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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夏秋之交的一个中午，正在苏州出差的中共中央华东局社会部泰山情报组组长焦允俊接到上级通知，让他迅即返沪，限下午三时前抵达华东局社会部机关。
自打三年前华东局社会部成立，焦允俊被任命为泰山情报组组长以来，这种正在外出执行使命时被紧急召回的情况只遇到过一次。那是1948年11月，他正在尚未解放的南京从事秘密工作，忽然接到南京地下党秘密交通站送来的一份紧急通知，让其迅即前往杭州。到了杭州，刚下车还没走出长途汽车站，又接到化装成小贩的当地地下交通员递交的火车票，让他马不停蹄直奔上海。抵达上海后方才知道，原来是根据社会部副部长扬帆的命令，全方位收集上海的情报，泰山情报组即是华东局社会部派遣到上海的数个情报组之一。就这样，焦允俊率领的情报组在上海开展秘密工作，直到上海解放。
那么，这次被紧急召回又是什么情况呢？焦允俊猜不出来，而且还有些情绪。他来苏州三天，刚把手头的案子梳理出一些线索，正准备进行全面调查，却来了这样一个紧急命令。没办法，命令必须无条件执行，他只好打道回府，于下午三时出现在领导面前。领导没有任何解释，只是给了焦允俊一个地址，让他当晚七点前报到，反复关照绝对不能迟到。不过，临出门时，这位领导却一反平日对待下级的刻板严肃，竟破例跟焦允俊握了握手。以焦允俊的机灵，立刻从这看似漫不经心的动作中捕捉到一个信息：自己可能被调动了，这一握就是告别。
其时新中国已经成立，过去的地下党大多摇身一变成了“地上党”，不必再伪装身份，有些还穿上了军装或警服，可对于焦允俊这样的秘密工作者来说，依旧与军装或警服无缘。出于对付敌对势力渗透和破坏的需要，其处境基本没有变化，一举一动都必须小心翼翼，否则，一旦身份暴露，可能会导致无法弥补的严重后果。
当晚七时差五分，焦允俊化装成一个商贩模样，抵达华东局社会部设在上海西郊虹桥路的一处秘密联络点。很快，又陆续进来了六个男子，或高或矮，或胖或瘦，但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其貌不扬，在大庭广众之中绝对不会引人注目。
七点整，新领导准时出现在众人面前。这位领导焦允俊以前曾经见过，但没打过交道。焦允俊大约是副营的级别（当时还没定级），而这位领导是红军出身，早就是相当于旅一级的处长了。领导的记忆力惊人，根本没问什么，进门后就说出了七位部下的名字和职务。焦允俊一听，都和自己的资历差不多。继而领导宣布，由在座的这些人组建一个新的专案组，并任命了组长和副组长。
那么，究竟是什么案子，竟然值得华东局社会部如此兴师动众？
北四川路区的虹镇老街在初解放时被坊间称为“穷街”，可想而知那个地区大部分居民的经济状况。这样的地方，很自然地被乞丐、瘪三作为据点，穷街子弟中颇有一些少年读不起书，就整天跟着那帮乞丐、瘪三厮混。由于家境贫穷，这些少年通常营养不良，脸色跟乞丐相差无几，衣着更是补丁叠补丁，肮脏不堪。不知道底细的人乍见之下，很容易把这类少年和乞丐、瘪三混淆。而本案的发生，就是缘于一个外国美女在这方面的误会。
虹镇老街有一户工人家庭，男主人姓秦，系一家私营铁工厂的锻工，其妻姓汪，在纺织厂做挡车工。这对夫妇结婚十多年，生下八个子女，那个年代医疗条件差，婴儿存活率比较低，可这八个子女竟然个个成活。虽是双职工家庭，但因收入不高而且吃饭的嘴太多，生活捉襟见肘。
导致洋美女误会的那个九岁男孩儿，在秦家子女中排行第四，大名秦永锦，小名阿四头。阿四头长到九岁，身上还没沾过新衣服，穿的都是上面三个“光榔头”（沪语，即“光头”，代指男孩儿）穿剩下的衣服，其破旧程度可想而知；又因褴褛衣衫不耐洗涤，所以尽可能少沾水，其肮脏程度也可想而知。虽然没上过学，但阿四头心思活络，智商比同龄孩子要高出一截，可以把一本小学二年级的语文课本从头念到底，算术课本上的题目也运算如飞——这还是他去小学操场上玩的时候，蹲在教室外面偷学到的。阿四头还有一个特长——擅长讲故事。不论哪里有热闹，只要让他瞧见了，回去之后就能把那件事情的核心经过、现场情景甚至人物对白说得一清二楚。如此，他也就成了他那帮小伙伴中的“新闻播音员”。
8月27日那天，阿四头又向他的一班小伙伴讲了一桩新闻。这次的新闻与以往不同，故事的主角就是他自己，而故事本身更是令人难以置信——有一个外国美女请他明天上午去老城隍庙“乐圃茶楼”吃早茶。此语一出，小伙伴们都认为阿四头在吹牛。阿四头遭到小伙伴们的质疑，自尊心颇受伤害，就冲着叫嚷得最厉害的男孩儿劈面一掌。那孩子的个头儿虽然比阿四头大，却不是阿四头的对手，只斗了片刻就倒地大哭。这下，另外几个孩子不依了，一起围了上来。阿四头双拳难敌四手，顿时落于下风。正挨打时，他的两个哥哥阿二头、阿三头捡煤渣回家正好经过，见状二话不说就加入战团。对方挨了打的一个男孩儿赶紧奔回家叫人，眼见就要酿成一场有成年人参加的殴斗，幸亏被户籍警小李看见，当即喝止。询问事由，听说有个外国女郎约请阿四头明天去吃早茶，不禁愕然。
那个年代，这种事必然会引起警察的注意，小李思忖片刻，就把阿四头带到了派出所。阿四头再三声明，这件事绝对不是他编造的——
这天早上，阿四头因为淘气被母亲罚掉了早饭，他只好饿着肚子去外面转悠。平时经常跟叫花子混在一起，他对乞讨那一套很熟，就在临平路上的一家茶馆前驻步。正待入内向茶客讨些点心充饥时，有人把他唤住。回头一看，竟是一个外国女子。外国女子阿四头是见过的，但都是打扮得花花绿绿，通常还有一股浓重的香水味，张嘴就是叽哩咕噜的洋文。可是，此刻唤住阿四头的外国女子却是另一副做派。
这女子看上去比较年轻，长得也漂亮，长波浪头发挽成一束马尾辫垂在脑后，穿着却很大众化，淡蓝色劳动布裤子和米黄色细帆布上衣，也没喷香水。更让阿四头吃惊的是，对方还能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称阿四头为“小阿弟”，先递上两个烧饼。阿四头啃烧饼的时候，洋美女问了他的姓名和家庭情况，阿四头一一作答。接着洋美女又问他有没有去过老城隍庙。阿四头说去过。那么，老城隍庙“乐圃茶楼”的点心尝过吗？这个，阿四头只有摇头了。 “这样吧，明天早上七点，我在老城隍庙‘乐圃茶楼’门口等你，请你吃早茶，各式各样的点心让你吃个够。”说着，洋美女掏出一张两千元纸币（此系旧版人民币，与新版人民币的兑换比率是1∶10000，下同）放在阿四头手里，“这是给你的车钱，怎么乘车知道吗？”
见阿四头点了头，洋美女说声“拜拜”转身离去。刚走了几步，被阿四头一声“阿姨”叫住，原来是问她叫什么名字。洋美女一笑：“你这孩子还真聪明，就叫我玛丽阿姨好了。”
说完经过，阿四头从脏兮兮的裤袋里取出那张两千元纸币给户籍警看，以证明自己的这番陈述并非编造。户籍警小李认为此事有些反常，那个金发碧眼的“玛丽阿姨”如此善待形同乞丐的阿四头，原因是什么？是纯粹行善呢，还是另有企图？如果是后者，阿四头这么一个贫寒家庭的小孩儿，为什么会有人对他感兴趣，而且还是个外国人？小李立刻把这一情况向派出所所长杜辛汉汇报，杜所长的观点跟小李相同。这样一来，派出所就得对此事进行跟踪调查了。
杜所长让阿四头第二天早上准时赴约，同时指派一名老成持重的中年民警老曹换上便装，也去那里吃早茶，监视现场情况，兼带保护阿四头。另派民警小李、小王在现场附近守候，等“玛丽阿姨”离开茶楼后进行跟踪。往下如何进行，待查摸到“玛丽阿姨”的落脚处后再作计议。
次日是星期天，老曹、小李、小王按照领导的安排，于七时前抵达老城隍庙，一个进入“乐圃茶楼”，另两个则在茶楼附近的九曲桥一带溜达。老曹进茶楼后，先楼上楼下转了一圈，没见阿四头或者“玛丽阿姨”，就在底楼选了一个适宜于观察门口和楼梯口的位置，落座后要了一壶茶水、两样点心，一边吃着一边等待目标。可是，等了半个小时，阿四头也好，“玛丽阿姨”也好，竟然一个也没出现，这不是奇怪了吗？跟阿四头说得好好的，这小子怎么不见人影？又等了一阵，外面二位已经不耐烦了，在门口探头探脑，老曹遂决定收队。
回到虹镇老街，小李连派出所也没回，直接就奔老秦家。进得门去，小院子里聚着七八个孩子，正围着阿四头伸手要吃食。定睛一看，这小子竟然买了十来根脆麻花，装在一个纸盒里，每人发一根。见到户籍警，孩子们拿着麻花一哄而散。阿四头把纸盒往前一递，说李叔叔您也来一根。小李自然火大，把脸一沉：“跟我走一趟！”
把阿四头提溜到派出所一问，原来这小子是去了老城隍庙赴约的，不过没进茶楼，就在附近一家香烛铺前跟“玛丽阿姨”见了面。对方好像是知道他会从香烛铺前经过似的，预先在那儿等着呢，看见阿四头来了，迎上前说跟我走。来到“老饭店”门口，“玛丽阿姨”说茶楼我去看过了，人太多，要等座的，就在这里吃面吧，还有小笼包子呢。吃早点的时候，阿四头终于明白了对方如此对待他的用意——
三天前的傍晚，阿四头提了个老爸自制的大号老鼠夹子，去附近的小学放置，想捕捉黄鼠狼。这所小学比较简陋，围墙、大门都是竹编的，里面也没有什么值钱的物品，所以从来不设门卫。此时学校尚未开学，而竹篱笆早就给类似阿四头这样的顽皮小鬼拆了几个洞，随时可以出入。阿四头设置好鼠夹正准备离开，忽听见附近有人说话，驻步张望，只见来了三个比他大五六岁的少年，鬼鬼祟祟地进了一间教室。阿四头年纪虽小，社会经验却十分丰富，意识到这三位必有古怪，便蹑足悄然靠近。
屋里三个家伙正在喝啤酒，桌上放着几包卤菜。三人一边吃喝，一边说话。听了一会儿，阿四头终于弄明白他们刚刚偷窃了一个皮包，用里面的部分钞票买了这些酒菜，这会儿正议论如何分赃。阿四头寻思，按江湖规矩，见者有份，他们应该分点儿给我的。于是咳嗽一声，大模大样进了教室。那三位自是吃了一惊，待看清不过是一个小孩儿，开口便骂。阿四头说，你们先别骂人，听我把话说完，我阿四头你们肯定是不知道的，可虹镇老街的秦大力你们总听说过吧？那是我老爸！
秦大力身高力大，年轻时练过拳脚，据说师傅是武术家王子平，在虹镇老街周边是有点儿名气的。那三个少年原本是要奉送这个不速之客几个“麻栗子”（沪语，即用指头关节弹脑门儿）的，待听说面前这位是秦大力之子，就不敢冒失了，请阿四头坐下喝酒。阿四头不会喝酒，就把桌上的四样卤菜逐样尝了一遍，然后说兄弟告辞了，您几位有啥话要对我说吗？嘿嘿，你们刚才说的那些话我可是都听清楚了。这一说，三少年就只好“破费”了，商量片刻，把那个钉着洋文铭牌的空皮包送给了阿四头。
次日，阿四头偷偷拿着家里的户口本，去淮海路旧货商店把这个皮包卖了，得了十万元钞票。他没想到可以卖这么些钱，不敢使用，更不敢吭声，偷偷藏在家里。现在，“玛丽阿姨”来找他就是为这事，她说那个皮包是她的，被人偷了，现在来找阿四头，不是为了算账，而是想知道是什么人偷的，皮包又是怎么到了阿四头手里的。“玛丽阿姨”许诺，只要说出真情，她可以给阿四头一些钞票。阿四头自然心动，但提出要先给钱。“玛丽阿姨”掏出一张五万元纸币递给他，阿四头则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和盘托出。当然，阿四头并不认识那三个偷包的少年，只说了说大致模样。
阿四头提供的信息使警方更加感兴趣了。那个时代，别说警察了，就是寻常群众脑子里对敌斗争那根弦也绷得甚紧。杜所长听了小李的汇报，认为必须予以充分重视，宁可怀疑错了，也不能轻易放过这个疑点。汇报分局后，分局领导也认为必须认真对待，随即指派两名治安民警老林、老方协助调查。老林、老方跟派出所的小李碰了头，稍一研究，认为应该先设法找到偷窃皮包的那三个少年。
三个少年既然在作案后选中虹镇老街的那所破旧小学作为分赃的地方，说明他们对虹镇老街并不陌生。而且，阿四头在露面后一报老爸秦大力的名号，他们就服软了，足见他们是知晓老秦的情况的。小李对虹镇老街派出所管辖范围内的治安情况比较熟悉，而且从小在这一带长大，对本地区有哪些不良少年心中有数，印象中并无这样的角色。
林、方都是留用的旧警察，按说对分局辖区内的治安情况也比较熟悉，不过那是老黄历了。上海解放虽然不过三个余月，但治安方面管控对象的变化却是极大，以往的那些帮会人物、地痞流氓，一部分已经被抓，有的甚至被枪毙；另一部分则脚底抹油逃之夭夭，不知去向；剩下的慑于人民政府的威势，都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不敢露面。即便如此，治安情况并未明显好转，旧时那些不法之徒销声匿迹了，但马上就有了替补，比如阿四头在小学遇到的那几个少年之类。林、方对于这类角色就不甚了解了，因此提议去分局翻阅最近的失窃报案记录。 这一番查下来，果然发现在最近两个月内的报失记录中，不少失主都提到过被窃前后周边有可疑少年出现，其中七起的描述与上述三个少年的外貌特征相符。再查看分局治安科专门侦办偷窃案件的第三组编制的动态简报，终于发现一个名叫刘小狗的少年似是其中的一个。当天傍晚，刘小狗在其家附近的临平路上闲逛时，被小李、老林迎面拦下，带进了分局。一个不良少年哪是三个警察的对手，刘小狗乖乖承认了窃包之事。
那是8月25日，他和两个朋友许金根、张有宝去南京路闲逛，当然主要目的是“捉兔子”。“捉兔子”系上海滩黑道切口，意即偷包。这个“包”不光指钱包，也包括旅行包、手提包、坤包，以及直接用各色棉布包着的体积不等的包裹。这种作案手法技术含量很低，只需要找准目标跟踪，趁目标选购商品或做其他事情顺手把包放在一边的机会，凑过去悄悄拎走就是，如果旁边有同伙“打枪篱”（即掩护），那基本就是一拿一个准。
刘小狗三人是上海解放后方才自学出道的雏儿，想走发财邪道，却又没技术，所以只有“捉兔子”了。没想到，两个多月干下来，少说也得手了二十来回。只是财运一般，偷到的包里少有现钞，更无珠宝首饰。25日算是他们出道以来运气最好的一天，刘小狗在永安公司三楼无线电柜台瞅着一个四十来岁的平头男子正聚精会神地选购收音机，便示意许金根、张有宝凑上前去“好奇观望”，分散目标的注意力，他则趁此机会一举得手。
这是一个长方形的褐色皮包，包盖上装有拎襻，两侧包脊上附有背带，可拎可背。刘小狗得手后立刻下楼，出门取下拴在腰间的洋面袋把皮包装进去，一口气直奔外滩。不一会儿，许金根、张有宝也气喘吁吁地赶到了。他们找了个隐蔽角落打开皮包一看，都是又惊又喜，这次真是丰收了，竟有八十多万钞票！此外还有一块怀表、一个精致的硬皮封面本子和两块崭新的手帕。他们三人就用“战利品”买了卤菜和啤酒，往回走经过虹镇老街小学时，说这学堂里面晚上鬼都没有一个，去那儿喝酒是再好不过了，于是就从竹篱笆墙上的破洞钻了进去。再往下，就碰到阿四头了。
那么，那个皮包给了阿四头，里面的其他物品呢？刘小狗说，钞票都分掉了，那块怀表，因为是他下的手，所以归了他；两块手帕，许金根、张有宝每人一块。至于那个本子，对这三个文盲少年来说似乎没有用处，况且已经用过了，又是写字又是画画的，写的还都是洋文，谁也不懂；画的图更是看不明白，像是房子，还有互相交织在一起的直线曲线。这样的东西，旧货店是不肯收购的，刘小狗见没人要，就拿回家去放着了。
讯问结束，警方随即去刘家起获了赃物。那个本子用过的几页上确实全是英文和草图，画的像是建筑物室内室外的简易轮廓，至于直线和曲线，似是机械物件的草图。本子随即送交分局领导，领导翻了翻，没发表任何意见，却亲手装进牛皮纸卷宗袋，用火漆封条封好口，唤来机要通讯员，让立刻送交市局。市局收到这个本子，没有耽搁，又马上递送华东局社会部。随后，焦允俊等七人被紧急抽调，组建了这个专案组。
领导介绍了案情，看看手表，已经过去一个多小时了，让大家休息一下，到外面透透气，抽支烟。早就犯了烟瘾的焦允俊正暗暗感叹领导体恤部属时，又听见领导说了声“正副组长焦允俊、郝真儒同志请留一下”，只得暗叹一口气。其他五位侦查员知道这是领导有意把大家支开，对两位组长另有交代，于是赶紧拔腿走人。
趁领导喝水的当儿，焦允俊暗暗打量一起留下的郝真儒。这位刚被任命的专案组副组长看上去要比自己大两三岁，一米七左右，身材显得有些单薄，戴着一副褐色玳瑁架眼镜，五官端正，脸上毫无表情。焦允俊暗忖，这老兄也不知什么来路，看长相，在部队里挺适合做政治工作，当个团政委、政治部主任什么的。转念一想，那也太抬举他了，俺老焦1940年参加革命，现在不过是个副营，他能做得了正团？
正胡思乱想的时候，领导开腔了，说还有一项党内任命，之所以刚才没有宣布，是因为专案组七名成员中有一位同志不是党员，目前虽已解放，但党组织还没公开活动，所以在有非党员在场的情况下，不宜谈论党内事务。具体的任命是，由郝真儒同志担任专案组党支部书记。焦允俊听着，觉得自己猜得挺准，这位仁兄果然适合做政治工作。不过，一个专案组还要组建党支部，这事以前从没听说过……
这时候，领导终于说到了正题，透露了一个在全组会上不适宜透露的情况：那个上交华东局社会部的本子里记载的内容涉及中央向上海下达的一项重要使命，这项使命的核心是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建造海军舰艇，准备用于解放尚被国民党反动派控制的东南沿海岛屿、澎湖列岛以及台湾。显然，敌特分子已经察觉了我方的行动，正在着手收集相关情报。不仅是上海市公安局、华东局社会部的领导，就是接到报告的中央有关部门领导也感到震惊，连夜来电要求华东局社会部直接组织专案组进行侦查，力争在最短时间内侦破该案，斩断敌特分子伸向该项工作的黑手。
听到这里，焦允俊心中油然升起一股自豪感：俺老焦参加革命将近十年了，从事情报工作也七个年头了，还从来没摊上过这等高级活儿；如今不但摊上了，还是专案组长！这是组织对自己的信任，也是对自己以往工作的认可，可千万不能把这活儿干砸了，否则，自己岂不要遗憾一辈子？
接着，领导又给焦允俊和郝真儒互相作了介绍。这下焦允俊不得不对郝真儒另眼相看了——这位老兄参加革命比他还早一年半，早年曾在公共租界中央捕房做事，对上海各个方面的情况都很了解。后来因叛徒出卖被捕，在严刑拷打下仍能够严守党的秘密。被地下党营救出狱后，郝真儒去了皖南新四军军部，先是从事组织工作，后又做敌工工作。这样的经历，让焦允俊不由得心生敬意，赶紧起身跟郝真儒握手：“老兄厉害！兄弟佩服得很！”
哪知，郝真儒却一点儿不给面子：“焦允俊同志，革命队伍中互相称呼同志，不宜称兄道弟。”
领导离开后，专案组立刻开会分析案情。焦允俊是专案组长，当仁不让主持会议，他心里对郝真儒刚才的那番“正经”颇不以为然，因此，在开场白里多少有点儿跟专案组的“党内领导”、“业务副手”老郝同志过不去的意思，没用“同志们”、“战友们”等词汇，反而带着浓重的江湖气：“诸位同僚，从今天起咱们就在一口锅里搅勺子了，应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眼见郝真儒推着眼镜像是快忍耐不住了，这才言归正传，“案情呢，刚才领导已经作了详细介绍，大伙儿有什么思路，都说说吧。” 摩托车载着两人疾驶，几分钟后总算看见了在前面不紧不慢开着的宝蓝色摩托车。后来问了刘小狗才知道，开车的男子自称受“一跤头”的指派，接刘小狗去坐坐，有点儿小事要跟他谈。“一跤头”是沪东地区有点儿名气的道上人物，刘小狗一直想拜“一跤头”为师，学几招摔跤的手段好去耀武扬威，当下不疑有他，只是他根本不知道“一跤头”家住何处，上了车，任人家开到哪儿算哪儿。后面跟踪的侦查员自然也不知目标要去哪里，驾车的焦允俊暗暗祈祷自己这辆邮电局的破摩托千万不要半路抛锚。
这一跟，就跟到了外滩，宝蓝摩托上了北京东路，又拐到虎丘路停下，戴墨镜的男子把摩托车停在一条弄堂里，然后和刘小狗一起进了距路口三十来米处的一家咖啡馆。这家咖啡馆有两个门面两层楼，名唤“摩登小馆”，地处偏僻，上海解放后消费者锐减，又不是高峰时段，所以顾客不多。先跟入的孙慎言见目标上了楼，便在楼梯侧的一副座头上落座。稍后，焦允俊停好摩托也进来了。两人一个要了咖啡一个要了绿茶，一边喝着一边等候目标下楼。
孙慎言来自山东老区，武工队出身，1946年组建山东社会部时被抽调过去当了侦查员。他的性格跟其名字一样，平时寡言少语，开口都是慎而又慎，没人跟他说话一天不开腔属于正常事儿。此刻他坐在那里，神情却略微透着不安。焦允俊看在眼里，便悄声问道：“老弟你怎么啦？”
孙慎言说他心里有些不踏实，如果这咖啡馆有后门的话，没准儿目标就从后门溜了。焦允俊原本不知他这个部属的来路，听他这么一说，便猜测他是上海解放后才进城的，对上海不熟，一问，果然。焦允俊自1948年底秘密潜入上海搞地下情报工作后，熟读组织上下发的上海市区地形、社情等情况资料，又有大量的实践经验，对上海滩适宜于作为地下工作接头点的场所了如指掌。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这家“摩登小馆”在上海解放前经常被地下党作为接头地点，焦允俊对这里非常熟悉，知道没有后门，便对孙慎言微微摇了摇头。孙慎言这才放心，继续低头喝茶。
可是，等了一阵，却不见目标下楼。焦允俊看了看表，已经进来二十分钟了，隐隐觉得不对劲儿。想了想，便出门走到隔壁那条弄堂口，只一瞥，便是一个激灵——那辆宝蓝色摩托车不见了！
原来，“摩登小馆”在上海解放后易主，新老板对咖啡馆的结构作了改动，开了道后门，跟旁边那条马路连通，还在二楼店堂的后部增加了一道窄窄的扶梯。目标不知是发现了已被跟踪，或是另有原因，总之是从后门溜了！
目标脱梢，专案组随即举行紧急会议。焦允俊请副组长郝真儒主持会议，他自己首先作了检查，说他犯了“主观主义”、“经验主义”的错误，要求上级免去他专案组长的职务，并请求处分。这时，惜言如金的孙慎言开腔了，说这个错误他也有份儿，甚至承担的责任应该比焦组长多一些，因为是他先跟踪目标进咖啡馆的。
焦允俊眼睛一瞪：“你瞎掺和什么，你一个普通组员，还不是一切都听我的？再说，咖啡馆是否有后门的问题你是想到了的，还提醒过我，问题在我老焦身上！”
两人还要争下去，被郝真儒打断：“你们别争了，这件事由上级领导说了算，在领导没有下达指示之前，焦允俊同志还是专案组长，应继续主持侦查工作。目前最重要的不是揽责任，而是赶紧进行案情分析，看下一步该怎么做。焦允俊同志，请你把本案侦查工作进行到目前为止的情况向同志们介绍一下。”
焦允俊朝郝真儒瞥了一眼，暗忖这老郝看上去一副软不溜秋的样子，处理事情倒是果断干脆，他说得对，眼下处分事小，破案才是头等大事。管他日后给老子什么处分，工作不能停下来。于是，便把眼下的情况向大家作了简单的介绍——
昨天，侦查员张宝贤、孙慎言对专案组对案情的估计进行了核查，基本符合事实。另一路侦查员支富德、谭弦向淮海路旧货商店进行了调查，得知确有一个男子找上门来，向该店出示上海解放前（1948年11月）购买皮包的发票，说该皮包已经失窃，要求查询是否有人前来出售。店员应其要求查了查记录，的确收购了这么一款皮包，并告知该男子出售方的信息——敌特就是通过这个办法找到阿四头的。
本案破获后，经专案组向上海市公安局书面建议，市局下文规定全市旧货（含寄售）行业今后一律不准向任何私人透露货源信息。这项规定一直坚持实施到改革开放后国营旧货行业消失。
今天的事故发生之后，因不能向咖啡馆方面暴露身份，不便打听目标是进了咖啡馆多长时间才离开的，只能去询问宝蓝色摩托车停靠处附近烟纸店的店主，得知目标是在十来分钟之前把摩托车开走的，只有那个戴墨镜的男子，没看见刘小狗。据此似乎可以推断目标并未发现受到跟踪，因为侦查员在楼下店堂待了大约二十分钟，而目标和刘小狗在楼上待了十分钟左右，说明他们在楼上进行了谈话——可以理解为对方已经把要对刘小狗说的话说完了。如果目标发现被跟踪的话，按说不会有那么大的胆子继续跟刘小狗谈话，应该尽快脱梢才是。目标之所以从后门离开，可能仅仅是为了方便——从后门出去就是他停车的那条弄堂。但他来的时候为什么不直接从后门进入咖啡馆呢？这一点就不清楚了。
尽管焦允俊、孙慎言跟踪失利，但他们记下了那辆宝蓝摩托车的车牌号码，这是一个可以继续调查的线索。专案组决定，这条线索由沙懋麟、支富德、孙慎言去调查。至于那个墨镜男子是否发现自己被跟踪的问题，可以向刘小狗核实，此事由焦允俊、张宝贤、谭弦负责。
会后，郝真儒要求焦允俊、支富德留下，这三位都是专案组党支部成员，他们继续开了一个支部会。由于时间比较紧，主要是由郝真儒说了说，对焦允俊跟踪失利之事进行严厉批评。焦允俊寻思这是“木匠戴枷——自作自受”，无话可说，只有听着的份儿。不过，老郝说得完全在理，他心服口服。最后，郝真儒当场写了一份百来字的报告，说要以专案组党支部的名义上报，写完后请焦允俊、支富德过目，有不同意见可以提出来。支富德看后表示完全同意，焦允俊却提出了不同意见。
原来，郝真儒在报告中竟把脱梢的主要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因为他是支部书记兼副组长，分工安排时未能强调小心谨慎对待工作中每个环节的问题。焦允俊坚持要自己承担责任，郝真儒说你可以保留意见，但我和支富德同志是支持这个决定的，少数服从多数，还是照此内容上报吧。焦允俊只好照办，但在报告末尾写上了自己的保留意见，放下笔之后寻思，别看老郝白面书生一个，倒是很讲义气的。 可是，宋斯义很快就发现，所谓“纯属平等”是哄人的说法——他根本不知道中情局在沪负责跟自己联络的那个特工的情况，对方却不但清楚他的“老六”代号，还知晓他乃是北京路上“瑞祥电器旧货行”的宋老板，两天后竟然派人直接上门联络了。
来的那位就是请阿四头去老城隍庙吃早茶的“玛丽阿姨”，当然，这位洋美女出现在宋老板面前时就不叫“玛丽”了，自我介绍叫尤丽娅。尽管是中情局特工，但宋斯义看她的相貌，怀疑对方可能是东欧哪个国家旅沪的犹太人。尤丽娅约宋斯义去外面喝咖啡，交谈中告知，她奉上司杰克先生指派前来协助宋老板开展工作，同时兼任宋老板跟杰克先生之间的联络员。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尤丽娅的上司杰克先生的安排似乎有轻率之嫌——指派一个外国美女来跟宋斯义联系，那不是明摆着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吗？干特务的最犯忌的不就是惹人注目吗？但杰克先生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且之前肯定派人甚至亲自实地查看过。当时的北京路上，经营旧货的店铺不少，其时上海解放不过三个月，许多外国侨民准备离沪回国，走之前都把带不走的东西拿到北京路的旧货行来卖掉。因此，北京路上天天有金发碧眼的男男女女转来转去，尤丽娅出现在宋斯义的旧货行里并不算惹人注目。
宋斯义也是老特务了，他对杰克此举倒并不计较，使他大跌眼镜的是之后尤丽娅变身“玛丽阿姨”之举。这事儿还要从“六室”刺探情报开始说起——
纯从特工技术角度来说，宋斯义的水平还是不错的。他接受使命后，只用了十多天时间就顺利获取了江南造船所（接管后改名“江南造船厂”）正在紧急改造三号船台的情报，这是三个月前上海刚刚解放时由陈毅签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第一号令》的内容。行动计划是宋斯义根据自己掌握的社会关系制订的，由下属龚阿康具体负责实施。尽管理论上这个方案一举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大，但当他接到龚阿康用暗语打来的报捷电话时，还是有点儿怀疑自己的耳朵，甚至想到另一种可能——会不会龚阿康已经失风被捕，这个电话是中共公安为了诱捕他这个特务头子下的套？所以，宋斯义下意识地立刻挂断了电话。这倒使龚阿康吃了一惊，立刻再次拨打过来。这回，宋斯义恢复了正常思维，用暗语指令龚阿康次日在南京路大光明电影院旁边弄堂口的电话亭前碰头，交接获取的情报。
接下来的情况前面已有交代，龚阿康在接头前不知怎么的去了一趟永安公司。这其实是违反特务活动规定的，在未曾完成情报交接前，不应该做其他事情，以免分心引发事端。只有一种情况可以例外，那就是发现自己已经受到跟踪，为了脱梢不得已而为之。问题是，那天一切正常，龚阿康并没有遇到什么特殊情况，这多此一举的商场之行，导致刘小狗等三少年把装着情报（就是那个本子）的皮包窃走了。
不难想象，正满怀希望准备享受首战告捷成果的宋斯义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对于一个曾在抗战时期长期活动在日伪血腥统治下的老特务来说，这个坏消息不仅意味着前功尽弃，更要命的是可能由此引发的灭顶之灾。宋斯义与龚阿康分手后，立刻按照尤丽娅留给他的联系方式要求紧急会见。两小时后，尤丽娅已经把坏消息报告杰克了。与此同时，宋斯义向另一特务魏康思下达指令，让他持龚阿康提供的购买皮包的原始发票，走访指定区域内的旧货寄售商店。
很快，魏康思在淮海路的旧货商店打听到了那个皮包的下落。宋斯义刚获知消息，尤丽娅打来电话传达了杰克先生的意见。双方都是老特务，尽管国籍不同，思路倒是一致的，杰克也认为可以通过查询旧货商店的方式找到偷窃皮包的家伙。宋斯义估计尤丽娅是被杰克先生临时物色来的新手，听说已经打听到皮包是虹镇老街一个名叫秦永锦的少年向旧货商店出售的，立刻喜笑颜开，一声“拜拜”挂断了电话。
往下，就发生了使宋斯义大跌眼镜的事儿，杰克竟然指派尤丽娅出马去虹镇老街，当面约请那个年方九岁的男孩儿去老城隍庙吃早茶！当然，这个情况人家是不会向他通报的，而是他布置查访阿四头的下属在跟踪时发现的。宋斯义目瞪口呆之际，尤丽娅不无得意地来电通知，杰克先生已经掌握了偷窃皮包者（即刘小狗）的姓名住址，建议宋斯义采取措施设法追回情报。尤丽娅说话时带着命令的口吻，宋斯义也无可奈何，这个娄子是他的下属捅出来的，自然只有他自己去收拾了，于是忍气吞声说了声“OK”。
宋斯义指派魏康思去找刘小狗，因为魏康思出身上海滩帮会世家，尽管他本人的职业已经跟帮会没有丝毫关系，其上代人也已经作古，但据“保密局”刘上校介绍，这人在上海滩黑道以及各个行业公会中的人脉之广，在寻常特工中是罕见的。因此，宋斯义相信派其出马去哄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魏康思本人听说让他去执行这么一桩使命，也认为是小菜一碟。这个态度让宋斯义有点儿不放心，担心他大意失荆州，又指派另一名特务胡友三去跟踪魏康思。事实证明，宋斯义的这个安排是非常必要的。
要说“保密局”给宋斯义配置的这六名下属，倒还真是符合“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原则——魏康思适宜于进行“社会调查”，而胡友三呢，一看那副贼头贼脑过于精明的外貌，就知道是一块打听隐私的好料。胡友三还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听话，就像一条忠诚的猎犬，作为小特务来说，可以板上砸钉子似的严格做到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丝毫不会走样。宋斯义向他交代使命时特别关照，让他去外滩虎丘路“摩登小馆”对面的那条弄堂口，那里有家半间门面的烟纸店，只要掏钱买一包香烟，就可以以等人为由在店里坐上一时三刻，店主不会有意见。这时，会有一个穿黑色短袖衬衫戴墨镜的三十岁左右的男子（“六室”特务之间互相不认识）骑一辆宝蓝色摩托车载一个少年到“摩登小馆”去，胡友三的使命就是观察是否有人跟踪这辆摩托车。
胡友三不折不扣地执行了宋斯义的指令，结果就发现有一辆送电报的绿色摩托尾随宝蓝色摩托车而来，车上的两名男子下车后也进了“摩登小馆”。由此，宋斯义断定魏康思已被公安人员盯上了。魏康思还蒙在鼓里，兴冲冲地给宋斯义打电话报告说，已经打听到被窃皮包里的那个本子小偷还没脱手，约好明天上午再次见面就可取回，被宋斯义啐了一口：“呸！你小子让人盯上了竟然一点儿都不知道！你骑的那辆摩托是向‘一跤头’借的吗？赶快把车处理掉，就跟‘一跤头’说车被偷了。”
自打三年前华东局社会部成立，焦允俊被任命为泰山情报组组长以来，这种正在外出执行使命时被紧急召回的情况只遇到过一次。那是1948年11月，他正在尚未解放的南京从事秘密工作，忽然接到南京地下党秘密交通站送来的一份紧急通知，让其迅即前往杭州。到了杭州，刚下车还没走出长途汽车站，又接到化装成小贩的当地地下交通员递交的火车票，让他马不停蹄直奔上海。抵达上海后方才知道，原来是根据社会部副部长扬帆的命令，全方位收集上海的情报，泰山情报组即是华东局社会部派遣到上海的数个情报组之一。就这样，焦允俊率领的情报组在上海开展秘密工作，直到上海解放。
那么，这次被紧急召回又是什么情况呢？焦允俊猜不出来，而且还有些情绪。他来苏州三天，刚把手头的案子梳理出一些线索，正准备进行全面调查，却来了这样一个紧急命令。没办法，命令必须无条件执行，他只好打道回府，于下午三时出现在领导面前。领导没有任何解释，只是给了焦允俊一个地址，让他当晚七点前报到，反复关照绝对不能迟到。不过，临出门时，这位领导却一反平日对待下级的刻板严肃，竟破例跟焦允俊握了握手。以焦允俊的机灵，立刻从这看似漫不经心的动作中捕捉到一个信息：自己可能被调动了，这一握就是告别。
其时新中国已经成立，过去的地下党大多摇身一变成了“地上党”，不必再伪装身份，有些还穿上了军装或警服，可对于焦允俊这样的秘密工作者来说，依旧与军装或警服无缘。出于对付敌对势力渗透和破坏的需要，其处境基本没有变化，一举一动都必须小心翼翼，否则，一旦身份暴露，可能会导致无法弥补的严重后果。
当晚七时差五分，焦允俊化装成一个商贩模样，抵达华东局社会部设在上海西郊虹桥路的一处秘密联络点。很快，又陆续进来了六个男子，或高或矮，或胖或瘦，但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其貌不扬，在大庭广众之中绝对不会引人注目。
七点整，新领导准时出现在众人面前。这位领导焦允俊以前曾经见过，但没打过交道。焦允俊大约是副营的级别（当时还没定级），而这位领导是红军出身，早就是相当于旅一级的处长了。领导的记忆力惊人，根本没问什么，进门后就说出了七位部下的名字和职务。焦允俊一听，都和自己的资历差不多。继而领导宣布，由在座的这些人组建一个新的专案组，并任命了组长和副组长。
那么，究竟是什么案子，竟然值得华东局社会部如此兴师动众？
一、洋美女结交小瘪三
北四川路区的虹镇老街在初解放时被坊间称为“穷街”，可想而知那个地区大部分居民的经济状况。这样的地方，很自然地被乞丐、瘪三作为据点，穷街子弟中颇有一些少年读不起书，就整天跟着那帮乞丐、瘪三厮混。由于家境贫穷，这些少年通常营养不良，脸色跟乞丐相差无几，衣着更是补丁叠补丁，肮脏不堪。不知道底细的人乍见之下，很容易把这类少年和乞丐、瘪三混淆。而本案的发生，就是缘于一个外国美女在这方面的误会。
虹镇老街有一户工人家庭，男主人姓秦，系一家私营铁工厂的锻工，其妻姓汪，在纺织厂做挡车工。这对夫妇结婚十多年，生下八个子女，那个年代医疗条件差，婴儿存活率比较低，可这八个子女竟然个个成活。虽是双职工家庭，但因收入不高而且吃饭的嘴太多，生活捉襟见肘。
导致洋美女误会的那个九岁男孩儿，在秦家子女中排行第四，大名秦永锦，小名阿四头。阿四头长到九岁，身上还没沾过新衣服，穿的都是上面三个“光榔头”（沪语，即“光头”，代指男孩儿）穿剩下的衣服，其破旧程度可想而知；又因褴褛衣衫不耐洗涤，所以尽可能少沾水，其肮脏程度也可想而知。虽然没上过学，但阿四头心思活络，智商比同龄孩子要高出一截，可以把一本小学二年级的语文课本从头念到底，算术课本上的题目也运算如飞——这还是他去小学操场上玩的时候，蹲在教室外面偷学到的。阿四头还有一个特长——擅长讲故事。不论哪里有热闹，只要让他瞧见了，回去之后就能把那件事情的核心经过、现场情景甚至人物对白说得一清二楚。如此，他也就成了他那帮小伙伴中的“新闻播音员”。
8月27日那天，阿四头又向他的一班小伙伴讲了一桩新闻。这次的新闻与以往不同，故事的主角就是他自己，而故事本身更是令人难以置信——有一个外国美女请他明天上午去老城隍庙“乐圃茶楼”吃早茶。此语一出，小伙伴们都认为阿四头在吹牛。阿四头遭到小伙伴们的质疑，自尊心颇受伤害，就冲着叫嚷得最厉害的男孩儿劈面一掌。那孩子的个头儿虽然比阿四头大，却不是阿四头的对手，只斗了片刻就倒地大哭。这下，另外几个孩子不依了，一起围了上来。阿四头双拳难敌四手，顿时落于下风。正挨打时，他的两个哥哥阿二头、阿三头捡煤渣回家正好经过，见状二话不说就加入战团。对方挨了打的一个男孩儿赶紧奔回家叫人，眼见就要酿成一场有成年人参加的殴斗，幸亏被户籍警小李看见，当即喝止。询问事由，听说有个外国女郎约请阿四头明天去吃早茶，不禁愕然。
那个年代，这种事必然会引起警察的注意，小李思忖片刻，就把阿四头带到了派出所。阿四头再三声明，这件事绝对不是他编造的——
这天早上，阿四头因为淘气被母亲罚掉了早饭，他只好饿着肚子去外面转悠。平时经常跟叫花子混在一起，他对乞讨那一套很熟，就在临平路上的一家茶馆前驻步。正待入内向茶客讨些点心充饥时，有人把他唤住。回头一看，竟是一个外国女子。外国女子阿四头是见过的，但都是打扮得花花绿绿，通常还有一股浓重的香水味，张嘴就是叽哩咕噜的洋文。可是，此刻唤住阿四头的外国女子却是另一副做派。
这女子看上去比较年轻，长得也漂亮，长波浪头发挽成一束马尾辫垂在脑后，穿着却很大众化，淡蓝色劳动布裤子和米黄色细帆布上衣，也没喷香水。更让阿四头吃惊的是，对方还能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称阿四头为“小阿弟”，先递上两个烧饼。阿四头啃烧饼的时候，洋美女问了他的姓名和家庭情况，阿四头一一作答。接着洋美女又问他有没有去过老城隍庙。阿四头说去过。那么，老城隍庙“乐圃茶楼”的点心尝过吗？这个，阿四头只有摇头了。 “这样吧，明天早上七点，我在老城隍庙‘乐圃茶楼’门口等你，请你吃早茶，各式各样的点心让你吃个够。”说着，洋美女掏出一张两千元纸币（此系旧版人民币，与新版人民币的兑换比率是1∶10000，下同）放在阿四头手里，“这是给你的车钱，怎么乘车知道吗？”
见阿四头点了头，洋美女说声“拜拜”转身离去。刚走了几步，被阿四头一声“阿姨”叫住，原来是问她叫什么名字。洋美女一笑：“你这孩子还真聪明，就叫我玛丽阿姨好了。”
说完经过，阿四头从脏兮兮的裤袋里取出那张两千元纸币给户籍警看，以证明自己的这番陈述并非编造。户籍警小李认为此事有些反常，那个金发碧眼的“玛丽阿姨”如此善待形同乞丐的阿四头，原因是什么？是纯粹行善呢，还是另有企图？如果是后者，阿四头这么一个贫寒家庭的小孩儿，为什么会有人对他感兴趣，而且还是个外国人？小李立刻把这一情况向派出所所长杜辛汉汇报，杜所长的观点跟小李相同。这样一来，派出所就得对此事进行跟踪调查了。
杜所长让阿四头第二天早上准时赴约，同时指派一名老成持重的中年民警老曹换上便装，也去那里吃早茶，监视现场情况，兼带保护阿四头。另派民警小李、小王在现场附近守候，等“玛丽阿姨”离开茶楼后进行跟踪。往下如何进行，待查摸到“玛丽阿姨”的落脚处后再作计议。
次日是星期天，老曹、小李、小王按照领导的安排，于七时前抵达老城隍庙，一个进入“乐圃茶楼”，另两个则在茶楼附近的九曲桥一带溜达。老曹进茶楼后，先楼上楼下转了一圈，没见阿四头或者“玛丽阿姨”，就在底楼选了一个适宜于观察门口和楼梯口的位置，落座后要了一壶茶水、两样点心，一边吃着一边等待目标。可是，等了半个小时，阿四头也好，“玛丽阿姨”也好，竟然一个也没出现，这不是奇怪了吗？跟阿四头说得好好的，这小子怎么不见人影？又等了一阵，外面二位已经不耐烦了，在门口探头探脑，老曹遂决定收队。
回到虹镇老街，小李连派出所也没回，直接就奔老秦家。进得门去，小院子里聚着七八个孩子，正围着阿四头伸手要吃食。定睛一看，这小子竟然买了十来根脆麻花，装在一个纸盒里，每人发一根。见到户籍警，孩子们拿着麻花一哄而散。阿四头把纸盒往前一递，说李叔叔您也来一根。小李自然火大，把脸一沉：“跟我走一趟！”
把阿四头提溜到派出所一问，原来这小子是去了老城隍庙赴约的，不过没进茶楼，就在附近一家香烛铺前跟“玛丽阿姨”见了面。对方好像是知道他会从香烛铺前经过似的，预先在那儿等着呢，看见阿四头来了，迎上前说跟我走。来到“老饭店”门口，“玛丽阿姨”说茶楼我去看过了，人太多，要等座的，就在这里吃面吧，还有小笼包子呢。吃早点的时候，阿四头终于明白了对方如此对待他的用意——
三天前的傍晚，阿四头提了个老爸自制的大号老鼠夹子，去附近的小学放置，想捕捉黄鼠狼。这所小学比较简陋，围墙、大门都是竹编的，里面也没有什么值钱的物品，所以从来不设门卫。此时学校尚未开学，而竹篱笆早就给类似阿四头这样的顽皮小鬼拆了几个洞，随时可以出入。阿四头设置好鼠夹正准备离开，忽听见附近有人说话，驻步张望，只见来了三个比他大五六岁的少年，鬼鬼祟祟地进了一间教室。阿四头年纪虽小，社会经验却十分丰富，意识到这三位必有古怪，便蹑足悄然靠近。
屋里三个家伙正在喝啤酒，桌上放着几包卤菜。三人一边吃喝，一边说话。听了一会儿，阿四头终于弄明白他们刚刚偷窃了一个皮包，用里面的部分钞票买了这些酒菜，这会儿正议论如何分赃。阿四头寻思，按江湖规矩，见者有份，他们应该分点儿给我的。于是咳嗽一声，大模大样进了教室。那三位自是吃了一惊，待看清不过是一个小孩儿，开口便骂。阿四头说，你们先别骂人，听我把话说完，我阿四头你们肯定是不知道的，可虹镇老街的秦大力你们总听说过吧？那是我老爸！
秦大力身高力大，年轻时练过拳脚，据说师傅是武术家王子平，在虹镇老街周边是有点儿名气的。那三个少年原本是要奉送这个不速之客几个“麻栗子”（沪语，即用指头关节弹脑门儿）的，待听说面前这位是秦大力之子，就不敢冒失了，请阿四头坐下喝酒。阿四头不会喝酒，就把桌上的四样卤菜逐样尝了一遍，然后说兄弟告辞了，您几位有啥话要对我说吗？嘿嘿，你们刚才说的那些话我可是都听清楚了。这一说，三少年就只好“破费”了，商量片刻，把那个钉着洋文铭牌的空皮包送给了阿四头。
次日，阿四头偷偷拿着家里的户口本，去淮海路旧货商店把这个皮包卖了，得了十万元钞票。他没想到可以卖这么些钱，不敢使用，更不敢吭声，偷偷藏在家里。现在，“玛丽阿姨”来找他就是为这事，她说那个皮包是她的，被人偷了，现在来找阿四头，不是为了算账，而是想知道是什么人偷的，皮包又是怎么到了阿四头手里的。“玛丽阿姨”许诺，只要说出真情，她可以给阿四头一些钞票。阿四头自然心动，但提出要先给钱。“玛丽阿姨”掏出一张五万元纸币递给他，阿四头则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和盘托出。当然，阿四头并不认识那三个偷包的少年，只说了说大致模样。
阿四头提供的信息使警方更加感兴趣了。那个时代，别说警察了，就是寻常群众脑子里对敌斗争那根弦也绷得甚紧。杜所长听了小李的汇报，认为必须予以充分重视，宁可怀疑错了，也不能轻易放过这个疑点。汇报分局后，分局领导也认为必须认真对待，随即指派两名治安民警老林、老方协助调查。老林、老方跟派出所的小李碰了头，稍一研究，认为应该先设法找到偷窃皮包的那三个少年。
三个少年既然在作案后选中虹镇老街的那所破旧小学作为分赃的地方，说明他们对虹镇老街并不陌生。而且，阿四头在露面后一报老爸秦大力的名号，他们就服软了，足见他们是知晓老秦的情况的。小李对虹镇老街派出所管辖范围内的治安情况比较熟悉，而且从小在这一带长大，对本地区有哪些不良少年心中有数，印象中并无这样的角色。
林、方都是留用的旧警察，按说对分局辖区内的治安情况也比较熟悉，不过那是老黄历了。上海解放虽然不过三个余月，但治安方面管控对象的变化却是极大，以往的那些帮会人物、地痞流氓，一部分已经被抓，有的甚至被枪毙；另一部分则脚底抹油逃之夭夭，不知去向；剩下的慑于人民政府的威势，都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不敢露面。即便如此，治安情况并未明显好转，旧时那些不法之徒销声匿迹了，但马上就有了替补，比如阿四头在小学遇到的那几个少年之类。林、方对于这类角色就不甚了解了，因此提议去分局翻阅最近的失窃报案记录。 这一番查下来，果然发现在最近两个月内的报失记录中，不少失主都提到过被窃前后周边有可疑少年出现，其中七起的描述与上述三个少年的外貌特征相符。再查看分局治安科专门侦办偷窃案件的第三组编制的动态简报，终于发现一个名叫刘小狗的少年似是其中的一个。当天傍晚，刘小狗在其家附近的临平路上闲逛时，被小李、老林迎面拦下，带进了分局。一个不良少年哪是三个警察的对手，刘小狗乖乖承认了窃包之事。
那是8月25日，他和两个朋友许金根、张有宝去南京路闲逛，当然主要目的是“捉兔子”。“捉兔子”系上海滩黑道切口，意即偷包。这个“包”不光指钱包，也包括旅行包、手提包、坤包，以及直接用各色棉布包着的体积不等的包裹。这种作案手法技术含量很低，只需要找准目标跟踪，趁目标选购商品或做其他事情顺手把包放在一边的机会，凑过去悄悄拎走就是，如果旁边有同伙“打枪篱”（即掩护），那基本就是一拿一个准。
刘小狗三人是上海解放后方才自学出道的雏儿，想走发财邪道，却又没技术，所以只有“捉兔子”了。没想到，两个多月干下来，少说也得手了二十来回。只是财运一般，偷到的包里少有现钞，更无珠宝首饰。25日算是他们出道以来运气最好的一天，刘小狗在永安公司三楼无线电柜台瞅着一个四十来岁的平头男子正聚精会神地选购收音机，便示意许金根、张有宝凑上前去“好奇观望”，分散目标的注意力，他则趁此机会一举得手。
这是一个长方形的褐色皮包，包盖上装有拎襻，两侧包脊上附有背带，可拎可背。刘小狗得手后立刻下楼，出门取下拴在腰间的洋面袋把皮包装进去，一口气直奔外滩。不一会儿，许金根、张有宝也气喘吁吁地赶到了。他们找了个隐蔽角落打开皮包一看，都是又惊又喜，这次真是丰收了，竟有八十多万钞票！此外还有一块怀表、一个精致的硬皮封面本子和两块崭新的手帕。他们三人就用“战利品”买了卤菜和啤酒，往回走经过虹镇老街小学时，说这学堂里面晚上鬼都没有一个，去那儿喝酒是再好不过了，于是就从竹篱笆墙上的破洞钻了进去。再往下，就碰到阿四头了。
那么，那个皮包给了阿四头，里面的其他物品呢？刘小狗说，钞票都分掉了，那块怀表，因为是他下的手，所以归了他；两块手帕，许金根、张有宝每人一块。至于那个本子，对这三个文盲少年来说似乎没有用处，况且已经用过了，又是写字又是画画的，写的还都是洋文，谁也不懂；画的图更是看不明白，像是房子，还有互相交织在一起的直线曲线。这样的东西，旧货店是不肯收购的，刘小狗见没人要，就拿回家去放着了。
讯问结束，警方随即去刘家起获了赃物。那个本子用过的几页上确实全是英文和草图，画的像是建筑物室内室外的简易轮廓，至于直线和曲线，似是机械物件的草图。本子随即送交分局领导，领导翻了翻，没发表任何意见，却亲手装进牛皮纸卷宗袋，用火漆封条封好口，唤来机要通讯员，让立刻送交市局。市局收到这个本子，没有耽搁，又马上递送华东局社会部。随后，焦允俊等七人被紧急抽调，组建了这个专案组。
二、跟丢了目标
领导介绍了案情，看看手表，已经过去一个多小时了，让大家休息一下，到外面透透气，抽支烟。早就犯了烟瘾的焦允俊正暗暗感叹领导体恤部属时，又听见领导说了声“正副组长焦允俊、郝真儒同志请留一下”，只得暗叹一口气。其他五位侦查员知道这是领导有意把大家支开，对两位组长另有交代，于是赶紧拔腿走人。
趁领导喝水的当儿，焦允俊暗暗打量一起留下的郝真儒。这位刚被任命的专案组副组长看上去要比自己大两三岁，一米七左右，身材显得有些单薄，戴着一副褐色玳瑁架眼镜，五官端正，脸上毫无表情。焦允俊暗忖，这老兄也不知什么来路，看长相，在部队里挺适合做政治工作，当个团政委、政治部主任什么的。转念一想，那也太抬举他了，俺老焦1940年参加革命，现在不过是个副营，他能做得了正团？
正胡思乱想的时候，领导开腔了，说还有一项党内任命，之所以刚才没有宣布，是因为专案组七名成员中有一位同志不是党员，目前虽已解放，但党组织还没公开活动，所以在有非党员在场的情况下，不宜谈论党内事务。具体的任命是，由郝真儒同志担任专案组党支部书记。焦允俊听着，觉得自己猜得挺准，这位仁兄果然适合做政治工作。不过，一个专案组还要组建党支部，这事以前从没听说过……
这时候，领导终于说到了正题，透露了一个在全组会上不适宜透露的情况：那个上交华东局社会部的本子里记载的内容涉及中央向上海下达的一项重要使命，这项使命的核心是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建造海军舰艇，准备用于解放尚被国民党反动派控制的东南沿海岛屿、澎湖列岛以及台湾。显然，敌特分子已经察觉了我方的行动，正在着手收集相关情报。不仅是上海市公安局、华东局社会部的领导，就是接到报告的中央有关部门领导也感到震惊，连夜来电要求华东局社会部直接组织专案组进行侦查，力争在最短时间内侦破该案，斩断敌特分子伸向该项工作的黑手。
听到这里，焦允俊心中油然升起一股自豪感：俺老焦参加革命将近十年了，从事情报工作也七个年头了，还从来没摊上过这等高级活儿；如今不但摊上了，还是专案组长！这是组织对自己的信任，也是对自己以往工作的认可，可千万不能把这活儿干砸了，否则，自己岂不要遗憾一辈子？
接着，领导又给焦允俊和郝真儒互相作了介绍。这下焦允俊不得不对郝真儒另眼相看了——这位老兄参加革命比他还早一年半，早年曾在公共租界中央捕房做事，对上海各个方面的情况都很了解。后来因叛徒出卖被捕，在严刑拷打下仍能够严守党的秘密。被地下党营救出狱后，郝真儒去了皖南新四军军部，先是从事组织工作，后又做敌工工作。这样的经历，让焦允俊不由得心生敬意，赶紧起身跟郝真儒握手：“老兄厉害！兄弟佩服得很！”
哪知，郝真儒却一点儿不给面子：“焦允俊同志，革命队伍中互相称呼同志，不宜称兄道弟。”
领导离开后，专案组立刻开会分析案情。焦允俊是专案组长，当仁不让主持会议，他心里对郝真儒刚才的那番“正经”颇不以为然，因此，在开场白里多少有点儿跟专案组的“党内领导”、“业务副手”老郝同志过不去的意思，没用“同志们”、“战友们”等词汇，反而带着浓重的江湖气：“诸位同僚，从今天起咱们就在一口锅里搅勺子了，应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眼见郝真儒推着眼镜像是快忍耐不住了，这才言归正传，“案情呢，刚才领导已经作了详细介绍，大伙儿有什么思路，都说说吧。” 摩托车载着两人疾驶，几分钟后总算看见了在前面不紧不慢开着的宝蓝色摩托车。后来问了刘小狗才知道，开车的男子自称受“一跤头”的指派，接刘小狗去坐坐，有点儿小事要跟他谈。“一跤头”是沪东地区有点儿名气的道上人物，刘小狗一直想拜“一跤头”为师，学几招摔跤的手段好去耀武扬威，当下不疑有他，只是他根本不知道“一跤头”家住何处，上了车，任人家开到哪儿算哪儿。后面跟踪的侦查员自然也不知目标要去哪里，驾车的焦允俊暗暗祈祷自己这辆邮电局的破摩托千万不要半路抛锚。
这一跟，就跟到了外滩，宝蓝摩托上了北京东路，又拐到虎丘路停下，戴墨镜的男子把摩托车停在一条弄堂里，然后和刘小狗一起进了距路口三十来米处的一家咖啡馆。这家咖啡馆有两个门面两层楼，名唤“摩登小馆”，地处偏僻，上海解放后消费者锐减，又不是高峰时段，所以顾客不多。先跟入的孙慎言见目标上了楼，便在楼梯侧的一副座头上落座。稍后，焦允俊停好摩托也进来了。两人一个要了咖啡一个要了绿茶，一边喝着一边等候目标下楼。
孙慎言来自山东老区，武工队出身，1946年组建山东社会部时被抽调过去当了侦查员。他的性格跟其名字一样，平时寡言少语，开口都是慎而又慎，没人跟他说话一天不开腔属于正常事儿。此刻他坐在那里，神情却略微透着不安。焦允俊看在眼里，便悄声问道：“老弟你怎么啦？”
孙慎言说他心里有些不踏实，如果这咖啡馆有后门的话，没准儿目标就从后门溜了。焦允俊原本不知他这个部属的来路，听他这么一说，便猜测他是上海解放后才进城的，对上海不熟，一问，果然。焦允俊自1948年底秘密潜入上海搞地下情报工作后，熟读组织上下发的上海市区地形、社情等情况资料，又有大量的实践经验，对上海滩适宜于作为地下工作接头点的场所了如指掌。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这家“摩登小馆”在上海解放前经常被地下党作为接头地点，焦允俊对这里非常熟悉，知道没有后门，便对孙慎言微微摇了摇头。孙慎言这才放心，继续低头喝茶。
可是，等了一阵，却不见目标下楼。焦允俊看了看表，已经进来二十分钟了，隐隐觉得不对劲儿。想了想，便出门走到隔壁那条弄堂口，只一瞥，便是一个激灵——那辆宝蓝色摩托车不见了！
原来，“摩登小馆”在上海解放后易主，新老板对咖啡馆的结构作了改动，开了道后门，跟旁边那条马路连通，还在二楼店堂的后部增加了一道窄窄的扶梯。目标不知是发现了已被跟踪，或是另有原因，总之是从后门溜了！
三、追查摩托车
目标脱梢，专案组随即举行紧急会议。焦允俊请副组长郝真儒主持会议，他自己首先作了检查，说他犯了“主观主义”、“经验主义”的错误，要求上级免去他专案组长的职务，并请求处分。这时，惜言如金的孙慎言开腔了，说这个错误他也有份儿，甚至承担的责任应该比焦组长多一些，因为是他先跟踪目标进咖啡馆的。
焦允俊眼睛一瞪：“你瞎掺和什么，你一个普通组员，还不是一切都听我的？再说，咖啡馆是否有后门的问题你是想到了的，还提醒过我，问题在我老焦身上！”
两人还要争下去，被郝真儒打断：“你们别争了，这件事由上级领导说了算，在领导没有下达指示之前，焦允俊同志还是专案组长，应继续主持侦查工作。目前最重要的不是揽责任，而是赶紧进行案情分析，看下一步该怎么做。焦允俊同志，请你把本案侦查工作进行到目前为止的情况向同志们介绍一下。”
焦允俊朝郝真儒瞥了一眼，暗忖这老郝看上去一副软不溜秋的样子，处理事情倒是果断干脆，他说得对，眼下处分事小，破案才是头等大事。管他日后给老子什么处分，工作不能停下来。于是，便把眼下的情况向大家作了简单的介绍——
昨天，侦查员张宝贤、孙慎言对专案组对案情的估计进行了核查，基本符合事实。另一路侦查员支富德、谭弦向淮海路旧货商店进行了调查，得知确有一个男子找上门来，向该店出示上海解放前（1948年11月）购买皮包的发票，说该皮包已经失窃，要求查询是否有人前来出售。店员应其要求查了查记录，的确收购了这么一款皮包，并告知该男子出售方的信息——敌特就是通过这个办法找到阿四头的。
本案破获后，经专案组向上海市公安局书面建议，市局下文规定全市旧货（含寄售）行业今后一律不准向任何私人透露货源信息。这项规定一直坚持实施到改革开放后国营旧货行业消失。
今天的事故发生之后，因不能向咖啡馆方面暴露身份，不便打听目标是进了咖啡馆多长时间才离开的，只能去询问宝蓝色摩托车停靠处附近烟纸店的店主，得知目标是在十来分钟之前把摩托车开走的，只有那个戴墨镜的男子，没看见刘小狗。据此似乎可以推断目标并未发现受到跟踪，因为侦查员在楼下店堂待了大约二十分钟，而目标和刘小狗在楼上待了十分钟左右，说明他们在楼上进行了谈话——可以理解为对方已经把要对刘小狗说的话说完了。如果目标发现被跟踪的话，按说不会有那么大的胆子继续跟刘小狗谈话，应该尽快脱梢才是。目标之所以从后门离开，可能仅仅是为了方便——从后门出去就是他停车的那条弄堂。但他来的时候为什么不直接从后门进入咖啡馆呢？这一点就不清楚了。
尽管焦允俊、孙慎言跟踪失利，但他们记下了那辆宝蓝摩托车的车牌号码，这是一个可以继续调查的线索。专案组决定，这条线索由沙懋麟、支富德、孙慎言去调查。至于那个墨镜男子是否发现自己被跟踪的问题，可以向刘小狗核实，此事由焦允俊、张宝贤、谭弦负责。
会后，郝真儒要求焦允俊、支富德留下，这三位都是专案组党支部成员，他们继续开了一个支部会。由于时间比较紧，主要是由郝真儒说了说，对焦允俊跟踪失利之事进行严厉批评。焦允俊寻思这是“木匠戴枷——自作自受”，无话可说，只有听着的份儿。不过，老郝说得完全在理，他心服口服。最后，郝真儒当场写了一份百来字的报告，说要以专案组党支部的名义上报，写完后请焦允俊、支富德过目，有不同意见可以提出来。支富德看后表示完全同意，焦允俊却提出了不同意见。
原来，郝真儒在报告中竟把脱梢的主要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因为他是支部书记兼副组长，分工安排时未能强调小心谨慎对待工作中每个环节的问题。焦允俊坚持要自己承担责任，郝真儒说你可以保留意见，但我和支富德同志是支持这个决定的，少数服从多数，还是照此内容上报吧。焦允俊只好照办，但在报告末尾写上了自己的保留意见，放下笔之后寻思，别看老郝白面书生一个，倒是很讲义气的。 可是，宋斯义很快就发现，所谓“纯属平等”是哄人的说法——他根本不知道中情局在沪负责跟自己联络的那个特工的情况，对方却不但清楚他的“老六”代号，还知晓他乃是北京路上“瑞祥电器旧货行”的宋老板，两天后竟然派人直接上门联络了。
来的那位就是请阿四头去老城隍庙吃早茶的“玛丽阿姨”，当然，这位洋美女出现在宋老板面前时就不叫“玛丽”了，自我介绍叫尤丽娅。尽管是中情局特工，但宋斯义看她的相貌，怀疑对方可能是东欧哪个国家旅沪的犹太人。尤丽娅约宋斯义去外面喝咖啡，交谈中告知，她奉上司杰克先生指派前来协助宋老板开展工作，同时兼任宋老板跟杰克先生之间的联络员。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尤丽娅的上司杰克先生的安排似乎有轻率之嫌——指派一个外国美女来跟宋斯义联系，那不是明摆着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吗？干特务的最犯忌的不就是惹人注目吗？但杰克先生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且之前肯定派人甚至亲自实地查看过。当时的北京路上，经营旧货的店铺不少，其时上海解放不过三个月，许多外国侨民准备离沪回国，走之前都把带不走的东西拿到北京路的旧货行来卖掉。因此，北京路上天天有金发碧眼的男男女女转来转去，尤丽娅出现在宋斯义的旧货行里并不算惹人注目。
宋斯义也是老特务了，他对杰克此举倒并不计较，使他大跌眼镜的是之后尤丽娅变身“玛丽阿姨”之举。这事儿还要从“六室”刺探情报开始说起——
纯从特工技术角度来说，宋斯义的水平还是不错的。他接受使命后，只用了十多天时间就顺利获取了江南造船所（接管后改名“江南造船厂”）正在紧急改造三号船台的情报，这是三个月前上海刚刚解放时由陈毅签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第一号令》的内容。行动计划是宋斯义根据自己掌握的社会关系制订的，由下属龚阿康具体负责实施。尽管理论上这个方案一举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大，但当他接到龚阿康用暗语打来的报捷电话时，还是有点儿怀疑自己的耳朵，甚至想到另一种可能——会不会龚阿康已经失风被捕，这个电话是中共公安为了诱捕他这个特务头子下的套？所以，宋斯义下意识地立刻挂断了电话。这倒使龚阿康吃了一惊，立刻再次拨打过来。这回，宋斯义恢复了正常思维，用暗语指令龚阿康次日在南京路大光明电影院旁边弄堂口的电话亭前碰头，交接获取的情报。
接下来的情况前面已有交代，龚阿康在接头前不知怎么的去了一趟永安公司。这其实是违反特务活动规定的，在未曾完成情报交接前，不应该做其他事情，以免分心引发事端。只有一种情况可以例外，那就是发现自己已经受到跟踪，为了脱梢不得已而为之。问题是，那天一切正常，龚阿康并没有遇到什么特殊情况，这多此一举的商场之行，导致刘小狗等三少年把装着情报（就是那个本子）的皮包窃走了。
不难想象，正满怀希望准备享受首战告捷成果的宋斯义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对于一个曾在抗战时期长期活动在日伪血腥统治下的老特务来说，这个坏消息不仅意味着前功尽弃，更要命的是可能由此引发的灭顶之灾。宋斯义与龚阿康分手后，立刻按照尤丽娅留给他的联系方式要求紧急会见。两小时后，尤丽娅已经把坏消息报告杰克了。与此同时，宋斯义向另一特务魏康思下达指令，让他持龚阿康提供的购买皮包的原始发票，走访指定区域内的旧货寄售商店。
很快，魏康思在淮海路的旧货商店打听到了那个皮包的下落。宋斯义刚获知消息，尤丽娅打来电话传达了杰克先生的意见。双方都是老特务，尽管国籍不同，思路倒是一致的，杰克也认为可以通过查询旧货商店的方式找到偷窃皮包的家伙。宋斯义估计尤丽娅是被杰克先生临时物色来的新手，听说已经打听到皮包是虹镇老街一个名叫秦永锦的少年向旧货商店出售的，立刻喜笑颜开，一声“拜拜”挂断了电话。
往下，就发生了使宋斯义大跌眼镜的事儿，杰克竟然指派尤丽娅出马去虹镇老街，当面约请那个年方九岁的男孩儿去老城隍庙吃早茶！当然，这个情况人家是不会向他通报的，而是他布置查访阿四头的下属在跟踪时发现的。宋斯义目瞪口呆之际，尤丽娅不无得意地来电通知，杰克先生已经掌握了偷窃皮包者（即刘小狗）的姓名住址，建议宋斯义采取措施设法追回情报。尤丽娅说话时带着命令的口吻，宋斯义也无可奈何，这个娄子是他的下属捅出来的，自然只有他自己去收拾了，于是忍气吞声说了声“OK”。
宋斯义指派魏康思去找刘小狗，因为魏康思出身上海滩帮会世家，尽管他本人的职业已经跟帮会没有丝毫关系，其上代人也已经作古，但据“保密局”刘上校介绍，这人在上海滩黑道以及各个行业公会中的人脉之广，在寻常特工中是罕见的。因此，宋斯义相信派其出马去哄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魏康思本人听说让他去执行这么一桩使命，也认为是小菜一碟。这个态度让宋斯义有点儿不放心，担心他大意失荆州，又指派另一名特务胡友三去跟踪魏康思。事实证明，宋斯义的这个安排是非常必要的。
要说“保密局”给宋斯义配置的这六名下属，倒还真是符合“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原则——魏康思适宜于进行“社会调查”，而胡友三呢，一看那副贼头贼脑过于精明的外貌，就知道是一块打听隐私的好料。胡友三还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听话，就像一条忠诚的猎犬，作为小特务来说，可以板上砸钉子似的严格做到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丝毫不会走样。宋斯义向他交代使命时特别关照，让他去外滩虎丘路“摩登小馆”对面的那条弄堂口，那里有家半间门面的烟纸店，只要掏钱买一包香烟，就可以以等人为由在店里坐上一时三刻，店主不会有意见。这时，会有一个穿黑色短袖衬衫戴墨镜的三十岁左右的男子（“六室”特务之间互相不认识）骑一辆宝蓝色摩托车载一个少年到“摩登小馆”去，胡友三的使命就是观察是否有人跟踪这辆摩托车。
胡友三不折不扣地执行了宋斯义的指令，结果就发现有一辆送电报的绿色摩托尾随宝蓝色摩托车而来，车上的两名男子下车后也进了“摩登小馆”。由此，宋斯义断定魏康思已被公安人员盯上了。魏康思还蒙在鼓里，兴冲冲地给宋斯义打电话报告说，已经打听到被窃皮包里的那个本子小偷还没脱手，约好明天上午再次见面就可取回，被宋斯义啐了一口：“呸！你小子让人盯上了竟然一点儿都不知道！你骑的那辆摩托是向‘一跤头’借的吗？赶快把车处理掉，就跟‘一跤头’说车被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