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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问我，长期在野外工作，不寂寞吗？这个问题太可笑了。
在山里，我天黑前就睡，天亮前就起，与星空和白雪为伴。
当冰雪融化，我们能独享漫山遍野的杜鹃花，和城里人比简直幸福死了，怎么顾得上寂寞呢？
“看见，才能了解。了解，才能改变。”这是奚志农眼中，“影像”所具备的不可替代的传播价值。奚志农是国内最早一批野生动物摄影师，摄龄始于1983年，与《动物世界》历史平行。他的职业履历填补了野生动物影像诸多空白：他六进白马雪山捕捉的滇金丝猴影像，为它们留住一片栖息地，供职于《东方时空》期间更是首次向外界曝光了藏羚羊非法捕猎。
两年前，杨澜的《绿色影响力》节目曾邀请奚志农作为嘉宾出席，难以置信的是，在一个问答环节，编导列出十种中国地区代表性野生动物，在场观众竟没有一人能准确回答出它们的名字。“只是常见鸟类和哺乳类动物，还不包括爬行类和两栖类。”奚志农频频摇头，眼中流露一丝伤感，“如果基本的常识都不了解，保护工作从何谈起呢？”
因为这样的原因，2002年，奚志农创办了用影像的方式传播和推广自然保护理念的专业机构“野性中国工作室”。致力于拍摄中国野生生物和自然环境图片及纪录片，践行“用影像保护自然”的理念。
拍中国的野生动物
2000年，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许永松热血地做了一个决定：休学，用收集的公开资料制作的一篇报道找到联想赞助经费和设备，独自一人去可可西里，与“野牦牛队”朝夕相处了一年。在可可西里，奚志农和他相识，这个浙江“奶油小生”吃苦耐劳的惊人毅力，给奚志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许永松成了“野性中国”创办人之一，也是第一名志愿者。其他三名创办人，分别是奚志农与妻子史立红，以及《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前编辑徐健。
2002年，随着奚志农的纪录片在国际上获奖，“野性中国”正式崭露头角。野生动物摄影一直是一个没有具体“官方协会”的领域，彼时的状况，是求师无门、具有摄影技术与设备支持的保护区专业人员凤毛麟角，因此，奚志农萌生了自己和队员们当老师，办野生动物摄影训练营的想法。
“《动物世界》让国内观众能对波澜壮阔的角马迁徙津津乐道，却连我国的国宝大熊猫到底有没有能力繁衍下去都搞不清。曾有一段时间，我羡慕过国外野生动物的随处可见，也羡慕国外野生动物摄影行业的规范化、产业化，但很快我就清醒了：这种羡慕是徒劳的，我们必须拍自己的野生动物。”2004年，奚志农将佳能给他的代言费、当时人生中“最大一笔收入”捐出来，并问佳能补充申请了一批器材，率先面向保护区专业人员，开办了首届野生动物摄影训练营。
“第一届的学员反响特别好，这给了我极大的信心。第二年之后，我们向社会人士放宽条件，结果，招募来的学员涵盖了老师、律师、学生、外企白领、企业家等等领域，所有学员都要经过简历关和面试关。很多学员在后来问我，你们一分钱不收，还能带我们去普通人去不了的地方，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事呢？”大笑之余，奚志农也感受到社会层面的潜在需求，开始反思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公益模式过于依赖捐助：“要摆脱等、靠、要，还得让它自行运转起来。”2010年，“野性中国”第一次尝试奖学金与收费并举的大师班模式，奚志农回忆，曾有一位母亲为仅上初中的儿子报名，因年龄问题被拒。但她坚持以个人名义捐钱，这些钱也变成了第一期大师班的奖学金。
2008年左右，一向谦称自己为“野路子”的奚志农，做梦都没有想到被心目中殿堂级的存在中国摄影家协会“抓壮丁”火速入会。惊讶之余，他立马想建议成立下属机构“自然摄影协会”。“这些年，野生动物摄影一方面在某些地点火速成为流行，另一方面，‘乌泱泱’的扎堆拍摄也造成伤害野生动物的事实，这种局面，我们民间机构无力约束。而成立一个有官方色彩的协会，哪怕只有一点点效力，也是好的。”直到现在，这个建议还没有得到批准，奚志农对此表示坦然：“对我们做民间机构的人来说，指望别人不如依靠自己。网络时代，个人、组织的力量在微博呼吁，反而可能更行之有效。”
影响有影响力的人
“讲座”的形式，或许是影像更优于平面、银幕的一种抵达。奚志农带着自己的照片和故事，辗转于中学、大学，市民讲堂甚至是“去南极开讲座”。摄影圈聚集的都是一些有钱有闲的人，在这个社交圈子里面，奚志农一直践行着“野性中国”“影响有影响力的人”的观点。中国摄影家协会成立五十周年时，出版社编纂一本摄影合集，自然摄影部分请奚志农做规划组稿，他曾约了好利来老总罗红的片子，并和他见了一面。聊天过程中，奚志农“敲边鼓”：“你喜欢拍非洲的片子，这很好。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把精力多放在中国一点，把中国的动物拍得跟非洲一样好，那你就更厉害啦。”奚志农笑着回忆，某次摄影作品评选，阿拉善慈善基金会介绍他结识评委王石，王石说给奚志农打了100分，但最终只得了三等奖，气得直跳脚。“影像的力量只是一个方面，改变观念才是更重要的前提。”
“做实事最重要。”奚志农说。深圳的企业家詹从旭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把深圳鸟会的朋友约去家乡湖北金山县三阳镇调研，给母校修建图书馆、请奚志农去做讲座、成立观鸟小组。奚志农曾建议他去做鸟类年历，他立马实施，“我去年在大理刚开始做，他四五年前就在做了，他并不是身家显赫的大企业家，但他真的很有心。”
除了这些在社交圈里面的软性影响外，野性中国也逐渐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组织硬件结构。目前野性中国开设了中国濒危物种影像计划，中国野生动物摄影训练营，以及绿色商店。中国濒危物种影像计划是一项旨在抢救性地拍摄中国濒危特有物种的公益计划。通过这一计划，“野性中国”将组织中国一流的自然摄影师对中国的濒危物种进行系统的拍摄；同时为有志于濒危物种拍摄的人士提供拍摄资金、技术指导等方面的支持。影像计划除了SEE基金的固定资金支持之外，另一个来源就是野性中国自己的绿色商店销售平台。
到苍洱去 奚志农的童年在母亲的家乡巍山度过，大理对他而言一度只是籍贯，是“拍滇金丝猴会路过歇脚的城市”。如果不是2009年妻子史立红带大女儿回大理念书，他完全不会重新发现自己的家乡是如此美好。他下定决心把北京的房子卖了，举家搬到大理。今年8月，野性中国工作室还将正式入驻大理成立“分部”，而奚志农，目前正在和大理本地鸟类摄影师张炜合作，致力于推进大理野生动物保护、生态普查。“所谓普查其实无太多公开资料可依，做这份工作，会发现大量时间是边走边看，向自然学习。”
他打开随身笔记本电脑，近期拍摄的云南的鸟类红嘴鸥、游隼、黑水鸡、白鹭轻快地从他鼠标下划过，抱起电脑的他总有说不完的话。奚志农说，他最初对鸟类、对自然的热爱归结于云南土地。小时候，他是一个“散养”长大的孩子，上山、种地、砍柴，样样不差。到了读书的年纪，他去了昆明，初到城市的他像野马被关进了笼子，还一度感到孤独和自我封闭。奚志农说，童年的经历让他成为“不善言辞”的人，但在野外，他找到了自己的“归属地”，也通过自己的努力，先后师从鸟类学家傅桐生、王紫江学习专业知识，也是王紫江将他领入了人生第一个鸟类纪录片剧组，也是那一次糟糕的经验刺激他决定自己认真钻研真正规范，“不干预、不作假”的野生动物摄影。
大理古城，好比大理的文化心脏，是“新大理人”聚集最多的地区之一。早年，奚志农曾和同事为《华夏地理》杂志设想过一个名为“苍山之上，洱海之下”的选题，现在，他觉得是时候付诸实施了：“大理这么美好的山水，让新大理人举家搬迁至此，这批人知道大理的价值所在。但也许对老大理人来讲，部分还意识不到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是多么可贵。”
[记者手记]
掉队的公猴
奚志农翻开自己的《野性中国》摄影集，一张超近距离拍摄的滇金丝猴，让他的表情瞬间变得严肃而难过。这是一只掉队的公猴，因栖息地范围逐步缩小，误入并留在了人类的领地。已经摒除了一般中国野生动物“怕人”习性的它，只能幻想和卡车相伴，甚至不顾危险舔舐柴油发动机的齿轮。在奚志农的摄影观念里，这样的近距离接触只是一桩悲剧，保护野生动物的安全和自然状态才永远是第一位的。
谈到近期自己再次参与联名呼吁的野生动物立法，奚志农希望公众能明白“斩断野生动物产业链才是保护的本原”。他始终有一个想法：“我是被滇金丝猴推向台前的，在那之前我一直是个默默无闻的年轻人。动物赋予了我名气，也同时赋予了另一种使命，就是用自己微弱的影响力，保护它们不受伤害。坦白地讲，做机构是一件劳心劳力的事，如果只做一个独立摄影师，我的日子会好得多。”
在他大女儿曾就读的大理二小，奚志农的课程已经成为一年一度的开学保留节目，在导演张杨最新拍摄的微电影《生活在别处》中，奚志农在台上调侃着滇金丝猴的发型，台下是一张张孩子淳朴的笑脸，写满专注的表情。
但他向记者坦言，自己并不是一个外向的人，作品和拍摄对象才应该是主角。1990年，他去北京领人生中第一个摄影奖，轮到他发言时，这个来自边陲地区的小伙子紧张得满脸通红，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的衣橱里也不见一件西装，一年四季穿着印有“野性中国”LOGO的户外服。《时尚先生》杂志曾授予他年度人物奖项，派出记者、摄影师一行数人，带着一兜子西服和化妆师来到野性中国办公室。见对方如此“诚恳”，奚志农眼睛一闭，把自己“献”出去，第一次穿西装拍了大片。出街的杂志，让他每当提及便面露羞涩。
2013年，奚志农想为“野性中国”吸纳更专业的管理人才，而他内心的“野性”始终在呼唤自己回到山里，回到一线。奚志农说：“我到底不是一个专门的公益组织管理者，因为做‘野性中国’，近些年我个人的拍摄大大受到影响，在这一点上，我感到矛盾和痛苦。”
在外人眼里，野外工作条件艰苦、常常独自为伴，在山里呆一年半载也是家常便饭。但在奚志农看来，那才是自己心灵归属的地方：“很多人问我，长期在野外工作，不寂寞吗？这个问题太可笑了。拿在白马雪山的经历来说，我每天天黑前就睡，天亮前就起，与星空和白雪为伴。当冰雪融化，我们能独享漫山遍野的杜鹃花，和城里人比简直幸福死了，怎么顾得上寂寞呢？”
目前，奚志农将工作重心放在家乡云南。他渴望自己的家乡回到本真的面目：青山绿水，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小时候，奚志农是抓苍蝇的能手，靠战利品养活了一只小麻雀。麻雀很通人性，每次只要他一吹口哨，就会从屋檐飞下来，落在他手背上，亲密无间，他还用做老师的妈妈的红墨水，把小麻雀的头染红一点。奚志农谈到具体的工作计划：“作为中国还算有名的野生动物摄影师，我其实一直很惭愧，自己所做之事，影响力还是太微弱了。明年我计划回到野外，拍一部滇金丝猴纪录片，也计划为其他中国野生动物多留一些影像，已经没有太多时间能够浪费。”
在山里，我天黑前就睡，天亮前就起，与星空和白雪为伴。
当冰雪融化，我们能独享漫山遍野的杜鹃花，和城里人比简直幸福死了，怎么顾得上寂寞呢？
“看见，才能了解。了解，才能改变。”这是奚志农眼中，“影像”所具备的不可替代的传播价值。奚志农是国内最早一批野生动物摄影师，摄龄始于1983年，与《动物世界》历史平行。他的职业履历填补了野生动物影像诸多空白：他六进白马雪山捕捉的滇金丝猴影像，为它们留住一片栖息地，供职于《东方时空》期间更是首次向外界曝光了藏羚羊非法捕猎。
两年前，杨澜的《绿色影响力》节目曾邀请奚志农作为嘉宾出席，难以置信的是，在一个问答环节，编导列出十种中国地区代表性野生动物，在场观众竟没有一人能准确回答出它们的名字。“只是常见鸟类和哺乳类动物，还不包括爬行类和两栖类。”奚志农频频摇头，眼中流露一丝伤感，“如果基本的常识都不了解，保护工作从何谈起呢？”
因为这样的原因，2002年，奚志农创办了用影像的方式传播和推广自然保护理念的专业机构“野性中国工作室”。致力于拍摄中国野生生物和自然环境图片及纪录片，践行“用影像保护自然”的理念。
拍中国的野生动物
2000年，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许永松热血地做了一个决定：休学，用收集的公开资料制作的一篇报道找到联想赞助经费和设备，独自一人去可可西里，与“野牦牛队”朝夕相处了一年。在可可西里，奚志农和他相识，这个浙江“奶油小生”吃苦耐劳的惊人毅力，给奚志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许永松成了“野性中国”创办人之一，也是第一名志愿者。其他三名创办人，分别是奚志农与妻子史立红，以及《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前编辑徐健。
2002年，随着奚志农的纪录片在国际上获奖，“野性中国”正式崭露头角。野生动物摄影一直是一个没有具体“官方协会”的领域，彼时的状况，是求师无门、具有摄影技术与设备支持的保护区专业人员凤毛麟角，因此，奚志农萌生了自己和队员们当老师，办野生动物摄影训练营的想法。
“《动物世界》让国内观众能对波澜壮阔的角马迁徙津津乐道，却连我国的国宝大熊猫到底有没有能力繁衍下去都搞不清。曾有一段时间，我羡慕过国外野生动物的随处可见，也羡慕国外野生动物摄影行业的规范化、产业化，但很快我就清醒了：这种羡慕是徒劳的，我们必须拍自己的野生动物。”2004年，奚志农将佳能给他的代言费、当时人生中“最大一笔收入”捐出来，并问佳能补充申请了一批器材，率先面向保护区专业人员，开办了首届野生动物摄影训练营。
“第一届的学员反响特别好，这给了我极大的信心。第二年之后，我们向社会人士放宽条件，结果，招募来的学员涵盖了老师、律师、学生、外企白领、企业家等等领域，所有学员都要经过简历关和面试关。很多学员在后来问我，你们一分钱不收，还能带我们去普通人去不了的地方，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事呢？”大笑之余，奚志农也感受到社会层面的潜在需求，开始反思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公益模式过于依赖捐助：“要摆脱等、靠、要，还得让它自行运转起来。”2010年，“野性中国”第一次尝试奖学金与收费并举的大师班模式，奚志农回忆，曾有一位母亲为仅上初中的儿子报名，因年龄问题被拒。但她坚持以个人名义捐钱，这些钱也变成了第一期大师班的奖学金。
2008年左右，一向谦称自己为“野路子”的奚志农，做梦都没有想到被心目中殿堂级的存在中国摄影家协会“抓壮丁”火速入会。惊讶之余，他立马想建议成立下属机构“自然摄影协会”。“这些年，野生动物摄影一方面在某些地点火速成为流行，另一方面，‘乌泱泱’的扎堆拍摄也造成伤害野生动物的事实，这种局面，我们民间机构无力约束。而成立一个有官方色彩的协会，哪怕只有一点点效力，也是好的。”直到现在，这个建议还没有得到批准，奚志农对此表示坦然：“对我们做民间机构的人来说，指望别人不如依靠自己。网络时代，个人、组织的力量在微博呼吁，反而可能更行之有效。”
影响有影响力的人
“讲座”的形式，或许是影像更优于平面、银幕的一种抵达。奚志农带着自己的照片和故事，辗转于中学、大学，市民讲堂甚至是“去南极开讲座”。摄影圈聚集的都是一些有钱有闲的人，在这个社交圈子里面，奚志农一直践行着“野性中国”“影响有影响力的人”的观点。中国摄影家协会成立五十周年时，出版社编纂一本摄影合集，自然摄影部分请奚志农做规划组稿，他曾约了好利来老总罗红的片子，并和他见了一面。聊天过程中，奚志农“敲边鼓”：“你喜欢拍非洲的片子，这很好。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把精力多放在中国一点，把中国的动物拍得跟非洲一样好，那你就更厉害啦。”奚志农笑着回忆，某次摄影作品评选，阿拉善慈善基金会介绍他结识评委王石，王石说给奚志农打了100分，但最终只得了三等奖，气得直跳脚。“影像的力量只是一个方面，改变观念才是更重要的前提。”
“做实事最重要。”奚志农说。深圳的企业家詹从旭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把深圳鸟会的朋友约去家乡湖北金山县三阳镇调研，给母校修建图书馆、请奚志农去做讲座、成立观鸟小组。奚志农曾建议他去做鸟类年历，他立马实施，“我去年在大理刚开始做，他四五年前就在做了，他并不是身家显赫的大企业家，但他真的很有心。”
除了这些在社交圈里面的软性影响外，野性中国也逐渐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组织硬件结构。目前野性中国开设了中国濒危物种影像计划，中国野生动物摄影训练营，以及绿色商店。中国濒危物种影像计划是一项旨在抢救性地拍摄中国濒危特有物种的公益计划。通过这一计划，“野性中国”将组织中国一流的自然摄影师对中国的濒危物种进行系统的拍摄；同时为有志于濒危物种拍摄的人士提供拍摄资金、技术指导等方面的支持。影像计划除了SEE基金的固定资金支持之外，另一个来源就是野性中国自己的绿色商店销售平台。
到苍洱去 奚志农的童年在母亲的家乡巍山度过，大理对他而言一度只是籍贯，是“拍滇金丝猴会路过歇脚的城市”。如果不是2009年妻子史立红带大女儿回大理念书，他完全不会重新发现自己的家乡是如此美好。他下定决心把北京的房子卖了，举家搬到大理。今年8月，野性中国工作室还将正式入驻大理成立“分部”，而奚志农，目前正在和大理本地鸟类摄影师张炜合作，致力于推进大理野生动物保护、生态普查。“所谓普查其实无太多公开资料可依，做这份工作，会发现大量时间是边走边看，向自然学习。”
他打开随身笔记本电脑，近期拍摄的云南的鸟类红嘴鸥、游隼、黑水鸡、白鹭轻快地从他鼠标下划过，抱起电脑的他总有说不完的话。奚志农说，他最初对鸟类、对自然的热爱归结于云南土地。小时候，他是一个“散养”长大的孩子，上山、种地、砍柴，样样不差。到了读书的年纪，他去了昆明，初到城市的他像野马被关进了笼子，还一度感到孤独和自我封闭。奚志农说，童年的经历让他成为“不善言辞”的人，但在野外，他找到了自己的“归属地”，也通过自己的努力，先后师从鸟类学家傅桐生、王紫江学习专业知识，也是王紫江将他领入了人生第一个鸟类纪录片剧组，也是那一次糟糕的经验刺激他决定自己认真钻研真正规范，“不干预、不作假”的野生动物摄影。
大理古城，好比大理的文化心脏，是“新大理人”聚集最多的地区之一。早年，奚志农曾和同事为《华夏地理》杂志设想过一个名为“苍山之上，洱海之下”的选题，现在，他觉得是时候付诸实施了：“大理这么美好的山水，让新大理人举家搬迁至此，这批人知道大理的价值所在。但也许对老大理人来讲，部分还意识不到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是多么可贵。”
[记者手记]
掉队的公猴
奚志农翻开自己的《野性中国》摄影集，一张超近距离拍摄的滇金丝猴，让他的表情瞬间变得严肃而难过。这是一只掉队的公猴，因栖息地范围逐步缩小，误入并留在了人类的领地。已经摒除了一般中国野生动物“怕人”习性的它，只能幻想和卡车相伴，甚至不顾危险舔舐柴油发动机的齿轮。在奚志农的摄影观念里，这样的近距离接触只是一桩悲剧，保护野生动物的安全和自然状态才永远是第一位的。
谈到近期自己再次参与联名呼吁的野生动物立法，奚志农希望公众能明白“斩断野生动物产业链才是保护的本原”。他始终有一个想法：“我是被滇金丝猴推向台前的，在那之前我一直是个默默无闻的年轻人。动物赋予了我名气，也同时赋予了另一种使命，就是用自己微弱的影响力，保护它们不受伤害。坦白地讲，做机构是一件劳心劳力的事，如果只做一个独立摄影师，我的日子会好得多。”
在他大女儿曾就读的大理二小，奚志农的课程已经成为一年一度的开学保留节目，在导演张杨最新拍摄的微电影《生活在别处》中，奚志农在台上调侃着滇金丝猴的发型，台下是一张张孩子淳朴的笑脸，写满专注的表情。
但他向记者坦言，自己并不是一个外向的人，作品和拍摄对象才应该是主角。1990年，他去北京领人生中第一个摄影奖，轮到他发言时，这个来自边陲地区的小伙子紧张得满脸通红，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的衣橱里也不见一件西装，一年四季穿着印有“野性中国”LOGO的户外服。《时尚先生》杂志曾授予他年度人物奖项，派出记者、摄影师一行数人，带着一兜子西服和化妆师来到野性中国办公室。见对方如此“诚恳”，奚志农眼睛一闭，把自己“献”出去，第一次穿西装拍了大片。出街的杂志，让他每当提及便面露羞涩。
2013年，奚志农想为“野性中国”吸纳更专业的管理人才，而他内心的“野性”始终在呼唤自己回到山里，回到一线。奚志农说：“我到底不是一个专门的公益组织管理者，因为做‘野性中国’，近些年我个人的拍摄大大受到影响，在这一点上，我感到矛盾和痛苦。”
在外人眼里，野外工作条件艰苦、常常独自为伴，在山里呆一年半载也是家常便饭。但在奚志农看来，那才是自己心灵归属的地方：“很多人问我，长期在野外工作，不寂寞吗？这个问题太可笑了。拿在白马雪山的经历来说，我每天天黑前就睡，天亮前就起，与星空和白雪为伴。当冰雪融化，我们能独享漫山遍野的杜鹃花，和城里人比简直幸福死了，怎么顾得上寂寞呢？”
目前，奚志农将工作重心放在家乡云南。他渴望自己的家乡回到本真的面目：青山绿水，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小时候，奚志农是抓苍蝇的能手，靠战利品养活了一只小麻雀。麻雀很通人性，每次只要他一吹口哨，就会从屋檐飞下来，落在他手背上，亲密无间，他还用做老师的妈妈的红墨水，把小麻雀的头染红一点。奚志农谈到具体的工作计划：“作为中国还算有名的野生动物摄影师，我其实一直很惭愧，自己所做之事，影响力还是太微弱了。明年我计划回到野外，拍一部滇金丝猴纪录片，也计划为其他中国野生动物多留一些影像，已经没有太多时间能够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