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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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女性解放之目标已转至人格独立、经济独立.疫情下,这一群体中接受新思想洗礼的“Z世代”青年女护士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在战“疫”中勇敢承担起救死扶伤之社会责任,堪称“白衣天使”,被誉为“新时代最可爱的人”.“Z世代”青年女护士的职业前景美好,但也充满了不易与艰辛,处于传统与现代、家庭与社会之间的这些职业女性,常常面临着不可避免之二难抉择,即徘徊于自身传统责任与现代社会责任及家庭与职业之间,其内心极度的苦闷、彷徨.本文以“Z世代”护士为研究对象,通过抽样调查与个案访谈的方式,分析这一特殊群体的生境问题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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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女性解放之目标已转至人格独立、经济独立.疫情下,这一群体中接受新思想洗礼的“Z世代”青年女护士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在战“疫”中勇敢承担起救死扶伤之社会责任,堪称“白衣天使”,被誉为“新时代最可爱的人”.“Z世代”青年女护士的职业前景美好,但也充满了不易与艰辛,处于传统与现代、家庭与社会之间的这些职业女性,常常面临着不可避免之二难抉择,即徘徊于自身传统责任与现代社会责任及家庭与职业之间,其内心极度的苦闷、彷徨.本文以“Z世代”护士为研究对象,通过抽样调查与个案访谈的方式,分析这一特殊群体的生境问题及其原因,最后提出了“折翼的天使”之体面回归路径.这不仅有利于提高新时代青年女护士职业的身份认同感,稳定与加强新时代护士队伍建设,而且能够真正实现新时代女性的解放,推动我国护理事业更好更快地发展,从而满足人民群众的健康需要,最终建成健康中国.
其他文献
日本将中国明代遗民在宽文年间(1661-1673)传入的诗词乐称为“明乐”,这部分音乐除大量见载于《魏氏乐谱》之外,还收录于《唐音和解》和《明乐唱号》.文章通过比较分析三者收录的曲目、记谱法、旋律后认为,它们之间既有各自的特点,又存在一些延续关联.日本人在传承“明乐”时非常重视对人声的演绎,诗文与曲调的结合吸引了他们的学习和传播.
印度古代梵语文艺理论家婆罗多的《舞论》,在古代文明世界首创的乐器四分法具有世界性影响,其器乐演奏论值得当代学者关注.婆罗多的器乐论,是印度古典音乐理论最为重要的基石之一.婆罗多对弦鸣乐器的论述以维那琴为主,其涉及的规则相当复杂,但他对气鸣乐器的论述则非常简略.他对鼓乐演奏技法的论述最为复杂.或许是体鸣乐器出现较晚的缘故,该书基本没有涉及.婆罗多器乐论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也是世界古代音乐理论中独具特色且无比珍贵的一朵奇葩.
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的舍利容器(TC557)和“众人奏乐图”(TC554),是研究古丝绸之路音乐的重要图像资料.对于这件舍利容器上所绘的图像,此前已有考古学和美术史学的研究成果,但未见有音乐学和乐器学视角的研究成果.文章试从音乐学的视角,检证该舍利容器上的图像内容.舍利容器侧面绘制的乐器有被错误判断、认识和论述的现象,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将绳索固定鼓皮大鼓误解成金属铆钉固定鼓皮大鼓.该舍利容器上的图像,描绘了古代龟兹乐的乐伎师及其表演乐器的场景.
1879年6-8月,驻英公使曾纪泽与旅居英国的德裔作曲家本聂狄克合作制作了钢琴谱《普天乐》,并于1882年出版.《普天乐》一开始并不是中国的“国歌”(national anthem),而只是一首“民族歌曲”(national air).该曲1887年被驻英公使刘瑞芬送交英国外交部以后,才成为事实上的“中国国歌”.曾纪泽作为“国歌”而创作的《华祝歌》,则在1884年伦敦国际卫生博览会结束后,湮没不彰.
通过词源学、史料记载及乐器图像的考察可知:中南半岛的复簧乐器中,纺锤形为中南半岛当地先民创制,而非外来传入;锥形(肖姆类)自西向东由陆路经印度传入中南半岛,而非由海路经印尼诸群岛传入.后者自古与王室相关,而前者则经历了从“宫外”到“宫内”的过程.中南半岛的复簧乐器并非由中国传入,而中国的锥形复簧乐器可能是从中南半岛传入.与宋代陈旸《乐书》所载胡笳相类似的乐器图像,可在吴哥城遗址浮雕中找到.中南半岛的复簧乐器的形制,至少自17世纪后期延续至今,基本没有发生变化.
“调”是构建盘索里故事框架和音乐框架的基础之一,也是探讨和理解盘索里音乐旋律生成逻辑的基本前提.本文在田野考察和朝鲜族传统音乐理论学习的基础上,从对“调”的分层解析开始,发现了盘索里唱段旋律中的“音链”现象,探讨了“音链”作为旋律生成的基本语汇,与“调”、流派风格之间相辅相成、互为前提的关系.进而以“音链组合”为核心,阐释了盘索里唱段旋律及其生成逻辑.
传统文人郑觐文在剧烈变革的社会环境中所遭遇的实际生存问题,使其在上海成立了大同乐会并推向社会活动.郑觐文“国乐观”的形成与变化及其社会地位,以及上海独特的音乐社会,使得大同乐会1923年后呈现出较强的“商业化”和“精英化”特点,这亦是大同乐会得以成就其影响力的根本原因.
秦文琛的大提琴协奏曲《黎明》(2008)与《对话山水——为管弦乐队和预制录音带而作》(2010)虽然在音响诠释和作品内涵的表达方式上全然不同,但核心音高材料与音高结构的思维方式却有很多相近之处.在探寻两部作品和声材料来源的基础上,将核心四音列的原型及变体形式进行归纳与总结,是进一步研究音高结构思维方式异同的基础.如何在核心四音列的变体形式下,进一步生成五音至七音的叠合衍生音高结构形态和循环四音列音链,是破解两部作品音高结构思维方式同构与异构的关键所在.另外,微分音的运用在两部作品中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文章全面论述了西方调性和声理论的早期历史,以及在中国的传播过程.最早奠定和声理论基础的是扎利诺和拉莫,他们的理论被后来的理论家完善.在梳理和声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过程时,斯波索宾团队的《和声学教程》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焦点,因为该教程对中国的和声理论与教学影响最大.然而,对于该教程的内容构成及其理论体系到底有几分继承和几分原创,理论界在认识上普遍存在误判.鉴于此,文章把该教程作为分析样本,对其整体理论构成要素进行解析,再把它们放在和声理论发展的历史中加以观察,对和声理论的所有核心概念或要素的起源及其继承进行了追溯
19世纪末,“历史音乐学”由奥地利音乐学家圭多·阿德勒确立.一百年来,德国历史音乐学一方面扎根于得天独厚的本国美学传统,并在解释学的理论支持下,建构了一种“音乐学作为艺术学”的学科传统思维方式;另一方面,德奥音乐以其深厚的积淀,不仅给予实证性原始资料研究巨大的资源,也塑造了德国音乐编订的悠久传统,以学术性作曲家作品全集在业内傲视群雄.新世纪德国历史音乐学结合文化史、政治史和社会史,针对德国20世纪音乐史进行“历史清算”讨论.文章通过音乐文献学,纵览纳粹时期、二战后及东德音乐史研究,以揭示德国历史音乐学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