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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释题目，娘子关在今山西阳泉，传说因唐高祖李渊之女平阳公主驻防于此而得名，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近代以来尤以1937年太原会战时阻击日军而闻名。近20年却被科幻小说读者奉为心中圣地，何也？此为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的主要写作地——娘子关电厂，《流浪地球》《球状闪电》《朝闻道》《三体》等作品均在此写成。“窥皓月”可视为对浩渺宇宙及未知事物的凝视与追索。
引言
科幻小说是地道的舶来品，指在一定科学思想及技术基础上，进行合理想象的一类文学体裁。逻辑自洽、科学元素、人文思考为其三要素。科幻小说的兴起及发展是伴随近代科技革命而来的。学界公认的首篇科幻小说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就带有很浓重的蒸汽时代的哥特式风格。19世纪中叶以来，西学东渐，科幻小说的形式也开始逐渐传入中国。在此之前，中国文学偶尔也包含一些科幻元素，如《镜花缘》九十四回女儿国派来的“飞车”。尤其以晚清民初时代呈现较为丰富的样态，译作与仿作数量众多。翻译的名作如鲁迅译自凡尔纳的《月界旅行》《地底旅行》。模仿之作也广及月球旅行、世界末日、海底航行等，代表为吴趼人的《新石头记》，王德威称这种文类为“科幻奇谭”。见〔美〕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第291-362页，宋伟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此时期思想文化界“进化论”观念盛行，相信未来定当胜于今日，科学昌明会为人类带来美好的生活，科幻小说的创作也大多基于此种理念，故凡尔纳等作家受到热捧。但这种乐观的信念并没有持续很久，便因战争动乱、政治变迁、思想转向等原因中止。见〔美〕王德威：《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第1-20页，宋伟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0世纪上半叶至80年代初，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不很充分，只有少数作品如老舍的《猫城记》、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童恩正的《珊瑚岛上的死光》等较受读者欢迎。及至再度流行已经是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了，即刘慈欣、王晋康、韩松等作家出现，董仁威将他们称作华人科幻写作之“新生代”，刘慈欣是其中的领军人物。董仁威：《中国百年科幻史话》，第74-77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
刘慈欣的《三体》横空出世，海内读者宗奉其为当今科幻小说的“武林盟主”。严锋更推许备至，称他“单枪匹马，把中国科幻文学提升到了世界级的水平”。严锋：《追寻“造物主的活儿”——刘慈欣的科幻世界》，《书城》2009年第2期。刘慈欣小说以想象瑰奇、思考深邃、充满人文主义关怀等著称，但笔者认为其作品能引起广泛的关注，除此之外，也在于其能做到国际化与本土化的融合，雅俗共赏，而这与他对中国文化精神的深刻理解是密不可分的。
但要提前说明的是，谈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与中国文化精神，并不是笔者认为其小说是直接由中国文化精神影响而生。作为受理工科知识训练成长起来的科幻作家，展示科学想象力是其创作的主要宗旨。也正因如此，他作品中体现出的中国文化精神就更加值得读者及评论者格外关注：这既可显示中国文化对作家的涵养，也使作品表现出特别的丰富性与厚重感。
相较于《三体》等长篇的波澜壮阔，笔者更钟情于刘慈欣中短篇的笔力精悍，生氣淋漓。如罗金海所说：“刘慈欣的创作正是依靠着一个个中短篇的积累，才逐渐形成如今的宏大气场，使中国新科幻发展有了坚实‘基石’。”罗金海：《第五位面壁者的冥思》，《2018》，第3-4页，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是以，本文所谈论的刘慈欣科幻小说主要为其中短篇作品，所据版本为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刘慈欣中短篇小说集《2018》与《时间移民》，作品引文不一一标注。
接下来结合刘慈欣的中短篇作品，试谈其中蕴含的中国文化精神。
一、“笃信好学，守死善道”的求道、殉道精神
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
——《论语·泰伯》
以《朝闻道》为例。宇宙排险者为地球上的科学家架设了真理祭坛。登上祭坛者可以获知宇宙间的任何奥秘，但随即要在10分钟后毁灭。“用生命换取宇宙奥秘”的代价并没有吓倒科学家，他们前赴后继走上真理祭坛……
假如让你知道你所在领域之终极问题的答案，而代价是整个生命，你是否愿意？这既是小说中为科学家们提出的问题，也是作者向读者提出的问题。
《论语·里仁》：“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刘慈欣的小说设定更为极端，在看到真理之美后只能再活10分钟。是选择为追求知识与真理而献身，还是选择懵懂无知而继续苟活于世？作者认为这已不是价值判断的问题，而是涉及“人之所以为人者”的根本原则。从37万年前仰望星空的原始人，到今天选择“以身殉道”的科学家，是他们的好奇与追索逐渐塑造了人类文明。亚里士多德说：“哲学起源于好奇”，这里不妨扩宽范围说“文明起源于好奇”。追求知识与真理之美，即科学家所追求之“道”，求道与殉道是“大丈夫当如是”之举。陈寅恪在《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写道“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刘慈欣笔下的科学家认为“求道而不自由，毋宁死耳”。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小说中排险者也不吝惜地赞誉：“我清楚的是，他们是这个星球上仅有的正常人。”“随着文明的进化，像他们这样的人会渐渐多起来的。”
刘慈欣在本篇作品中将西方近代以来的求知精神与中国文化求道、殉道精神相结合。西方文化传统也有“殉道”精神，主要指基督教徒为信仰而殉难之事，名作有英国约翰·福克斯的《殉道史》等。“为学术而学术”的求知精神是由近代西方传来，虽然其背后也常常有宗教精神的观照，但其穷元究理的学术态度，重视实验与假定推理等方法，造就西方强盛的科学研究传统。而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尤其是儒家）是以践履为主，追求至高的道，缺乏（或说不推重）抽象求知的传统，强调博雅通识，“君子不器”（《论语·为政》）。孔子讲学《诗》主要是事父、事君，解决伦理及实际事务，纯粹知识的学习——“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是顺带学到的。并批评只顾学习经典知识，而不知实际运用的人“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虽也认为“圣人之于天下，耻一物之不知”（《法言·君子》），但仍是以追求“道”为主的。科学技术性的学问，传统则多认为是“匠人之技”，不足观。因此，研究思想史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知识论是不够发达的。葛兆光：《时代背景：十七世纪中叶后朝鲜对中国的观察与想象》，《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第52-53页，北京，中华书局，2014。但“朝闻道，夕死可矣”与“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孟子·尽心上》）是中国士阶层长久以来信奉之理念，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激励无数仁人志士求道、行道与殉道。小说中的科学家满怀求知之心，又坚定献身之志。刘慈欣巧妙将两种精神资源相结合，塑造出理想的人格形象。
二、薪尽火传的传承精神
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
——《庄子·养生主》
以《朝闻道》《乡村教师》为例。
当代作家评论 2020年第2期 伟大的作品往往有多重的精神意蕴。《朝闻道》除了追求真理的殉道精神外，“尾声”部分也体现了求道精神的传承：丁仪的女儿文文在目睹父亲化为火球逝去之后，选择继承父亲之遗志，为求索灿烂星汉之真理而努力。如果说《朝闻道》主要传递的是“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求道、殉道精神，《乡村教师》就是“朝传道，夕死可矣”的传承精神。
《乡村教师》讲述身患绝症的乡村教师于临终前想把毕生知识传授给学生，希望他们能改变愚昧落后、让人绝望的环境，无奈时间已不够，只能挑他认为最精华的牛顿三定律传授，但仓促之间学生难以理解，只得让他们硬背下来。与此同时，银河系碳基文明的星际舰队在航行中因防备硅基文明而要建立隔离带，此过程须摧毁不具备文明的恒星，但在毁灭前要先对该恒星及周围行星的文明程度进行抽查，认为合格者方可保留。在抽检地球时正好抽到他的这些学生，又恰巧问到牛顿三定律，一场灭顶之灾消弭于无形，地球文明得到保全。平凡的乡村教师不仅对学生完成了知识的传承，也直接拯救了地球文明。这里刘慈欣对传承知识与文化的教育者致以极高的敬意。严锋更认为他把教师的意义“发挥到了一个广袤的宇宙的尺度”，严锋：《追寻“造物主的活儿”——刘慈欣的科幻世界》，《书城》2009年第2期。正是这份薪尽火传的传承精神让中华文化乃至人类文明得以流播不息。
临终前夕，老师教给学生的学习内容也是精心安排的，语文课是鲁迅的《狂人日记》，物理则是牛顿三大定律。刘慈欣此举蕴含着深刻的启蒙精神：鲁迅与牛顿，代表民主与科学，即新文化运动时代提倡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是传统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两大支柱。作者刻画乡村教师“用尽了一生在娃们的心中燃起科学和文明的火苗”，虽贫病交加、内外受困，而犹自抗争不已，不啻为在铁屋中呐喊的狂人。乡村教师希望学生能够运用知识与理性，打破铁屋子，突破愚昧落后的限制，面向人生光明的未来。
小说中用两种笔调描绘教师，一种是传统的笔调，将他比作蜡烛，火苗虽小，却是光明与希望的源头，“他就是那蜡烛，不管能点多长时间，发出的光有多亮，他总算是从头点到尾了”——“蜡炬成灰泪始干”;另一种是科幻的笔调，在星际舰队统帅们惊异于地球的记忆遗传情况是“没有记忆遗传，所有记忆都是后天取得的”时，而对地球文明的个体间知识交流产生兴趣：
“他们有一种个体，有一定数量，分布于这个种群的各个角落，这类个体充当两代生命体之间知识传递的媒介。”
“听起来像神话。”
“不，”参议员说，“在银河文明的太古时代，确实有过这个概念，但即使在那时也极其罕见，除了我们这些星系文明进化史的专业研究者，很少有人知道。”
“你是说那种在两代生命体之间传递知识的个体？”
“他们叫教师。”
这堪称文学世界中对教师最有想象力的概括。中国文化传统常把最高的敬意献给教师，如“天地君亲师”是古代中国最重要的五种伦理，其中师是道的化身，所以《礼记·学记》：“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在佛教经典中对传法有个形象的比喻，称为“传灯”，以灯之光明驱散黑暗，如《大般若经》：“故佛所言，如灯传照。”《维摩诘经·菩萨品》也云：“无尽灯者，譬如一灯燃百千灯，冥者皆明，明终不尽。”记载佛门宗派传承的文献，被称作“传灯录”。刘慈欣的小说也赓续尊师重道之传统，并为其中注入新的元素。薪火相传，燃灯无尽，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活力便在这一代又一代精神之传承中。
三、任重道远，死而后已的担当精神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论语·泰伯》
刘慈欣小说常为读者展示这样的形象：他们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探索者;他们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拓者;他们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建设者。
以《地火》《圆圆的肥皂泡》《时间移民》为例。《地火》的名字可能与鲁迅有关，《野草·题辞》：“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地火”意象在鲁迅的心中是一种肯定性的破坏力量，值得礼赞，而在小说中则是彻底的灾难，灭火队长阿古力称之为“地下的魔鬼”。
《地火》讲述的是一个技术改革者“敢为天下先”，却功败垂成的故事。全篇散发出浓厚的悲剧精神。主人公刘欣壮志满怀，欲以一己之力改变煤炭工业危险现状。气化煤想法的提出，虽开始不被矿务局长及阿古力等人认可，但刘欣那股“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魄力终于说服了他们做尝试——以点燃孤立煤层为第一步，以观其變。一切都看似是一个先驱者力排众议而成功的故事，孰料真正的危机却陡然降临，孤立的煤层实际与大煤层相连，星星之火不幸地成为燎原之势。尽管众人使出浑身解数，奈何地火肆虐的势头迅疾，山泽焦枯。危急时刻，老成持重的局长勇于担当，为大家鼓劲。但满怀雄心壮志，本来想改善矿区境遇的刘欣，却因自己的试验意外地使矿区陷于水火，使民众遭受更大的痛苦，可谓“举九州之铁不能铸其错”。故事最后，刘欣满怀怅恨与遗憾，走向了喷火的井口。堪称“神来之笔”的结尾部分附录了一份120年后的初中生日记，新时代的中学生以全息影像等技术“重新体验”煤炭工业充满危险而又艰难发展的历程，由衷感慨“过去的人真笨，过去的人真难”。
20世纪下半叶人类科学技术飞速进展，尤其是所谓“第三次科技革命”的信息革命给思维及生活方式带来重大改变。许多人似乎认为当下的发展是顺理成章的，以往的时代无论思想还是技术都是幼稚可笑的。在机械进化论被批判的今天，这仍是一种进化论的思路，而没有意识到人类文明是无穷时代锱铢寸累而来的。李约瑟在评价中国古代数学时写道：
文艺复兴以前的数学著作，在成就上是几乎无法同后来取得的丰富而有效的发展相比的。因此，用现在数学的尺度去衡量中国古代数学的贡献就毫无意义了。我们应该假设自己置身于迈出最初几步的那些人的地位，并努力了解这对于他们是何等困难。〔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334页，《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小组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78。
以后来者的眼光，一切事物仿佛自然而然地演进，而以当局者的角度，演进的过程则意味着不懈的探索、顽强的坚持、勇敢的担当及痛苦的抉择等。每一次看似微小到不值一提的进步，在发展的进程中却可能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地火》的结尾部分以120年后的中学生视角回望，肯定了先驱者的方向——他们的付出与牺牲都成了技术演进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如《兰亭集序》中道：“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既是对先驱的致敬，也对后来者是一种激励。抚今追昔，感叹“过去的人真笨，过去的人真难”，更是可见刘慈欣的匠心与情怀所在。
《圆圆的肥皂泡》的题目即富有多重意味，圆圆是女儿的名字，肥皂泡的形状，也暗示了圆梦、圆满——女儿圆圆既喜欢圆形的肥皂泡，也圆了父辈未竟的梦想。圆圆的父母年轻时放弃上海的优渥生活，甘于在丝路市扎根建设，其奉献与坚守，让人动容。尤其侧面写圆圆的母亲在执行飞播造林任务飞机失事时，借鉴传统小说“心灵感应”式的颤抖，竭力避免直接描写惨剧，体现出夫妻情爱之深笃，一方逝去，另一方心有所感，更让人感伤叹惋。细节描摹上，母亲坚决的态度，粗糙的双手，使一个精明干练的女性形象跃然于纸，教人唏嘘不已。
父亲本来以妻子的责任感与使命感相期于女儿，但女儿似乎并不认同这种价值观。圆圆逐渐长大，天资聪颖的她一路顺风顺水，而事业的成功似乎让人觉得父亲的观念已陈旧过时了。刘慈欣也带着不无揶揄的口吻道：“这是一个令父亲这一代人恼火的时代，现在的成功需要的是逼人的思想灵气，经验、毅力和使命感之类的不再起决定作用，凝重和沉重更是显得傻乎乎的。”圆圆事业的顺利，更让她对父亲的“陈腐”观念不以为然，责任与使命，执着与担当，远没有个人的兴趣与前途重要，她坦言：“我知道让您失望了。您一直想让我成为妈妈那样的人，如果我能有两次人生的话，其中的一次会照您的做，把自己奉献给责任和使命，可是，爸爸，我只能活一次。”父女二人的价值观念尴尬地相对立。
而后，看似不合时宜的父亲却在圆圆“异想天开”的发明中得到启示——让大肥皂泡为西北运送海洋的湿润空气。父亲念兹在兹的是丝路市的存续与发展，因他的理想与职守，才使圆圆的飞液研究真正造福于人，使这座差点成为“现代楼兰”的城市重新焕发生机。父亲使圆圆的研究真正由“为己之学”转变为“为人之学”，也让父女二人在情感上达成真正的和解。
由于受苏俄文学的影响甚深，刘慈欣很善于运用照应的手法。父亲向中学时代的圆圆叹息丝路市建设的艰难与遭遇的危机，“谁能想到，它不过是我们这一代人用青春甚至生命吹出的一个肥皂泡。”而故事最后却是依靠肥皂泡（飞液）运送湿润空气的空中调水工程拯救了丝路市，甚至是整个干旱的西北。“圆圆的肥皂泡”的影子贯穿全篇，笔致浑厚，前半部分极力对圆圆的天才妙想加以表扬、而对父亲的“迂腐”微有讽意，可算是欲扬先抑，实际全篇仍是对坚韧执着，勇于担当的开拓者与建设者的讴歌。
小说《时间移民》以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为题记，一开始便为全篇定下了苍茫寂寥的基调。主人公大使心心念念要率领移民过上美好的新生活，为此不惜跋涉11000千年的时光，先后经过黑色时代、大厅时代、无形时代与“全新时代”。天马行空的想象配合冷峻的笔触，刘慈欣徐徐为我们展开未来1万年人类文明进程的壮丽画卷。这段“‘入世’亦‘出世’的寻家之旅”，也可称是一段“出生”又“入死”的冒险之旅。王玥：《〈时间移民〉：“入世”亦“出世”的寻家之旅》，《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最初预定的旅程是120年，却因种种原因，被迫继续前行，不断面临更加莫测的未来，他们成为了在时光中流浪的奥德修斯。
途中大使没有停留的原因，或是时代环境恶化，当局负担沉重;或是时代变化剧烈，恐难适应。一万年沧海桑田，始终不曾忘却的是如山的责任——8000万时间移民的命运福祉。而最后抵达的家园，满目是鸟语花香的新世界，一切人类的痕迹都已消散，又蕴含刘慈欣对极致技术的反思，“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冷冻室历尽劫数，也成为了保存人类文明火种的诺亚方舟。移民面对全新的世界，会开始怎样的生活呢？是重走人类历史的老路，还是另辟新途。“在一切都结束之后，一切都开始了。”刘慈欣在这里无疑是乐观的。
上述几部作品，书中的主要人物均是堪称“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有担当精神的典范。汤霖：《〈颐园老人生日讌游图〉自序》，汤氏三代（汤霖、汤用彤、汤一介）以此为家训，见汤一介：《我们三代人》，第9-14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6。这种担当精神如中流之砥柱，使中华民族虽屡经困厄、巨变丛生而终能转危为安，有如此精神者，无愧于中国的脊梁。刘慈欣之健笔也是对中华文明乃至人类进程做出贡献的开拓者、探索者与建设者的崇高表彰。
四、“诗言志”的诗性精神
尽管刘慈欣多次声明类似的话：“我是一个疯狂的技术主义者，我个人坚信技术能解决一切问题。”刘慈欣、江晓原：《为什么人类还值得拯救？——刘慈欣VS江晓原》，《新发现》2007年第11期;刘慈欣：《从大海见一滴水——对科幻小说中某些传统文学要素的反思》，《科普研究》2011年第3期。但在文本中故事的走向，及內在的精神风貌却常常并非如此，常常蕴含着他对技术的滥用与局限的反思。
以《诗云》为例。刘慈欣认为此篇“是最能够反映自己深层特色的作品”，因他创造了一个十分空灵的幻想世界，“在那里，一切现实的束缚都被抛弃，只剩下在艺术和美的世界里的恣意游戏，只剩下宇宙尺度上的狂欢”。刘慈欣：《重返伊甸园——科幻创作十年回顾》，《南方文坛》2010年第6期。题目叫“诗云”，但并非“子曰诗云”之意，而是一片直径100亿千米，包括了全部可能诗词的星云。作品中的“神”信奉技术万能，轻视心灵与情感的力量。“神”对地球人伊依宣称：“技术能超越一切。”地球人伊依却回应：“这与技术无关，这（指诗歌，以李白、杜甫为代表）是人类心灵世界的精华，不可超越。”“神”被诗歌激发出了特别的兴趣，并借助克隆技术化身成为“李白”，试图写出超越李白的诗，但没有成功。其后，他用量子计算机形式写出汉字所有可能的诗词，成为庞大的“诗云”。但是在超越李白上，“神”仍然失败了，因为他不知道哪些诗比李白的好，也没有可供检索的标准，只得承认人类文明心灵情感的价值，人类也因此摆脱被恐龙帝国奴役的境地。 刘慈欣在此篇展示了过人的诗歌品鉴能力，深厚的人文素养。如伊依在制止大牙解说古诗时道：“算了吧，你会曲解它的！……因为这是一种只能用古汉语表达的艺术，即使翻译成人类的其他语言，也就失去了大部分内涵和魅力，变成另一种东西了。”这几乎就是美国作家弗罗斯特名言“诗就是在翻译过程中失去的东西”的翻版。又如：
“但理解李白是一回事，超越他又是另一回事，我仍然认为你面对的是不可超越的艺术。”
“（格律）那不过是对灵感的束缚，中国南北朝以前的古体诗并不受格律的限制，即使是在唐代以后严格的近体诗中，也有许多古典诗词大师，不遵从格律，写出了许多卓越的变体诗。”
“诗的意义并不取决于你的认可，也不取决于我或其他任何人，它取决于时间。许多在当时无意义的诗后来成了旷世杰作，而现今和以后的许多杰作在遥远的过去肯定也曾是无意义的。”
这些关于诗歌的评价，即使在以文学为专业的研究者眼里，也不乏独到的见解，足见刘慈欣对传统文学理解之深。诗是心灵的精华，自先秦时代起即有“诗言志”（《尚书·尧典》）、“诗无隐志”（《孔子诗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毛诗序》）等文学传统。“诗”不仅是一种语言修辞的技术，更是心灵世界外化的重要手段，是“人之为人”的特征，科技发展到何种境地也不能取代人的情感与思想。小说中的“技术”指以进入空间维度等为标准，“神”的技術能自由穿行十一维空间，可以用纯能凭空造物等，可谓登峰造极。但拥有如此高超力量的“神”却彻底被诗歌打动，并自愧弗如，足见诗歌的魔力。
刘慈欣也将诗歌赋予了拯救的力量。因技术水平的差距，致使地球被恐龙帝国所占据，人类沦为食物与玩物。人类文明因技术落后而失去家园，却能因诗歌而重归家园，刘慈欣这样的安排是很有深意的，正如《毛诗序》：“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刘慈欣也一定程度上，让科学和艺术走向和解——“科技和艺术之间是不能互相替代的”。姚利芬、刘慈欣：《宏大宇宙与微渺个体的探索者———访问“雨果奖”得主刘慈欣》，《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7年第1期。伊依仰望诗云时感叹“我，也开始崇拜技术了。”而“神”沮丧地回应“唉，看来我们都在走向对方，我看到了技术在艺术上的极限。”刘慈欣关于技术与艺术关系的反思，也耐人寻味。
五、化用原型的“神话思维”
以《2018年4月1日》为例。
2018年，人类已经可以做基因改造，将寿命延长至三百岁（简称基延），但费用极高昂，只有少数人能承受。“我”打算挪用公款来做基延，但舍不得女朋友简简，而挪用的资金也不够做两人的基延。这时“我”面临了一个艰难的选择：美好的爱情与两百余年的寿命，“我”当何去何从？
正在我瞻前顾后，难以取舍之时，结果简简先提出分手，她要冬眠一百年。而“我”也不再犹豫，选择做基延，而“我”选择的不止是三百年的人生，也可能是永生。
《2018年4月1日》创作于2009年，是一部地道的幻想未来的作品。全篇是以日记体形式，第一人称叙述，这很有可能是借鉴了19世纪古典主义科幻小说的做法，19世纪不少幻想题材的文学是以日记体或书信体的叙述方式，如《德库拉》《弗兰肯斯坦》等。也一定程度体现了刘慈欣新古典主义科幻小说的风格。吴岩、方晓庆：《刘慈欣与新古典主义科幻小说》，《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作品的时间点设定在2018年4月1日——西方的愚人节，而这一天所发生的种种，对身处恶托邦的“我”来说真是一场戏谑又残酷的玩笑。与上述几部分相对明显的揭示不同，本篇蕴含的中国文化精神似乎比较隐晦。笔者以为刘慈欣在此篇以化用原型的“神话思维”进行写作。根据弗莱的观点，化用神话原型时本体与喻体只求神似，不求形似，“强调故事的内容和表现，而忽视故事的形式”。 ⑤ 〔加拿大〕诺思罗普·弗莱：《批评的剖析》，第156页，陈慧、袁宪军、吴伟仁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许多作品是通过原型的“置换变形”而成。若过于执着文本的具体细节，可能看不出化用的神话“原型”，但如果拉开一定距离，注重大体脉络，便会有不一样的观察。弗莱也以形象的方式表述此道理：
（观赏一幅画）如果离开画面一段距离，那么我们就更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构图，从而更着重于研究画面所表现的内容……在文学批评中，我们也时常需要从诗歌“向后站”，以便清楚地看到它的原型组织。⑤
若将此部分文本的细节抽象化，可视作是一场“爱情”与“永恒生命”的冲突，而追求永恒生命者胜出。笔者认为此处刘慈欣很可能化用了“嫦娥奔月”的原型。也许他在写作时未必想到，更可能是身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无意识”运用。“嫦娥奔月”是自古流传的神话，家喻户晓。现存最早记载嫦娥故事的文献为王家台秦简《归妹》，简文有缺失，但初步记载嫦娥窃不死药、占卜奔月之事。见戴霖、蔡运章：《秦简〈归妹〉卦辞与“嫦娥奔月”神话》，《史学月刊》2005年第9期。另一重要文献为《淮南子》，其《览冥训》载：“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怅然有丧，无以续之。”嫦娥故事的主要情节在西汉已经基本具备，即盗不死药、升天而去、孤居月宫等，且因论说文体之故，至少为知识阶层所共知。后世丰富多彩的嫦娥故事即在此基础上孳乳而来。中国自2004年起开展的探月工程以“嫦娥”为名，也可算是一种神话思维。
小说中的基延技术与冬眠的延长生命的属性，可视作“不死药”的变形。挪用公款做基延的“我”可视作窃取不死药的行径。与女友简简的分道扬镳，是选择永恒而放弃爱情的“奔月”之举，“我”也将像嫦娥一样，选择漫长而孤独的生活。
正如弗莱认为“诗人的意图是朝向心的方向”，①文学作品的真正关怀仍应是人类的情感、人性与命运走向，科幻文学也当如此。所以小说运用神话原型也好，穿插种种修辞手法也罢，仍然是为了打动人心，为人的前行给予鼓励与慰藉。如果读完这篇作品，能联想到类似“嫦娥奔月”的原型，就会唤起更多情感上的共鸣，悲哀、孤寂、惆怅，如同李商隐的诗：“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结语
刘慈欣的科幻小说，是中国文学近几十年“中国转向外在”的杰出代表。②不仅在国内拥趸众多，也收获不少国际上的赞誉。王德威认为刘慈欣等当代科幻作家自甘边缘的姿态，甘居异端的幽暗意识与不可思议的想象力，为现代中国的文学书写注入强大的生命力，极大开拓了文学题材和体裁的范围。③古今中西，上天入地，神话民俗，战争政事，无不可入其笔端。刘慈欣在小说中将自奇点到坍缩的宇宙状态，自白垩纪到未来一11000年的漫长时光，在西方科技文明的思想及逻辑框架下，参以中国文化精神，融会贯通地创造了专属于他的文化宇宙。刘慈欣创作的成功，实际要求中国的文学创作者在“走向外在”的同时，反求诸己，承传与弘扬中国文化精神的真义，融合古今中外文化精髓，创作出真正世界视野，中华风范的文学作品。
作为舶来品的科幻小说，经刘慈欣等名家的“创造性改造”，立足传统，开放兼容，在传承与创新中建立文学的“文化自信”，一样可以创作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世界级优秀文学作品。④而这不仅是刘慈欣成功的文学实践，也为当代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宝贵的借鉴。
【作者简介】毛孟启，西北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 王 宁）
① 〔加拿大〕诺思罗普·弗莱：《批评的剖析》，第82页，陈慧、袁宪军、吴伟仁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
② 见李广益：《中国转向外在：论刘慈欣科幻小说的文学史意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8期。
③ 见〔美〕王德威：《史统散，科幻兴——中国科幻小说的兴起、勃发与未来》，《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8期。
④ 王尧：《在传承与创新中建立文学的“文化自信”——关于中国当代文学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1期。
引言
科幻小说是地道的舶来品，指在一定科学思想及技术基础上，进行合理想象的一类文学体裁。逻辑自洽、科学元素、人文思考为其三要素。科幻小说的兴起及发展是伴随近代科技革命而来的。学界公认的首篇科幻小说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就带有很浓重的蒸汽时代的哥特式风格。19世纪中叶以来，西学东渐，科幻小说的形式也开始逐渐传入中国。在此之前，中国文学偶尔也包含一些科幻元素，如《镜花缘》九十四回女儿国派来的“飞车”。尤其以晚清民初时代呈现较为丰富的样态，译作与仿作数量众多。翻译的名作如鲁迅译自凡尔纳的《月界旅行》《地底旅行》。模仿之作也广及月球旅行、世界末日、海底航行等，代表为吴趼人的《新石头记》，王德威称这种文类为“科幻奇谭”。见〔美〕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第291-362页，宋伟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此时期思想文化界“进化论”观念盛行，相信未来定当胜于今日，科学昌明会为人类带来美好的生活，科幻小说的创作也大多基于此种理念，故凡尔纳等作家受到热捧。但这种乐观的信念并没有持续很久，便因战争动乱、政治变迁、思想转向等原因中止。见〔美〕王德威：《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第1-20页，宋伟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0世纪上半叶至80年代初，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不很充分，只有少数作品如老舍的《猫城记》、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童恩正的《珊瑚岛上的死光》等较受读者欢迎。及至再度流行已经是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了，即刘慈欣、王晋康、韩松等作家出现，董仁威将他们称作华人科幻写作之“新生代”，刘慈欣是其中的领军人物。董仁威：《中国百年科幻史话》，第74-77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
刘慈欣的《三体》横空出世，海内读者宗奉其为当今科幻小说的“武林盟主”。严锋更推许备至，称他“单枪匹马，把中国科幻文学提升到了世界级的水平”。严锋：《追寻“造物主的活儿”——刘慈欣的科幻世界》，《书城》2009年第2期。刘慈欣小说以想象瑰奇、思考深邃、充满人文主义关怀等著称，但笔者认为其作品能引起广泛的关注，除此之外，也在于其能做到国际化与本土化的融合，雅俗共赏，而这与他对中国文化精神的深刻理解是密不可分的。
但要提前说明的是，谈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与中国文化精神，并不是笔者认为其小说是直接由中国文化精神影响而生。作为受理工科知识训练成长起来的科幻作家，展示科学想象力是其创作的主要宗旨。也正因如此，他作品中体现出的中国文化精神就更加值得读者及评论者格外关注：这既可显示中国文化对作家的涵养，也使作品表现出特别的丰富性与厚重感。
相较于《三体》等长篇的波澜壮阔，笔者更钟情于刘慈欣中短篇的笔力精悍，生氣淋漓。如罗金海所说：“刘慈欣的创作正是依靠着一个个中短篇的积累，才逐渐形成如今的宏大气场，使中国新科幻发展有了坚实‘基石’。”罗金海：《第五位面壁者的冥思》，《2018》，第3-4页，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是以，本文所谈论的刘慈欣科幻小说主要为其中短篇作品，所据版本为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刘慈欣中短篇小说集《2018》与《时间移民》，作品引文不一一标注。
接下来结合刘慈欣的中短篇作品，试谈其中蕴含的中国文化精神。
一、“笃信好学，守死善道”的求道、殉道精神
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
——《论语·泰伯》
以《朝闻道》为例。宇宙排险者为地球上的科学家架设了真理祭坛。登上祭坛者可以获知宇宙间的任何奥秘，但随即要在10分钟后毁灭。“用生命换取宇宙奥秘”的代价并没有吓倒科学家，他们前赴后继走上真理祭坛……
假如让你知道你所在领域之终极问题的答案，而代价是整个生命，你是否愿意？这既是小说中为科学家们提出的问题，也是作者向读者提出的问题。
《论语·里仁》：“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刘慈欣的小说设定更为极端，在看到真理之美后只能再活10分钟。是选择为追求知识与真理而献身，还是选择懵懂无知而继续苟活于世？作者认为这已不是价值判断的问题，而是涉及“人之所以为人者”的根本原则。从37万年前仰望星空的原始人，到今天选择“以身殉道”的科学家，是他们的好奇与追索逐渐塑造了人类文明。亚里士多德说：“哲学起源于好奇”，这里不妨扩宽范围说“文明起源于好奇”。追求知识与真理之美，即科学家所追求之“道”，求道与殉道是“大丈夫当如是”之举。陈寅恪在《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写道“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刘慈欣笔下的科学家认为“求道而不自由，毋宁死耳”。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小说中排险者也不吝惜地赞誉：“我清楚的是，他们是这个星球上仅有的正常人。”“随着文明的进化，像他们这样的人会渐渐多起来的。”
刘慈欣在本篇作品中将西方近代以来的求知精神与中国文化求道、殉道精神相结合。西方文化传统也有“殉道”精神，主要指基督教徒为信仰而殉难之事，名作有英国约翰·福克斯的《殉道史》等。“为学术而学术”的求知精神是由近代西方传来，虽然其背后也常常有宗教精神的观照，但其穷元究理的学术态度，重视实验与假定推理等方法，造就西方强盛的科学研究传统。而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尤其是儒家）是以践履为主，追求至高的道，缺乏（或说不推重）抽象求知的传统，强调博雅通识，“君子不器”（《论语·为政》）。孔子讲学《诗》主要是事父、事君，解决伦理及实际事务，纯粹知识的学习——“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是顺带学到的。并批评只顾学习经典知识，而不知实际运用的人“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虽也认为“圣人之于天下，耻一物之不知”（《法言·君子》），但仍是以追求“道”为主的。科学技术性的学问，传统则多认为是“匠人之技”，不足观。因此，研究思想史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知识论是不够发达的。葛兆光：《时代背景：十七世纪中叶后朝鲜对中国的观察与想象》，《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第52-53页，北京，中华书局，2014。但“朝闻道，夕死可矣”与“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孟子·尽心上》）是中国士阶层长久以来信奉之理念，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激励无数仁人志士求道、行道与殉道。小说中的科学家满怀求知之心，又坚定献身之志。刘慈欣巧妙将两种精神资源相结合，塑造出理想的人格形象。
二、薪尽火传的传承精神
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
——《庄子·养生主》
以《朝闻道》《乡村教师》为例。
当代作家评论 2020年第2期 伟大的作品往往有多重的精神意蕴。《朝闻道》除了追求真理的殉道精神外，“尾声”部分也体现了求道精神的传承：丁仪的女儿文文在目睹父亲化为火球逝去之后，选择继承父亲之遗志，为求索灿烂星汉之真理而努力。如果说《朝闻道》主要传递的是“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求道、殉道精神，《乡村教师》就是“朝传道，夕死可矣”的传承精神。
《乡村教师》讲述身患绝症的乡村教师于临终前想把毕生知识传授给学生，希望他们能改变愚昧落后、让人绝望的环境，无奈时间已不够，只能挑他认为最精华的牛顿三定律传授，但仓促之间学生难以理解，只得让他们硬背下来。与此同时，银河系碳基文明的星际舰队在航行中因防备硅基文明而要建立隔离带，此过程须摧毁不具备文明的恒星，但在毁灭前要先对该恒星及周围行星的文明程度进行抽查，认为合格者方可保留。在抽检地球时正好抽到他的这些学生，又恰巧问到牛顿三定律，一场灭顶之灾消弭于无形，地球文明得到保全。平凡的乡村教师不仅对学生完成了知识的传承，也直接拯救了地球文明。这里刘慈欣对传承知识与文化的教育者致以极高的敬意。严锋更认为他把教师的意义“发挥到了一个广袤的宇宙的尺度”，严锋：《追寻“造物主的活儿”——刘慈欣的科幻世界》，《书城》2009年第2期。正是这份薪尽火传的传承精神让中华文化乃至人类文明得以流播不息。
临终前夕，老师教给学生的学习内容也是精心安排的，语文课是鲁迅的《狂人日记》，物理则是牛顿三大定律。刘慈欣此举蕴含着深刻的启蒙精神：鲁迅与牛顿，代表民主与科学，即新文化运动时代提倡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是传统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两大支柱。作者刻画乡村教师“用尽了一生在娃们的心中燃起科学和文明的火苗”，虽贫病交加、内外受困，而犹自抗争不已，不啻为在铁屋中呐喊的狂人。乡村教师希望学生能够运用知识与理性，打破铁屋子，突破愚昧落后的限制，面向人生光明的未来。
小说中用两种笔调描绘教师，一种是传统的笔调，将他比作蜡烛，火苗虽小，却是光明与希望的源头，“他就是那蜡烛，不管能点多长时间，发出的光有多亮，他总算是从头点到尾了”——“蜡炬成灰泪始干”;另一种是科幻的笔调，在星际舰队统帅们惊异于地球的记忆遗传情况是“没有记忆遗传，所有记忆都是后天取得的”时，而对地球文明的个体间知识交流产生兴趣：
“他们有一种个体，有一定数量，分布于这个种群的各个角落，这类个体充当两代生命体之间知识传递的媒介。”
“听起来像神话。”
“不，”参议员说，“在银河文明的太古时代，确实有过这个概念，但即使在那时也极其罕见，除了我们这些星系文明进化史的专业研究者，很少有人知道。”
“你是说那种在两代生命体之间传递知识的个体？”
“他们叫教师。”
这堪称文学世界中对教师最有想象力的概括。中国文化传统常把最高的敬意献给教师，如“天地君亲师”是古代中国最重要的五种伦理，其中师是道的化身，所以《礼记·学记》：“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在佛教经典中对传法有个形象的比喻，称为“传灯”，以灯之光明驱散黑暗，如《大般若经》：“故佛所言，如灯传照。”《维摩诘经·菩萨品》也云：“无尽灯者，譬如一灯燃百千灯，冥者皆明，明终不尽。”记载佛门宗派传承的文献，被称作“传灯录”。刘慈欣的小说也赓续尊师重道之传统，并为其中注入新的元素。薪火相传，燃灯无尽，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活力便在这一代又一代精神之传承中。
三、任重道远，死而后已的担当精神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论语·泰伯》
刘慈欣小说常为读者展示这样的形象：他们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探索者;他们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拓者;他们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建设者。
以《地火》《圆圆的肥皂泡》《时间移民》为例。《地火》的名字可能与鲁迅有关，《野草·题辞》：“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地火”意象在鲁迅的心中是一种肯定性的破坏力量，值得礼赞，而在小说中则是彻底的灾难，灭火队长阿古力称之为“地下的魔鬼”。
《地火》讲述的是一个技术改革者“敢为天下先”，却功败垂成的故事。全篇散发出浓厚的悲剧精神。主人公刘欣壮志满怀，欲以一己之力改变煤炭工业危险现状。气化煤想法的提出，虽开始不被矿务局长及阿古力等人认可，但刘欣那股“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魄力终于说服了他们做尝试——以点燃孤立煤层为第一步，以观其變。一切都看似是一个先驱者力排众议而成功的故事，孰料真正的危机却陡然降临，孤立的煤层实际与大煤层相连，星星之火不幸地成为燎原之势。尽管众人使出浑身解数，奈何地火肆虐的势头迅疾，山泽焦枯。危急时刻，老成持重的局长勇于担当，为大家鼓劲。但满怀雄心壮志，本来想改善矿区境遇的刘欣，却因自己的试验意外地使矿区陷于水火，使民众遭受更大的痛苦，可谓“举九州之铁不能铸其错”。故事最后，刘欣满怀怅恨与遗憾，走向了喷火的井口。堪称“神来之笔”的结尾部分附录了一份120年后的初中生日记，新时代的中学生以全息影像等技术“重新体验”煤炭工业充满危险而又艰难发展的历程，由衷感慨“过去的人真笨，过去的人真难”。
20世纪下半叶人类科学技术飞速进展，尤其是所谓“第三次科技革命”的信息革命给思维及生活方式带来重大改变。许多人似乎认为当下的发展是顺理成章的，以往的时代无论思想还是技术都是幼稚可笑的。在机械进化论被批判的今天，这仍是一种进化论的思路，而没有意识到人类文明是无穷时代锱铢寸累而来的。李约瑟在评价中国古代数学时写道：
文艺复兴以前的数学著作，在成就上是几乎无法同后来取得的丰富而有效的发展相比的。因此，用现在数学的尺度去衡量中国古代数学的贡献就毫无意义了。我们应该假设自己置身于迈出最初几步的那些人的地位，并努力了解这对于他们是何等困难。〔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334页，《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小组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78。
以后来者的眼光，一切事物仿佛自然而然地演进，而以当局者的角度，演进的过程则意味着不懈的探索、顽强的坚持、勇敢的担当及痛苦的抉择等。每一次看似微小到不值一提的进步，在发展的进程中却可能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地火》的结尾部分以120年后的中学生视角回望，肯定了先驱者的方向——他们的付出与牺牲都成了技术演进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如《兰亭集序》中道：“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既是对先驱的致敬，也对后来者是一种激励。抚今追昔，感叹“过去的人真笨，过去的人真难”，更是可见刘慈欣的匠心与情怀所在。
《圆圆的肥皂泡》的题目即富有多重意味，圆圆是女儿的名字，肥皂泡的形状，也暗示了圆梦、圆满——女儿圆圆既喜欢圆形的肥皂泡，也圆了父辈未竟的梦想。圆圆的父母年轻时放弃上海的优渥生活，甘于在丝路市扎根建设，其奉献与坚守，让人动容。尤其侧面写圆圆的母亲在执行飞播造林任务飞机失事时，借鉴传统小说“心灵感应”式的颤抖，竭力避免直接描写惨剧，体现出夫妻情爱之深笃，一方逝去，另一方心有所感，更让人感伤叹惋。细节描摹上，母亲坚决的态度，粗糙的双手，使一个精明干练的女性形象跃然于纸，教人唏嘘不已。
父亲本来以妻子的责任感与使命感相期于女儿，但女儿似乎并不认同这种价值观。圆圆逐渐长大，天资聪颖的她一路顺风顺水，而事业的成功似乎让人觉得父亲的观念已陈旧过时了。刘慈欣也带着不无揶揄的口吻道：“这是一个令父亲这一代人恼火的时代，现在的成功需要的是逼人的思想灵气，经验、毅力和使命感之类的不再起决定作用，凝重和沉重更是显得傻乎乎的。”圆圆事业的顺利，更让她对父亲的“陈腐”观念不以为然，责任与使命，执着与担当，远没有个人的兴趣与前途重要，她坦言：“我知道让您失望了。您一直想让我成为妈妈那样的人，如果我能有两次人生的话，其中的一次会照您的做，把自己奉献给责任和使命，可是，爸爸，我只能活一次。”父女二人的价值观念尴尬地相对立。
而后，看似不合时宜的父亲却在圆圆“异想天开”的发明中得到启示——让大肥皂泡为西北运送海洋的湿润空气。父亲念兹在兹的是丝路市的存续与发展，因他的理想与职守，才使圆圆的飞液研究真正造福于人，使这座差点成为“现代楼兰”的城市重新焕发生机。父亲使圆圆的研究真正由“为己之学”转变为“为人之学”，也让父女二人在情感上达成真正的和解。
由于受苏俄文学的影响甚深，刘慈欣很善于运用照应的手法。父亲向中学时代的圆圆叹息丝路市建设的艰难与遭遇的危机，“谁能想到，它不过是我们这一代人用青春甚至生命吹出的一个肥皂泡。”而故事最后却是依靠肥皂泡（飞液）运送湿润空气的空中调水工程拯救了丝路市，甚至是整个干旱的西北。“圆圆的肥皂泡”的影子贯穿全篇，笔致浑厚，前半部分极力对圆圆的天才妙想加以表扬、而对父亲的“迂腐”微有讽意，可算是欲扬先抑，实际全篇仍是对坚韧执着，勇于担当的开拓者与建设者的讴歌。
小说《时间移民》以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为题记，一开始便为全篇定下了苍茫寂寥的基调。主人公大使心心念念要率领移民过上美好的新生活，为此不惜跋涉11000千年的时光，先后经过黑色时代、大厅时代、无形时代与“全新时代”。天马行空的想象配合冷峻的笔触，刘慈欣徐徐为我们展开未来1万年人类文明进程的壮丽画卷。这段“‘入世’亦‘出世’的寻家之旅”，也可称是一段“出生”又“入死”的冒险之旅。王玥：《〈时间移民〉：“入世”亦“出世”的寻家之旅》，《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最初预定的旅程是120年，却因种种原因，被迫继续前行，不断面临更加莫测的未来，他们成为了在时光中流浪的奥德修斯。
途中大使没有停留的原因，或是时代环境恶化，当局负担沉重;或是时代变化剧烈，恐难适应。一万年沧海桑田，始终不曾忘却的是如山的责任——8000万时间移民的命运福祉。而最后抵达的家园，满目是鸟语花香的新世界，一切人类的痕迹都已消散，又蕴含刘慈欣对极致技术的反思，“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冷冻室历尽劫数，也成为了保存人类文明火种的诺亚方舟。移民面对全新的世界，会开始怎样的生活呢？是重走人类历史的老路，还是另辟新途。“在一切都结束之后，一切都开始了。”刘慈欣在这里无疑是乐观的。
上述几部作品，书中的主要人物均是堪称“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有担当精神的典范。汤霖：《〈颐园老人生日讌游图〉自序》，汤氏三代（汤霖、汤用彤、汤一介）以此为家训，见汤一介：《我们三代人》，第9-14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6。这种担当精神如中流之砥柱，使中华民族虽屡经困厄、巨变丛生而终能转危为安，有如此精神者，无愧于中国的脊梁。刘慈欣之健笔也是对中华文明乃至人类进程做出贡献的开拓者、探索者与建设者的崇高表彰。
四、“诗言志”的诗性精神
尽管刘慈欣多次声明类似的话：“我是一个疯狂的技术主义者，我个人坚信技术能解决一切问题。”刘慈欣、江晓原：《为什么人类还值得拯救？——刘慈欣VS江晓原》，《新发现》2007年第11期;刘慈欣：《从大海见一滴水——对科幻小说中某些传统文学要素的反思》，《科普研究》2011年第3期。但在文本中故事的走向，及內在的精神风貌却常常并非如此，常常蕴含着他对技术的滥用与局限的反思。
以《诗云》为例。刘慈欣认为此篇“是最能够反映自己深层特色的作品”，因他创造了一个十分空灵的幻想世界，“在那里，一切现实的束缚都被抛弃，只剩下在艺术和美的世界里的恣意游戏，只剩下宇宙尺度上的狂欢”。刘慈欣：《重返伊甸园——科幻创作十年回顾》，《南方文坛》2010年第6期。题目叫“诗云”，但并非“子曰诗云”之意，而是一片直径100亿千米，包括了全部可能诗词的星云。作品中的“神”信奉技术万能，轻视心灵与情感的力量。“神”对地球人伊依宣称：“技术能超越一切。”地球人伊依却回应：“这与技术无关，这（指诗歌，以李白、杜甫为代表）是人类心灵世界的精华，不可超越。”“神”被诗歌激发出了特别的兴趣，并借助克隆技术化身成为“李白”，试图写出超越李白的诗，但没有成功。其后，他用量子计算机形式写出汉字所有可能的诗词，成为庞大的“诗云”。但是在超越李白上，“神”仍然失败了，因为他不知道哪些诗比李白的好，也没有可供检索的标准，只得承认人类文明心灵情感的价值，人类也因此摆脱被恐龙帝国奴役的境地。 刘慈欣在此篇展示了过人的诗歌品鉴能力，深厚的人文素养。如伊依在制止大牙解说古诗时道：“算了吧，你会曲解它的！……因为这是一种只能用古汉语表达的艺术，即使翻译成人类的其他语言，也就失去了大部分内涵和魅力，变成另一种东西了。”这几乎就是美国作家弗罗斯特名言“诗就是在翻译过程中失去的东西”的翻版。又如：
“但理解李白是一回事，超越他又是另一回事，我仍然认为你面对的是不可超越的艺术。”
“（格律）那不过是对灵感的束缚，中国南北朝以前的古体诗并不受格律的限制，即使是在唐代以后严格的近体诗中，也有许多古典诗词大师，不遵从格律，写出了许多卓越的变体诗。”
“诗的意义并不取决于你的认可，也不取决于我或其他任何人，它取决于时间。许多在当时无意义的诗后来成了旷世杰作，而现今和以后的许多杰作在遥远的过去肯定也曾是无意义的。”
这些关于诗歌的评价，即使在以文学为专业的研究者眼里，也不乏独到的见解，足见刘慈欣对传统文学理解之深。诗是心灵的精华，自先秦时代起即有“诗言志”（《尚书·尧典》）、“诗无隐志”（《孔子诗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毛诗序》）等文学传统。“诗”不仅是一种语言修辞的技术，更是心灵世界外化的重要手段，是“人之为人”的特征，科技发展到何种境地也不能取代人的情感与思想。小说中的“技术”指以进入空间维度等为标准，“神”的技術能自由穿行十一维空间，可以用纯能凭空造物等，可谓登峰造极。但拥有如此高超力量的“神”却彻底被诗歌打动，并自愧弗如，足见诗歌的魔力。
刘慈欣也将诗歌赋予了拯救的力量。因技术水平的差距，致使地球被恐龙帝国所占据，人类沦为食物与玩物。人类文明因技术落后而失去家园，却能因诗歌而重归家园，刘慈欣这样的安排是很有深意的，正如《毛诗序》：“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刘慈欣也一定程度上，让科学和艺术走向和解——“科技和艺术之间是不能互相替代的”。姚利芬、刘慈欣：《宏大宇宙与微渺个体的探索者———访问“雨果奖”得主刘慈欣》，《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7年第1期。伊依仰望诗云时感叹“我，也开始崇拜技术了。”而“神”沮丧地回应“唉，看来我们都在走向对方，我看到了技术在艺术上的极限。”刘慈欣关于技术与艺术关系的反思，也耐人寻味。
五、化用原型的“神话思维”
以《2018年4月1日》为例。
2018年，人类已经可以做基因改造，将寿命延长至三百岁（简称基延），但费用极高昂，只有少数人能承受。“我”打算挪用公款来做基延，但舍不得女朋友简简，而挪用的资金也不够做两人的基延。这时“我”面临了一个艰难的选择：美好的爱情与两百余年的寿命，“我”当何去何从？
正在我瞻前顾后，难以取舍之时，结果简简先提出分手，她要冬眠一百年。而“我”也不再犹豫，选择做基延，而“我”选择的不止是三百年的人生，也可能是永生。
《2018年4月1日》创作于2009年，是一部地道的幻想未来的作品。全篇是以日记体形式，第一人称叙述，这很有可能是借鉴了19世纪古典主义科幻小说的做法，19世纪不少幻想题材的文学是以日记体或书信体的叙述方式，如《德库拉》《弗兰肯斯坦》等。也一定程度体现了刘慈欣新古典主义科幻小说的风格。吴岩、方晓庆：《刘慈欣与新古典主义科幻小说》，《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作品的时间点设定在2018年4月1日——西方的愚人节，而这一天所发生的种种，对身处恶托邦的“我”来说真是一场戏谑又残酷的玩笑。与上述几部分相对明显的揭示不同，本篇蕴含的中国文化精神似乎比较隐晦。笔者以为刘慈欣在此篇以化用原型的“神话思维”进行写作。根据弗莱的观点，化用神话原型时本体与喻体只求神似，不求形似，“强调故事的内容和表现，而忽视故事的形式”。 ⑤ 〔加拿大〕诺思罗普·弗莱：《批评的剖析》，第156页，陈慧、袁宪军、吴伟仁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许多作品是通过原型的“置换变形”而成。若过于执着文本的具体细节，可能看不出化用的神话“原型”，但如果拉开一定距离，注重大体脉络，便会有不一样的观察。弗莱也以形象的方式表述此道理：
（观赏一幅画）如果离开画面一段距离，那么我们就更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构图，从而更着重于研究画面所表现的内容……在文学批评中，我们也时常需要从诗歌“向后站”，以便清楚地看到它的原型组织。⑤
若将此部分文本的细节抽象化，可视作是一场“爱情”与“永恒生命”的冲突，而追求永恒生命者胜出。笔者认为此处刘慈欣很可能化用了“嫦娥奔月”的原型。也许他在写作时未必想到，更可能是身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无意识”运用。“嫦娥奔月”是自古流传的神话，家喻户晓。现存最早记载嫦娥故事的文献为王家台秦简《归妹》，简文有缺失，但初步记载嫦娥窃不死药、占卜奔月之事。见戴霖、蔡运章：《秦简〈归妹〉卦辞与“嫦娥奔月”神话》，《史学月刊》2005年第9期。另一重要文献为《淮南子》，其《览冥训》载：“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怅然有丧，无以续之。”嫦娥故事的主要情节在西汉已经基本具备，即盗不死药、升天而去、孤居月宫等，且因论说文体之故，至少为知识阶层所共知。后世丰富多彩的嫦娥故事即在此基础上孳乳而来。中国自2004年起开展的探月工程以“嫦娥”为名，也可算是一种神话思维。
小说中的基延技术与冬眠的延长生命的属性，可视作“不死药”的变形。挪用公款做基延的“我”可视作窃取不死药的行径。与女友简简的分道扬镳，是选择永恒而放弃爱情的“奔月”之举，“我”也将像嫦娥一样，选择漫长而孤独的生活。
正如弗莱认为“诗人的意图是朝向心的方向”，①文学作品的真正关怀仍应是人类的情感、人性与命运走向，科幻文学也当如此。所以小说运用神话原型也好，穿插种种修辞手法也罢，仍然是为了打动人心，为人的前行给予鼓励与慰藉。如果读完这篇作品，能联想到类似“嫦娥奔月”的原型，就会唤起更多情感上的共鸣，悲哀、孤寂、惆怅，如同李商隐的诗：“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结语
刘慈欣的科幻小说，是中国文学近几十年“中国转向外在”的杰出代表。②不仅在国内拥趸众多，也收获不少国际上的赞誉。王德威认为刘慈欣等当代科幻作家自甘边缘的姿态，甘居异端的幽暗意识与不可思议的想象力，为现代中国的文学书写注入强大的生命力，极大开拓了文学题材和体裁的范围。③古今中西，上天入地，神话民俗，战争政事，无不可入其笔端。刘慈欣在小说中将自奇点到坍缩的宇宙状态，自白垩纪到未来一11000年的漫长时光，在西方科技文明的思想及逻辑框架下，参以中国文化精神，融会贯通地创造了专属于他的文化宇宙。刘慈欣创作的成功，实际要求中国的文学创作者在“走向外在”的同时，反求诸己，承传与弘扬中国文化精神的真义，融合古今中外文化精髓，创作出真正世界视野，中华风范的文学作品。
作为舶来品的科幻小说，经刘慈欣等名家的“创造性改造”，立足传统，开放兼容，在传承与创新中建立文学的“文化自信”，一样可以创作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世界级优秀文学作品。④而这不仅是刘慈欣成功的文学实践，也为当代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宝贵的借鉴。
【作者简介】毛孟启，西北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 王 宁）
① 〔加拿大〕诺思罗普·弗莱：《批评的剖析》，第82页，陈慧、袁宪军、吴伟仁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
② 见李广益：《中国转向外在：论刘慈欣科幻小说的文学史意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8期。
③ 见〔美〕王德威：《史统散，科幻兴——中国科幻小说的兴起、勃发与未来》，《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8期。
④ 王尧：《在传承与创新中建立文学的“文化自信”——关于中国当代文学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