上的盲点和误区，有待知识青年中的有识之士和有关专家学者进行发掘、抢救和考察。
80年代初，自叶辛、张承志、梁晓声一鸣惊人之后，难以数计的知青作者纷纷登场。知青文学不仅表现出对青春的怀念、对农民的感激，而且也表现出作者强烈的批判精神和道德使命感。90年代，一些知青出身的学者，如刘小萌、定宜庄、杨健、邓贤等编写出《中国知青事典》《中国知青史》《中国知青口述史》《中国知青文学史》和《中国知青梦》等专著，为人们研究上山下乡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色彩纷呈、视角各异的知青文学和知青研究中，存在着一个非常特异的现象，那就是“文革”以前下乡的一百二十几万老知青几乎是无声无息的。截至2006年，中国仅有定宜庄的《中国知青史·初澜》这一部关于“文革”前老知青的学术专著。由于诸多条件限制，特别是材料欠缺，这部著作存在一些美中不足。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文革”前老知青失去了自己的身份。老知青的标签被转贴到“文革”中被送到农村的“老三届”身上。迄今为止，官方文献，包括顾洪章、胡梦洲主编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一书，对“文革”前的上山下乡运动的描述和解释，在理论、事实和结论上都存在一些问题。60年代初期出现的那几个家喻户晓的上山下乡的标兵人物的事迹，并不能概括、更不能代表大多数老知青的命运。他们的故事不过是一种“宏大叙事”中的情节。
“文革”前老知青这种集体的失语决非偶然。这个群体本身就是极左路线的产物。一方面，这个群体中的相当大一部分成员出身于所谓的“非劳动人民家庭”，在厉行贯彻阶级路线的年代，他们失去了继续升学的权利。另一方面，这些天真的青少年又对领袖满怀敬仰，对革命深信不疑，对祖国满怀忠诚，对人生和社会抱有理想主义的认识。中考和高考名落孙山的打击使他们或朦胧或清醒地认识到：滞留城市没有出路；若要改变自己的“二等公民”地位，就必须跟自己的“剥削家庭”划清界限。这种决裂不仅要在口头上信誓旦且，反复表白，而且必须付诸行动。上山下乡于是成了这些少不更事的青少年“脱胎换骨”的必由之路。
无可讳言，老知青怀着幼稚的政治信仰，以宗教般的虔诚为改变农村一穷二白的面貌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尽管生存环境艰苦，老知青们还是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及对人生、对世界的浪漫情怀，有的甚至为了他们的信仰而英勇献身。可以说，“文革”前的老知青是一群殉道者：他们知行统一，公而忘私；他们执著向上、勇于奉献；他们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在这一点上，他们无愧于祖国。
然而，上山下乡作为一个社会运动，从一开始就存在很多问题。天长日久，对这一运动的合理性和现实性的疑问就不可避免地在老知青中产生了。理想和现实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巨大反差，逐渐动摇了他们盲目的信念。“文革”初期，全国各地都出现了老知青的大量回流。其中一部分人受红卫兵的影响，回到城市造反，有的甚至参与了造反派的夺权和武斗。更多的老知青则把“文革”初期的动乱局面看成了他们讨回公道的机会。在广州，一些老知青扛着一口棺材在大街上游行，申述自己的不幸遭遇。争取回城的权利；在贵州的小城安顺，知青乔装成政府官员到公社去迁移自己的户口；在重庆、成都、长沙，都上演了老知青将户口迁移回城后又得而复失的悲喜剧。这些行动不仅反映出老知青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根本怀疑，而且体现了他们开始萌发的人权意识。
不过。老知青的艰难处境和他们的诉求在“文化大革命”中从来没有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体制和社会对他们的问题和意愿置若罔闻。他们成了一个游离在政治运动之外、几乎无人理会的多余的群体。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新指示”，几百万“老三届”高初中毕业生随即拥进农村。毛泽东“12·22指示”的出台标志着上山下乡运动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这一高潮的来临，一方面淹没了老知青的困境和要求，另一方面将老知青的问题演变成为整个中国社会的问题。老知青的命运由此出现了转机。一位老知青在回忆当年听到毛泽东最新指示时的心里感受是：“革命小将愕然，小将家长哑然，只有咱们(老)知青陶然!上山下乡后继有人，再也不是我们这少数注定空前绝后的前驱去填那永远也填不平的‘三大差别’的鸿沟了!”
在70年代的大招工浪潮中，这个群体里的大多数成员仍然面临政治歧视，许多人因为“政审”不过关而一再痛失机会。有些人不得不用办“病残”或“顶替”(即让父母提前退休，子女替代空缺)的方式离开农村。一些老知青直到70年代末才带着心灵的伤痕和疲惫的身体回到久违的故乡。仅有少数老知青在下乡地区成家或就业，永远地留在了那里。
如今，老知青们已陆续进入花甲之年。他们的经历比大多数同龄人更坎坷，经济、社会地位也比较低下。他们在物欲横流的今天，没有多少话语权，但他们的经历不仅是上山下乡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占据着一个不可取代和不可忽略的地位。这是因为：一、1964、1965年是上山下乡运动的第一个高潮；二、1964、1965年也是中国高等院校和高中升学录取过程中，第一次对所谓“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学生实行“一刀切”的“不予录取”歧视性政策的时期；三、因为如此，研究这些“文革”前下乡的老知青的经历，也为研究他们的家庭在1949~1978年之问的经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四、通过考察这些老知青和他们的家庭经历，可透视1949年~1978年间发生的那些对中华民族的命运至为关键的社会变迁和政治事件。
二
中国素有官方修史的传统，修史除了保存社会记忆之外，还有树立正统、维护政治秩序的功能。正因如此，正史难免存在歪曲事实甚至颠倒是非的现象，而来自民间的野史，在皇权和正统的重压下，勇敢地承担了道义，顽强地表达了独立的史观，为后代保存了一些重要的历史真实，与官史互为补充。在这种意义上，《无声的群落》(续集)至少包含着以下历史教训：
第一，上山下乡运动是乌托邦思想登峰造极的产物，是注定要失败的。
早在1980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 就坦率地承认：上山下乡是个“一举两害”，即既害青年、又害国家的运动；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也指出，上山下乡运动前前后后花了国家一百多亿元，结果买来了四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许人俊：《20世纪70年代末知青返城浪潮》，载《党史博览》第二期，1980年2月)。但是二十几年来，知青内部对上山下乡运动的看法还是众说纷纭，有“青春无悔”的高调，也有“往事不堪回首”的叹息，更有“劫后辉煌”这样的宏论。这本书的作者之一、书法家杨代欣在四川农村度过了12年的光阴。他是这样回顾他在农村的经历的：
十二年是漫长的，十二年是不堪回首的，试问，十二年怎么能“无悔”?
对于我十二年的知青生涯我是十分悔恨的。正如别林斯基所说：“悲剧是一所最好的大学。”虽然不断向上的求知欲和不屈不挠的持之以恒的学习精神拯救了我，使我没有丧失做人的准则，使我没有在严酷的毫无人性的社会中沉沦，使我没有成为庸庸碌碌的斗志全无的小人。
尽管我通过拼搏，上了大学，成为历史学文博学教授，成为书法家，但是当我在“耳顺”之年，仍然对悲剧似的上山下乡运动，使近2000万知青和亿万人民群众，乃至整个国家付出的无法弥补的惨痛的代价感到无比震惊和痛心。——杨代欣：《我的上山下乡》
回顾上山下乡运动的缘起、发展和终结，不难看到毛泽东在其中的决定性的影响。在1949年到1976年的27年时间里，他不顾社会现状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企图一夜之间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在1958－1959年的大跃进结束后，中国的经济陷入低谷，加之50年代初人口政策导致的人口过度增长，迫使中国领导人寻找缓解城市人口增长过速和经济停滞不前这一尖锐矛盾的途径。于是，上山下乡运动成为政府一箭双雕的选择：一方面，它是缓解城市就业问题的举措；另一方面，动员大批城市青年学生到农村和边远地区落户也正迎合了毛泽东消灭城乡差别的构想。但是，声势浩大的宣传往往回避上山下乡运动尴尬的经济背景，片面、不实地鼓吹它的政治意义。
上山下乡运动归根结底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人类文明史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城市化。城市化的过程必然导致农村人口向城市迁徙，这一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不以任何伟人的意志为转移。纵观世界历史，只有在战争、瘟疫等天灾人祸等特殊情况下，人口才会发生从城市到乡村的逆向流动。果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上山下乡运动就偃旗息鼓，城市化再次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主旋律。
第二，政治歧视遗害无穷。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上，家庭一直处于人伦关系的核心。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家和万事兴是中国人朴素的信念。以阶级关系取代家庭关系，以革命的名义教唆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的青少年跟自己的父母势不两立，从而演绎成了反人性的暴力专政。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许多出身“不好”的青年由于有形和无形的政治压力，相信“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通过与父母和家庭划清界限，换取学校或所在地方的权力机构的信任，甚至在遭受歧视的时候，仍将自己的不幸归咎自己的父母，留下了永远的痛。在四川成都，共青团市委在1964年秋到1966年初举办了一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训练班(简称“青训班”)。参加青训班的大多是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的落榜青年。青训班的目的就是让他们认识到：除了上山下乡，他们别无出路。学员们在政治教员的引导下，对自己的父母极尽污蔑谩骂之能事，造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竞相大骂娘老子的热潮”。(唐龙潜：《成都有个青训班》)
谩骂父母并不能改变这些青年上山下乡的命运。滑稽之处就在这里：
按当时的宣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史无前例的创举，是移风易俗的革命行动，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途径，总之是非常光荣而又伟大的事情……这样意义深远而又前程无量的事……却荒谬地落到了从正统的眼光来看在接班问题上大可怀疑的人身上……——唐龙潜：《成都有个青训班》
上个世纪60年代在升学和就业范围内实行的阶级路线是既不道德、也不明智的举措。之所以不道德，是因为它滥惩无辜，蛮横无理；因为它不讲公道，违背“有教无类”的优良传统。之所以不明智，是因为它违反“择优录取”、“唯才是举”的黄金原则，它虽然满足了某个集团或个人的政治需要，但却降低了中国教育的质量和重要行业部门的从业人员的知识水平和专业素养。这样的政策充其量造就了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并没有惠及广大的劳动人民，最终伤害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现代暴力革命的教训之一是对法制的漠视和践踏。老知青董大南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1964年考入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因为邻居的诬告，被勒令退学。难以置信的是，校方竟拒绝对董大南说明这一处分的理由，只是冷冰冰地告诉他：“组织上认为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更有利于发挥你的作用。”董大南居然就这样顺从地离开了大学，带着怅惘和悲凉的心情，踏上了通往新疆的征途。那一年他17岁。
陕西眉县第五村公社余管营大队的四十几名老知青自下乡后安心务农，成绩卓著，1965、1966年间成为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一面红旗。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他们成为当地一派势力整治另一派势力的工具，后来又一夜之间变成专政的对象，几个知青甚至被判刑。(魏宽达：《谁之罪?》)他们的悲剧根源在于，在本该苟全性命于乱世的时候，偏偏听信宣传，积极参与阶级斗争，铸成大错。
极端的悲剧往往带有几分荒诞。老知青中的最大悲剧莫过于那些背负着家庭出身的沉重包袱却又执著而无望地追求革命理想的殉道者。长沙的老知青王百明因为家庭出身“问题”，三次高考落榜，抱着“赎罪”的愿望，来到湖南省江永县落户。他才华横溢，深孚众望。他深知自己在政治上的“先天不足”，所以尽管志存高远，却处处小心翼翼。他渴求知识，但读书学习都要背着别人。1967年8月，他明明知道江永正在对地富分子及其子女大开杀戒，却义无反顾地从长沙回到江永，为的就是要表示忠诚，修成革命正果。回去不久他就被枪杀了。这位向往崇高的青年没有成为英雄，“只是用自己年轻的生命证实了一个荒诞、黑暗的时代。他一直在追求被社会认可，甚至最终他把自己的生命都奉放在那红色的祭坛上了，却仍是死得不明不白的，给所有的亲友们留下了一个永远的痛。”(郑文斗：《王百明罹难四十周年祭》)
作为当年被阶级路线打入另册的二等公民，这本书的作者想告诉后代：自有人类，即有人性。这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人性；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性。作者想告诉今天和明天的中国人：如果有什么人叫你仇恨自己的父母，背叛自己的家庭，那他要么是
上山下乡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奇观。它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在60年代中期形成第一个高潮。70年代末，随着“文革”结束，上山下乡运动黯然落幕。这一持续二十年的城市人口向农村的大迁徙，影响了一代中国人的命运，造成了深远的影响，留下了许多深刻的历史教训。虽然近二十年来，有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文字汗牛充栋，但对于这个历史事件的一些重要层面至今还缺乏研究和总结，还存在许多认识上的盲点和误区，有待知识青年中的有识之士和有关专家学者进行发掘、抢救和考察。
80年代初，自叶辛、张承志、梁晓声一鸣惊人之后，难以数计的知青作者纷纷登场。知青文学不仅表现出对青春的怀念、对农民的感激，而且也表现出作者强烈的批判精神和道德使命感。90年代，一些知青出身的学者，如刘小萌、定宜庄、杨健、邓贤等编写出《中国知青事典》《中国知青史》《中国知青口述史》《中国知青文学史》和《中国知青梦》等专著，为人们研究上山下乡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色彩纷呈、视角各异的知青文学和知青研究中，存在着一个非常特异的现象，那就是“文革”以前下乡的一百二十几万老知青几乎是无声无息的。截至2006年，中国仅有定宜庄的《中国知青史·初澜》这一部关于“文革”前老知青的学术专著。由于诸多条件限制，特别是材料欠缺，这部著作存在一些美中不足。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文革”前老知青失去了自己的身份。老知青的标签被转贴到“文革”中被送到农村的“老三届”身上。迄今为止，官方文献，包括顾洪章、胡梦洲主编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一书，对“文革”前的上山下乡运动的描述和解释，在理论、事实和结论上都存在一些问题。60年代初期出现的那几个家喻户晓的上山下乡的标兵人物的事迹，并不能概括、更不能代表大多数老知青的命运。他们的故事不过是一种“宏大叙事”中的情节。
“文革”前老知青这种集体的失语决非偶然。这个群体本身就是极左路线的产物。一方面，这个群体中的相当大一部分成员出身于所谓的“非劳动人民家庭”，在厉行贯彻阶级路线的年代，他们失去了继续升学的权利。另一方面，这些天真的青少年又对领袖满怀敬仰，对革命深信不疑，对祖国满怀忠诚，对人生和社会抱有理想主义的认识。中考和高考名落孙山的打击使他们或朦胧或清醒地认识到：滞留城市没有出路；若要改变自己的“二等公民”地位，就必须跟自己的“剥削家庭”划清界限。这种决裂不仅要在口头上信誓旦且，反复表白，而且必须付诸行动。上山下乡于是成了这些少不更事的青少年“脱胎换骨”的必由之路。
无可讳言，老知青怀着幼稚的政治信仰，以宗教般的虔诚为改变农村一穷二白的面貌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尽管生存环境艰苦，老知青们还是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及对人生、对世界的浪漫情怀，有的甚至为了他们的信仰而英勇献身。可以说，“文革”前的老知青是一群殉道者：他们知行统一，公而忘私；他们执著向上、勇于奉献；他们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在这一点上，他们无愧于祖国。
然而，上山下乡作为一个社会运动，从一开始就存在很多问题。天长日久，对这一运动的合理性和现实性的疑问就不可避免地在老知青中产生了。理想和现实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巨大反差，逐渐动摇了他们盲目的信念。“文革”初期，全国各地都出现了老知青的大量回流。其中一部分人受红卫兵的影响，回到城市造反，有的甚至参与了造反派的夺权和武斗。更多的老知青则把“文革”初期的动乱局面看成了他们讨回公道的机会。在广州，一些老知青扛着一口棺材在大街上游行，申述自己的不幸遭遇。争取回城的权利；在贵州的小城安顺，知青乔装成政府官员到公社去迁移自己的户口；在重庆、成都、长沙，都上演了老知青将户口迁移回城后又得而复失的悲喜剧。这些行动不仅反映出老知青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根本怀疑，而且体现了他们开始萌发的人权意识。
不过。老知青的艰难处境和他们的诉求在“文化大革命”中从来没有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体制和社会对他们的问题和意愿置若罔闻。他们成了一个游离在政治运动之外、几乎无人理会的多余的群体。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新指示”，几百万“老三届”高初中毕业生随即拥进农村。毛泽东“12·22指示”的出台标志着上山下乡运动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这一高潮的来临，一方面淹没了老知青的困境和要求，另一方面将老知青的问题演变成为整个中国社会的问题。老知青的命运由此出现了转机。一位老知青在回忆当年听到毛泽东最新指示时的心里感受是：“革命小将愕然，小将家长哑然，只有咱们(老)知青陶然!上山下乡后继有人，再也不是我们这少数注定空前绝后的前驱去填那永远也填不平的‘三大差别’的鸿沟了!”
在70年代的大招工浪潮中，这个群体里的大多数成员仍然面临政治歧视，许多人因为“政审”不过关而一再痛失机会。有些人不得不用办“病残”或“顶替”(即让父母提前退休，子女替代空缺)的方式离开农村。一些老知青直到70年代末才带着心灵的伤痕和疲惫的身体回到久违的故乡。仅有少数老知青在下乡地区成家或就业，永远地留在了那里。
如今，老知青们已陆续进入花甲之年。他们的经历比大多数同龄人更坎坷，经济、社会地位也比较低下。他们在物欲横流的今天，没有多少话语权，但他们的经历不仅是上山下乡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占据着一个不可取代和不可忽略的地位。这是因为：一、1964、1965年是上山下乡运动的第一个高潮；二、1964、1965年也是中国高等院校和高中升学录取过程中，第一次对所谓“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学生实行“一刀切”的“不予录取”歧视性政策的时期；三、因为如此，研究这些“文革”前下乡的老知青的经历，也为研究他们的家庭在1949~1978年之问的经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四、通过考察这些老知青和他们的家庭经历，可透视1949年~1978年间发生的那些对中华民族的命运至为关键的社会变迁和政治事件。
二
中国素有官方修史的传统，修史除了保存社会记忆之外，还有树立正统、维护政治秩序的功能。正因如此，正史难免存在歪曲事实甚至颠倒是非的现象，而来自民间的野史，在皇权和正统的重压下，勇敢地承担了道义，顽强地表达了独立的史观，为后代保存了一些重要的历史真实，与官史互为补充。在这种意义上，《无声的群落》(续集)至少包含着以下历史教训：
第一，上山下乡运动是乌托邦思想登峰造极的产物，是注定要失败的。
早在1980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 就坦率地承认：上山下乡是个“一举两害”，即既害青年、又害国家的运动；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也指出，上山下乡运动前前后后花了国家一百多亿元，结果买来了四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许人俊：《20世纪70年代末知青返城浪潮》，载《党史博览》第二期，1980年2月)。但是二十几年来，知青内部对上山下乡运动的看法还是众说纷纭，有“青春无悔”的高调，也有“往事不堪回首”的叹息，更有“劫后辉煌”这样的宏论。这本书的作者之一、书法家杨代欣在四川农村度过了12年的光阴。他是这样回顾他在农村的经历的：
十二年是漫长的，十二年是不堪回首的，试问，十二年怎么能“无悔”?
对于我十二年的知青生涯我是十分悔恨的。正如别林斯基所说：“悲剧是一所最好的大学。”虽然不断向上的求知欲和不屈不挠的持之以恒的学习精神拯救了我，使我没有丧失做人的准则，使我没有在严酷的毫无人性的社会中沉沦，使我没有成为庸庸碌碌的斗志全无的小人。
尽管我通过拼搏，上了大学，成为历史学文博学教授，成为书法家，但是当我在“耳顺”之年，仍然对悲剧似的上山下乡运动，使近2000万知青和亿万人民群众，乃至整个国家付出的无法弥补的惨痛的代价感到无比震惊和痛心。——杨代欣：《我的上山下乡》
回顾上山下乡运动的缘起、发展和终结，不难看到毛泽东在其中的决定性的影响。在1949年到1976年的27年时间里，他不顾社会现状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企图一夜之间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在1958－1959年的大跃进结束后，中国的经济陷入低谷，加之50年代初人口政策导致的人口过度增长，迫使中国领导人寻找缓解城市人口增长过速和经济停滞不前这一尖锐矛盾的途径。于是，上山下乡运动成为政府一箭双雕的选择：一方面，它是缓解城市就业问题的举措；另一方面，动员大批城市青年学生到农村和边远地区落户也正迎合了毛泽东消灭城乡差别的构想。但是，声势浩大的宣传往往回避上山下乡运动尴尬的经济背景，片面、不实地鼓吹它的政治意义。
上山下乡运动归根结底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人类文明史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城市化。城市化的过程必然导致农村人口向城市迁徙，这一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不以任何伟人的意志为转移。纵观世界历史，只有在战争、瘟疫等天灾人祸等特殊情况下，人口才会发生从城市到乡村的逆向流动。果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上山下乡运动就偃旗息鼓，城市化再次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主旋律。
第二，政治歧视遗害无穷。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上，家庭一直处于人伦关系的核心。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家和万事兴是中国人朴素的信念。以阶级关系取代家庭关系，以革命的名义教唆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的青少年跟自己的父母势不两立，从而演绎成了反人性的暴力专政。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许多出身“不好”的青年由于有形和无形的政治压力，相信“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通过与父母和家庭划清界限，换取学校或所在地方的权力机构的信任，甚至在遭受歧视的时候，仍将自己的不幸归咎自己的父母，留下了永远的痛。在四川成都，共青团市委在1964年秋到1966年初举办了一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训练班(简称“青训班”)。参加青训班的大多是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的落榜青年。青训班的目的就是让他们认识到：除了上山下乡，他们别无出路。学员们在政治教员的引导下，对自己的父母极尽污蔑谩骂之能事，造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竞相大骂娘老子的热潮”。(唐龙潜：《成都有个青训班》)
谩骂父母并不能改变这些青年上山下乡的命运。滑稽之处就在这里：
按当时的宣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史无前例的创举，是移风易俗的革命行动，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途径，总之是非常光荣而又伟大的事情……这样意义深远而又前程无量的事……却荒谬地落到了从正统的眼光来看在接班问题上大可怀疑的人身上……——唐龙潜：《成都有个青训班》
上个世纪60年代在升学和就业范围内实行的阶级路线是既不道德、也不明智的举措。之所以不道德，是因为它滥惩无辜，蛮横无理；因为它不讲公道，违背“有教无类”的优良传统。之所以不明智，是因为它违反“择优录取”、“唯才是举”的黄金原则，它虽然满足了某个集团或个人的政治需要，但却降低了中国教育的质量和重要行业部门的从业人员的知识水平和专业素养。这样的政策充其量造就了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并没有惠及广大的劳动人民，最终伤害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现代暴力革命的教训之一是对法制的漠视和践踏。老知青董大南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1964年考入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因为邻居的诬告，被勒令退学。难以置信的是，校方竟拒绝对董大南说明这一处分的理由，只是冷冰冰地告诉他：“组织上认为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更有利于发挥你的作用。”董大南居然就这样顺从地离开了大学，带着怅惘和悲凉的心情，踏上了通往新疆的征途。那一年他17岁。
陕西眉县第五村公社余管营大队的四十几名老知青自下乡后安心务农，成绩卓著，1965、1966年间成为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一面红旗。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他们成为当地一派势力整治另一派势力的工具，后来又一夜之间变成专政的对象，几个知青甚至被判刑。(魏宽达：《谁之罪?》)他们的悲剧根源在于，在本该苟全性命于乱世的时候，偏偏听信宣传，积极参与阶级斗争，铸成大错。
极端的悲剧往往带有几分荒诞。老知青中的最大悲剧莫过于那些背负着家庭出身的沉重包袱却又执著而无望地追求革命理想的殉道者。长沙的老知青王百明因为家庭出身“问题”，三次高考落榜，抱着“赎罪”的愿望，来到湖南省江永县落户。他才华横溢，深孚众望。他深知自己在政治上的“先天不足”，所以尽管志存高远，却处处小心翼翼。他渴求知识，但读书学习都要背着别人。1967年8月，他明明知道江永正在对地富分子及其子女大开杀戒，却义无反顾地从长沙回到江永，为的就是要表示忠诚，修成革命正果。回去不久他就被枪杀了。这位向往崇高的青年没有成为英雄，“只是用自己年轻的生命证实了一个荒诞、黑暗的时代。他一直在追求被社会认可，甚至最终他把自己的生命都奉放在那红色的祭坛上了，却仍是死得不明不白的，给所有的亲友们留下了一个永远的痛。”(郑文斗：《王百明罹难四十周年祭》)
作为当年被阶级路线打入另册的二等公民，这本书的作者想告诉后代：自有人类，即有人性。这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人性；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性。作者想告诉今天和明天的中国人：如果有什么人叫你仇恨自己的父母，背叛自己的家庭，那他要么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