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格调原是诗歌的格律声调，后逐渐具有社会意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大赛获得广泛关注得益于选手们表现出的艺术风貌与语言格调。高格调的语言不仅具有审美特征，更有协调社会阶层的功能，也是主流媒体的责任坚守。主持人语言的格调建立分为语言、道德、审美三个层次。主持人语言格调的提升能使节目获得收视与口碑的双赢，也具有一定传播学启示。
关键词：主持人大赛;语言;格调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0）11-0050-0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办的“2019年主持人大赛”（以下简称“大赛”）是2019年度中国电视界最高规格、最受瞩目的赛事之一。大赛于2019年6月6日正式启动，10月26日“60强”比赛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一经播出就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关注，特别是“18强”比赛，收获了5个微博热搜，有关“大赛”的话题阅读总量累计突破80亿，短视频播放量超过了11亿。观众们甚至声称：“看主持人大赛就像看神仙打架！”
“60强”选手之所以能从数千名选手中脱颖而出，除了有良好的形象、蓬勃的朝气之外，还在于其语言的风貌与水准。“出口成章”“妙语生花”是观众对获奖选手的评价，也是对主持人精湛语言和主持技艺的赞叹与钦佩，更重要的是能够体现其品格、视野、学识、气质的语言格调。“大赛”的热播与受关注度、获奖选手的被推崇反映了公众求真、向美的审美趋向，表明受众审美情趣的转变与提升，继而引发社会审美的变迁。
一、格调及其理论视阈
（一）格调的文学界定
格调原指诗歌的格律声调。分开来说，格，指标准、准则、风格、体格等;调，指的是诗歌的韵律。《文心雕龙》中的《隐秀》篇和《才略》篇都曾以“格”“调”来论诗。唐代皎然和尚在《诗式》中评价谢灵运的诗时，用了“格高”“调逸”“气正”“体贞”等词汇。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把格调上升到诗法理论的高度，强调“自然浑成”的审美理想和灵感的作用。明代高在《唐诗品汇》中认为唐诗中“初”“盛”“中”“晚”四个时期具有“品格高下之不同”。明代李东阳对格调的贡献较大，他倡导声律的重要性，重视规则法度，最后提出了格调这一完整的诗学概念。清代王士禛在论诗时说：“不但李、杜，盛唐诸诗人所以超出初唐、中、晚者，只是格韵高妙。”沈德潜充分吸收了王士禛神韵说的部分特质，在审美追求上，既崇尚阔大朗健的气象，又表现出对神韵古淡、清远的美学风格的喜好，将诗歌的格调内涵延伸至“艺术风貌”和“品第水准”。之后，格调的内涵逐渐从诗歌的韵律向意境和思想层次转移，并慢慢转化为品质与品格的审美内涵[1]。
（二）格调的社会界定
格调的内涵由诗歌转向审美之后，便具有了社会意义。李旭认为：“格调是重视文化内涵的审美规范，是蕴藉雅正的美，是界划（可用的与不可用的语词、意象、形式等的讲究）所表现出的精神风貌，同时是经典作品所呈现出的一种精神和气质”[2]。邓红梅认为：“艺术风貌的格调包含个人的艺术风貌和时代的整体风貌”[3]。由此可见，格调是对美的肯定，对艺术高品质的描述与评价。
格调也是高品质与个人审美趣味的概念集合，是对精神文化的更高要求。保罗·福赛尔在《格调》中指出：“区分等级的绝非只有财富一项标准，与金钱同样重要的还有风范、品位和认知水平。一系列细微的、在不自觉中呈现出的行为特征与符号选择构成了个体的等级定位”[4]。格调在脱离了艺术载体之后，逐渐引申为高品质与个人审美趣味的集合，它突破了浅表层面的依赖，而追求更高的精神文化。布尔迪厄认为格调的习得来源于价值认同或阶层认同，格调的培养依托于自身价值观和社会规则的历史积淀。格调和趣味具有社会区分与阶级定位的作用，格调与审美趣味相同的人将获得相应的归属感。在社会语境中，格调是艺术作品本身体现出的气质与品格，更是受众对其气质品格的认同、理解与归属感[5]。
（三）格调的语言体现
恩格斯认为：“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索绪尔认为：“语言和思维是一张纸的两面”。黑格尔更是表达了语言高于形体，高于一般的声音，因为语言最能表达精神性的东西。世界万物都具有语言的性质，没有离开语言而独立存在的。这里，语言不仅仅指言语，而是艺术的表现形式。正如张世英所说：“万物皆有语言性，只不过人以外的万物是无言之言”[6]。
张颂在《朗读美学》中提到语言的三重空间：生存空间、规范空间、审美空间。他认为，进入审美空间的语言就具备了社会功能，达到艺术修养、艺术功力[7]。主持人的语言是情感的表達与抒发，能够体现美，作为美的艺术，有声语言艺术能够满足精神方面的需求。更为重要的是，在央视平台，主持人语言对舆论、对社会审美起到了引领作用，特别是对青少年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主持人语言具有强大的社会功能，它必然涉及中国诗学中的“艺术风貌”“品第水准”，也涉及西方哲学中的审美意义和道德意义，如真假的问题、善恶的问题、美丑的问题。主持人大赛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已成为一种文化活动，这种活动的意义在于摆脱了电视节目的收视束缚，上升到了求真、求善、求美的追求，影响着受众的人生态度，这是主持人语言的格调体现。
二、主持人语言格调的重要性
（一）跨社会阶层的协调性
不论哪个民族或国家，都是由一定阶层的人们组合而成的，这是社会资源与利益分配所决定的，也是人类社会的特征之一。目前中国不同阶层的成员因其教育背景、地理位置、职业、生活习惯等多种因素导致语言上存在差异。魏红霞指明：“不同阶层的成员在发音方式、语法、词汇、语用习惯、语言风格上都存在区别”[8]。
主持人的职业特性、受教育程度、语言风格等特征使其能够吸引不同社会阶层的受众，从而产生较大影响力。主持人语言格调的显现很重要的一点在于“界划”：语词的选择，语言形式的讲究。词语的界划与选择反应的是精英阶层形象;上热搜又说明弱势阶层向精英阶层转化的渴望。一方面，网络词汇能够表现一定的心理活动，另一方面，弱势阶层不满足自身的阶层形象，有着转变提升的愿望。通过看主持人大赛，形成对另一阶层语言的接受与洗礼，在传播接受中利用语言的变化表达转变的诉求，也是对语言阶层冲突的缓和。 从年龄上看，获奖选手平均年龄在40岁以下，张舒越、俞熙雯等选手则大学刚毕业。他们朝气蓬勃、热情洋溢，无疑能吸引年轻观众的注意。从表达内容看，节目关注民生、关注弱势群体，引起了“基层社会”成员的共鸣。选手们在比赛中语言的流畅度、词汇的精妙、语法的规范又成为社会“中层”“上中层”语言的典范。获奖主持人在节目中呈现出的端庄豪放、热情宏大的风格能代表“上层”阶层的特色。
获奖选手在节目中通过对国家政策的通俗解读、对普通民众的密切关注、对弱势群体的理解展现出具有“文化整合”效果的协调性，即以职业特色与个人格调对各个阶层在语言、观念、文化、价值观方面进行协调，形成团结与合作氛围，化解不同阶层在接触、交流中的矛盾。
（二）主流媒体的责任坚守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重要的主流媒体，一直承担着引领导向、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明辨是非的责任和使命。当前，中国社会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型和变革，人口流动、身份变迁、对外开放、全球化加速了人们思想观念的革新。互联网及新媒体的发展打破了传统媒体对媒介资源的垄断，在带走了一批年轻受众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非理性的情绪与舆论的激化。此时，传统媒体的责任就更加凸显。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顺应时代发展，不断调整传播方式，建立了微信、微博等新的传播平台。在“大赛”中聘请网络评审;创造了AI主播等新形象。这些新手段的运用，紧跟时代潮流、贴紧人民生活，以全新的方式对道德规范、法律规范、伦理规范进行潜移默化的传播，达到了较好的社会效应。“大赛”相关话题的阅读量达到了40亿以上，视频播放量超过5亿次，微博单条短视频播放量最高达到3 117万，网络热搜超过70个。
主持人作为节目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了主流媒体的形象与魅力，更是媒体责任的传播主体之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甚至代表着国家的形象。新时代主流媒体主持人应树立信心，坚信主平台优势，夯实业务技能同时提升吸引力，以良好的形象与高雅的格调积极走向市场，应对媒介的变化。
三、主持人语言格调建立的三个层次
（一）语言层次
语言是主持人传递思想、表达感情的工具，是主持人显著的形象特征之一。主持人语言的鉴赏要素包括声音与语音、语流与语感、语意与语情[9]。“大赛”新闻类与文艺类“60强”选手中，毕业于各高校播音主持专业并经过专门训练的主持人占大多数，这些主持人普遍具有圆润、集中、浑厚、明亮的声音特点，能够给受众带来较强的审美愉悦。在汉语普通话语音方面，获奖选手们也是语音标准、字正腔圆，体现了独特的专业特征与美感;主持人对表达内容的驾驭能够达到准确、清晰的程度，让受众准确领会节目的意图;更重要的是，主持人的语言展现出丰富的情感，浓浓的爱，凭借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吸引、打动万千受众，引发受众的情感共鸣。
语言是思维与思想的体现，获奖选手的模拟主持集思想性、艺术性为一体。无论是新闻类节目中体现出的深刻、犀利，还是文艺类节目中的智慧、幽默，都是主持人内在素质的体现。“60强”选手全部受过大学教育，良好的教育背景对主持人的思想、视野大有帮助，受众也能从主持人的语言中接受到丰富的知识，找到看待世界的角度，感受到思想的碰撞与智慧的光芒。
即兴主持考验选手们的临场应变、语言组织和心理素质。短短一分半钟，实际上是一个人多年知识储备与文化内涵的展示。选手邹韵在辩论环节，面对“主持人应该言之有物还是言之有理”的辩题，在90秒的时间内运用了莎士比亚的“一朵玫瑰不管叫什么名字它都是那样芬芳”、刘希夷的“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泰戈尔的“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三段名言佐证自己“言之有理应该是一个优秀主持人毕生的追求”的观点。这样的语言显示出邹韵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敏捷的思维、严密的逻辑，甚至遣词造句都极为讲究。邹韵的风采不仅赢得评委的高度赞扬，也让观众赞叹不已。
（二）道德层次
主持人的语言是一种工具，能帮助受众了解信息与知识，具有服务的性质。语言的有效、有用并悦耳，只是主持人语言格调的第一层次，更重要的是，主持人的语言及其传递的内容要对受众认识世界、领悟人与自然的关系产生影响，即语言格调的第二层——道德层次。哈贝马斯认为：“道德行为是人与人之间、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交往，只有通过他们之间的交往、交谈、对话，才能达成共识，达成具有普遍性的道德律”[6]。主持人的工作就是利用语言与受众进行交谈、对话，在这样的交往中达成了普遍的道德律。在道德层次上，主持人语言摆脱了语言技术的束缚，呈现出融合相通的整体感。这种相通可以让受众逐渐领悟到人与自然的相通、人与人的相通，从而影响大众的道德意识。主持人语言的重要性在于它不仅是个人道德意识的提升与觉醒，更在于其广泛的影响力，在于对民众道德意识与舆论的引导。建国以来众多典型人物如“焦裕禄”“王进喜”产生的影响与齐越等播音员主持人的传播工作密不可分。
选手姚轶滨在比赛中建立了一种关系——一个医生父亲与主持人儿子的关系。当主持人儿子对职业产生怀疑的时候，父亲用了“陪伴”二字进行诠释与疏导，并告诉儿子“声音在希望就在”。医生与主持人本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职业，但选手从职业层面上升到道德层面就打破了职业界限，使两种职业相通，重心由“救死扶伤”“传递爱心”转移到了全世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往与相互理解。选手以语言为载体，表达了超越自身，為他人尽责的意义，以道德责任感提升了语言的格调。
（三）审美层次
语言的美在于语言本质的美，也在于主持人对语言运用与诠释的美，更在于听众对于语言意象的理解与想象之美。高国庆将播音主持的美学传达概括为：“以情驭理”“以形绘神”“化实为虚”“言迩意遐”“措意造境”“因体制性”[10]。语言进入审美境界就进入语言格调的最高层——审美层次。在审美层次中主持人的语言包含道德，又超越道德，主持人的传播目的不会再有“引导”“说教”的痕迹，而是与节目、与受众、与社会融合为一的自然而然的境界当中。 选手张楚雪在比赛中讲述了“柬埔寨男孩儿沙利”的故事：这个能讲十多国外语的男孩儿15岁了，身高只有1米4，体重才40多斤。因为贫穷他只能靠卖旅游用品维持生计。而“一带一路”公益基金项目，让沙利有机会来中国免费学习与生活。张楚雪的语言透着浓浓的“兼爱”思想：爱无差等，不分远近亲疏。选手以平凡男孩儿的小故事，把“一带一路”这个大题材润物无声地进行了传递，让观众体会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思想，解读了人与人和谐相处的方法：人能相互理解;能包容尊重他人的独特性;能相互尊重。
主持人不是念字的工具，其工作必须形成“融合与参与”，参与于人类，参与于社会，这样才能将自身与节目、与受众、与社会融为一体，才能实现自我，拥有道德责任感的同时，也具备了审美愉悦，即最高的善与最高的美。
四、主持人语言格调的传播学思考
“看神仙打架”不仅是一个收视现象，更是一种传播现象。虽然比赛本身具有一定的冲突性与吸引力，但它与“诗词大会”“地名大会”“成语大会”“朗读者”等文化节目一样涉及和指代的艺术情怀引发了社会的共鸣与追捧，呈现出独具特色的传播特性。主持人语言格调的传播首先要生长于当下的文化土壤，成为服务社会的途径。当前，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在物质需要被满足的基础上，人们更加注重精神的独立与追求，期盼生命的感性与自在。
“大赛”中新闻组获奖选手用富有文化内涵的语言，关注生活、关注民生、关注社会，帮助受众从繁忙的、一成不变的生活中脱离出来，从而提升视野与责任感。这种具有时代性与精神力量的表现成为大众的精神寄托。文艺组的选手则利用柔情、愉快的情绪引发受众对逝去美好的回忆、对甜蜜爱情的追寻、对生活本身的反思，他们或直抒、或隐喻，抚慰着迷失了方向的少年、处于困境的青年、尚有焦虑的中年。一个个鲜活的面孔运用高格调的表现，通过电视画面引发了情感的唤醒，从而掀起了广泛的关注、讨论、搜索、分享，成为了不可忽视的传播现象。
同理，“主持人大赛”“诗词大会”等节目的火爆引发技术与内容、长视频与短视频、工匠制造与数据提取的思考。显然，“大赛”的火爆更说明传播的价值应该更加注重社会文化与社会审美，更加注重传播的营养与格调。在社会认知水平与文化消费不断进步的今天，格调的追求能够实现收视率与口碑的双丰收，也能给予电视工作者更多启迪。
参考文献：
[1]王玉媛.清代格调派研究[D].苏州大学，2011.
[2]李旭.论“格调”[J].求索，2000（4）.
[3]邓红梅.论“格调”[J].文学遗产，2009（1）.
[4]（美）保罗·福赛尔著.梁丽真，乐涛，石涛译.格调[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294.
[5]孙文峥.格调共情：“李健现象”折射出的电视音乐传播与社会审美趋向[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7（1）.
[6]张世英.哲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169+257.
[7]张颂.朗读美学[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5：2.
[8]魏紅霞.语言的阶层区隔与文化整合[J].湖南社会科学，2014（4）.
[9]卢彬.播音主持作品鉴赏研究[D].中国传媒大学，2017.
[10]高国庆.播音主持美学论纲[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84.
[责任编辑：艾涓]
关键词：主持人大赛;语言;格调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0）11-0050-0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办的“2019年主持人大赛”（以下简称“大赛”）是2019年度中国电视界最高规格、最受瞩目的赛事之一。大赛于2019年6月6日正式启动，10月26日“60强”比赛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一经播出就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关注，特别是“18强”比赛，收获了5个微博热搜，有关“大赛”的话题阅读总量累计突破80亿，短视频播放量超过了11亿。观众们甚至声称：“看主持人大赛就像看神仙打架！”
“60强”选手之所以能从数千名选手中脱颖而出，除了有良好的形象、蓬勃的朝气之外，还在于其语言的风貌与水准。“出口成章”“妙语生花”是观众对获奖选手的评价，也是对主持人精湛语言和主持技艺的赞叹与钦佩，更重要的是能够体现其品格、视野、学识、气质的语言格调。“大赛”的热播与受关注度、获奖选手的被推崇反映了公众求真、向美的审美趋向，表明受众审美情趣的转变与提升，继而引发社会审美的变迁。
一、格调及其理论视阈
（一）格调的文学界定
格调原指诗歌的格律声调。分开来说，格，指标准、准则、风格、体格等;调，指的是诗歌的韵律。《文心雕龙》中的《隐秀》篇和《才略》篇都曾以“格”“调”来论诗。唐代皎然和尚在《诗式》中评价谢灵运的诗时，用了“格高”“调逸”“气正”“体贞”等词汇。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把格调上升到诗法理论的高度，强调“自然浑成”的审美理想和灵感的作用。明代高在《唐诗品汇》中认为唐诗中“初”“盛”“中”“晚”四个时期具有“品格高下之不同”。明代李东阳对格调的贡献较大，他倡导声律的重要性，重视规则法度，最后提出了格调这一完整的诗学概念。清代王士禛在论诗时说：“不但李、杜，盛唐诸诗人所以超出初唐、中、晚者，只是格韵高妙。”沈德潜充分吸收了王士禛神韵说的部分特质，在审美追求上，既崇尚阔大朗健的气象，又表现出对神韵古淡、清远的美学风格的喜好，将诗歌的格调内涵延伸至“艺术风貌”和“品第水准”。之后，格调的内涵逐渐从诗歌的韵律向意境和思想层次转移，并慢慢转化为品质与品格的审美内涵[1]。
（二）格调的社会界定
格调的内涵由诗歌转向审美之后，便具有了社会意义。李旭认为：“格调是重视文化内涵的审美规范，是蕴藉雅正的美，是界划（可用的与不可用的语词、意象、形式等的讲究）所表现出的精神风貌，同时是经典作品所呈现出的一种精神和气质”[2]。邓红梅认为：“艺术风貌的格调包含个人的艺术风貌和时代的整体风貌”[3]。由此可见，格调是对美的肯定，对艺术高品质的描述与评价。
格调也是高品质与个人审美趣味的概念集合，是对精神文化的更高要求。保罗·福赛尔在《格调》中指出：“区分等级的绝非只有财富一项标准，与金钱同样重要的还有风范、品位和认知水平。一系列细微的、在不自觉中呈现出的行为特征与符号选择构成了个体的等级定位”[4]。格调在脱离了艺术载体之后，逐渐引申为高品质与个人审美趣味的集合，它突破了浅表层面的依赖，而追求更高的精神文化。布尔迪厄认为格调的习得来源于价值认同或阶层认同，格调的培养依托于自身价值观和社会规则的历史积淀。格调和趣味具有社会区分与阶级定位的作用，格调与审美趣味相同的人将获得相应的归属感。在社会语境中，格调是艺术作品本身体现出的气质与品格，更是受众对其气质品格的认同、理解与归属感[5]。
（三）格调的语言体现
恩格斯认为：“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索绪尔认为：“语言和思维是一张纸的两面”。黑格尔更是表达了语言高于形体，高于一般的声音，因为语言最能表达精神性的东西。世界万物都具有语言的性质，没有离开语言而独立存在的。这里，语言不仅仅指言语，而是艺术的表现形式。正如张世英所说：“万物皆有语言性，只不过人以外的万物是无言之言”[6]。
张颂在《朗读美学》中提到语言的三重空间：生存空间、规范空间、审美空间。他认为，进入审美空间的语言就具备了社会功能，达到艺术修养、艺术功力[7]。主持人的语言是情感的表達与抒发，能够体现美，作为美的艺术，有声语言艺术能够满足精神方面的需求。更为重要的是，在央视平台，主持人语言对舆论、对社会审美起到了引领作用，特别是对青少年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主持人语言具有强大的社会功能，它必然涉及中国诗学中的“艺术风貌”“品第水准”，也涉及西方哲学中的审美意义和道德意义，如真假的问题、善恶的问题、美丑的问题。主持人大赛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已成为一种文化活动，这种活动的意义在于摆脱了电视节目的收视束缚，上升到了求真、求善、求美的追求，影响着受众的人生态度，这是主持人语言的格调体现。
二、主持人语言格调的重要性
（一）跨社会阶层的协调性
不论哪个民族或国家，都是由一定阶层的人们组合而成的，这是社会资源与利益分配所决定的，也是人类社会的特征之一。目前中国不同阶层的成员因其教育背景、地理位置、职业、生活习惯等多种因素导致语言上存在差异。魏红霞指明：“不同阶层的成员在发音方式、语法、词汇、语用习惯、语言风格上都存在区别”[8]。
主持人的职业特性、受教育程度、语言风格等特征使其能够吸引不同社会阶层的受众，从而产生较大影响力。主持人语言格调的显现很重要的一点在于“界划”：语词的选择，语言形式的讲究。词语的界划与选择反应的是精英阶层形象;上热搜又说明弱势阶层向精英阶层转化的渴望。一方面，网络词汇能够表现一定的心理活动，另一方面，弱势阶层不满足自身的阶层形象，有着转变提升的愿望。通过看主持人大赛，形成对另一阶层语言的接受与洗礼，在传播接受中利用语言的变化表达转变的诉求，也是对语言阶层冲突的缓和。 从年龄上看，获奖选手平均年龄在40岁以下，张舒越、俞熙雯等选手则大学刚毕业。他们朝气蓬勃、热情洋溢，无疑能吸引年轻观众的注意。从表达内容看，节目关注民生、关注弱势群体，引起了“基层社会”成员的共鸣。选手们在比赛中语言的流畅度、词汇的精妙、语法的规范又成为社会“中层”“上中层”语言的典范。获奖主持人在节目中呈现出的端庄豪放、热情宏大的风格能代表“上层”阶层的特色。
获奖选手在节目中通过对国家政策的通俗解读、对普通民众的密切关注、对弱势群体的理解展现出具有“文化整合”效果的协调性，即以职业特色与个人格调对各个阶层在语言、观念、文化、价值观方面进行协调，形成团结与合作氛围，化解不同阶层在接触、交流中的矛盾。
（二）主流媒体的责任坚守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重要的主流媒体，一直承担着引领导向、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明辨是非的责任和使命。当前，中国社会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型和变革，人口流动、身份变迁、对外开放、全球化加速了人们思想观念的革新。互联网及新媒体的发展打破了传统媒体对媒介资源的垄断，在带走了一批年轻受众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非理性的情绪与舆论的激化。此时，传统媒体的责任就更加凸显。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顺应时代发展，不断调整传播方式，建立了微信、微博等新的传播平台。在“大赛”中聘请网络评审;创造了AI主播等新形象。这些新手段的运用，紧跟时代潮流、贴紧人民生活，以全新的方式对道德规范、法律规范、伦理规范进行潜移默化的传播，达到了较好的社会效应。“大赛”相关话题的阅读量达到了40亿以上，视频播放量超过5亿次，微博单条短视频播放量最高达到3 117万，网络热搜超过70个。
主持人作为节目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了主流媒体的形象与魅力，更是媒体责任的传播主体之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甚至代表着国家的形象。新时代主流媒体主持人应树立信心，坚信主平台优势，夯实业务技能同时提升吸引力，以良好的形象与高雅的格调积极走向市场，应对媒介的变化。
三、主持人语言格调建立的三个层次
（一）语言层次
语言是主持人传递思想、表达感情的工具，是主持人显著的形象特征之一。主持人语言的鉴赏要素包括声音与语音、语流与语感、语意与语情[9]。“大赛”新闻类与文艺类“60强”选手中，毕业于各高校播音主持专业并经过专门训练的主持人占大多数，这些主持人普遍具有圆润、集中、浑厚、明亮的声音特点，能够给受众带来较强的审美愉悦。在汉语普通话语音方面，获奖选手们也是语音标准、字正腔圆，体现了独特的专业特征与美感;主持人对表达内容的驾驭能够达到准确、清晰的程度，让受众准确领会节目的意图;更重要的是，主持人的语言展现出丰富的情感，浓浓的爱，凭借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吸引、打动万千受众，引发受众的情感共鸣。
语言是思维与思想的体现，获奖选手的模拟主持集思想性、艺术性为一体。无论是新闻类节目中体现出的深刻、犀利，还是文艺类节目中的智慧、幽默，都是主持人内在素质的体现。“60强”选手全部受过大学教育，良好的教育背景对主持人的思想、视野大有帮助，受众也能从主持人的语言中接受到丰富的知识，找到看待世界的角度，感受到思想的碰撞与智慧的光芒。
即兴主持考验选手们的临场应变、语言组织和心理素质。短短一分半钟，实际上是一个人多年知识储备与文化内涵的展示。选手邹韵在辩论环节，面对“主持人应该言之有物还是言之有理”的辩题，在90秒的时间内运用了莎士比亚的“一朵玫瑰不管叫什么名字它都是那样芬芳”、刘希夷的“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泰戈尔的“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三段名言佐证自己“言之有理应该是一个优秀主持人毕生的追求”的观点。这样的语言显示出邹韵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敏捷的思维、严密的逻辑，甚至遣词造句都极为讲究。邹韵的风采不仅赢得评委的高度赞扬，也让观众赞叹不已。
（二）道德层次
主持人的语言是一种工具，能帮助受众了解信息与知识，具有服务的性质。语言的有效、有用并悦耳，只是主持人语言格调的第一层次，更重要的是，主持人的语言及其传递的内容要对受众认识世界、领悟人与自然的关系产生影响，即语言格调的第二层——道德层次。哈贝马斯认为：“道德行为是人与人之间、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交往，只有通过他们之间的交往、交谈、对话，才能达成共识，达成具有普遍性的道德律”[6]。主持人的工作就是利用语言与受众进行交谈、对话，在这样的交往中达成了普遍的道德律。在道德层次上，主持人语言摆脱了语言技术的束缚，呈现出融合相通的整体感。这种相通可以让受众逐渐领悟到人与自然的相通、人与人的相通，从而影响大众的道德意识。主持人语言的重要性在于它不仅是个人道德意识的提升与觉醒，更在于其广泛的影响力，在于对民众道德意识与舆论的引导。建国以来众多典型人物如“焦裕禄”“王进喜”产生的影响与齐越等播音员主持人的传播工作密不可分。
选手姚轶滨在比赛中建立了一种关系——一个医生父亲与主持人儿子的关系。当主持人儿子对职业产生怀疑的时候，父亲用了“陪伴”二字进行诠释与疏导，并告诉儿子“声音在希望就在”。医生与主持人本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职业，但选手从职业层面上升到道德层面就打破了职业界限，使两种职业相通，重心由“救死扶伤”“传递爱心”转移到了全世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往与相互理解。选手以语言为载体，表达了超越自身，為他人尽责的意义，以道德责任感提升了语言的格调。
（三）审美层次
语言的美在于语言本质的美，也在于主持人对语言运用与诠释的美，更在于听众对于语言意象的理解与想象之美。高国庆将播音主持的美学传达概括为：“以情驭理”“以形绘神”“化实为虚”“言迩意遐”“措意造境”“因体制性”[10]。语言进入审美境界就进入语言格调的最高层——审美层次。在审美层次中主持人的语言包含道德，又超越道德，主持人的传播目的不会再有“引导”“说教”的痕迹，而是与节目、与受众、与社会融合为一的自然而然的境界当中。 选手张楚雪在比赛中讲述了“柬埔寨男孩儿沙利”的故事：这个能讲十多国外语的男孩儿15岁了，身高只有1米4，体重才40多斤。因为贫穷他只能靠卖旅游用品维持生计。而“一带一路”公益基金项目，让沙利有机会来中国免费学习与生活。张楚雪的语言透着浓浓的“兼爱”思想：爱无差等，不分远近亲疏。选手以平凡男孩儿的小故事，把“一带一路”这个大题材润物无声地进行了传递，让观众体会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思想，解读了人与人和谐相处的方法：人能相互理解;能包容尊重他人的独特性;能相互尊重。
主持人不是念字的工具，其工作必须形成“融合与参与”，参与于人类，参与于社会，这样才能将自身与节目、与受众、与社会融为一体，才能实现自我，拥有道德责任感的同时，也具备了审美愉悦，即最高的善与最高的美。
四、主持人语言格调的传播学思考
“看神仙打架”不仅是一个收视现象，更是一种传播现象。虽然比赛本身具有一定的冲突性与吸引力，但它与“诗词大会”“地名大会”“成语大会”“朗读者”等文化节目一样涉及和指代的艺术情怀引发了社会的共鸣与追捧，呈现出独具特色的传播特性。主持人语言格调的传播首先要生长于当下的文化土壤，成为服务社会的途径。当前，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在物质需要被满足的基础上，人们更加注重精神的独立与追求，期盼生命的感性与自在。
“大赛”中新闻组获奖选手用富有文化内涵的语言，关注生活、关注民生、关注社会，帮助受众从繁忙的、一成不变的生活中脱离出来，从而提升视野与责任感。这种具有时代性与精神力量的表现成为大众的精神寄托。文艺组的选手则利用柔情、愉快的情绪引发受众对逝去美好的回忆、对甜蜜爱情的追寻、对生活本身的反思，他们或直抒、或隐喻，抚慰着迷失了方向的少年、处于困境的青年、尚有焦虑的中年。一个个鲜活的面孔运用高格调的表现，通过电视画面引发了情感的唤醒，从而掀起了广泛的关注、讨论、搜索、分享，成为了不可忽视的传播现象。
同理，“主持人大赛”“诗词大会”等节目的火爆引发技术与内容、长视频与短视频、工匠制造与数据提取的思考。显然，“大赛”的火爆更说明传播的价值应该更加注重社会文化与社会审美，更加注重传播的营养与格调。在社会认知水平与文化消费不断进步的今天，格调的追求能够实现收视率与口碑的双丰收，也能给予电视工作者更多启迪。
参考文献：
[1]王玉媛.清代格调派研究[D].苏州大学，2011.
[2]李旭.论“格调”[J].求索，2000（4）.
[3]邓红梅.论“格调”[J].文学遗产，2009（1）.
[4]（美）保罗·福赛尔著.梁丽真，乐涛，石涛译.格调[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294.
[5]孙文峥.格调共情：“李健现象”折射出的电视音乐传播与社会审美趋向[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7（1）.
[6]张世英.哲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169+257.
[7]张颂.朗读美学[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5：2.
[8]魏紅霞.语言的阶层区隔与文化整合[J].湖南社会科学，2014（4）.
[9]卢彬.播音主持作品鉴赏研究[D].中国传媒大学，2017.
[10]高国庆.播音主持美学论纲[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84.
[责任编辑：艾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