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的一天，在开往莫斯科的专列上，苏联汉学家尼·费德林同应邀访问莫斯科的毛泽东作了一次海阔天空似的文学漫谈。毛泽东在对《诗经》赞美有加之后，又说：“在《诗经》的无名作者之后，首屈一指的该是屈原了，他是第一位有创作个性的诗人。”“屈原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尼·费德林：《毛泽东谈文学：＜诗经＞、屈原……》，《光明日报》1996年2月11日）那么，毛泽东何以会在赞美《诗经》之后又接着赞美屈原呢？
　　
　　一、“我们是这位天才诗人的后代”
　　
　　在这次访苏的行旅中，毛泽东向费德林细细讲述着他景仰屈原的一些原因：
　　屈原生活过的地方我当然熟悉，也是我的家乡么。所以我们对屈原，对他的遭遇和悲剧特别有感受。我们就生活在他流放过的那片土地上，我们是这位天才诗人的后代，我们对他的感情特别深切。不过现在的人就未必啰，他们不一定理解屈原的伟大功绩。
　　我想，由于乡土关系，同乡人那怕隔了许多代，对屈原有一种直接的感受，他们对诗人的评价就更有说服力。
　　可是，家乡人对屈原的纪念是很微不足道的。何况诗人的时代距今已经两千多年了，对于他的命运，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看法。
　　历史上任何一个伟大变革都会产生一些悲欢离合的故事。至于屈原，政治变迁是他个人的不幸。屈原艰苦地走过他的时代。他忧国忧民，力求挽救楚国的危亡。
　　连年战乱使国家凋敝、民不聊生，楚国灭亡了，这是事情的一方面。接着开始了另一个历史过程，就是把那些分散的、互相争权夺利争战不休的诸侯王国统一起来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最后，它以秦始皇统一中国而告终，从而形成第一个集中统一的帝国。这对中国后来的命运产生了重要作用。这是事情的另一个方面。是的，这些都发生在我的故乡湖南，发生在屈原殉难的土地——长沙。因为这缘故，屈原的名字对我们更为神圣。（出处同上）
　　我们理解，毛泽东这是从政治方面来解释他喜欢屈原的原因。的确，我们分析整个屈赋，便会发现它继承和发扬了《诗经》的现实主义优秀传统。正如《史记·屈原列传》里所言：“屈原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今人陈戍国则更为直接地评论说：“世以风骚并称，风是《诗三百》代称。这里‘风’决不单指十五国风，‘骚’也决不单指《离骚》……如果说屈原的政治抒情诗（包括《离骚》和《九章》）继承了《诗经》中政治抒情诗的思想与艺术传统，这个范围扩大了的判断应该也是成立的。就整个屈赋、全部《楚辞》而言，与一部《诗三百》确有渊源关系；但若仅就《离骚》而言，与其说出于国风，毋宁说出于二雅的政治抒情诗。”（《论二雅的政治抒情诗》，载《中国文学研究》，1997年第2期）
　　李泽厚等则更为注重屈赋对《诗经》的突破和发展：“和《楚辞》相比，《诗经》中不少作品也表现了怨恨的情绪，而且还要更加地强烈，但这种表现常常停留在单纯的哀唤和斥责上，缺乏对个体的心灵和情感状况的具体丰富的描绘。例如《小雅·巷伯》、《大雅·瞻卬》以及其他不少篇章都是如此。《诗经》中的不少情歌对男女爱情的描绘，也常常是止于一种悲哀的叹息或是欢乐的呼叫，未能像《楚辞》中《湘君》、《湘夫人》、《山鬼》等篇章那样，把个体内在的情感充分具体地展现和描绘出来。虽然‘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历来被看作是《诗经》所体现的优良传统，但歌常常局限于‘食’和‘事’，未能超越有限的生活事件，上升到更高的审美的境界。”（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总之，关注现实、关注政治、关注民生——就像一条历史溪流将《风》、《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只是，这条溪流发展到《骚》，发展到屈原那里，其声势已更为湍急与壮观了。
　　
　　二、“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从对屈原的生平与诗作研究中，我们发现，尽管在屈原的身上，拥有楚文化的浪漫主义血液，但同时他也吸收了中原文化的营养；或者可以说是楚文化与中原文化共同哺育出屈原，哺育出屈赋。如果认可这一点，那么，便实际认可了屈原对包括《诗经》在内的中原文化的学习与研究并在此基础上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大致是意识到这一点，因而他在《诗经》之后便紧接着提及屈原。
　　屈原是否曾诵习过《诗经》，我们虽不可得知，但春秋时代士大夫是普遍学《诗》的，这从孔夫子的一番感叹中可得知，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之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在孔子看来，学《诗》本来是为了通达政事，以擅外交的。而在屈原，显然是达到了孔子学以致用的标准：“明于治乱，娴于辞令”。他曾两度出使齐国，是当时杰出的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因此，他不可能不诵习《诗经》。
　　事实上，在楚国立国之后，楚人特别是上层统治阶级学习中原文化的风气一直很盛。《国语·楚语上》记载，楚庄王请人教太子读书，读什么书？申叔时建议说：
　　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先王世系），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官方时令），使访物官；教之《语》（治国的语言），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记前世成败的书），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之族类，行比义焉。
　　聂石樵认为，楚太子所读的书，包括《诗》、《书》、《礼》、《易》、《乐》、《春秋》以及先王的世系、法令、治国的良言等，都是周王朝的典籍。再从《左传》上看，楚国的王公卿士议事中征引《诗》、《书》的例子也很多。这便说明华夏文化对楚的影响是很广泛、深刻的。华夏文化流播于楚，与楚国的巫文化相融合，这才形成了楚文化。楚文化有其鲜明的特点，体现了楚民族的风俗、习惯、信仰等，但其精神实质并其筋骨则是华夏文化。屈原及其作品便是这种巫文化融会入华夏文化的集中产物，其核心是华夏文化。屈原所标榜的禹、汤、文、武，所主张的“仁政”，就是华夏文化精神。不能把屈原及其作品所体现的特点，从华夏文化中分割出去。（参见聂石樵：《关于屈原三题》，载《文史知识》，1988年第9期）
　　对于屈原有否读过《诗经》问题，姜亮夫的回答是肯定的。他在《楚辞今绎讲录》（北京出版社，1981年）里说，屈赋里有很多现象同《诗经》有关系。一个最重要的例子是：《离骚》、《远游》乃至于《悲回风》三篇后面都有“仆夫悲余马怀兮”这句话，而这正是屈原从《诗经》学来的。把感情寄托在“仆”、“马”身上，这原本是《诗经》的表现手法。
　　不过，姜亮夫又提出，尽管有着《诗经》的影响，屈原自己仍要用他自己这个民族最习惯、感染性最大的方法来创作。这里，姜亮夫的观点是：屈原虽受了《诗经》的影响，但并不多，并非主要的，或者是下意识的。因此，他认为：“不要把楚辞作为《诗经》的后继，而应该是把《楚辞》与《诗经》并列。”
　　聂石樵在《关于屈原三题》里认为，《诗经》中的《周南》、《召南》都是江汉流域的歌曲，《周南》之《汉广》、《螽斯》，《召南》之《摽有梅》，句尾或用“思”字，或用“兮”字，和屈赋的句子很接近。聂石樵又指出，屈原不仅在诗歌句式上学习《诗经》，而且在表现手法上也学习了《诗经》。聂石樵引王逸《离骚序》为证：
　　《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
　　聂石樵还说，刘勰也在《文心雕龙·辨骚》里，从更广泛的领域论述过屈赋与《诗经》的渊源关系。在刘勰看来，《离骚》有四点同于风雅，有四点异乎经典。这说明屈原是继承了《诗经》同时又有所发展和创造的，特别是在辞采上是自己创造的。
　　在早，鲁迅先生还在《汉文学史纲要》里拿《离骚》与《诗经》比较，说：
　　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故后儒之服膺诗教者，或訾言绌之，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之上。（《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鲁迅这里讲的《离骚》“凭心而言，不遵矩度”，其实就是突破了儒家的敦厚“诗教”的樊篱，即近代“诗界革命”所倡扬的“我手写我口”（黄遵宪语）。就这点而言，更符合同样处于楚汉浪漫主义文化熏陶下的毛泽东的口味——青年毛泽东也曾“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并在这种书生快意中从辽阔楚天走进北京大学红楼。所以毛泽东在盛赞了《诗经》的语言艺术与美学价值之后，便不由自主地向费德林大侃起屈原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