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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13日，一个平静的冬日上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著名国画家刘继瑛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作为刘老在馆里的联络员，从家属那儿得到噩耗的一瞬间，我的心里像是被石头重重地砸了一下，一种说不出的悲怆油然而生。又知刘老虽然是因不慎摔倒致病，但走得十分安详，没有经历痛苦，不禁又感到宽慰。12月15日一早，我到解放军三〇六医院参加了家属的简单送别仪式。坐在返回的车上，几年来登门拜见刘老的场景不断浮现眼前，老人那满头的银发和慈蔼的笑容，定格成为难忘记忆。
拜师溥心畬
1921年1月25日，刘继瑛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传统旧式大家庭，祖籍河北武清。她的祖父、父亲都曾在清廷为官，家境殷实，书香传续。这样的出身在旧社会可以称得上是“大家闺秀”。少年时，家里开了私塾，专门请来两位先生教导她，一位教四书五经、纲常伦理；一位教英语算术、天文地理。为她打下了中西学的底子。继而，她进入赵梦朱创办的私立女子书画学校学习绘画，更得到家藏古代名家书画的熏陶浸润。
刘继瑛的青年时代，正是近现代中国社会最动荡的时期。从军阀混战到外族入侵，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社会更迭、由旧入新的变迁给她的封建家庭带来毁灭性冲击。父母亲在四十多岁的年纪就先后去世，娘家与夫家先后家道衰落。她不得不承担起沉重的生存负担，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靠变卖祖传的首饰换取生活用品养家糊口。
1941年，经父亲的朋友介绍，20岁的刘继瑛在可以选择的齐白石与溥心畬两位“师傅”之间做出抉择，正式拜溥心畬为师，学习国画、书法和文史知识，一直到1947年。爱新觉罗·溥儒（1896-1963），初字仲衡，改字心畬，晚清恭亲王奕?之孙，著名国画大师，于山水、人物、花鸟、书法无所不精，尤其在山水画方面宗法“南宋四大家”的马远、夏圭，承古启新，开山立派，与张大千并称“南张北溥”，与吴湖帆并称“南吴北溥”。溥心畬不仅艺术造诣高，其为人也是清高自持。伪满洲国成立时，他写文章怒斥甘做日本侵略者傀儡的堂弟溥仪“作嫔异门，为鬼他族”，称其行径是“诸夏所稀闻，史册所未有也”。年轻的刘继瑛在溥心畬门下潜心学画近十年，深受教益，影响终生。
“南张北溥”俩老头儿
跟刘老的接触中，每每提及溥先生，她莫不是毕恭毕敬的口气与神态；谈起恩师的生平往事，亦是如数家珍。
劉继瑛曾向我们讲过一个故事。上世纪40年代初，张大千与溥心畬在颐和园里比邻而居，溥住介寿堂，张住听鹂馆。她把当代中国山水画南、北宗的两位泰斗戏谑地直呼为“俩老头”，说：“俩老头在一块特有趣儿。天儿热，张大千穿着坎肩儿，俩人坐在一张画案两头，画一张小纸片。”说着，她用手比了个比小斗方还要小的尺幅。“就坐在那儿，你画几笔扔给他，他画几笔再扔给你。最后成一张小画，特别美，特好。”说起这样的画坛佳话，她的记忆仿佛回到了七八十年前。故事的最后，她一脸敬仰和诚恳地说：“当时我岁数小，胆儿也小，不敢开口要，那些小画真是太美了。”我注意到，她用的是“太美”，而没有丝毫“贵重”和“值钱”的念头。
刘继瑛喜欢画荷花，这一喜好也与张大千有关。她曾回忆说：“盛夏某一天，我去拜访张大千先生，恰巧碰上他在作画。张大千展纸挥毫绘荷花，运笔磊落有气势，墨色酣畅淋漓，全然不顾汗水已浸湿了身上的白衫。这场景几乎让我惊呆了。”回家后，她也背临了一幅荷花，不过她自觉与张大千笔下的荷花还有很大距离。但从那以后，刘继瑛便钟情于荷花，所画的作品中，也以荷花题材居多。
艺术道路上再遇名师王雪涛
1954年，北京中国画研究会推荐刘继瑛到中央美术学院进修，学习素描和人体写生，在美院她得到叶浅予、文金扬等名师指点。同时，她又拜写意花鸟画大家王雪涛为师，潜心学习王雪涛先生的小写意花鸟技法。已过而立之年的刘继瑛，倍加珍惜在大师身边学画的时间，坚持每天都要登门向王雪涛先生求教。在她的回忆里，常常是老师言传身教的这般场景：雪涛先生上午一般会画两幅四尺三裁的画，我就在一旁研墨裁纸。一天，雪涛先生画了一幅葡萄，色墨淋漓，非常精彩。他问我，可见有何问题？我瞧不出错，自然摇头。只见雪涛先生撕了一片纸，在画上又贴一颗葡萄珠，画面的构图立刻变得松紧有致、活脱得多了。
从师学画20余年，王雪涛先生的耿直为人给刘继瑛留下深刻印象，特别是王先生做的两件事，让她记忆犹新。1937年北平沦陷，正在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任教的王雪涛不愿受辱于日寇汉奸，毅然辞去教职，闭门作画。新中国成立后，王雪涛有机会出国访问，他曾三次登门求见张大千，劝其回归祖国。劝说虽未成功，但足可见王雪涛先生为新中国书画艺术发展所做的努力。
刘继瑛说：“我这个人在生活上是坎坷的，在艺术道路上是幸运的。”幸遇良师，诚哉斯言。
中央文史研究馆巾帼高手
新中国成立后，刘继瑛迎来了新生。她先后在北京画院、北京市美术公司等单位任画师，还兼职于中山书画社、齐白石艺术研究会、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等机构。和许多画界老师、朋友们一样，她毫不吝惜地用手中的画笔描绘和歌颂崭新的时代。1954年，刘继瑛与何香凝、胡絜青、俞致贞等11位女画家合作大幅作品《百花齐放》；1957年，又与王雪涛、郭味蕖、董寿平等前辈合作，为我国在莫斯科开设的北京饭店大厅完成巨幅作品《和平万岁》；1979年，为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馆创作丈二大画。她的作品还多次被国家领导人作为国礼赠送外宾。1991年4月，刚满70岁的刘继瑛被国务院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文史馆这个为“德、才、望”和“文、老、贫”之士“量身定做”的机构，成了刘继瑛人生的“最终归宿”。她被党和政府视作“尊贤”“养贤”的对象之一，与启功、朱家溍、郁风、卢光照、许麟庐、孙天牧等文化艺术界名流同列。这是对她人生经历、道德品格和艺术成就的极大肯定。
少时衣食无忧，青年处境艰难，中年以后苦尽甘来。这样的人生经历使得刘继瑛发自内心地热爱和拥护中国共产党，因为她切身体会到是党救国于危难，救民于水火，给了老百姓安定的社会生活。就像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许多老艺术家一样，虽然政治身份在党外，她还是会常常充满感情地把“组织上”这个亲切的称呼挂在嘴边，感谢组织上给予的礼遇和关怀。她说：“在我有生之年，我绝对不会放下画笔，我要用我的作品，为祖国、为人民、为国家的大好形势，做出一点小小的贡献。这是我对国家的一点心意。” 刘继瑛不仅继承了溥心畬、王雪涛两位大师的笔墨精神和绘画技法，而且博采众长，数十年孜孜以求，勤学不辍，逐渐形成了自己用笔多变、设色清丽、气势生动的风格。她笔下的牡丹、荷花、鸢尾、紫藤、喜鹊、绶带，无不生机活现，趣味盎然，几可与恩师相媲美。
刘继瑛是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公认的花鸟画大家。启功先生盛赞她“笔端造化，万物皆春”；已故馆员萧劳先生为她所画牡丹题诗曰：“时序芳菲趋笔端，暮朝微暖复轻寒。霜缣省识春风面，欧碧鞓红画牡丹。”已故馆员秦岭云先生在1992年写过一篇《巾帼高手刘继瑛》，他笔下的刘继瑛是这样的：“继瑛同志出身名门，世代书香，她抚琴、弹筝、唱戏、作画……是燕京众人称道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一手没骨半工半写的花鸟画更是脍炙人口，受人喜爱。……她作画一如先师风范，意发笔先，信手挥写，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所出花鸟，形神全备，雅俗共赏，色墨艳丽，而无脂粉俗气，笔调活脱，而不横肆粗霸，画风温文尔雅，一如其人。”
刘继瑛十分喜爱秦岭云先生的这篇文章。2001年线装书局出版《刘继瑛画集》时，她把此文作为了序言之一。在这本画集里，时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现任馆长的袁行霈先生应邀亦欣然撰跋，他评价刘继瑛道：“以其慧心观察花竹之形貌，体会翎毛之神情，象生意端，形造笔下，尺幅之间，生机盎然。展卷读之，四季之美景悉在目前。于春则有牡丹之国色天香，于夏则有芰荷之香远益清，于秋则有枫叶之红于春花，于冬则有腊梅之暗香浮动，不出户而得郊野之趣矣。”
画家画画，首先是自我修为
刘继瑛从大师们身上继承来的不仅是高超的画艺，更有高尚的人格。
2011年冬天，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在北京画院美术馆为即将迎来90岁生日的刘继瑛举办人生第一次个人作品展——“花沁幽馥”，展出了她1941年到2008年各个时期的写意花鸟画精品60余幅。在展览开幕式上，时任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北京画院院长王明明说：“刘（继瑛）先生是20世纪北京中国画坛的亲历者和参与者。她的从艺经历说明，成就一位艺术家需要很多条件，首先是大家的指点，这些指点作用重大；其次，要能够将老师所教授的内容转化为自己的风格从而发扬光大。中国的艺术讲究人品，人品高艺品才会高。艺术家需要修炼，修炼越久，境界也会越高。刘先生是我国少有的人品、画品皆高的女艺术家。”在嘉宾与观众热烈的掌声中，刘继瑛颤巍巍地站起来，连称“愧不敢当”，要“请各位老师多多指教”。她的低调谦和，令人赞叹，更令人敬佩。
2013年，人民美术出版社为刘继瑛出版《中国当代名家画集·刘继瑛》，这个系列画集在美术界的影响很大，是专业美术出版领域对艺术家的认可与肯定，因其封面采取大红色，俗称作“大红袍”。看到“名家”二字，刘继瑛又十分认真地更正说：“我哪是名家，顶多算还凑合吧。”看九十多岁的老人如此较真，工作人员只好告诉她：人民美术出版社这个系列也不能谁来都给出的，是要经过一个专业委员会讨论评定的，专家们都一致认为您够得上“名家”。就这样，她才不再坚持，勉强接受了“名家”的“头衔”。
刘继瑛更从不以大师自居。她说，溥（心畬）先生、王（雪涛）先生那样的人才是大师，自己“连老师的皮毛都没学到”，绝不敢称“大师”。曾有从事书画拍卖工作的商人通过亲属找到她，提出要替她包装宣传，走市场路线，让她的画更“值钱”。不料，来人的一番“好意”却碰了钉子。刘继瑛当即表示，她不喜欢也不赞成把书画作品“市场化”。别人怎么样是别人的事，自己一辈子没有考虑过画能卖多少钱，怎样能把画卖出去，也不想卖画。她说，画就是画，应该回归艺术的本质。画家画画，首先是自娱，是自我修为，已经实现价值了。这样的自我定位与艺术认知，是多么的高贵和充满智慧！这不就是千百年来中国画得以传承不灭的境界追求吗？
归于荷花开处
刘继瑛是工作关系在中央文史研究馆的少数几位馆员之一，又是居住在京的馆员里最年长的，因此我每年都有机会得以到家中拜访刘老。她的“琴斋”总是收拾得一尘不染，井然有序。即便是我一个年轻人独自而來，刘老也会按照旧时礼俗，很认真地在客厅分宾主落座，沏好茶水，关心地问候几句，总说文史馆对她照顾得很好。她年纪大了记忆力不好，每次都让我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纸上给她看，还不时表示歉意，说记不住客人的名字很失礼。老先生是如此认真、客气，让我深深感动。
90岁以后她便很少能出门活动，但是身为一位花鸟画家，她热爱生命、热爱自然的天性并未减退。她家里经常摆放着蝴蝶兰等花木。无论白天还是傍晚，她都喜欢打开窗户看看楼下的花花草草和忙碌的人们。闲来无事，她会全神贯注地弹一曲古琴，听几段京剧老唱片，回忆起自己近一个世纪的人生，世事浮沉，云淡风轻。
关于生死，她从不讳谈。每每被人问及健康状况，她总是乐呵呵地说“凑合活着吧”。一起进入中央文史研究馆的老先生们陆续驾鹤西归，每当听到消息，她都不无伤感地表达惋惜，说起老先生们的好，回忆一起在文史馆谈诗论文、提笔作画的时光。
关于后事，她早早就给子女做好了交代：一切从简，不要给文史馆添麻烦。“一不开追悼会，二不办遗体告别仪式，三不买墓地。”不愿麻烦别人、更不愿麻烦组织是她一生的处事原则。她敬重周恩来总理，希望自己也像周总理那样，把骨灰撒进江河湖海里。周总理是伟人，心怀整个国家和人民，她无法相比，她人生的最后一个愿望是能够长眠在有一片荷花的池塘，夏日看接天莲叶，秋来听雨落残荷。这是多么充满诗意，多么让人为之动容的生命归宿！
责任编辑 沈飞德 章 洁
拜师溥心畬
1921年1月25日，刘继瑛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传统旧式大家庭，祖籍河北武清。她的祖父、父亲都曾在清廷为官，家境殷实，书香传续。这样的出身在旧社会可以称得上是“大家闺秀”。少年时，家里开了私塾，专门请来两位先生教导她，一位教四书五经、纲常伦理；一位教英语算术、天文地理。为她打下了中西学的底子。继而，她进入赵梦朱创办的私立女子书画学校学习绘画，更得到家藏古代名家书画的熏陶浸润。
刘继瑛的青年时代，正是近现代中国社会最动荡的时期。从军阀混战到外族入侵，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社会更迭、由旧入新的变迁给她的封建家庭带来毁灭性冲击。父母亲在四十多岁的年纪就先后去世，娘家与夫家先后家道衰落。她不得不承担起沉重的生存负担，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靠变卖祖传的首饰换取生活用品养家糊口。
1941年，经父亲的朋友介绍，20岁的刘继瑛在可以选择的齐白石与溥心畬两位“师傅”之间做出抉择，正式拜溥心畬为师，学习国画、书法和文史知识，一直到1947年。爱新觉罗·溥儒（1896-1963），初字仲衡，改字心畬，晚清恭亲王奕?之孙，著名国画大师，于山水、人物、花鸟、书法无所不精，尤其在山水画方面宗法“南宋四大家”的马远、夏圭，承古启新，开山立派，与张大千并称“南张北溥”，与吴湖帆并称“南吴北溥”。溥心畬不仅艺术造诣高，其为人也是清高自持。伪满洲国成立时，他写文章怒斥甘做日本侵略者傀儡的堂弟溥仪“作嫔异门，为鬼他族”，称其行径是“诸夏所稀闻，史册所未有也”。年轻的刘继瑛在溥心畬门下潜心学画近十年，深受教益，影响终生。
“南张北溥”俩老头儿
跟刘老的接触中，每每提及溥先生，她莫不是毕恭毕敬的口气与神态；谈起恩师的生平往事，亦是如数家珍。
劉继瑛曾向我们讲过一个故事。上世纪40年代初，张大千与溥心畬在颐和园里比邻而居，溥住介寿堂，张住听鹂馆。她把当代中国山水画南、北宗的两位泰斗戏谑地直呼为“俩老头”，说：“俩老头在一块特有趣儿。天儿热，张大千穿着坎肩儿，俩人坐在一张画案两头，画一张小纸片。”说着，她用手比了个比小斗方还要小的尺幅。“就坐在那儿，你画几笔扔给他，他画几笔再扔给你。最后成一张小画，特别美，特好。”说起这样的画坛佳话，她的记忆仿佛回到了七八十年前。故事的最后，她一脸敬仰和诚恳地说：“当时我岁数小，胆儿也小，不敢开口要，那些小画真是太美了。”我注意到，她用的是“太美”，而没有丝毫“贵重”和“值钱”的念头。
刘继瑛喜欢画荷花，这一喜好也与张大千有关。她曾回忆说：“盛夏某一天，我去拜访张大千先生，恰巧碰上他在作画。张大千展纸挥毫绘荷花，运笔磊落有气势，墨色酣畅淋漓，全然不顾汗水已浸湿了身上的白衫。这场景几乎让我惊呆了。”回家后，她也背临了一幅荷花，不过她自觉与张大千笔下的荷花还有很大距离。但从那以后，刘继瑛便钟情于荷花，所画的作品中，也以荷花题材居多。
艺术道路上再遇名师王雪涛
1954年，北京中国画研究会推荐刘继瑛到中央美术学院进修，学习素描和人体写生，在美院她得到叶浅予、文金扬等名师指点。同时，她又拜写意花鸟画大家王雪涛为师，潜心学习王雪涛先生的小写意花鸟技法。已过而立之年的刘继瑛，倍加珍惜在大师身边学画的时间，坚持每天都要登门向王雪涛先生求教。在她的回忆里，常常是老师言传身教的这般场景：雪涛先生上午一般会画两幅四尺三裁的画，我就在一旁研墨裁纸。一天，雪涛先生画了一幅葡萄，色墨淋漓，非常精彩。他问我，可见有何问题？我瞧不出错，自然摇头。只见雪涛先生撕了一片纸，在画上又贴一颗葡萄珠，画面的构图立刻变得松紧有致、活脱得多了。
从师学画20余年，王雪涛先生的耿直为人给刘继瑛留下深刻印象，特别是王先生做的两件事，让她记忆犹新。1937年北平沦陷，正在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任教的王雪涛不愿受辱于日寇汉奸，毅然辞去教职，闭门作画。新中国成立后，王雪涛有机会出国访问，他曾三次登门求见张大千，劝其回归祖国。劝说虽未成功，但足可见王雪涛先生为新中国书画艺术发展所做的努力。
刘继瑛说：“我这个人在生活上是坎坷的，在艺术道路上是幸运的。”幸遇良师，诚哉斯言。
中央文史研究馆巾帼高手
新中国成立后，刘继瑛迎来了新生。她先后在北京画院、北京市美术公司等单位任画师，还兼职于中山书画社、齐白石艺术研究会、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等机构。和许多画界老师、朋友们一样，她毫不吝惜地用手中的画笔描绘和歌颂崭新的时代。1954年，刘继瑛与何香凝、胡絜青、俞致贞等11位女画家合作大幅作品《百花齐放》；1957年，又与王雪涛、郭味蕖、董寿平等前辈合作，为我国在莫斯科开设的北京饭店大厅完成巨幅作品《和平万岁》；1979年，为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馆创作丈二大画。她的作品还多次被国家领导人作为国礼赠送外宾。1991年4月，刚满70岁的刘继瑛被国务院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文史馆这个为“德、才、望”和“文、老、贫”之士“量身定做”的机构，成了刘继瑛人生的“最终归宿”。她被党和政府视作“尊贤”“养贤”的对象之一，与启功、朱家溍、郁风、卢光照、许麟庐、孙天牧等文化艺术界名流同列。这是对她人生经历、道德品格和艺术成就的极大肯定。
少时衣食无忧，青年处境艰难，中年以后苦尽甘来。这样的人生经历使得刘继瑛发自内心地热爱和拥护中国共产党，因为她切身体会到是党救国于危难，救民于水火，给了老百姓安定的社会生活。就像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许多老艺术家一样，虽然政治身份在党外，她还是会常常充满感情地把“组织上”这个亲切的称呼挂在嘴边，感谢组织上给予的礼遇和关怀。她说：“在我有生之年，我绝对不会放下画笔，我要用我的作品，为祖国、为人民、为国家的大好形势，做出一点小小的贡献。这是我对国家的一点心意。” 刘继瑛不仅继承了溥心畬、王雪涛两位大师的笔墨精神和绘画技法，而且博采众长，数十年孜孜以求，勤学不辍，逐渐形成了自己用笔多变、设色清丽、气势生动的风格。她笔下的牡丹、荷花、鸢尾、紫藤、喜鹊、绶带，无不生机活现，趣味盎然，几可与恩师相媲美。
刘继瑛是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公认的花鸟画大家。启功先生盛赞她“笔端造化，万物皆春”；已故馆员萧劳先生为她所画牡丹题诗曰：“时序芳菲趋笔端，暮朝微暖复轻寒。霜缣省识春风面，欧碧鞓红画牡丹。”已故馆员秦岭云先生在1992年写过一篇《巾帼高手刘继瑛》，他笔下的刘继瑛是这样的：“继瑛同志出身名门，世代书香，她抚琴、弹筝、唱戏、作画……是燕京众人称道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一手没骨半工半写的花鸟画更是脍炙人口，受人喜爱。……她作画一如先师风范，意发笔先，信手挥写，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所出花鸟，形神全备，雅俗共赏，色墨艳丽，而无脂粉俗气，笔调活脱，而不横肆粗霸，画风温文尔雅，一如其人。”
刘继瑛十分喜爱秦岭云先生的这篇文章。2001年线装书局出版《刘继瑛画集》时，她把此文作为了序言之一。在这本画集里，时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现任馆长的袁行霈先生应邀亦欣然撰跋，他评价刘继瑛道：“以其慧心观察花竹之形貌，体会翎毛之神情，象生意端，形造笔下，尺幅之间，生机盎然。展卷读之，四季之美景悉在目前。于春则有牡丹之国色天香，于夏则有芰荷之香远益清，于秋则有枫叶之红于春花，于冬则有腊梅之暗香浮动，不出户而得郊野之趣矣。”
画家画画，首先是自我修为
刘继瑛从大师们身上继承来的不仅是高超的画艺，更有高尚的人格。
2011年冬天，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在北京画院美术馆为即将迎来90岁生日的刘继瑛举办人生第一次个人作品展——“花沁幽馥”，展出了她1941年到2008年各个时期的写意花鸟画精品60余幅。在展览开幕式上，时任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北京画院院长王明明说：“刘（继瑛）先生是20世纪北京中国画坛的亲历者和参与者。她的从艺经历说明，成就一位艺术家需要很多条件，首先是大家的指点，这些指点作用重大；其次，要能够将老师所教授的内容转化为自己的风格从而发扬光大。中国的艺术讲究人品，人品高艺品才会高。艺术家需要修炼，修炼越久，境界也会越高。刘先生是我国少有的人品、画品皆高的女艺术家。”在嘉宾与观众热烈的掌声中，刘继瑛颤巍巍地站起来，连称“愧不敢当”，要“请各位老师多多指教”。她的低调谦和，令人赞叹，更令人敬佩。
2013年，人民美术出版社为刘继瑛出版《中国当代名家画集·刘继瑛》，这个系列画集在美术界的影响很大，是专业美术出版领域对艺术家的认可与肯定，因其封面采取大红色，俗称作“大红袍”。看到“名家”二字，刘继瑛又十分认真地更正说：“我哪是名家，顶多算还凑合吧。”看九十多岁的老人如此较真，工作人员只好告诉她：人民美术出版社这个系列也不能谁来都给出的，是要经过一个专业委员会讨论评定的，专家们都一致认为您够得上“名家”。就这样，她才不再坚持，勉强接受了“名家”的“头衔”。
刘继瑛更从不以大师自居。她说，溥（心畬）先生、王（雪涛）先生那样的人才是大师，自己“连老师的皮毛都没学到”，绝不敢称“大师”。曾有从事书画拍卖工作的商人通过亲属找到她，提出要替她包装宣传，走市场路线，让她的画更“值钱”。不料，来人的一番“好意”却碰了钉子。刘继瑛当即表示，她不喜欢也不赞成把书画作品“市场化”。别人怎么样是别人的事，自己一辈子没有考虑过画能卖多少钱，怎样能把画卖出去，也不想卖画。她说，画就是画，应该回归艺术的本质。画家画画，首先是自娱，是自我修为，已经实现价值了。这样的自我定位与艺术认知，是多么的高贵和充满智慧！这不就是千百年来中国画得以传承不灭的境界追求吗？
归于荷花开处
刘继瑛是工作关系在中央文史研究馆的少数几位馆员之一，又是居住在京的馆员里最年长的，因此我每年都有机会得以到家中拜访刘老。她的“琴斋”总是收拾得一尘不染，井然有序。即便是我一个年轻人独自而來，刘老也会按照旧时礼俗，很认真地在客厅分宾主落座，沏好茶水，关心地问候几句，总说文史馆对她照顾得很好。她年纪大了记忆力不好，每次都让我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纸上给她看，还不时表示歉意，说记不住客人的名字很失礼。老先生是如此认真、客气，让我深深感动。
90岁以后她便很少能出门活动，但是身为一位花鸟画家，她热爱生命、热爱自然的天性并未减退。她家里经常摆放着蝴蝶兰等花木。无论白天还是傍晚，她都喜欢打开窗户看看楼下的花花草草和忙碌的人们。闲来无事，她会全神贯注地弹一曲古琴，听几段京剧老唱片，回忆起自己近一个世纪的人生，世事浮沉，云淡风轻。
关于生死，她从不讳谈。每每被人问及健康状况，她总是乐呵呵地说“凑合活着吧”。一起进入中央文史研究馆的老先生们陆续驾鹤西归，每当听到消息，她都不无伤感地表达惋惜，说起老先生们的好，回忆一起在文史馆谈诗论文、提笔作画的时光。
关于后事，她早早就给子女做好了交代：一切从简，不要给文史馆添麻烦。“一不开追悼会，二不办遗体告别仪式，三不买墓地。”不愿麻烦别人、更不愿麻烦组织是她一生的处事原则。她敬重周恩来总理，希望自己也像周总理那样，把骨灰撒进江河湖海里。周总理是伟人，心怀整个国家和人民，她无法相比，她人生的最后一个愿望是能够长眠在有一片荷花的池塘，夏日看接天莲叶，秋来听雨落残荷。这是多么充满诗意，多么让人为之动容的生命归宿！
责任编辑 沈飞德 章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