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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来大峡是小峡，石榴花，鹦哥儿搭了架了；
千留万留的留不下，你去吧，再不说难心的话了。
———《青海民间文学资料：传统<“花儿”>专集》
“石榴”和“鹦哥儿”是青海河湟文化中经常出现的一组意象，歌手们这样唱，人们也这样听，但未必唱的人明白、听的人清楚，石榴与鹦鹉之间到底有何关系？半个世纪以来，惟刘凯先生对此进行过一些思考，试图揭开其中的谜，他说：“原来它反映的是解放前兰州西宁交通险阻的情形。那是乐都老鸦峡以西至小峡一带，路很难走，一边是湟水，一边是悬崖，凿石崖为狭小的小路，险要处，赶着牲口都不易通过。老鸦峡西有个地方，崖上的石头凸出来，下面凿石为道，凸出部分像鹦哥的嘴。由于这个地方狭窄难走，靠河的一边不得不用木头搭起架子，以稍稍将路加宽，‘绿鹦哥搭架（者）过了’的掌故，即由此而来。”刘凯虽然关注到了这个问题，可惜纯属形象性阐释，没有看清“石榴花”和“鹦哥儿”之间存在的深层文化内涵。
在青海河湟地区，劳动人民非常喜欢一种叫“石榴儿”的植物，几乎每家每户都把它种植在当院里。“石榴儿”枝干不足一米高，花色呈粉红，形状如“心”，花朵小巧玲珑，一串串，红红火火，充满喜气。湟中、大通人美其名曰“石榴儿”，青海“花儿”中时不时就出现它的身影：
高墙园里的石榴儿，白牡丹底下的兔儿。
心肝花想成了三绺儿，路远（者）听不上信儿。
———《大通花儿集》
其实“石榴儿”的学名叫荷包牡丹，湟水下游的乐都等地就叫它的学名。青海不种植石榴，自然也不产石榴，“石榴儿”是外来的文化移植行为。
好不过五月的热暑天，石榴花长在个路边，
千思万想不见面，清眼泪淌在个地边。
———《青海民间文学资料：传统<“花儿”>专集》
这首“花儿”的“好不过五月的热暑天”符合青海河湟地区实际，譬如西宁在湟水中游，夏天平均温度18益，一年中超过30益的天数就那么几天，农历五月至八月期间，最适宜出游。然而“石榴花长在个路边”不符合青海实际，青海人家一般都不会把荷包牡丹种植在庄窠外面；“石榴花”也不是青海民间口头普遍表达的词汇，实质上是江南的“石榴花”只出现在民歌中。譬如：
一溜儿山来二溜儿山，石榴花赛过了牡丹，
一日想来二日算，我没有忘你的半天。
———《青海民间文学资料：传统<“花儿”>专集》
在青海“花儿”研究中，我们发现一些古老的“花儿”，把这种外来的石榴文化意象很好地保留了下来，如：
修房要修三合头，房子后头栽石榴，石榴不死根不朽，贤妹不死不丢手。
———《青海民间文学资料：传统<“花儿”>专集》
这山望见那山平，三根石榴长成林，
三根石榴都结子，看你选上那一根。
———《青海民间文学资料：传统<“花儿”>专集》
这两首作品，与其说是青海“花儿”，还不如说是江南民歌在青海“花儿”中的移植。“修房要修三合头”、“这山望见那山平”是江南民歌特有的两种起兴方式。“房子后头栽石榴”显然更不符合青海实际。“三根石榴长成林，三根石榴都结子”进一步证明了花儿中的“石榴”非青海的“石榴儿”，而是江南的石榴树。
珍珠玛瑙的石榴儿，嫑挂在门前的树上；
实心实意的一个儿，嫑丢在空中的路上。
———《青海花儿选》
近几年来，随着交通、技术的发展，云南等地的石榴才进入西宁市场。然而，这一文化意象却在青海传播了数百年，地域封闭，交通不便的河湟地区，怎么会有这么多涉及石榴与鹦鹉的“花儿”呢？又怎么会有“珍珠玛瑙”如此形象、美丽、动人的描述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明代的江南移民，习惯了江南的文化生活，将荷包牡丹权当作石榴儿，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石榴儿”便成了青海河湟地区约定俗成的民间称谓。所以石榴这一来自江南的文化记忆，居然在一些古老的青海“花儿”中得到了传承！
在江南民歌中，以石榴起兴的作品很多，如：
五月榴花红似火，梅雨过后天放晴，
芒种开始天气热，夏至夜短两分明。
———《南京歌谣谚语》
石榴打花叶又细，阿哥出门做生意，
十天半月唔回转，阿妹怎么舍得你。
———《江南民间情歌八百首》
第一首是南京鼓楼区的民歌，以石榴开花的时间和石榴花的色泽入手起兴。第二首是江西省南康县的一首民歌，用石榴打花的叶子生发起兴。
姊在院中折石榴，郎在院外抛砖头；
要吃石榴拿一只，要偷私情叩个头。
———《江苏南部歌谣简论》
姐在园中采石榴，郎在外边掷砖头；
要吃石榴拿只去，要想阿姐夜头来。
———《江苏歌谣集·沪海区》
这两首江南民歌大致相同，传递出江南女性大胆的示爱方式。而下面这首流传在南京雨花台的民歌，则把女子在荷包上绣石榴的场景生动地呈现了出来：
小小荷包四角叉，里绣绫罗外绣纱。
荷包没有铜钱大，高头绣的石榴花。
———《南京歌谣谚语》
在中国古代，荷包是男女间爱情的信物，石榴花象征着火一样的爱情（还代指女性），石榴果则是爱情的结晶。“荷包没有铜钱大，高头绣的石榴花”一句在凸显了女子高超的针线手艺的同时，含蓄婉致地表达了女子对爱情生活的向往之情。
与石榴出现的另外一个意象就是鹦鹉了。汉代郑玄《礼记注》云：“鹦鹉，鸟之慧者。”我们知道，鹦鹉主要分布在我国四川、江西等南方地区；石榴虽然分布较广，若与鹦鹉叠加在一起，则体现了南方的一种文化认知模式。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青海“花儿”中“石榴花，鹦哥儿搭了架”的说法了。在青海方言中，人们把鹦鹉叫“鹦哥儿”，这是明代浙江等吴语方言中经常出现的一种“儿尾”词汇，与普通话有着本质的区别，我在《青海少年“儿尾”方言刍议》一文中已有论述，在此不再赘述。 红嘴儿绿毛的尕鹦哥，两股儿铁绳俩拌了；
人伙里看下的你一个，两股儿眼泪俩盼了。
———《花儿集·西宁演唱特刊》
在《红楼梦》41回中，也能看到和青海一样的关于鹦鹉的同等描述与相同称谓：
贾母也正要散散，于是大家出席，都随着贾母游玩。贾母因要带着刘姥姥散闷，遂携了刘姥姥至山前树下盘桓了半晌，又说与她这是什么树，这是什么石，这是什么花。刘姥姥一一的领会。又向贾母道：“谁知城里不但人尊贵，连雀儿也是尊贵的。偏这雀儿到了你们这里，它也变俊了，也会说话了。”众人不解，因问什么雀儿变俊了，会讲话。刘姥姥道：“那廊下金架子上站的绿毛红嘴是鹦哥儿，我是认得的。那笼子里黑老鸹子怎么又长出凤头来，也会说话呢。”众人听了都笑将起来。
刘姥姥虽然粗俗，却给人欢乐，她的行动与语言总是那么富有幽默感。“绿毛红嘴是鹦哥儿”和青海方言相同，但在这里只是一种铺垫，“那笼子里黑老鸹子（八哥儿）怎么又长出凤头来，也会说话呢”才是搞笑之笔。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曹雪芹对民间人物是多么的熟悉，多么的了解，为我们研究地域文化和民间文化提供了优秀的范例。
石崖（哈）瞅成草垛了，奈何的桥，我当成鹦哥儿架了；
煨人的世事（哈）看透了，我心（哈）好，人把我哄害怕了。
———《青海大通花儿集》
这首“花儿”明确告诉我们，主人公因为误判，所以把通往阴曹地府的“奈何桥”，看成了通向美好婚姻生活的“鹦哥架”，而心有余悸。我们认为，鹦鹉不同于其他动物，鹦鹉多产自印度，使得鹦鹉在印度佛经中身份特殊。鹦鹉是佛祖释迦牟尼的过去身。吴康僧会译《六度集经》卷四：“昔者菩萨为鹦鹉王，常奉佛教，归命三尊。时当死，死不犯十恶。慈心教化，六度为首。……佛告诸比丘，时鹦鹉王者，吾身是也；人王者，调达是也。”佛教传入中国后，鹦鹉的神异性在我国古代叙事作品中也有体现。如《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第一回《盂兰盆佛爷揭谛补陀山菩萨会神》：“右傍立着一个小女徒。弥陀满口。绿鹦哥去去来来，飞绕竹林之上；生鱼儿活活泼泼，跳跃团蓝之中。原来是个观世音，我今现尽世问人。”第七十八回《宝船经过刺撒国宝船经过祖法国》：“……原来是个南无救苦救难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左边一个龙女，右边一个鹦哥。龙女儿指手指脚，鹦哥儿跳上跳下。番王看见不胜之喜，连忙的走到香炉底下来，再三叩头，再三礼拜……”青海“花儿”中所谓“鹦哥儿搭架”体现的正是一种佛教文化中的普度精神，对于封建社会婚姻不自由的人们来说，能够与心爱的人相厮守，是多么美好的愿望。
在我看来，“鹦哥儿搭架”的掌故，还融会了中国文化精神，譬如中国民间的“乞巧”节，也讲究一个“度”字。唐代福建诗人林杰的“七夕今宵看碧霄，牵牛织女渡河桥。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就非常生动地记录了牛郎织女“渡河桥”的江南节日民俗。而据青海传说，七月初七这一天，人间看不到喜鹊，因为所有的喜鹊都飞到了天上，为牛郎织女搭桥去了，有了喜鹊的帮忙，牛郎和织女就能团聚了。未尝不可以说，“喜鹊搭桥”与“鹦哥儿搭架”的文化内蕴是相同的，是人们渴盼幸福、追求美好婚姻生活的文化象征。
将美人、鹦鹉、石榴并提的是元末的江南人张昱。旺扎勒镇守江浙时，任用张昱为参谋军府事，迁左右司员外郎，行枢密院判官。旺扎勒死后，张昱弃官不出。朱元璋闵其老，厚赐遣归，张昱终老于西湖山水之间。张昱在《题鹦鹉仕女图》中云：
美人应自惜年华，庭院沉沉锁暮霞。
只有旧时鹦鹉见，春衫曾似石榴花。
这首诗将美人、鹦鹉、石榴花溶为一炉，通过刻画美人虚度年华，深锁闺阁，只为鹦鹉所见的情景，传递出作者壮志难酬的落寞心情。有趣的是，曹雪芹也在其《红楼梦》35回中通过鹦鹉传音，细致含蓄地表达了林黛玉的多愁善感。
那鹦哥便长叹一声，竟大似林黛玉素日吁嗟音韵，接着念道：“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试看春尽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黛玉、紫鹃听了，都笑起来。紫鹃笑道：“这都是素日姑娘念的，难为他怎么记了。”
林黛玉是扬州人，自父亲去世后，寄居贾府。除了老太太，没有别人可以依赖；除了贾宝玉，没有别人可以依靠，所以常幽居闺阁，难以表露对宝玉的爱，惟有廊上那只鹦鹉与丫鬟紫鹃，见证了黛玉寂寞无助的闺阁生活。所以，鹦哥诵诗就显得别具深意了。“长叹一声”和“吁嗟音韵”，把林黛玉的无奈与悲情展露无遗；《葬花词》是宝、黛“草木之恋”的高潮部分，浓缩了林黛玉深深的情愫，而终成虚幻的爱情，却被紫鹃“难为他（鹦鹉）怎么记了”一句，把读者引向深层的思考空间，颇给人同情与怜悯之感。鹦哥传音一节，彰显了曹雪芹对中国仕女文化独特的理解力和表现力。从文化属性上看，曹雪芹笔下的鹦哥传音与张昱的《题鹦鹉仕女图》是一脉相承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鹦哥儿搭架”，绝不像刘凯所说的那么简单。“石榴花”是女性的象征；“鹦哥儿搭架”则是通向爱情终极目标的理想通道，是渴求美好婚姻生活的文化意象。这样一种文化意象，自元末明初之后，从江南传到青海，在“花儿”等民间文学中扎下了根，很好地保留了下来。
（作者简介：杨生顺（1973.10-）男，青海湟中人，青海广播电视大学教学指导中心副主任，副教授，研究方向：民间文学、中国古典文学。）
千留万留的留不下，你去吧，再不说难心的话了。
———《青海民间文学资料：传统<“花儿”>专集》
“石榴”和“鹦哥儿”是青海河湟文化中经常出现的一组意象，歌手们这样唱，人们也这样听，但未必唱的人明白、听的人清楚，石榴与鹦鹉之间到底有何关系？半个世纪以来，惟刘凯先生对此进行过一些思考，试图揭开其中的谜，他说：“原来它反映的是解放前兰州西宁交通险阻的情形。那是乐都老鸦峡以西至小峡一带，路很难走，一边是湟水，一边是悬崖，凿石崖为狭小的小路，险要处，赶着牲口都不易通过。老鸦峡西有个地方，崖上的石头凸出来，下面凿石为道，凸出部分像鹦哥的嘴。由于这个地方狭窄难走，靠河的一边不得不用木头搭起架子，以稍稍将路加宽，‘绿鹦哥搭架（者）过了’的掌故，即由此而来。”刘凯虽然关注到了这个问题，可惜纯属形象性阐释，没有看清“石榴花”和“鹦哥儿”之间存在的深层文化内涵。
在青海河湟地区，劳动人民非常喜欢一种叫“石榴儿”的植物，几乎每家每户都把它种植在当院里。“石榴儿”枝干不足一米高，花色呈粉红，形状如“心”，花朵小巧玲珑，一串串，红红火火，充满喜气。湟中、大通人美其名曰“石榴儿”，青海“花儿”中时不时就出现它的身影：
高墙园里的石榴儿，白牡丹底下的兔儿。
心肝花想成了三绺儿，路远（者）听不上信儿。
———《大通花儿集》
其实“石榴儿”的学名叫荷包牡丹，湟水下游的乐都等地就叫它的学名。青海不种植石榴，自然也不产石榴，“石榴儿”是外来的文化移植行为。
好不过五月的热暑天，石榴花长在个路边，
千思万想不见面，清眼泪淌在个地边。
———《青海民间文学资料：传统<“花儿”>专集》
这首“花儿”的“好不过五月的热暑天”符合青海河湟地区实际，譬如西宁在湟水中游，夏天平均温度18益，一年中超过30益的天数就那么几天，农历五月至八月期间，最适宜出游。然而“石榴花长在个路边”不符合青海实际，青海人家一般都不会把荷包牡丹种植在庄窠外面；“石榴花”也不是青海民间口头普遍表达的词汇，实质上是江南的“石榴花”只出现在民歌中。譬如：
一溜儿山来二溜儿山，石榴花赛过了牡丹，
一日想来二日算，我没有忘你的半天。
———《青海民间文学资料：传统<“花儿”>专集》
在青海“花儿”研究中，我们发现一些古老的“花儿”，把这种外来的石榴文化意象很好地保留了下来，如：
修房要修三合头，房子后头栽石榴，石榴不死根不朽，贤妹不死不丢手。
———《青海民间文学资料：传统<“花儿”>专集》
这山望见那山平，三根石榴长成林，
三根石榴都结子，看你选上那一根。
———《青海民间文学资料：传统<“花儿”>专集》
这两首作品，与其说是青海“花儿”，还不如说是江南民歌在青海“花儿”中的移植。“修房要修三合头”、“这山望见那山平”是江南民歌特有的两种起兴方式。“房子后头栽石榴”显然更不符合青海实际。“三根石榴长成林，三根石榴都结子”进一步证明了花儿中的“石榴”非青海的“石榴儿”，而是江南的石榴树。
珍珠玛瑙的石榴儿，嫑挂在门前的树上；
实心实意的一个儿，嫑丢在空中的路上。
———《青海花儿选》
近几年来，随着交通、技术的发展，云南等地的石榴才进入西宁市场。然而，这一文化意象却在青海传播了数百年，地域封闭，交通不便的河湟地区，怎么会有这么多涉及石榴与鹦鹉的“花儿”呢？又怎么会有“珍珠玛瑙”如此形象、美丽、动人的描述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明代的江南移民，习惯了江南的文化生活，将荷包牡丹权当作石榴儿，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石榴儿”便成了青海河湟地区约定俗成的民间称谓。所以石榴这一来自江南的文化记忆，居然在一些古老的青海“花儿”中得到了传承！
在江南民歌中，以石榴起兴的作品很多，如：
五月榴花红似火，梅雨过后天放晴，
芒种开始天气热，夏至夜短两分明。
———《南京歌谣谚语》
石榴打花叶又细，阿哥出门做生意，
十天半月唔回转，阿妹怎么舍得你。
———《江南民间情歌八百首》
第一首是南京鼓楼区的民歌，以石榴开花的时间和石榴花的色泽入手起兴。第二首是江西省南康县的一首民歌，用石榴打花的叶子生发起兴。
姊在院中折石榴，郎在院外抛砖头；
要吃石榴拿一只，要偷私情叩个头。
———《江苏南部歌谣简论》
姐在园中采石榴，郎在外边掷砖头；
要吃石榴拿只去，要想阿姐夜头来。
———《江苏歌谣集·沪海区》
这两首江南民歌大致相同，传递出江南女性大胆的示爱方式。而下面这首流传在南京雨花台的民歌，则把女子在荷包上绣石榴的场景生动地呈现了出来：
小小荷包四角叉，里绣绫罗外绣纱。
荷包没有铜钱大，高头绣的石榴花。
———《南京歌谣谚语》
在中国古代，荷包是男女间爱情的信物，石榴花象征着火一样的爱情（还代指女性），石榴果则是爱情的结晶。“荷包没有铜钱大，高头绣的石榴花”一句在凸显了女子高超的针线手艺的同时，含蓄婉致地表达了女子对爱情生活的向往之情。
与石榴出现的另外一个意象就是鹦鹉了。汉代郑玄《礼记注》云：“鹦鹉，鸟之慧者。”我们知道，鹦鹉主要分布在我国四川、江西等南方地区；石榴虽然分布较广，若与鹦鹉叠加在一起，则体现了南方的一种文化认知模式。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青海“花儿”中“石榴花，鹦哥儿搭了架”的说法了。在青海方言中，人们把鹦鹉叫“鹦哥儿”，这是明代浙江等吴语方言中经常出现的一种“儿尾”词汇，与普通话有着本质的区别，我在《青海少年“儿尾”方言刍议》一文中已有论述，在此不再赘述。 红嘴儿绿毛的尕鹦哥，两股儿铁绳俩拌了；
人伙里看下的你一个，两股儿眼泪俩盼了。
———《花儿集·西宁演唱特刊》
在《红楼梦》41回中，也能看到和青海一样的关于鹦鹉的同等描述与相同称谓：
贾母也正要散散，于是大家出席，都随着贾母游玩。贾母因要带着刘姥姥散闷，遂携了刘姥姥至山前树下盘桓了半晌，又说与她这是什么树，这是什么石，这是什么花。刘姥姥一一的领会。又向贾母道：“谁知城里不但人尊贵，连雀儿也是尊贵的。偏这雀儿到了你们这里，它也变俊了，也会说话了。”众人不解，因问什么雀儿变俊了，会讲话。刘姥姥道：“那廊下金架子上站的绿毛红嘴是鹦哥儿，我是认得的。那笼子里黑老鸹子怎么又长出凤头来，也会说话呢。”众人听了都笑将起来。
刘姥姥虽然粗俗，却给人欢乐，她的行动与语言总是那么富有幽默感。“绿毛红嘴是鹦哥儿”和青海方言相同，但在这里只是一种铺垫，“那笼子里黑老鸹子（八哥儿）怎么又长出凤头来，也会说话呢”才是搞笑之笔。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曹雪芹对民间人物是多么的熟悉，多么的了解，为我们研究地域文化和民间文化提供了优秀的范例。
石崖（哈）瞅成草垛了，奈何的桥，我当成鹦哥儿架了；
煨人的世事（哈）看透了，我心（哈）好，人把我哄害怕了。
———《青海大通花儿集》
这首“花儿”明确告诉我们，主人公因为误判，所以把通往阴曹地府的“奈何桥”，看成了通向美好婚姻生活的“鹦哥架”，而心有余悸。我们认为，鹦鹉不同于其他动物，鹦鹉多产自印度，使得鹦鹉在印度佛经中身份特殊。鹦鹉是佛祖释迦牟尼的过去身。吴康僧会译《六度集经》卷四：“昔者菩萨为鹦鹉王，常奉佛教，归命三尊。时当死，死不犯十恶。慈心教化，六度为首。……佛告诸比丘，时鹦鹉王者，吾身是也；人王者，调达是也。”佛教传入中国后，鹦鹉的神异性在我国古代叙事作品中也有体现。如《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第一回《盂兰盆佛爷揭谛补陀山菩萨会神》：“右傍立着一个小女徒。弥陀满口。绿鹦哥去去来来，飞绕竹林之上；生鱼儿活活泼泼，跳跃团蓝之中。原来是个观世音，我今现尽世问人。”第七十八回《宝船经过刺撒国宝船经过祖法国》：“……原来是个南无救苦救难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左边一个龙女，右边一个鹦哥。龙女儿指手指脚，鹦哥儿跳上跳下。番王看见不胜之喜，连忙的走到香炉底下来，再三叩头，再三礼拜……”青海“花儿”中所谓“鹦哥儿搭架”体现的正是一种佛教文化中的普度精神，对于封建社会婚姻不自由的人们来说，能够与心爱的人相厮守，是多么美好的愿望。
在我看来，“鹦哥儿搭架”的掌故，还融会了中国文化精神，譬如中国民间的“乞巧”节，也讲究一个“度”字。唐代福建诗人林杰的“七夕今宵看碧霄，牵牛织女渡河桥。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就非常生动地记录了牛郎织女“渡河桥”的江南节日民俗。而据青海传说，七月初七这一天，人间看不到喜鹊，因为所有的喜鹊都飞到了天上，为牛郎织女搭桥去了，有了喜鹊的帮忙，牛郎和织女就能团聚了。未尝不可以说，“喜鹊搭桥”与“鹦哥儿搭架”的文化内蕴是相同的，是人们渴盼幸福、追求美好婚姻生活的文化象征。
将美人、鹦鹉、石榴并提的是元末的江南人张昱。旺扎勒镇守江浙时，任用张昱为参谋军府事，迁左右司员外郎，行枢密院判官。旺扎勒死后，张昱弃官不出。朱元璋闵其老，厚赐遣归，张昱终老于西湖山水之间。张昱在《题鹦鹉仕女图》中云：
美人应自惜年华，庭院沉沉锁暮霞。
只有旧时鹦鹉见，春衫曾似石榴花。
这首诗将美人、鹦鹉、石榴花溶为一炉，通过刻画美人虚度年华，深锁闺阁，只为鹦鹉所见的情景，传递出作者壮志难酬的落寞心情。有趣的是，曹雪芹也在其《红楼梦》35回中通过鹦鹉传音，细致含蓄地表达了林黛玉的多愁善感。
那鹦哥便长叹一声，竟大似林黛玉素日吁嗟音韵，接着念道：“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试看春尽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黛玉、紫鹃听了，都笑起来。紫鹃笑道：“这都是素日姑娘念的，难为他怎么记了。”
林黛玉是扬州人，自父亲去世后，寄居贾府。除了老太太，没有别人可以依赖；除了贾宝玉，没有别人可以依靠，所以常幽居闺阁，难以表露对宝玉的爱，惟有廊上那只鹦鹉与丫鬟紫鹃，见证了黛玉寂寞无助的闺阁生活。所以，鹦哥诵诗就显得别具深意了。“长叹一声”和“吁嗟音韵”，把林黛玉的无奈与悲情展露无遗；《葬花词》是宝、黛“草木之恋”的高潮部分，浓缩了林黛玉深深的情愫，而终成虚幻的爱情，却被紫鹃“难为他（鹦鹉）怎么记了”一句，把读者引向深层的思考空间，颇给人同情与怜悯之感。鹦哥传音一节，彰显了曹雪芹对中国仕女文化独特的理解力和表现力。从文化属性上看，曹雪芹笔下的鹦哥传音与张昱的《题鹦鹉仕女图》是一脉相承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鹦哥儿搭架”，绝不像刘凯所说的那么简单。“石榴花”是女性的象征；“鹦哥儿搭架”则是通向爱情终极目标的理想通道，是渴求美好婚姻生活的文化意象。这样一种文化意象，自元末明初之后，从江南传到青海，在“花儿”等民间文学中扎下了根，很好地保留了下来。
（作者简介：杨生顺（1973.10-）男，青海湟中人，青海广播电视大学教学指导中心副主任，副教授，研究方向：民间文学、中国古典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