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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报刊发《建国后毛泽东几项重要军事战略举措》一文，其中说：“在毛泽东关怀下，空军从无到有，不到4年就拥有3000多架飞机，并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一鸣惊人。”近几年来，一些电视剧也有这两个提法。探寻历史，“从无到有”、“一鸣惊人”的观点与空军建设和成长事实不符。毛泽东本人也不主张空军入朝作战要“一鸣惊人”。
关于“从无到有”说，20世纪50年代初，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一任司令员刘亚楼多次在空军干部会议上批评过这一观点。他告诫空军各级干部：不要说什么空军“从无到有”，那不符合人民空军的历史事实。
空军是从陆军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人民解放军空军组建初期，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下令第四野战军第十四兵团机关和军委航空局，组建空军领导机关，尔后大批陆军军、师、团部队和陆军干部陆续调往空军。陆军番号一改，就成为空军的军、师、团部队和院校。空军的编制、体制大体上与陆军相同。更不用说空军继承了陆军的传统作风和作战经验，如空军的“一域多层四四制”战术原则，就是从陆军的“三三制”演变来的。刘亚楼要求空军干部、战士要牢固树立“在陆军的基础上建设空军”的思想。这一观点，是中共中央多位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多次谈话精神的高度概括，是人民空军建设的根本特征。
建立党领导下的空军，是中共中央的一个夙愿。从20世纪20年代起直至1949年，中共中央一直不断探索建立自己的空军的道路。许多早期学习航空技术的共产党员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为之奋斗了20多年，献出了自己的青春甚至生命。
人民军队建立自己的空军，是从先培养航空人才开始的。在20世纪20年代的历史条件下，培养自己的航空人才，只有两条路可选择：一条是选派共产党员到苏联去学航空，另一条是不暴露共产党员身份，到国共合作创办或国民党创办的航空学校学习航空知识。
1925年，中共中央从国共合作时期兴办的广东航空学校第一期中选派33名共产党员去苏联学习飞行。1926年，又从该校选派5名共产党员去苏联学习飞行。1927年，从正在苏联学习的共产党员中选派了一批改学飞行。1930年，中国工农红军拥有第一架飞机“列宁”号之后，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便成立了航空局。这可谓是人民空军机构的雏形。1932年，红军在福建漳州缴获了国民党的一架飞机，由学过航空的红军干部驾驶，在福建漳州至江西瑞金之间飞行撒传单。这是红军拥有的第二架飞机。1935年9月，中共中央再次调在苏联学习的共产党员改学飞行。1938年2月，中共中央将红军西路军失败后进入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的43名共产党员，安排到航校学习航空，其中飞行班25人，航空机械班18人。新中国成立后，这批干部成为解放军空军的飞行团长、师长、航校校长、空军军长和军区空军司令员等。1949年10月1日，他们有的驾机升空参加了开国大典。1941年3月，八路军成立了航空组和(航空)工程学校，由学过航空的干部担任领导和教学工作。同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修建机场，以便为中央领导同志、美国朋友和美军观察组成员进出延安服务。以前学过航空的专业人员，参加了筹备机场修建和机场引导、指挥等工作。
1946年1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颁布命令，成立东北民主联军航空总队，并任命朱瑞为总队长、吴溉之为总队政委。东北航空总队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航空事业发生了一个伟大的转折，是人民解放军独立自主建设空军的第一步。
同年3月，东北民主联军创办了航空学校，由刘亚楼兼任校长。该校利用从日军中缴获的飞机，经改造后，完成了学员的初教机、高教机的训练任务。1945年9月，东北人民自治军接受日本关东军林弥一郎飞行大队300余人投降，接收日军飞机46架及一批航空器材。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成立后，将日军投降人员、飞机编入了该航校。至1948年10月，该校共培养560名航空技术人员，其中飞行员126名，机械员322名，领航员24名，场站、气象、通信、仪表和参谋人员88名，涵盖了现代化空军所需的各类人员。这批骨干，后来成为空军建设的中坚力量。人们赞扬这所具有光荣传统的航校为“东北老航校”、“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摇篮”。
1949年1月8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的报告中，提出了建立“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的任务。3月8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陈云、彭德怀、董必武、林伯渠、贺龙、陈毅、邓小平等领导人，特地召见了东北老航校副校长常乾坤、副政委王弼，听取他们汇报老航校培养航空人才的情况。中央领导入听取汇报后，进一步明确了创建空军的设想和步骤。
1949年3月，中央军委航空局成立，办公地设在北平市灯市口。军委航空局的任务之一，是派人随野战军至各地接管国民党空军的人员和设备。后来，陆续接管了大小机场60多个，飞机113架，发动机1278台，各种航空器材4万余吨，航空修理、装配工厂32个，接收国民党航空技术人员2267人，其中空勤人员60多人、地勤人员2000多人、工程技术人员100多人、其他人员100多人。至此，人民空军拥有航空技术人员2938人，飞机159架，具备了建立人民解放军空军的客观条件。
1949年7月26日，中央军委电令第四野战军：空军领导机关以第四野战军第十四兵团机关和军委航空局人员组成。同年10月25日，中央军委任命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萧华为空军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49年11月9日，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向毛泽东报告：空军领导机关正式成立的条件已经具备。11月11日，中央军委电令：1949年11月11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成立日。
1950年3月8日，空军在北京召开第一次航校政治工作会议。朱德到会讲话，强调要在陆军的基础上建立一支完全新式的、强大的人民空军。为贯彻执行这一方针，中央军委电令各野战军抽调优秀干部、战士到航校学习飞行和机务，并选调陆军优秀师、团级干部作为航校的骨干，并迅速组建了6所航空学校。1951年2月，空军党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着重讨论了“在陆军的基础上建设空军”的重要指导思想。会议认为，经过一年多的摸索，“在陆军的基础上建设空军”，是空军建设的总原则，是空军的根。其基本含义是建设空军以陆军为基础，把陆军的传统、作风、经验、机构、人员等，结合空军建设的具体条件，加以正确运用，使人民空军很好地建设起来。为使这一观点植根于空军指战员的思想，会议建议以刘亚楼的名义，在1951年8月1日的《人民空军》杂志发表《在陆军的基础上建设空军》的文章，进一步要求空军全体人员认真 学习，深刻领会，坚决贯彻执行。
综上所述，人民解放军空军不是“从无到有”建设起来的，而是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几十年的成长历史，一点一滴，一步一步逐渐成长起来的。空军建设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强大的、经过战争考验的陆军的支持，“在陆军的基础上建设空军”的思想，任何时候都不可淡化和忘记。
关于“一鸣惊人”说，也不符合毛泽东军事思想。笔者查遍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发给空军的文件、电报、题词等，均无“一鸣惊人”的提法，相反，倒是有告诫空军不要“一鸣惊人”的重要指示。
1951年6月，朝鲜战争可能出现停战。毛泽东针对这一可能出现的趋势，指示空军要抓住时机，多让部队入朝参战锻炼。他就空军参加抗美援朝作战的问题，当面指示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空军要抓紧时机参战，以求得到战斗锻炼。新兵种初次参战，不可能等到准备工作完全充分。初次打仗，不要设想一鸣惊人，一鸣则已，不必惊人。
毛泽东这一科学论断，是建立在中美空军力量对比基础上的，是实事求是的。当时，美侵朝空军和志愿军空军力量对比，无论是从飞行员和指挥员军事素质上讲，还是从飞行技术上讲；无论是从飞机质量上讲，还是从数量上讲，双方对比悬殊之大，在世界空战史上都是罕见的。志愿军空军要和拥有陆海空相配合的美国空军作战，制空权必然在美国空军手中，这对志愿军空军作战极为不利。再加上志愿军空军指挥机关、飞行部队、地勤部队军事素质都不高，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等到军事素质提高了再打。志愿军空军只能是边打边建，边打边练，在战斗中成长。毛泽东说过，革命战争“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就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斗中成长的历史。志愿军空军和美国空军相比，在技术上、数量上虽处于劣势，但因有党的英明领导，有全国人民的支持，有经过长期战争考验的、从陆军调来的大批骨干，有陆军丰富的作战经验可以借鉴，一定能以弱胜强，以少胜多，在战斗中成长。这一点，已经被历史所证实。在兵力使用上，空军党委主张积蓄力量，选择时机，集中使用。1950年12月3日，刘亚楼将上述设想报告毛泽东。毛泽东于12月4日批示：“同意你的意见，采取稳当的办法为好。”这就是志愿军空军的“积蓄力量，选择时机，集中使用”的作战方针。
志愿军空军从1950年12月至1953年7月参战两年零8个月，共击落美国侵朝空军和其他国家侵朝空军飞机330架；击落了美军空中英雄戴维斯，击落了美军“双料王牌”飞行员费席尔，并创造了用活塞式飞机击落喷气式飞机的范例。 经过刘、邓的讲解，到会的干部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后来，刘伯承和邓小平等联名向中央军委报告：“十八军经营西藏的问题，则是我们当前极大的战略问题，也是该军在思想上的一个极大的转折问题。但在我们与其师以上干部说明任务和我们决以全力支援进军的情况下，大家都很愉快地接受这一任务。”
15日的会议大体上确定：进藏部队2月底完成准备，3月初出动，主力于月底集结甘孜地区，4月底集结德格地区，5月间占领昌都。对于昌都，大家一致认为，昌都是可能阻止我军进藏的藏军主力所在地，如果“占领昌都，就会震动全藏，促进内部分化”。6月占领拉萨乃至日喀则，即可“从军事上基本解决了西藏问题”。为了实现上述进藏计划，会议还确定了许多具体准备事项：“规定时程，限期检查，并指定李达同志每半月向中央军委作一次报告”；关于西藏地区党组织，刘伯承等主张“成立西藏工作委员会”，以张国华等7人为委员，“张国华为书记，谭冠三为副书记”，请中央审查批准。1月18日，邓小平起草电报，将以上会议内容以中共西南局的名义上报给中央军委和毛泽东。
为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要指示精神，具体落实1月15日会议的计划，刘伯承和邓小平等于1月22日就进军西藏的准备工作与实施计划上报中央军委并通报给贺龙、李井泉，还通令各兵团、各军首长，郑重指出：“我十八军担任进军，这是一种极其光荣而艰巨的伟大任务。我们决从各方面动员一切可能的力量以支援这一进军。”为此，拟从几个方面着手准备：“强化补给、运输组织”；“改善部队装备、编制，以适于康藏地区的特殊条件”；“配发以适于康藏情况的卫生药物”；除带银洋外，“并需带相当数量的黄金，以便到藏外向印度购买必需品”。另外，还专门“组成专责的支援司令部”，以昌炳桂为司令员，胥光义为政治委员……
接到刘、邓等人接踵而至的电报，中共中央经过研究，决定原则上批准来电所提出的各项准备工作。
2月3日，根据刘伯承、邓小平的指示精神，十八军组建了“进藏先遣支队”。西南局公路管理局也派人整修川康、康青两条道路，整修康定至甘孜段长400公里的路面。中共西南局、西南军区命令“进军西藏支援司令部”，“克服一切困难，不惜任何代价抢修公路”。同时电示张国华、谭冠三等：为了保障进军中粮食供应，一方面加强运输组织，“而另一方面则必须从各方面减少可以减少的吃饭人数，以免将来无法供应”。为此，要挑选身体健康人员，要着重携带粮食等等。
2月4日，刘伯承、邓小平和贺龙等人在重庆会合后，很快即召开了西南局第一次全体会议，其中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详细讨论、研究了进藏的各种问题。2月9日，中共西南局、西南军区及时电示张国华等：这次进军应注意人马健康，谋增战士福利，“并充分说明困难，作克服任何意外困难的精神准备相号召，方能不被可能的困难条件所阻碍，顺利达到这次的艰巨伟大任务”。
为了统一指战员的思想，鼓舞斗志，坚定信心，刘伯承和邓小平、贺龙等决定，由中共西南局、西南军区、第二野战军联名，于2月15日向西南军区所属全体指战员发出《进军西藏政治动员令》，郑重宣布：解放西藏进军即将开始，“谨向挺进祖国边疆的光荣人民战士致以荣誉的祝贺”！我们直接的光荣任务，“就是进军解放西藏，把五星红旗和八一军旗插到喜马拉雅山和雅鲁藏布江，解放和建设巩固祖国的边疆”。
与此同时，第十八军开始了紧张、有序、有效的准备工作。首先，调整、充实组织和人员。除干部的升迁调补外，重点放在充实连队、精简机关、贯彻编制及精简老弱人员。同时，统一调整补充了军马。其次，武器准备。主要是统一机枪、步枪口径，以利于今后补充弹药。再次，补充物资。按照入藏员额4．1万人的计划，提前为8000人的先遣部队补充物资，并加紧为后续部队补充军服等物资。
经过富有成效的准备，第十八军在乐山举行了进军西藏誓师大会。张国华在会上作动员讲话，并带领指战员集体宣誓：“坚决把五星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让幸福的花朵开遍全西藏。”
毛泽东身在北京，目光却不断关注着西藏。4月1日，他电示进藏部队：“一面进军，一面修路”；“进军西藏，不吃地方”。进军新疆路途中的王震，详细调查了从新疆进入西藏的气候、道路后，“确定走玉田这条小路，入藏后可分路前进，以占领善和为目的，而后南下进占大克”，同时即派人用石块砌路。彭德怀则于4月21日和贾拓夫亲自前往西宁，实地了解进军西藏准备工作的落实情况。根据青藏地区的自然条件，确定从青海进军西藏，采取“先设站后进军，站站扎连，步步张营，梯次延伸前进”的方针。同时决定，“以不失时效并且兼顾到节省财力的原则”，用3个月时间，完成修公路、建营房、建仓库等三项任务。
面对外国势力的干涉，毛泽东针锋相对，义正词严：“西藏是中国领土”，“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任何外国无权过问”。1951年10月，十八军进驻拉萨，西藏和平解放
由西南进军西藏，西康是必经之地。当时，西康的西昌地区被国民党军队和少数反动地方武装占据着。1950年3月12日，西南军区以13个团的兵力发起西昌战役；20日，解放西康重镇康定；24日，人民解放军进驻康定；三天后，西昌解放。就在同一天，康定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10多天后，西康北部各族各界群众在甘孜举行庆祝大会，庆祝全康解放暨康定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4月7日，西昌战役顺利结束，共歼敌1万余人，解放西昌等18座县城。至此，除西藏外，西南全境获得解放。
与此同时，广大藏族同胞也热切盼望着人民解放军早日进藏，渴望着同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圆。他们为此奔走呼号，刘伯承等也给予了巨大的支持和鼓励。早在1949年12月，西康三位藏族上层人士格达活佛、夏克刀登、邦达多吉的代表柏志、旺嘉、泽郎就从西康的玉隆出发，经甘肃、陕西、河南等地，辗转前往北京向毛泽东、朱德献旗致敬。他们于1950年2月18日抵京，4月12日南返来到重庆，受到了刘伯承、贺龙、邓小平等人的热情款待。4月30日，西藏班禅坎布会议厅也向刘伯承、贺龙、邓小平解放西康表示祝贺，并希望大军迅速进军解放西藏。
中共中央西南局关于解决西藏问题的方针，是在两个月前作为准备同西藏地方政府进行谈判的“十条方针”基础上提出来并上报中共中央的，中共中央很快复电表示同意。毛泽东还告诉主管少数民族工作的李维汉：“除第八条应加‘西藏领导人员’数字外，均可同意。”并请他起草复电。接到中央复电后，邓小平于6月2日亲自为中共西南局起草了《以十条条件作为和平进军西藏的谈判基础》，及时指导西藏工委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和平谈判工作。6月30日，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军区在联合发布的进军西藏的布告中，也重申了“十条方针”确定的基本原则。
后来，毛泽东还告诉中共西南局和西北局：西藏代表到达北京时，中央人民政府也拟以西南局既定的“十条方针”作为谈判条件，“争取西藏代表签字，使十条变为双方同意的条件”。如果这样，“则明年进军拉萨会要顺利些”。毛泽东和周恩来还把这“十条方针”称为“公约十章”，认为以此作为谈判条件“似较妥”，只是“目前不要发表”。根据中共中央暂不公开发表的指示，刘伯承在西南局会议上只是概括地向与会委员们提了出来。
西南军政委员会正式成立之前，根据政务院关于西北、西南均为国内多民族地区，故须在军政委员会内设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指示精神，西南局专门在民族事务委员会中设立了3个处，分别处理藏、彝、苗三个民族的工作。此后，以刘伯承为主席、邓小平和贺龙为副主席的西南军政委员会专门发出指示，要求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省级设民族事务委员会，专署设科，县设科或工作人员，以便管理当地民族工作。为了培养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9月下旬，根据中共西南局常委办公会议的决定，西南军政委员会发出关于开办民族学院的通报，决定在西南创办一所民族学院，校址设在成都，以培养藏族学生为主。另外，在云南、贵州设置分院，各以培养彝族和苗族学生为主，学院工作由民族事务委员会领导。
然而，尽管毛泽东及刘伯承、贺龙、邓小平等仁至义尽，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西藏仍有极少数人受境外势力煽动，被国民党反动力量所操纵，不顾广大藏族同胞统一祖国的美好愿望，肆意制造事端，反对人民解放军进藏。
从8月下旬开始，敌对势力加快了破坏我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步伐，特别是美国等野蛮干涉朝鲜内政以后，外国反动势力对人民解放军和平进藏更是百般阻挠。他们先是唆使人拖延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进京谈判，使原定的9月20日到京的日期一再后延，结果直到10月１1日还没有动身。与此同时，他们又煽动藏军武装据守要地，准备开战，阻挡人民解放军和平进藏。而当人民解放军开始和平进藏时，则又通过外交途径向中国表示“关切”、“深感遗憾”、深盼“不要出什么急情”，甚至有的国家报纸上还经常出现中国“侵略”西藏的字样。
对此，毛泽东针锋相对，义正词严。他一方面通过外交途径向“关切”的国家表示：“西藏是中国领土，西藏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必须到达西藏一切应到的地方，无论西藏地方政府愿意谈判与否及谈判结果如何，任何外国对此无置评的余地”，“任何外国无权过问”。另一方面，他十分关心刘伯承等人关于部队进占昌都的准备。
邓小平和刘伯承、贺龙一起，拟定了关于昌都战役的作战计划：拟以1．6万余人发起战役，首先是以主力于右翼即北面迂回昌都侧后断其退路，迫使对抗藏军集聚昌都，最后聚而歼之。“力争今年占领昌都，并力争留3000人巩固昌都。”8月20日，他们以中共西南局的名义致电毛泽东，报告了上述计划，获得批准。毛泽东在复电中认为：“计划是好的，你们可以照此积极准备”，期于10月占领昌都，“这对于争取西藏政治变化及明年进军拉萨是有利的”。
对于刘伯承、邓小平等人在报告中提出的30架飞机的需求，毛泽东也高度重视。就在他于8月23日复电刘伯承、邓小平等人飞机之事正在筹备中但需要时间的同时，亲自给总参作战部部长李涛写信，让他询问“空司是否已着手筹备，飞机和驾驶员何日可以筹妥”，“问明告我，并加督促为盼”。实际上，毛泽东在三天前审阅刘伯承、邓小平等人的来电时，就在上面作了批示，请周恩来“督促空司尽速筹备，并情况告我”。他还特意强调：“30架飞机是要高空使用的，驾驶员亦须适合此项条件，请加注意为盼。”
随即，刘伯承、邓小平等人又仔细研究了作战部署，最后以西南军区名义，向第十八军、云南军区、第十四军、西康军区下发了《关于昌都战役的基本命令》。第十八军也据此发出《昌都战役行动命令》。此后，刘伯承、邓小平等人密切注视着战况的发展，并于9月12日、10月1日向中央军委报告部队开进及进展情况。10月6日，依据预定的作战计划，进藏部队发起了昌都战役。经过两个星期大小21次战斗，共歼灭藏军9个代本（相当于团）5700余人，争取了1个代本起义，于19日解放了昌都。
作为进军西藏的首战也是最后一战，昌都战役同以往二野等部经历的战役相比，虽然作战规模较小、时间较短、战果较小，但是其军事、政治等方面的意义却非同一般。邓小平认为：此战“获得圆满胜利，对于解决整个西藏问题打下了有利的基础”。
昌都战役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同时也为和平解放西藏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仁义之师，出师有名。11月10日，邓小平和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一起，又联名发布了《进军西藏布告》，公布了关于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一贯主张，同时将以前拟定的“十条方针”公之于众：人民解放军入藏之后，“保护西藏全体僧俗人民的生命财产，保障西藏人民之宗教信仰自由，保护一切喇嘛寺庙，帮助西藏人民发展教育和农、牧、工、商各业。改善人民生活。对于西藏现行政治制度及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各级僧俗、官员、头人等照常供职。一切有关西藏各项改革事宜，完全尊重西藏人民意志，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采取协商方法解决。过去亲英、美帝国主义与亲国民党之官吏，已经事实证明与英、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脱离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的，仍可一律继续任职，不究既往”……
遵照刘、邓、贺等人的指示，进藏部队严格遵守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边修路边进军。在进军过程中，广大官兵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被藏族人民赞誉为“毛主席派来的菩萨兵”。1951年10月26日，张国华、谭冠三率领第十八军机关和主力部队进驻拉萨。12月初，十八军独立支队也到达拉萨。在短短3个月的时间里，陆续进驻察隅、日喀则、黑河、山南、林芝、江孜、阿里各个地区，西藏全境获得解放。
从1949年8月开始，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指挥二野及一野、四野各一部，经过3个多月充分准备，于１1月初发起解放大西南的战役。据邓小平亲自起草的报告称：作战从发起到结束，为时不过57天，前进约3000华里，提前两个月完成战役计划，消灭蒋胡残余部队约90万人，其中包括投降俘虏、起义各40余万人，解放了西南广大地区。邓小平和刘伯承、贺龙等坚决执行、灵活运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战略方针，发挥军政兼施、恩威并重的策略方法，充分展示了他们的文韬武略和成竹在胸、从容不迫的指挥艺术。
关于“从无到有”说，20世纪50年代初，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一任司令员刘亚楼多次在空军干部会议上批评过这一观点。他告诫空军各级干部：不要说什么空军“从无到有”，那不符合人民空军的历史事实。
空军是从陆军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人民解放军空军组建初期，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下令第四野战军第十四兵团机关和军委航空局，组建空军领导机关，尔后大批陆军军、师、团部队和陆军干部陆续调往空军。陆军番号一改，就成为空军的军、师、团部队和院校。空军的编制、体制大体上与陆军相同。更不用说空军继承了陆军的传统作风和作战经验，如空军的“一域多层四四制”战术原则，就是从陆军的“三三制”演变来的。刘亚楼要求空军干部、战士要牢固树立“在陆军的基础上建设空军”的思想。这一观点，是中共中央多位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多次谈话精神的高度概括，是人民空军建设的根本特征。
建立党领导下的空军，是中共中央的一个夙愿。从20世纪20年代起直至1949年，中共中央一直不断探索建立自己的空军的道路。许多早期学习航空技术的共产党员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为之奋斗了20多年，献出了自己的青春甚至生命。
人民军队建立自己的空军，是从先培养航空人才开始的。在20世纪20年代的历史条件下，培养自己的航空人才，只有两条路可选择：一条是选派共产党员到苏联去学航空，另一条是不暴露共产党员身份，到国共合作创办或国民党创办的航空学校学习航空知识。
1925年，中共中央从国共合作时期兴办的广东航空学校第一期中选派33名共产党员去苏联学习飞行。1926年，又从该校选派5名共产党员去苏联学习飞行。1927年，从正在苏联学习的共产党员中选派了一批改学飞行。1930年，中国工农红军拥有第一架飞机“列宁”号之后，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便成立了航空局。这可谓是人民空军机构的雏形。1932年，红军在福建漳州缴获了国民党的一架飞机，由学过航空的红军干部驾驶，在福建漳州至江西瑞金之间飞行撒传单。这是红军拥有的第二架飞机。1935年9月，中共中央再次调在苏联学习的共产党员改学飞行。1938年2月，中共中央将红军西路军失败后进入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的43名共产党员，安排到航校学习航空，其中飞行班25人，航空机械班18人。新中国成立后，这批干部成为解放军空军的飞行团长、师长、航校校长、空军军长和军区空军司令员等。1949年10月1日，他们有的驾机升空参加了开国大典。1941年3月，八路军成立了航空组和(航空)工程学校，由学过航空的干部担任领导和教学工作。同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修建机场，以便为中央领导同志、美国朋友和美军观察组成员进出延安服务。以前学过航空的专业人员，参加了筹备机场修建和机场引导、指挥等工作。
1946年1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颁布命令，成立东北民主联军航空总队，并任命朱瑞为总队长、吴溉之为总队政委。东北航空总队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航空事业发生了一个伟大的转折，是人民解放军独立自主建设空军的第一步。
同年3月，东北民主联军创办了航空学校，由刘亚楼兼任校长。该校利用从日军中缴获的飞机，经改造后，完成了学员的初教机、高教机的训练任务。1945年9月，东北人民自治军接受日本关东军林弥一郎飞行大队300余人投降，接收日军飞机46架及一批航空器材。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成立后，将日军投降人员、飞机编入了该航校。至1948年10月，该校共培养560名航空技术人员，其中飞行员126名，机械员322名，领航员24名，场站、气象、通信、仪表和参谋人员88名，涵盖了现代化空军所需的各类人员。这批骨干，后来成为空军建设的中坚力量。人们赞扬这所具有光荣传统的航校为“东北老航校”、“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摇篮”。
1949年1月8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的报告中，提出了建立“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的任务。3月8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陈云、彭德怀、董必武、林伯渠、贺龙、陈毅、邓小平等领导人，特地召见了东北老航校副校长常乾坤、副政委王弼，听取他们汇报老航校培养航空人才的情况。中央领导入听取汇报后，进一步明确了创建空军的设想和步骤。
1949年3月，中央军委航空局成立，办公地设在北平市灯市口。军委航空局的任务之一，是派人随野战军至各地接管国民党空军的人员和设备。后来，陆续接管了大小机场60多个，飞机113架，发动机1278台，各种航空器材4万余吨，航空修理、装配工厂32个，接收国民党航空技术人员2267人，其中空勤人员60多人、地勤人员2000多人、工程技术人员100多人、其他人员100多人。至此，人民空军拥有航空技术人员2938人，飞机159架，具备了建立人民解放军空军的客观条件。
1949年7月26日，中央军委电令第四野战军：空军领导机关以第四野战军第十四兵团机关和军委航空局人员组成。同年10月25日，中央军委任命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萧华为空军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49年11月9日，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向毛泽东报告：空军领导机关正式成立的条件已经具备。11月11日，中央军委电令：1949年11月11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成立日。
1950年3月8日，空军在北京召开第一次航校政治工作会议。朱德到会讲话，强调要在陆军的基础上建立一支完全新式的、强大的人民空军。为贯彻执行这一方针，中央军委电令各野战军抽调优秀干部、战士到航校学习飞行和机务，并选调陆军优秀师、团级干部作为航校的骨干，并迅速组建了6所航空学校。1951年2月，空军党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着重讨论了“在陆军的基础上建设空军”的重要指导思想。会议认为，经过一年多的摸索，“在陆军的基础上建设空军”，是空军建设的总原则，是空军的根。其基本含义是建设空军以陆军为基础，把陆军的传统、作风、经验、机构、人员等，结合空军建设的具体条件，加以正确运用，使人民空军很好地建设起来。为使这一观点植根于空军指战员的思想，会议建议以刘亚楼的名义，在1951年8月1日的《人民空军》杂志发表《在陆军的基础上建设空军》的文章，进一步要求空军全体人员认真 学习，深刻领会，坚决贯彻执行。
综上所述，人民解放军空军不是“从无到有”建设起来的，而是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几十年的成长历史，一点一滴，一步一步逐渐成长起来的。空军建设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强大的、经过战争考验的陆军的支持，“在陆军的基础上建设空军”的思想，任何时候都不可淡化和忘记。
关于“一鸣惊人”说，也不符合毛泽东军事思想。笔者查遍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发给空军的文件、电报、题词等，均无“一鸣惊人”的提法，相反，倒是有告诫空军不要“一鸣惊人”的重要指示。
1951年6月，朝鲜战争可能出现停战。毛泽东针对这一可能出现的趋势，指示空军要抓住时机，多让部队入朝参战锻炼。他就空军参加抗美援朝作战的问题，当面指示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空军要抓紧时机参战，以求得到战斗锻炼。新兵种初次参战，不可能等到准备工作完全充分。初次打仗，不要设想一鸣惊人，一鸣则已，不必惊人。
毛泽东这一科学论断，是建立在中美空军力量对比基础上的，是实事求是的。当时，美侵朝空军和志愿军空军力量对比，无论是从飞行员和指挥员军事素质上讲，还是从飞行技术上讲；无论是从飞机质量上讲，还是从数量上讲，双方对比悬殊之大，在世界空战史上都是罕见的。志愿军空军要和拥有陆海空相配合的美国空军作战，制空权必然在美国空军手中，这对志愿军空军作战极为不利。再加上志愿军空军指挥机关、飞行部队、地勤部队军事素质都不高，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等到军事素质提高了再打。志愿军空军只能是边打边建，边打边练，在战斗中成长。毛泽东说过，革命战争“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就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斗中成长的历史。志愿军空军和美国空军相比，在技术上、数量上虽处于劣势，但因有党的英明领导，有全国人民的支持，有经过长期战争考验的、从陆军调来的大批骨干，有陆军丰富的作战经验可以借鉴，一定能以弱胜强，以少胜多，在战斗中成长。这一点，已经被历史所证实。在兵力使用上，空军党委主张积蓄力量，选择时机，集中使用。1950年12月3日，刘亚楼将上述设想报告毛泽东。毛泽东于12月4日批示：“同意你的意见，采取稳当的办法为好。”这就是志愿军空军的“积蓄力量，选择时机，集中使用”的作战方针。
志愿军空军从1950年12月至1953年7月参战两年零8个月，共击落美国侵朝空军和其他国家侵朝空军飞机330架；击落了美军空中英雄戴维斯，击落了美军“双料王牌”飞行员费席尔，并创造了用活塞式飞机击落喷气式飞机的范例。 经过刘、邓的讲解，到会的干部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后来，刘伯承和邓小平等联名向中央军委报告：“十八军经营西藏的问题，则是我们当前极大的战略问题，也是该军在思想上的一个极大的转折问题。但在我们与其师以上干部说明任务和我们决以全力支援进军的情况下，大家都很愉快地接受这一任务。”
15日的会议大体上确定：进藏部队2月底完成准备，3月初出动，主力于月底集结甘孜地区，4月底集结德格地区，5月间占领昌都。对于昌都，大家一致认为，昌都是可能阻止我军进藏的藏军主力所在地，如果“占领昌都，就会震动全藏，促进内部分化”。6月占领拉萨乃至日喀则，即可“从军事上基本解决了西藏问题”。为了实现上述进藏计划，会议还确定了许多具体准备事项：“规定时程，限期检查，并指定李达同志每半月向中央军委作一次报告”；关于西藏地区党组织，刘伯承等主张“成立西藏工作委员会”，以张国华等7人为委员，“张国华为书记，谭冠三为副书记”，请中央审查批准。1月18日，邓小平起草电报，将以上会议内容以中共西南局的名义上报给中央军委和毛泽东。
为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要指示精神，具体落实1月15日会议的计划，刘伯承和邓小平等于1月22日就进军西藏的准备工作与实施计划上报中央军委并通报给贺龙、李井泉，还通令各兵团、各军首长，郑重指出：“我十八军担任进军，这是一种极其光荣而艰巨的伟大任务。我们决从各方面动员一切可能的力量以支援这一进军。”为此，拟从几个方面着手准备：“强化补给、运输组织”；“改善部队装备、编制，以适于康藏地区的特殊条件”；“配发以适于康藏情况的卫生药物”；除带银洋外，“并需带相当数量的黄金，以便到藏外向印度购买必需品”。另外，还专门“组成专责的支援司令部”，以昌炳桂为司令员，胥光义为政治委员……
接到刘、邓等人接踵而至的电报，中共中央经过研究，决定原则上批准来电所提出的各项准备工作。
2月3日，根据刘伯承、邓小平的指示精神，十八军组建了“进藏先遣支队”。西南局公路管理局也派人整修川康、康青两条道路，整修康定至甘孜段长400公里的路面。中共西南局、西南军区命令“进军西藏支援司令部”，“克服一切困难，不惜任何代价抢修公路”。同时电示张国华、谭冠三等：为了保障进军中粮食供应，一方面加强运输组织，“而另一方面则必须从各方面减少可以减少的吃饭人数，以免将来无法供应”。为此，要挑选身体健康人员，要着重携带粮食等等。
2月4日，刘伯承、邓小平和贺龙等人在重庆会合后，很快即召开了西南局第一次全体会议，其中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详细讨论、研究了进藏的各种问题。2月9日，中共西南局、西南军区及时电示张国华等：这次进军应注意人马健康，谋增战士福利，“并充分说明困难，作克服任何意外困难的精神准备相号召，方能不被可能的困难条件所阻碍，顺利达到这次的艰巨伟大任务”。
为了统一指战员的思想，鼓舞斗志，坚定信心，刘伯承和邓小平、贺龙等决定，由中共西南局、西南军区、第二野战军联名，于2月15日向西南军区所属全体指战员发出《进军西藏政治动员令》，郑重宣布：解放西藏进军即将开始，“谨向挺进祖国边疆的光荣人民战士致以荣誉的祝贺”！我们直接的光荣任务，“就是进军解放西藏，把五星红旗和八一军旗插到喜马拉雅山和雅鲁藏布江，解放和建设巩固祖国的边疆”。
与此同时，第十八军开始了紧张、有序、有效的准备工作。首先，调整、充实组织和人员。除干部的升迁调补外，重点放在充实连队、精简机关、贯彻编制及精简老弱人员。同时，统一调整补充了军马。其次，武器准备。主要是统一机枪、步枪口径，以利于今后补充弹药。再次，补充物资。按照入藏员额4．1万人的计划，提前为8000人的先遣部队补充物资，并加紧为后续部队补充军服等物资。
经过富有成效的准备，第十八军在乐山举行了进军西藏誓师大会。张国华在会上作动员讲话，并带领指战员集体宣誓：“坚决把五星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让幸福的花朵开遍全西藏。”
毛泽东身在北京，目光却不断关注着西藏。4月1日，他电示进藏部队：“一面进军，一面修路”；“进军西藏，不吃地方”。进军新疆路途中的王震，详细调查了从新疆进入西藏的气候、道路后，“确定走玉田这条小路，入藏后可分路前进，以占领善和为目的，而后南下进占大克”，同时即派人用石块砌路。彭德怀则于4月21日和贾拓夫亲自前往西宁，实地了解进军西藏准备工作的落实情况。根据青藏地区的自然条件，确定从青海进军西藏，采取“先设站后进军，站站扎连，步步张营，梯次延伸前进”的方针。同时决定，“以不失时效并且兼顾到节省财力的原则”，用3个月时间，完成修公路、建营房、建仓库等三项任务。
面对外国势力的干涉，毛泽东针锋相对，义正词严：“西藏是中国领土”，“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任何外国无权过问”。1951年10月，十八军进驻拉萨，西藏和平解放
由西南进军西藏，西康是必经之地。当时，西康的西昌地区被国民党军队和少数反动地方武装占据着。1950年3月12日，西南军区以13个团的兵力发起西昌战役；20日，解放西康重镇康定；24日，人民解放军进驻康定；三天后，西昌解放。就在同一天，康定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10多天后，西康北部各族各界群众在甘孜举行庆祝大会，庆祝全康解放暨康定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4月7日，西昌战役顺利结束，共歼敌1万余人，解放西昌等18座县城。至此，除西藏外，西南全境获得解放。
与此同时，广大藏族同胞也热切盼望着人民解放军早日进藏，渴望着同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圆。他们为此奔走呼号，刘伯承等也给予了巨大的支持和鼓励。早在1949年12月，西康三位藏族上层人士格达活佛、夏克刀登、邦达多吉的代表柏志、旺嘉、泽郎就从西康的玉隆出发，经甘肃、陕西、河南等地，辗转前往北京向毛泽东、朱德献旗致敬。他们于1950年2月18日抵京，4月12日南返来到重庆，受到了刘伯承、贺龙、邓小平等人的热情款待。4月30日，西藏班禅坎布会议厅也向刘伯承、贺龙、邓小平解放西康表示祝贺，并希望大军迅速进军解放西藏。
中共中央西南局关于解决西藏问题的方针，是在两个月前作为准备同西藏地方政府进行谈判的“十条方针”基础上提出来并上报中共中央的，中共中央很快复电表示同意。毛泽东还告诉主管少数民族工作的李维汉：“除第八条应加‘西藏领导人员’数字外，均可同意。”并请他起草复电。接到中央复电后，邓小平于6月2日亲自为中共西南局起草了《以十条条件作为和平进军西藏的谈判基础》，及时指导西藏工委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和平谈判工作。6月30日，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军区在联合发布的进军西藏的布告中，也重申了“十条方针”确定的基本原则。
后来，毛泽东还告诉中共西南局和西北局：西藏代表到达北京时，中央人民政府也拟以西南局既定的“十条方针”作为谈判条件，“争取西藏代表签字，使十条变为双方同意的条件”。如果这样，“则明年进军拉萨会要顺利些”。毛泽东和周恩来还把这“十条方针”称为“公约十章”，认为以此作为谈判条件“似较妥”，只是“目前不要发表”。根据中共中央暂不公开发表的指示，刘伯承在西南局会议上只是概括地向与会委员们提了出来。
西南军政委员会正式成立之前，根据政务院关于西北、西南均为国内多民族地区，故须在军政委员会内设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指示精神，西南局专门在民族事务委员会中设立了3个处，分别处理藏、彝、苗三个民族的工作。此后，以刘伯承为主席、邓小平和贺龙为副主席的西南军政委员会专门发出指示，要求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省级设民族事务委员会，专署设科，县设科或工作人员，以便管理当地民族工作。为了培养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9月下旬，根据中共西南局常委办公会议的决定，西南军政委员会发出关于开办民族学院的通报，决定在西南创办一所民族学院，校址设在成都，以培养藏族学生为主。另外，在云南、贵州设置分院，各以培养彝族和苗族学生为主，学院工作由民族事务委员会领导。
然而，尽管毛泽东及刘伯承、贺龙、邓小平等仁至义尽，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西藏仍有极少数人受境外势力煽动，被国民党反动力量所操纵，不顾广大藏族同胞统一祖国的美好愿望，肆意制造事端，反对人民解放军进藏。
从8月下旬开始，敌对势力加快了破坏我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步伐，特别是美国等野蛮干涉朝鲜内政以后，外国反动势力对人民解放军和平进藏更是百般阻挠。他们先是唆使人拖延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进京谈判，使原定的9月20日到京的日期一再后延，结果直到10月１1日还没有动身。与此同时，他们又煽动藏军武装据守要地，准备开战，阻挡人民解放军和平进藏。而当人民解放军开始和平进藏时，则又通过外交途径向中国表示“关切”、“深感遗憾”、深盼“不要出什么急情”，甚至有的国家报纸上还经常出现中国“侵略”西藏的字样。
对此，毛泽东针锋相对，义正词严。他一方面通过外交途径向“关切”的国家表示：“西藏是中国领土，西藏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必须到达西藏一切应到的地方，无论西藏地方政府愿意谈判与否及谈判结果如何，任何外国对此无置评的余地”，“任何外国无权过问”。另一方面，他十分关心刘伯承等人关于部队进占昌都的准备。
邓小平和刘伯承、贺龙一起，拟定了关于昌都战役的作战计划：拟以1．6万余人发起战役，首先是以主力于右翼即北面迂回昌都侧后断其退路，迫使对抗藏军集聚昌都，最后聚而歼之。“力争今年占领昌都，并力争留3000人巩固昌都。”8月20日，他们以中共西南局的名义致电毛泽东，报告了上述计划，获得批准。毛泽东在复电中认为：“计划是好的，你们可以照此积极准备”，期于10月占领昌都，“这对于争取西藏政治变化及明年进军拉萨是有利的”。
对于刘伯承、邓小平等人在报告中提出的30架飞机的需求，毛泽东也高度重视。就在他于8月23日复电刘伯承、邓小平等人飞机之事正在筹备中但需要时间的同时，亲自给总参作战部部长李涛写信，让他询问“空司是否已着手筹备，飞机和驾驶员何日可以筹妥”，“问明告我，并加督促为盼”。实际上，毛泽东在三天前审阅刘伯承、邓小平等人的来电时，就在上面作了批示，请周恩来“督促空司尽速筹备，并情况告我”。他还特意强调：“30架飞机是要高空使用的，驾驶员亦须适合此项条件，请加注意为盼。”
随即，刘伯承、邓小平等人又仔细研究了作战部署，最后以西南军区名义，向第十八军、云南军区、第十四军、西康军区下发了《关于昌都战役的基本命令》。第十八军也据此发出《昌都战役行动命令》。此后，刘伯承、邓小平等人密切注视着战况的发展，并于9月12日、10月1日向中央军委报告部队开进及进展情况。10月6日，依据预定的作战计划，进藏部队发起了昌都战役。经过两个星期大小21次战斗，共歼灭藏军9个代本（相当于团）5700余人，争取了1个代本起义，于19日解放了昌都。
作为进军西藏的首战也是最后一战，昌都战役同以往二野等部经历的战役相比，虽然作战规模较小、时间较短、战果较小，但是其军事、政治等方面的意义却非同一般。邓小平认为：此战“获得圆满胜利，对于解决整个西藏问题打下了有利的基础”。
昌都战役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同时也为和平解放西藏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仁义之师，出师有名。11月10日，邓小平和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一起，又联名发布了《进军西藏布告》，公布了关于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一贯主张，同时将以前拟定的“十条方针”公之于众：人民解放军入藏之后，“保护西藏全体僧俗人民的生命财产，保障西藏人民之宗教信仰自由，保护一切喇嘛寺庙，帮助西藏人民发展教育和农、牧、工、商各业。改善人民生活。对于西藏现行政治制度及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各级僧俗、官员、头人等照常供职。一切有关西藏各项改革事宜，完全尊重西藏人民意志，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采取协商方法解决。过去亲英、美帝国主义与亲国民党之官吏，已经事实证明与英、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脱离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的，仍可一律继续任职，不究既往”……
遵照刘、邓、贺等人的指示，进藏部队严格遵守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边修路边进军。在进军过程中，广大官兵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被藏族人民赞誉为“毛主席派来的菩萨兵”。1951年10月26日，张国华、谭冠三率领第十八军机关和主力部队进驻拉萨。12月初，十八军独立支队也到达拉萨。在短短3个月的时间里，陆续进驻察隅、日喀则、黑河、山南、林芝、江孜、阿里各个地区，西藏全境获得解放。
从1949年8月开始，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指挥二野及一野、四野各一部，经过3个多月充分准备，于１1月初发起解放大西南的战役。据邓小平亲自起草的报告称：作战从发起到结束，为时不过57天，前进约3000华里，提前两个月完成战役计划，消灭蒋胡残余部队约90万人，其中包括投降俘虏、起义各40余万人，解放了西南广大地区。邓小平和刘伯承、贺龙等坚决执行、灵活运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战略方针，发挥军政兼施、恩威并重的策略方法，充分展示了他们的文韬武略和成竹在胸、从容不迫的指挥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