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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长篇小说《他乡》，我们能看到付秀莹的坚持和变化。《他乡》延续了付秀莹作品的抒情品格，笔调依然细腻，它的变化不仅仅是空间从乡村到城市的转移，更重要的是思想和精神的格局放大了，试图去参与时代的公共性话题，有个人、时代、社会的充分交融。程光炜教授曾对《陌上》之后的付秀莹有这样的期待，“从芳村到北京，我觉得也应该埋藏一个历史隐喻在里面”， ② 程光炜：《心思细密的小说家——读付秀莹长篇小说〈陌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2期。抒情话语不应停留在一般性的抒情层面，“而应该是历史性的抒情，这是历史的大悲情和大爱”。②付秀莹显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他乡》里进行了努力和尝试，她说：“时代的力量是巨大的。个人在时代洪流中的命运沉浮，除却自身的努力，离不开巨大的时代语境的渗透和影响。翟小梨的成长历程，也是中国经验在这个时代积累和变化的历程。个人与时代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正是《他乡》致力于发掘和表达的。”《付秀莹：从某种意义上，我们都身在他乡》，《文学报》2019年8月15日。
一
《他乡》依然是抒情性的作品，李敬泽认为《他乡》用诗意的语调来写城市的遭遇，“是一种抒情的奇观”。见夏琪：《〈他乡〉：以妥当的方式与世界相处》，《中华读书报》2019年9月11日。张莉认为《他乡》“有强大的情感主题性”，“有一种对于抒情传统的接续”，“它超越了那些所谓家长里短，所谓怨恨情仇，它深度进入一个人的精神世界”。《〈他乡〉：一部当代女性的精神成长史》，引自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9/1028/c403994-31424730.html？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他乡》可以解读的角度非常多，但最突出的在于用抒情的方式对一代女性情感和精神生活进行深刻表达，通过翟小梨这样一位农村女孩，大学毕业后在城市的奋斗和挣扎者，充分展现了这一类群体所面临的现实与精神的困境，他们比乡下进城打工者面临着更为严峻的精神和情感的内在撕裂。
小说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经常写到翟小梨的眼泪、哭泣，应该不下几十次，比如，“我的眼泪终于流出来”“泪流满面”“我的泪哗哗流下来”“泪光闪闪”“眼泪一下子涌上来”“我大哭”“我轻轻哭泣起来”“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奔涌而出”“我一下子哭出来”“泪水不断流下来”……哭泣的原因也多种多样，有在章家受到委屈流的眼泪，有和幼通吵架后愤怒、无助的眼泪，也有陷入和老管的情感纠葛流下的眼泪。翟小梨的成长道路充满了泪水，这不仅仅意味着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的苦难遭际，更重要的是，小说里哭泣、眼泪也是一代女性成长的精神表征。女性哭泣无疑是一种情绪的宣泄，是愤怒、痛苦、伤心、委屈等情感行为的表征，也历来被视为女性的一种共通经验，而且“女性的这种既私密又共通的经验，与情感行为有着强烈的联系，流泪，哀悼损失，分享悲伤，从仪式化的葬礼到情节剧，为那些不可表达之物发出了幽灵般的清晰声音”。〔日〕斋藤绫子：《织泪成曲：哭泣的政治与重塑女性公共领域》，《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他乡》里的眼泪和哭泣作为一种文学的语言，记录着翟小梨复杂和丰富的情感。哭泣这种共通的经验作为自然的、原始性的体验，往往标志着情感的强度和力量，它表明了感觉的真实性和切身性。刘鹗在《老残游记》自叙中说：“婴儿堕地，其泣也呱呱;及其老死，家人环绕，其哭也号啕。然则哭泣也者，固人之所以成始成终也。其间人品之高下，以其哭泣之多寡为衡。盖哭泣者，灵性之现象也，有一分灵性即有一分哭泣，而际遇之顺逆不与焉。” ④ 刘鹗：《老残游记》典藏版，第2页，桂林，漓江出版社，2017。这表明，哭泣是一种情感能力，和人性、精神紧密相关。中国文学史并不乏以“眼泪”为主题的经典，《红楼梦》《孟姜女哭长城》等作品，无不是以泪为笔，书写情感的风暴和社会的世相，《他乡》也可放在这样一个脉络里来认识。《他乡》里的眼泪有时并非实写，在情感面临激烈冲突时往往会进行风景化描写，比如在和老管发生婚外情时，这样写翟小梨的感受：“我在那深渊里迅速坠落下去。风声在耳边呼啸而过。星星坠落了。月亮坠落了。彩云追着月亮。夜晚的露水坠落了，变成沉甸甸的眼泪。坠落坠落坠落。万劫不复。万劫不复。”付秀莹：《他乡》，第247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本文《他乡》引文皆出自此版本，不另注。这是一直生活在传统道德秩序中的翟小梨在出轨后切实的精神和情感：自我的道德谴责和沉重的负罪感。
翟小梨的哭泣并非简单的情绪宣泄，刘鹗说，“灵性生感情，感情生哭泣”，“吾人生今之时，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国之感情，有社会之感情，有种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④翟小梨一次次的哭泣，既表达了情感的不同状态，同时也不乏其他意义，它是化解矛盾和冲突的手段。付秀莹确实不注重矛盾的过分激化，在《他乡》里，翟小梨是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她只为别人着想，面对无法解决的难题和困境，大多选择自我承受，不忍去伤害别人，她往往通过哭泣来完成自我的慰藉，比如面对幼通的不思上进，翟小梨多次恳求他读书、考试、找工作，即使下跪也无法打动他。翟小梨通过痛哭化解内心的绝望，最后选择了自己担起家庭的责任。哭泣往往被视为女性软弱的表现，因为哭泣的背后往往是认命、安于现状，缺少行动的勇气和能力，翟小梨虽然也有女性的脆弱，但她不乏奋斗的勇气和行动。每一次流泪都会成为她调适自我、改变自我的开始。翟小梨身上有“蓬勃向上的野性的力量”，在章幼通看來，翟小梨聪明，美丽，勤奋，“是一个眀媚的女孩子”。翟小梨的眼泪不是向下的，它有着向上的力量。
朱光潜曾对眼泪文学进行了批评，“读‘眼泪文学’觉得爽快，正犹如吃了酒，发泄了性欲，打了吗啡针，一种很原始的要求得到了满足。因为需要普遍，所以就有一派作者应运而起，努力供给以文学为商标的兴奋剂”。眼泪文学“于人类根性之外，又加上风气与虚荣心两重保障”。朱光潜：《谈读书》，第111、112页，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8。在朱光潜看来，只提供些感伤的材料、悲痛的刺激剂并不能产生伟大的作品，因此他希望作者和读者少流一些眼泪。米兰·昆德拉说：“媚俗引起前后相连的两滴眼泪。第一滴眼泪说：看见孩子们在草地上奔跑，多么好啊！第二滴眼泪说：与全人类一道，被孩子们在草地上奔跑的情景所感动，多么好啊！正是第二滴眼泪使媚俗成其为媚俗。”〔捷克〕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第267页，韩少功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1。他的批评针对的就是眼泪的姿态性。眼泪过多确有“煽情”的风险，我们可以在很多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里看到很多无意义的哭泣场面。 对眼泪文学的批评多是从读者和作者的关系、文学接受的角度来说的，针对的是那种表达低级趣味的流泪。《他乡》对哭泣的描写显然已经超越了这个层面，翟小梨的眼泪是沉重的，不是自我满足的，不是漂浮、廉价的，具有充分的情感基础，更有着文化的、精神的底色在里面，表达着女性感知时代的公共性以及社会的深厚背景。在《他乡》中，翟小梨的成长过程就是在不断调试自我与社会的关系，寻找安放自己肉体和精神的恰当位置，她的成长无疑是社会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充斥着“精神的冲刷、内心的动荡，灵魂的颠沛流离和辗转难安”。《付秀莹：从某种意义上，我们都身在他乡》，《文学报》2019年8月15日。
二
翟小梨的哭泣来源于她在社会结构冲突中的内在撕裂，从芳村到S市，再到北京，时空的变化，使她有机会感受社会与文明的变革及其内在的冲突，她的生活轨迹让她处于不同社会结构的交叉点和矛盾纠缠之处，承载着不同的文化、道德伦理之间的对立，这在城乡关系、男女关系上都有非常鲜明的体现。付秀莹在《他乡》里走出了以往以乡村为中心的文学格局，去面对更为复杂的中国社会，并做出自己的分析和判断，这种分析和判断并非直接对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问题发言，而是在情感、精神的层面来呈现19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某些重要问题，只不过不是以一种宏大叙事的方式，而是以个人叙事的方式。
《他乡》存在很多对立的结构，比如乡村与城市、传统和现代，这也是1990年代以来社会内部结构的重要层面。小说也不断使用对比的手法，对城市与乡村、人与人进行多维度的对照，从而把翟小梨放在选择、适应、挣扎的矛盾和纠结之中，也映射出社会、时代的普遍情感。
《他乡》里有着深刻的城乡对比。小说一开始就写到了农村孩子对城市的向往，对“外面”世界的想象，“南京，这个名字用芳村的土话说出来，是那么动听、迷人，叫人惊艳。遥远的，陌生的，洋气的，在芳村的日常生活之上，光芒四射”。“对大学，对城市，对远方，怀抱的那种最初的想象，还有猜测。”翟小梨考上大学并进入城市，她所置身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已与芳村完全不同，她不会坐公交车、不认识斑马线、不懂交通规则，不仅面临户口、编制等现实问题，更为致命的是要面对社会结构固有的区分和排斥机制，尤其是进入章幼通的家庭之后，阶层的差异和歧视使得翟小梨处于不安和压抑之中。侮辱和轻视带来的异乡感，寄人篱下的悲凉、纠结、煎熬，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从乡村到城市的上升，对翟小梨构成了巨大的挑战，还有精神的磨难。
当代作家评论 2020年第2期 但值得注意的是，付秀莹在精神深处对乡村身份和乡村伦理并不排斥，她常常以芳村的视角去看待城市生活，芳村在她的精神结构和情感结构中是起点，占据核心的位置，乡村伦理仍是她感知社会的原则。付秀莹也讲过：“我与乡村有着割不断的血肉联系。怎么说呢，就是对乡村的一切都特别敏感，特别地关痛痒，特别地牵肠挂肚。”王春林、付秀莹：《乡村、短篇、抒情以及“中国经验”》，《创作与评论》2015年第12期。第一次走进章幼通的家庭时，翟小梨感到局促、慌乱，但也觉得陌生、新鲜，这个乡下姑娘眼里，“到处都是光芒，到处都，怎么说，熠熠生辉。我回到芳村，跟家里人说的时候，也是满嘴的惊叹。他家这个，他家那个”。就在翟小梨期待着在芳村之外的“另一种生活”时，章家的生活完全颠覆了她对家庭的认知和对城市生活的想象。小说把城乡差异和冲突落在了具体的家庭生活上。翟小梨从芳村自己的家出发，不断去感知章家这个“奇怪的家庭”。章家对待乡村出身的翟小梨保持着主动的区隔，他们对农村有着天然的警惕，并在生活中努力维持着城市与乡村的边界，他们对翟小梨的乡下亲戚有着本能的排斥和冷淡，这让翟小梨无法接受，“这要是在芳村，怎么得了？”尤其不能让翟小梨理解的是章家的家庭关系，颠覆了她的伦理观念，小说也借此写出了城市市民家庭的“家庭政治”，其中无疑有着某种症候性，有社会的投影在里面。1990年代的城市有其内在的过渡性和复杂性，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改变了普通家庭的生活方式，世俗性、物质性越来越成为占据主导性的价值观，这在章幼通家有着非常明显的体现。章大谋夫妇对于物质有着很高的要求，他们看重商品的“牌子”，小说中提到商场、超市的发展和兴起，无疑提供了高品质商品的可选择性，但同时，维系家庭关系的传统伦理式微，血缘关系冷漠，比如章幼通在家吃饭是要交生活费的，钱和亲情是分开的，章大谋夫妇为了自己的晚年生活，不惜牺牲女儿的婚姻，他们家人之间也保持着客气和边界，“你好，谢谢，对不起，不客气。这些标示着人类文明程度的礼貌用语，在他们家不绝于耳”。翟小梨从芳村习得的“亲人观”，使她从这种客套有礼中感到了疏远和淡漠，因为在芳村，亲人之间是不拘礼节的，有一点“缘于血脉的微妙的羞涩”。这种“羞涩”在章家是看不到的，她看到了所谓现代文明主导下城市家庭生活的理性、功利及其潜在的伦理危机。
章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其实充满了市侩习气，虚荣、浅薄、势利、装腔作势，其“家庭政治”无疑有着时代的面影，有一个很有意味的现象就是，章家父子有着强烈的政治参与热情，章大谋、章幼通对政治大事、国计民生有着执着的热情，“国家，民族，政党体制，这些宏大的词汇，从幼通嘴里说出来，如同说柴米油盐酱醋茶，熟稔，流畅，妥帖，有一种指点江山的话语风度。我是后来才知道，幼通的父亲，也是如此。在他们章家的餐桌上，这些词语仿佛是下饭的小菜，听的人稀松平常，说的人有滋有味”。1990年代，在大多數人的日常生活中政治是逐渐隐退的，不再占据生活的中心，但仍会有参与政治、社会的政治热情的残留，当然章家父子不过是空谈而已，通过这种方式把自己置于参与现实、历史的想象中，通过宏大叙事实现自我满足。
在男女情感问题上，《他乡》同样运用对比的手法，把翟小梨置于一种撕裂的状态。章幼通的性格缺陷是导致他和翟小梨情感波折的原因，和老管那种务实的人生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章幼通长于空谈，但对世俗性的事物毫无兴趣，胸无大志、不思进取，对世界充满悲观情绪，“相比去冒着风险挑战命运，我宁愿在生活的舒适区域待着，即便是被认为是失败的人生，我在失败的体验里反而更安全温暖。对名利，我看得很淡”，因此他封闭自己，逐渐变得敏感、琐碎、计较，这是翟小梨对其失望的原因，章幼通和她心目中的男人相去甚远，翟小梨是以自己父亲的形象为参照的，“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父亲，是典型的北方大男人的形象，强健的，高大的，坚韧的，大树一样，强悍地伸展着枝叶，为我们遮风挡雨。或许是从很小的时候，对于男人，对于丈夫的想象和期待，我是以父亲为理想的。我以为，天下的男人都应该如此”。 管淑人和章幼通恰恰相反，务实、自私、注重名利。“安稳的生活，整齐的秩序，体面，尊严，声誉，道德的圆满”，是老管的追求。翟小梨投入老管的怀抱，是在她和幼通出现感情危机的时候，老管作为翟小梨的救命稻草，也的确给了她精神的抚慰。但章幼通无疑寄托了翟小梨最初的也是最本真的情感，他对翟小梨是“细腻体贴的，有耿耿深情”。这是老管所不及的，他对翟小梨的情感是“纹丝不动”的，没有那么纯粹，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供他用来回味和讲述的“故事”。和老管在一起的时候，翟小梨时常会想起章幼通。章幼通的感情是纯粹的，老管的感情则有着现实的、欲望的因素。最后翟小梨再次回到章幼通身边，无疑是对古典的、传统的爱情的认可和回归。小说在感情问题的背后其实也表达了对知识分子的思考，章幼通和老管是两类不同的知识分子，前者无法顺应社会和时代的发展变化，丧失了应对现实的能力，后者则丧失了知识分子的操守，功利、自恋，迷恋权力、地位，精神蜕化，这无疑也是对当下知识分子状态的一种写照。无论是情感还是价值观，在现代社会都面临着多重的选择和考验。
《他乡》通过对比的逻辑和方法展示了翟小梨的矛盾与纠葛，以及选择的可能性，从而更为充分地展现了翟小梨选择的彷徨，以及在价值冲突中的不知所措。比较的过程也是认识和选择的过程。小说最后《致亲爱的某》的信，意味着翟小梨最后选择的结果是超越对比和矛盾，摆脱世俗，超越日常，实现精神和内心的安稳。
三
很多研究者都注意到了付秀莹最新长篇小说《他乡》的变化，比如孟繁华认为，《他乡》可能是付秀莹迄今为止最有文学价值的小说，“这是一部具有自叙传性质的小说，是在个人经历基础上经过虚构、想象和提炼创作出的一部小说，它的内容、情感和讲述方式是不可复制的，是其他作家即便有相同的经历，却不可能有相似体会的小说。更重要的是，小说毋庸置疑地隐含了作家个人的生活原型，一个敢于将自己的生活、情感和创伤记忆和盘托出的作家，他的作品一定是无可替代的”。孟繁华：《情感深度与小说的新主题——2019年长篇小说的新变》，《小说评论》2020年第1期。贺少俊认为从《陌上》到《他乡》，付秀莹在不断扩展自己的空间，变化表现为四点：人情转向人心、乡村转向城市、故乡转向他乡、他者转向自我。《〈他乡〉：一部当代女性的精神成长史》，引自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9/1028/c403994-31424730.html？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批评界的这些观察都表明，《他乡》是一部转向自我、情感和精神的小说，整部小说有着非常强烈的情感表达。程光炜曾说付秀莹是一位“心思细密的小说家”， ④ 程光炜：《心思细密的小说家——读付秀莹长篇小说〈陌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2期。她的作品具有很强的抒情性，他指出在《陌上》等小说里，“抒情话语组织形式与抒情风格的关系，是非常自觉地结合在一起的”，“她心思细密的人物心理刻画，她极为精彩的风景描写，保障了她抒情风格的尽情发挥”。④《他乡》的背景虽然从芳村到了北京，但抒情的品格并没有改变。抒情的品格一方面源于对文学传统的承继，付秀莹与《红楼梦》的古典传统，与孙犁、沈从文等人的抒情传统的关系，早已被批评界所充分认识，因此她的小说风格依然是朴素的、诗性的，很少會直接去处理那些坚硬的命题。另一方面，《他乡》是一部具有鲜明女性色彩的小说，有一种阴柔的气质，付秀莹从不讳言女作家的身份，她认为细腻、敏感、柔软这些女性的天性，更容易同这个世界相处，也更容易表达人性、精神与情感。因此《他乡》的抒情性和情感的强度在当下的文学创作里是少见的，也是非常突出的。
作家阿来说：“什么是小说的深度？……我说小说的深刻是情感的深刻。当我的情感空空荡荡的时候，我自己都没有深度的时候，我是一个干涸的湖底，还能给别人讲故事吗？不可能。很多作家把自己写死了，大概就是这样。”转引自孟繁华：《情感深度与小说的新主题——2019年长篇小说的新变》，《小说评论》2020年第1期。在这个意义上讲，《他乡》再一次验证了小说的精神和情感价值，它不是青春励志故事，也不是进城故事的重演，它以回望、倾诉的方式描绘出一代女性的精神和情感图景，具有不可置疑的当下性价值，也是个人经验和时代经验的隐喻。正像付秀莹所说的，翟小梨的经历，“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独特的中国经验。翟小梨不是爱玛，不是嘉莉妹妹，也不是大观园里的林黛玉，不是于连，也不是高加林，她独特的个体经验，也映照出当代中国的精神图景，隐藏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秘密”。《付秀莹：从某种意义上，我们都身在他乡》，《文学报》2019年8月15日。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制度研究”（18ZDA27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秀涛，文学博士，中国现代文学馆副研究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副主编。
（责任编辑 李桂玲）
一
《他乡》依然是抒情性的作品，李敬泽认为《他乡》用诗意的语调来写城市的遭遇，“是一种抒情的奇观”。见夏琪：《〈他乡〉：以妥当的方式与世界相处》，《中华读书报》2019年9月11日。张莉认为《他乡》“有强大的情感主题性”，“有一种对于抒情传统的接续”，“它超越了那些所谓家长里短，所谓怨恨情仇，它深度进入一个人的精神世界”。《〈他乡〉：一部当代女性的精神成长史》，引自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9/1028/c403994-31424730.html？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他乡》可以解读的角度非常多，但最突出的在于用抒情的方式对一代女性情感和精神生活进行深刻表达，通过翟小梨这样一位农村女孩，大学毕业后在城市的奋斗和挣扎者，充分展现了这一类群体所面临的现实与精神的困境，他们比乡下进城打工者面临着更为严峻的精神和情感的内在撕裂。
小说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经常写到翟小梨的眼泪、哭泣，应该不下几十次，比如，“我的眼泪终于流出来”“泪流满面”“我的泪哗哗流下来”“泪光闪闪”“眼泪一下子涌上来”“我大哭”“我轻轻哭泣起来”“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奔涌而出”“我一下子哭出来”“泪水不断流下来”……哭泣的原因也多种多样，有在章家受到委屈流的眼泪，有和幼通吵架后愤怒、无助的眼泪，也有陷入和老管的情感纠葛流下的眼泪。翟小梨的成长道路充满了泪水，这不仅仅意味着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的苦难遭际，更重要的是，小说里哭泣、眼泪也是一代女性成长的精神表征。女性哭泣无疑是一种情绪的宣泄，是愤怒、痛苦、伤心、委屈等情感行为的表征，也历来被视为女性的一种共通经验，而且“女性的这种既私密又共通的经验，与情感行为有着强烈的联系，流泪，哀悼损失，分享悲伤，从仪式化的葬礼到情节剧，为那些不可表达之物发出了幽灵般的清晰声音”。〔日〕斋藤绫子：《织泪成曲：哭泣的政治与重塑女性公共领域》，《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他乡》里的眼泪和哭泣作为一种文学的语言，记录着翟小梨复杂和丰富的情感。哭泣这种共通的经验作为自然的、原始性的体验，往往标志着情感的强度和力量，它表明了感觉的真实性和切身性。刘鹗在《老残游记》自叙中说：“婴儿堕地，其泣也呱呱;及其老死，家人环绕，其哭也号啕。然则哭泣也者，固人之所以成始成终也。其间人品之高下，以其哭泣之多寡为衡。盖哭泣者，灵性之现象也，有一分灵性即有一分哭泣，而际遇之顺逆不与焉。” ④ 刘鹗：《老残游记》典藏版，第2页，桂林，漓江出版社，2017。这表明，哭泣是一种情感能力，和人性、精神紧密相关。中国文学史并不乏以“眼泪”为主题的经典，《红楼梦》《孟姜女哭长城》等作品，无不是以泪为笔，书写情感的风暴和社会的世相，《他乡》也可放在这样一个脉络里来认识。《他乡》里的眼泪有时并非实写，在情感面临激烈冲突时往往会进行风景化描写，比如在和老管发生婚外情时，这样写翟小梨的感受：“我在那深渊里迅速坠落下去。风声在耳边呼啸而过。星星坠落了。月亮坠落了。彩云追着月亮。夜晚的露水坠落了，变成沉甸甸的眼泪。坠落坠落坠落。万劫不复。万劫不复。”付秀莹：《他乡》，第247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本文《他乡》引文皆出自此版本，不另注。这是一直生活在传统道德秩序中的翟小梨在出轨后切实的精神和情感：自我的道德谴责和沉重的负罪感。
翟小梨的哭泣并非简单的情绪宣泄，刘鹗说，“灵性生感情，感情生哭泣”，“吾人生今之时，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国之感情，有社会之感情，有种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④翟小梨一次次的哭泣，既表达了情感的不同状态，同时也不乏其他意义，它是化解矛盾和冲突的手段。付秀莹确实不注重矛盾的过分激化，在《他乡》里，翟小梨是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她只为别人着想，面对无法解决的难题和困境，大多选择自我承受，不忍去伤害别人，她往往通过哭泣来完成自我的慰藉，比如面对幼通的不思上进，翟小梨多次恳求他读书、考试、找工作，即使下跪也无法打动他。翟小梨通过痛哭化解内心的绝望，最后选择了自己担起家庭的责任。哭泣往往被视为女性软弱的表现，因为哭泣的背后往往是认命、安于现状，缺少行动的勇气和能力，翟小梨虽然也有女性的脆弱，但她不乏奋斗的勇气和行动。每一次流泪都会成为她调适自我、改变自我的开始。翟小梨身上有“蓬勃向上的野性的力量”，在章幼通看來，翟小梨聪明，美丽，勤奋，“是一个眀媚的女孩子”。翟小梨的眼泪不是向下的，它有着向上的力量。
朱光潜曾对眼泪文学进行了批评，“读‘眼泪文学’觉得爽快，正犹如吃了酒，发泄了性欲，打了吗啡针，一种很原始的要求得到了满足。因为需要普遍，所以就有一派作者应运而起，努力供给以文学为商标的兴奋剂”。眼泪文学“于人类根性之外，又加上风气与虚荣心两重保障”。朱光潜：《谈读书》，第111、112页，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8。在朱光潜看来，只提供些感伤的材料、悲痛的刺激剂并不能产生伟大的作品，因此他希望作者和读者少流一些眼泪。米兰·昆德拉说：“媚俗引起前后相连的两滴眼泪。第一滴眼泪说：看见孩子们在草地上奔跑，多么好啊！第二滴眼泪说：与全人类一道，被孩子们在草地上奔跑的情景所感动，多么好啊！正是第二滴眼泪使媚俗成其为媚俗。”〔捷克〕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第267页，韩少功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1。他的批评针对的就是眼泪的姿态性。眼泪过多确有“煽情”的风险，我们可以在很多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里看到很多无意义的哭泣场面。 对眼泪文学的批评多是从读者和作者的关系、文学接受的角度来说的，针对的是那种表达低级趣味的流泪。《他乡》对哭泣的描写显然已经超越了这个层面，翟小梨的眼泪是沉重的，不是自我满足的，不是漂浮、廉价的，具有充分的情感基础，更有着文化的、精神的底色在里面，表达着女性感知时代的公共性以及社会的深厚背景。在《他乡》中，翟小梨的成长过程就是在不断调试自我与社会的关系，寻找安放自己肉体和精神的恰当位置，她的成长无疑是社会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充斥着“精神的冲刷、内心的动荡，灵魂的颠沛流离和辗转难安”。《付秀莹：从某种意义上，我们都身在他乡》，《文学报》2019年8月15日。
二
翟小梨的哭泣来源于她在社会结构冲突中的内在撕裂，从芳村到S市，再到北京，时空的变化，使她有机会感受社会与文明的变革及其内在的冲突，她的生活轨迹让她处于不同社会结构的交叉点和矛盾纠缠之处，承载着不同的文化、道德伦理之间的对立，这在城乡关系、男女关系上都有非常鲜明的体现。付秀莹在《他乡》里走出了以往以乡村为中心的文学格局，去面对更为复杂的中国社会，并做出自己的分析和判断，这种分析和判断并非直接对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问题发言，而是在情感、精神的层面来呈现19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某些重要问题，只不过不是以一种宏大叙事的方式，而是以个人叙事的方式。
《他乡》存在很多对立的结构，比如乡村与城市、传统和现代，这也是1990年代以来社会内部结构的重要层面。小说也不断使用对比的手法，对城市与乡村、人与人进行多维度的对照，从而把翟小梨放在选择、适应、挣扎的矛盾和纠结之中，也映射出社会、时代的普遍情感。
《他乡》里有着深刻的城乡对比。小说一开始就写到了农村孩子对城市的向往，对“外面”世界的想象，“南京，这个名字用芳村的土话说出来，是那么动听、迷人，叫人惊艳。遥远的，陌生的，洋气的，在芳村的日常生活之上，光芒四射”。“对大学，对城市，对远方，怀抱的那种最初的想象，还有猜测。”翟小梨考上大学并进入城市，她所置身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已与芳村完全不同，她不会坐公交车、不认识斑马线、不懂交通规则，不仅面临户口、编制等现实问题，更为致命的是要面对社会结构固有的区分和排斥机制，尤其是进入章幼通的家庭之后，阶层的差异和歧视使得翟小梨处于不安和压抑之中。侮辱和轻视带来的异乡感，寄人篱下的悲凉、纠结、煎熬，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从乡村到城市的上升，对翟小梨构成了巨大的挑战，还有精神的磨难。
当代作家评论 2020年第2期 但值得注意的是，付秀莹在精神深处对乡村身份和乡村伦理并不排斥，她常常以芳村的视角去看待城市生活，芳村在她的精神结构和情感结构中是起点，占据核心的位置，乡村伦理仍是她感知社会的原则。付秀莹也讲过：“我与乡村有着割不断的血肉联系。怎么说呢，就是对乡村的一切都特别敏感，特别地关痛痒，特别地牵肠挂肚。”王春林、付秀莹：《乡村、短篇、抒情以及“中国经验”》，《创作与评论》2015年第12期。第一次走进章幼通的家庭时，翟小梨感到局促、慌乱，但也觉得陌生、新鲜，这个乡下姑娘眼里，“到处都是光芒，到处都，怎么说，熠熠生辉。我回到芳村，跟家里人说的时候，也是满嘴的惊叹。他家这个，他家那个”。就在翟小梨期待着在芳村之外的“另一种生活”时，章家的生活完全颠覆了她对家庭的认知和对城市生活的想象。小说把城乡差异和冲突落在了具体的家庭生活上。翟小梨从芳村自己的家出发，不断去感知章家这个“奇怪的家庭”。章家对待乡村出身的翟小梨保持着主动的区隔，他们对农村有着天然的警惕，并在生活中努力维持着城市与乡村的边界，他们对翟小梨的乡下亲戚有着本能的排斥和冷淡，这让翟小梨无法接受，“这要是在芳村，怎么得了？”尤其不能让翟小梨理解的是章家的家庭关系，颠覆了她的伦理观念，小说也借此写出了城市市民家庭的“家庭政治”，其中无疑有着某种症候性，有社会的投影在里面。1990年代的城市有其内在的过渡性和复杂性，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改变了普通家庭的生活方式，世俗性、物质性越来越成为占据主导性的价值观，这在章幼通家有着非常明显的体现。章大谋夫妇对于物质有着很高的要求，他们看重商品的“牌子”，小说中提到商场、超市的发展和兴起，无疑提供了高品质商品的可选择性，但同时，维系家庭关系的传统伦理式微，血缘关系冷漠，比如章幼通在家吃饭是要交生活费的，钱和亲情是分开的，章大谋夫妇为了自己的晚年生活，不惜牺牲女儿的婚姻，他们家人之间也保持着客气和边界，“你好，谢谢，对不起，不客气。这些标示着人类文明程度的礼貌用语，在他们家不绝于耳”。翟小梨从芳村习得的“亲人观”，使她从这种客套有礼中感到了疏远和淡漠，因为在芳村，亲人之间是不拘礼节的，有一点“缘于血脉的微妙的羞涩”。这种“羞涩”在章家是看不到的，她看到了所谓现代文明主导下城市家庭生活的理性、功利及其潜在的伦理危机。
章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其实充满了市侩习气，虚荣、浅薄、势利、装腔作势，其“家庭政治”无疑有着时代的面影，有一个很有意味的现象就是，章家父子有着强烈的政治参与热情，章大谋、章幼通对政治大事、国计民生有着执着的热情，“国家，民族，政党体制，这些宏大的词汇，从幼通嘴里说出来，如同说柴米油盐酱醋茶，熟稔，流畅，妥帖，有一种指点江山的话语风度。我是后来才知道，幼通的父亲，也是如此。在他们章家的餐桌上，这些词语仿佛是下饭的小菜，听的人稀松平常，说的人有滋有味”。1990年代，在大多數人的日常生活中政治是逐渐隐退的，不再占据生活的中心，但仍会有参与政治、社会的政治热情的残留，当然章家父子不过是空谈而已，通过这种方式把自己置于参与现实、历史的想象中，通过宏大叙事实现自我满足。
在男女情感问题上，《他乡》同样运用对比的手法，把翟小梨置于一种撕裂的状态。章幼通的性格缺陷是导致他和翟小梨情感波折的原因，和老管那种务实的人生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章幼通长于空谈，但对世俗性的事物毫无兴趣，胸无大志、不思进取，对世界充满悲观情绪，“相比去冒着风险挑战命运，我宁愿在生活的舒适区域待着，即便是被认为是失败的人生，我在失败的体验里反而更安全温暖。对名利，我看得很淡”，因此他封闭自己，逐渐变得敏感、琐碎、计较，这是翟小梨对其失望的原因，章幼通和她心目中的男人相去甚远，翟小梨是以自己父亲的形象为参照的，“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父亲，是典型的北方大男人的形象，强健的，高大的，坚韧的，大树一样，强悍地伸展着枝叶，为我们遮风挡雨。或许是从很小的时候，对于男人，对于丈夫的想象和期待，我是以父亲为理想的。我以为，天下的男人都应该如此”。 管淑人和章幼通恰恰相反，务实、自私、注重名利。“安稳的生活，整齐的秩序，体面，尊严，声誉，道德的圆满”，是老管的追求。翟小梨投入老管的怀抱，是在她和幼通出现感情危机的时候，老管作为翟小梨的救命稻草，也的确给了她精神的抚慰。但章幼通无疑寄托了翟小梨最初的也是最本真的情感，他对翟小梨是“细腻体贴的，有耿耿深情”。这是老管所不及的，他对翟小梨的情感是“纹丝不动”的，没有那么纯粹，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供他用来回味和讲述的“故事”。和老管在一起的时候，翟小梨时常会想起章幼通。章幼通的感情是纯粹的，老管的感情则有着现实的、欲望的因素。最后翟小梨再次回到章幼通身边，无疑是对古典的、传统的爱情的认可和回归。小说在感情问题的背后其实也表达了对知识分子的思考，章幼通和老管是两类不同的知识分子，前者无法顺应社会和时代的发展变化，丧失了应对现实的能力，后者则丧失了知识分子的操守，功利、自恋，迷恋权力、地位，精神蜕化，这无疑也是对当下知识分子状态的一种写照。无论是情感还是价值观，在现代社会都面临着多重的选择和考验。
《他乡》通过对比的逻辑和方法展示了翟小梨的矛盾与纠葛，以及选择的可能性，从而更为充分地展现了翟小梨选择的彷徨，以及在价值冲突中的不知所措。比较的过程也是认识和选择的过程。小说最后《致亲爱的某》的信，意味着翟小梨最后选择的结果是超越对比和矛盾，摆脱世俗，超越日常，实现精神和内心的安稳。
三
很多研究者都注意到了付秀莹最新长篇小说《他乡》的变化，比如孟繁华认为，《他乡》可能是付秀莹迄今为止最有文学价值的小说，“这是一部具有自叙传性质的小说，是在个人经历基础上经过虚构、想象和提炼创作出的一部小说，它的内容、情感和讲述方式是不可复制的，是其他作家即便有相同的经历，却不可能有相似体会的小说。更重要的是，小说毋庸置疑地隐含了作家个人的生活原型，一个敢于将自己的生活、情感和创伤记忆和盘托出的作家，他的作品一定是无可替代的”。孟繁华：《情感深度与小说的新主题——2019年长篇小说的新变》，《小说评论》2020年第1期。贺少俊认为从《陌上》到《他乡》，付秀莹在不断扩展自己的空间，变化表现为四点：人情转向人心、乡村转向城市、故乡转向他乡、他者转向自我。《〈他乡〉：一部当代女性的精神成长史》，引自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9/1028/c403994-31424730.html？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批评界的这些观察都表明，《他乡》是一部转向自我、情感和精神的小说，整部小说有着非常强烈的情感表达。程光炜曾说付秀莹是一位“心思细密的小说家”， ④ 程光炜：《心思细密的小说家——读付秀莹长篇小说〈陌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2期。她的作品具有很强的抒情性，他指出在《陌上》等小说里，“抒情话语组织形式与抒情风格的关系，是非常自觉地结合在一起的”，“她心思细密的人物心理刻画，她极为精彩的风景描写，保障了她抒情风格的尽情发挥”。④《他乡》的背景虽然从芳村到了北京，但抒情的品格并没有改变。抒情的品格一方面源于对文学传统的承继，付秀莹与《红楼梦》的古典传统，与孙犁、沈从文等人的抒情传统的关系，早已被批评界所充分认识，因此她的小说风格依然是朴素的、诗性的，很少會直接去处理那些坚硬的命题。另一方面，《他乡》是一部具有鲜明女性色彩的小说，有一种阴柔的气质，付秀莹从不讳言女作家的身份，她认为细腻、敏感、柔软这些女性的天性，更容易同这个世界相处，也更容易表达人性、精神与情感。因此《他乡》的抒情性和情感的强度在当下的文学创作里是少见的，也是非常突出的。
作家阿来说：“什么是小说的深度？……我说小说的深刻是情感的深刻。当我的情感空空荡荡的时候，我自己都没有深度的时候，我是一个干涸的湖底，还能给别人讲故事吗？不可能。很多作家把自己写死了，大概就是这样。”转引自孟繁华：《情感深度与小说的新主题——2019年长篇小说的新变》，《小说评论》2020年第1期。在这个意义上讲，《他乡》再一次验证了小说的精神和情感价值，它不是青春励志故事，也不是进城故事的重演，它以回望、倾诉的方式描绘出一代女性的精神和情感图景，具有不可置疑的当下性价值，也是个人经验和时代经验的隐喻。正像付秀莹所说的，翟小梨的经历，“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独特的中国经验。翟小梨不是爱玛，不是嘉莉妹妹，也不是大观园里的林黛玉，不是于连，也不是高加林，她独特的个体经验，也映照出当代中国的精神图景，隐藏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秘密”。《付秀莹：从某种意义上，我们都身在他乡》，《文学报》2019年8月15日。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制度研究”（18ZDA27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秀涛，文学博士，中国现代文学馆副研究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副主编。
（责任编辑 李桂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