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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大荒，很多人有着宏大的叙事和抒情，然而，有一双夫妇为把北大荒变为北大仓立下了卓著功勋，为中国农业现代化建设倾注了毕生心血。他们如自己的名字，林间池水静影玉璧，清澈地映照出创业者的高贵品质……
开荒备荒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北京大学毕业的张林池、福建政法学院毕业的陈舜玉，不约而同来到太原，转赴晋察冀边区。张林池被委任为唐县抗日民主政府的首任县长，陈舜玉后来也被任命为边区唯一的女县长。他俩戎马倥偬各一方，发动群众，建设后方，筹备粮草一切为了前线胜利。
当年，张林池一步到任当县长，恰似一步定终身。從此，他成了晋察冀边区的粮草官，再未脱离过农业生产。战火硝烟中，“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张林池念好了生产支前一本经。
1952年，由全国各地的专员、县长、劳模、专家等200多人组建了第一个中国农民代表参观团访问苏联，张林池任总团长。他陪同李富春副总理对外谈判，争取到156个援华农业项目；他考察了国外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发展，拟定出建设中国国营农场和粮食基地的实施方案。
当时，新中国化剑为犁的杰作之一是大办国营农场。解放初期，国营农场成为安置复员军人就业的重要场所，20多个师相继投入农垦生产，有些师长直接变成农场场长。国营农场是在古生荒地上建立起来的，是中国农业的基础保障队伍，又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领头羊，生产着国家最迫切需要的农畜产品、经济作物和材林。相对于集体生产队，国营农场就是全民所有制的国家生产队。张林池作为农垦部部长王震上将的得力助手，专门负责遍布各地的国营农场，成了新中国最大的生产队长。
天苍苍，野茫茫，雪飞扬，风颠狂，蓑草塘，芦苇荡……为把国营农场集中的北大荒建成国家商品粮基地的北大仓，1958年，时任农垦部第一副部长的张林池来到北大荒，兼任合江地委第一书记、合江农垦局局长。夫唱妇随，时任全国妇女干部学校党组书记兼第一副校长的陈舜玉放弃了北京的安定生活，举家搬到北大荒，任地委分管宣传的副书记。从此，夫妻俩在北大荒扎下了根。
顶蓝天，踏荒原，吃窝头，喝野水，手挥镐，肩拉犁……在全国3年困难时期，北大荒开发初见成效，合江地区粮食生产连年增收，为国家偿还外债提供了大批的粮豆，同时还调拨了大量粮食支援内地以度荒年。
1961年冬，张林池在北京饭店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当时，河南发生饥荒，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向周总理求粮，周总理给他出了个求援的点子。次日天不亮就有人敲张林池的门，不待门全开刘建勋就在楼道里喊：“老张，闲言少叙，实在没办法了，来求你。你能给我解决多少粮食啊？”张说：“你先进来坐一下。”“不啦，你先答应给我多少粮食？”刘不断拱手作揖。张说：“行，给你1万吨。”“太少了，杯水车薪，3万吨，就这么定了。”说罢，刘急匆匆走了。南京军事学院院长王平也急匆匆赶来要粮，张林池照样痛快地答应了。事后，王平对张林池说：“你对我有救命之恩，我记你一辈子。”
为统一管理东北三省的商品粮基地建设，中共中央决定把铁道兵农垦局和合江农垦局合并，成立由国务院直管的东北农垦总局。周总理亲自来到黑龙江，要张林池担任总局局长兼书记。周总理问张林池，总局机关设在哪里。总局机关可选址在条件更好的省会大城市，但张林池却建议总局设在佳木斯，为的是更好地服务生产第一线。周总理又问，组建总局需多少人。张林池表示：“有7个人就够了，一个局长，一个书记，一个农艺总工程师，一个机务总工程师，一个总会计师，另加两个助理。”周总理听后笑着鼓掌说：“好哇，林池同志，东北农垦总局要成为国家的小粮库，我随时要，你们就能随时给。争取每年上缴100万吨，日子就好过多啦。主席讲过‘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张林池用了不到半年时间顺利完成合并工作，1963年，东北农垦总局在佳木斯原合江农垦局楼前挂起牌子，在未增加人员和新建办公用房的情况下，很快理通了全垦区各分局及农场的管辖指挥系统。它使三江平原东西部地区的国营农场群连成一片，地跨15个市县，形成广阔独特的农业经济区域，成为拥有1000多万亩耕地、近万台拖拉机、24万职工的中央直属大垦区，把北大荒建成了稳产高产的机械化农业示范地。
张林池一人扮演着多个角色，他既是北大荒开发的探索者，又是政策的推行者，他是发展黑龙江省现代化大农业，真正使黑土地变成共和国大粮仓的奠基人和守望者之一。张林池根据开垦荒原、开发大农业、建设大粮仓的长期实践，给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建议，大多数经过以后的不断完善，凝聚到国家的重大决策中。
队长“约法”
在北大荒，张林池把自己定位在生产队长的岗位上，一切工作面向生产队！农垦部下有总局，总局下有农场，农场层级有总场、分场、生产队。生产队是农场一切工作的基础，粮食生产是检验一切工作的标准。张林池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心想到生产队，眼看到生产队，脚走到生产队，手抓到生产队”。
在政治挂帅的年代，张林池和战友们在大会上“约法五章”：“办好生产队，当前的标志是五好：生产建设好、经营管理好、贯彻政策好、安排生活好、政治思想好。政治思想好是首要的，它要带动其他四好。这叫一好带四好。五好最后要落实到生产建设好。这叫四好保一好。”
约法是有激励的：凡是五好生产队，就优先装备生产机械，分期分批地进行。用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办法，逐步把垦区的所有生产队都武装起来！约法是圈红线的：干部下场队，每年不得少于三分之一的时间，不准给基层添麻烦、用公款吃喝、往回带东西、迎来送往；领导干部下乡，不允许搞新闻采访、报道、拍照等。约法是断后路的：生产队职工的房舍未建好前，一律不准建场部房舍；职工工资必须按时足额发放，欠薪只许欠农场以上级别机关干部的工资，首先是欠书记和场长的；凡参加体力劳动的职工按每月45斤标准供应口粮，非体力劳动者按原定量不增。张林池用自己成长的经历和体会，告诫大家：“党员干部要不怕滚一身泥、磨两手茧，要记住体力劳动的尊严，对职工首先要诚心诚意，尊重、关心、爱护他们，要为他们谋福利……” 数十个国营农场星罗棋布在边境地区， 张林池经常要披星戴月翻山越岭，一辆吉普车独行于林海雪原，一把手枪防御着虎豹熊罴，每年都要走一遍所有地块的角角落落。生产队长要知家底。年年种粮岁岁收，他要求大家不能满足于完成公粮任务，要时刻保持备战备荒的忧患思想。生产队要做到所有粮食打包过秤，要分出公粮、口粮、商品粮、种子粮、饲料粮等，摸清家底，验斤入账。生产队长、场长负责实施，书记坐阵督查，不允许任何弄虚作假行为，违者按党纪国法处理。丰收年最怕利令智昏，大数据更要仔细落实。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使得他炼就了火眼金睛，容不得数字有一丝“水分”。生产队长要明路數。他把每个农场的生产状况和发展方向统统装进了脑子里，能如数家珍地详述每个农场、县乡的情况，如农作物的栽培、产量、分布、特点及科研、财务状况，尤其是机械化的运用程度与未来发展的计划。他专注于定量分析，不拿稿子开大会，随口就能调集出各种数据，分析出工作的要求和努力的方向。秘书通过录音整理后，都是一篇篇有关经营管理和科技运用的好文章。
7月收麦，9月收豆，这是张林池最紧张忙碌的时刻。太阳还没有出山，他就到了办公室，先了解天气变化，再看收获进度、解决基层请示的问题。他在田间地头办公，现场处理各种急难情况。为了争分夺秒赶在雨季前把粮食收回来，他动员、组织城里的大批职工都来农场支援抢收，废寝忘食赛过当年支前攻城。收割时，他戴着草帽，顶着麦秸粉尘跟在联合收割机的后面，一会儿检查麦茬，一会儿检查麦壳，确保颗粒归仓。
渠如网，田如绸，康拜因（小麦联合收割机），红铁牛，大囤尖，小囤流……经过几代农垦人的奋斗，张林池1995年离休时，北大荒已拥有3000万亩耕地，70万职工，155万人口，9个管理局，102个国营农场，2000多个企业，沿边境地区东西横跨近千公里，遍布黑龙江48个市县，建成了中国最大的机械化国营农场群，成为国家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和农副产品加工基地，黑土地名副其实成了中国的北大仓。在创造丰厚物质财富的同时他带领农垦人形成了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顾全大局，无私奉献，勇于开拓”为主要内容的北大荒精神。
有人问晚年的张林池：“张部长本来在农垦部任职，却要求到北大荒农场去工作并度过20多个春秋，现在想起来是否遗憾？”双目几近失明的张林池欣慰地说：“国家强大了，人民生活富裕了，自己还要什么呢？高山大河可以作证，农场职工更能作证，我活着的每一天，都是为了人民的事业，为人民的苦难而忧，为人民的幸福而乐。”
护身之符
从抗战胜利后的华北农业部，到建国后不断衍变的农业部、农垦部、农林部等，张林池任主要领导近半个世纪，可一辈子从事粮棉生产，他夫妻俩却最讲节衣缩食。
节约先从头开始。许多人都熟悉，张林池总是戴着一顶褪了色的八角帽，珍爱如护身符。1965年一个风雪交加的深夜，下乡途中车陷进了雪里。他在推车时风雪把他的帽子掀走了。天地一笼统，帽子飞无踪，林海雪原中再找下去是要出人命的。终于在天亮前他们找到了一个有人烟的地方，坐在炉旁烤冻鞋，张林池才给同志们讲，那顶八角帽是他1937年到太原参加抗战时由平津流亡同学会发的，一天也未离开过他……大家一算，28年了！惊得面面相觑。
生活中他将好多东西都用成了不离不弃的护身符。一件背心穿了几年，缝缝补补变成了百衲肚兜，轻穿慢脱才能避免开线。到外地出差，他没有换洗的衣服，晚上早早关上房门自己洗晾，为的是第二天开会能穿。他的理由是“穿那么好，怎么和老百姓说话？要脱离群众的”。家人说“老百姓比你穿得好”，趁他不在家时把旧衣处理掉了，他大发脾气。20世纪60年代生产的一条洗脸毛巾，竟让他缝缝补补用到了90年代。一副黑边大框、厚如瓶底的近视眼镜，居然能陪伴他从县长当到部长，汗渍日晒，两条镜腿居然风化了。他要秘书拿着眼镜去配镜腿，只听修眼镜的师傅啊呀一声道：“这可是老古董啊！”接着便推脱说“修不了”。
战争年代，节约每一个铜板为着革命胜利；建设年代，节约每一分钱为着国家富强。他出外开会只买夜行车票，这样既能不误工作，又能省下住店钱。建国初，他陪同苏联专家组组长去黑龙江考察，专家坐飞机，他则提前一夜坐火车；没有座票买站票，挤上火车，他把行李往两排座椅中间的通道上一放，坐在行李上，翌日，与坐飞机的苏联专家同时赶到。考察期间，苏联专家住宾馆，他却和同志们睡在城外老乡家的大炕上，餐餐吃着水煮玉米和腌菜。
在农场，土特名优农副产品有的是，一些单位为展示实绩，不免送上样品要领导验证品尝。张林池夫妇为杜绝此类现象的发生，申明家里不开灶，全家老少都在职工食堂买饭票就餐，并明确规定各级领导和机关一律“不允许试用和试吃”农场产品。
拒腐蚀永不沾是从最细微处做起的。一天早餐，张林池端着一碗玉米面糊糊，用筷子一扒拉竟发现碗里窝着一颗荷包蛋，环顾四周仔细看后严肃地问：“怎么回事？怎么你们没有？”秘书急忙解释说这是机关党委的决定。他当即说：“你去告诉狄师傅（食堂大师傅），要他把这个钱从我的工资中扣掉！”张林池曾数次罢饭。下农场或到县里视察工作，他都是自己掏钱掏粮票在食堂与群众共餐。一天晚餐，当地领导带他到食堂，他一看桌子上摆了不少好吃的，超过他订的“两菜一汤”标准，便对秘书说：“咱们吃不起，拿两个馒头走。”扭头回到招待所，倒了杯开水就啃了起来。
老秘书回忆：我给张部长当秘书那么多年从未用过公文包，平时就用两个用过的牛皮纸档案袋，把文件装起来夹在腋窝下就得啦。张部长本人也是这么干的。他常说：“纸袋子目标小，谁也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的，不容易出事。”老司机回忆：张部长什么都要算算。开车路线怎么走最近、最省油就怎么走，熟悉路况的司机都算不过他。农业部有一台趴在那里多年了没人坐的旧车，是部真正的老爷车——司乘人员要从同一扇门出入。张部长却要司机班长把旧车锯出一扇门来，到国务院去开会坐的也是这台车。他风趣地说：“我眼睛近视，这台车不管放在哪儿，我一眼就可以找到。” 勤俭节约是伴随张林池、陈舜玉一辈子的护身符。职务愈高，考虑的问题就愈严重愈长远，他们能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古训解读出国家战略意义来。
家训家风
张林池、陈舜玉对儿女的训条是：“说老实话、干老实事、做老实人，多做事少说话，要做手把式不做嘴把式。”
张林池、陈舜英常说学校教育代替不了家庭教育。夫妻俩坚持举办家庭学习会。学习会上，全家老幼围坐在一起学马列经典文章、毛泽东著作，读时事评论，人人都要联系实际畅所欲言，展开讨论。
人民赋予的“钥匙”不能为自家儿女“开门”。儿女们毕业要工作了，张林池夫妇送他们到生产第一线去劳动锻炼。儿女们（包括儿媳）有“活思想”，但到最后关头全被父母“锁住”了：推荐上大学没门，择优参军没门，回城就业没门，调整工作没门，前门和后门一起堵。因此儿女都锻炼成了农场离不开的劳动骨干。女儿张晓华高中毕业后到农场，和几个同伴就住在生产连队的大通铺上，天一亮铺盖一卷，下地劳动到天黑，很能吃苦，锻炼成能操作各种生产机械的优秀农机手。就这样，9年如一日在生产队里劳动，她所在的机组被评为全国先进机车组——那是张林池离任后群众一致推荐的。
张林池、陈舜玉上街采购蔬菜水果，不挑不拣，每次都是撮堆儿买，回家来再择摘。有时专拣摊贩卖不出的买，因为担心次日会浪费掉。儿媳妇陪他们在街头散步，张林池、陈舜玉看到水果摊上有一堆烂苹果，便全部买下，回家熬煮做罐头。家中待客，多是蒸包子、煮饺子，饭菜合一，不易浪费；吃剩的鸡骨鱼架要反复熬汤，留着煮面条；菜汤、面汤不见了？孩子们说喝掉了，张林池欣慰地说：“喝掉了就好，喝掉了就好”，“吃完西瓜，要切皮做汤喝，能膳食平衡”，“生白菜蘸大酱，能补维他命”……
有了第三代，还按规矩办。人民大会堂举行联欢晚会，允许老部长携配偶和一个孩子入场。正恰儿媳带孙子从黑龙江来京探亲，陈舜玉便让儿媳、孙子同去。张林池说：“你们乘公交车去，到天安门站下，我在大会堂门口等你们。”孙子不解地问：“爷爺为什么不愿带我们去？”大人们都笑了。当年在佳木斯，大雪纷飞，看到有学生背着书包在招手，司机停下车准备让学生搭顺风车，车上的张林池隔着玻璃仔细看，原来那招手的正是自家儿子，便对司机说：“不要理他们，让他们自己走！”如今，幼小的孙子从“公车搭不得”懂得了公私分明。
公私分明并不难，难的是私款派公用。作为单位最高领导，张林池、陈舜玉总是把提级长薪的机会让给同志们，陈舜玉还主动要求降级降薪，20年工资级别无变化。不变的工资派用处的方面却太多了，家中6个儿女上学，能不花销？张林池的继母是抗日烈属，年事已高且无收入，能不尽孝？战争年代抚育过孩子的奶娘生活困难，能不接济？每年秋收后，张林池还总要自己掏钱宴请一次农业技术专家……
夫妻俩节俭得出名，也慷慨得出名。他们像普通市民一样凭供应本每人每月28斤粮，却总要节省些余粮周济身边困难的同志；作为老干部，10年来兼任中国奶牛协会理事长的张林池可享每天500ml的鲜奶供应，但他节省下来送给更需要的老战友。张林池是北方人，周日包顿饺子，总要唤人上门齐享用；陈舜玉是南方人，排长队买了几斤梭子蟹，总要叫人来家齐尝鲜……
慷慨大方容易，难的是年年要捐献。旱灾、水灾给农业造成的危害最多也最大，张林池夫妇年年要把节省下的工资捐给受灾地区。1964年，邢台发生大地震。震后，当地收到一位匿名者3000元的捐款，因数额巨大，有关部门调查才从笔迹上查出是张林池把自己全年的工资一次性捐给了灾区。张林池还有过一笔大收入即“文革”中受迫害被停发了几年的工资。平反后，他把补发的工资如数缴了党费。
岁岁裸捐实太难，难不过从容献自己。2002年10月30日，张林池在京逝世，享年91岁。他留下了3条遗嘱：将遗体献给医学研究事业；不搞吊唁，不搞遗体告别；将存款捐献给“希望工程”。
2010年2月19日，陈舜玉在京逝世，享年95岁。晚年在严重的阿尔茨海默症的折磨中，她只有3条记忆：一是勇敢斗争。与病魔顽强抗争决不呻吟，疼痛难捱时只是怒斥：“你们这些国民党，为什么把我绑在这里！”二是热爱革命。每当听到孩子们离家上班前说“我要走了，我去干革命了”，她立刻就变得兴高采烈甚至鼓起掌来。三是不忘初心。身居陋室只研朱墨作春山，绘出一幅幅青山绿水风景画，留住了永恒的春天！
（责编 王燕萍）
开荒备荒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北京大学毕业的张林池、福建政法学院毕业的陈舜玉，不约而同来到太原，转赴晋察冀边区。张林池被委任为唐县抗日民主政府的首任县长，陈舜玉后来也被任命为边区唯一的女县长。他俩戎马倥偬各一方，发动群众，建设后方，筹备粮草一切为了前线胜利。
当年，张林池一步到任当县长，恰似一步定终身。從此，他成了晋察冀边区的粮草官，再未脱离过农业生产。战火硝烟中，“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张林池念好了生产支前一本经。
1952年，由全国各地的专员、县长、劳模、专家等200多人组建了第一个中国农民代表参观团访问苏联，张林池任总团长。他陪同李富春副总理对外谈判，争取到156个援华农业项目；他考察了国外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发展，拟定出建设中国国营农场和粮食基地的实施方案。
当时，新中国化剑为犁的杰作之一是大办国营农场。解放初期，国营农场成为安置复员军人就业的重要场所，20多个师相继投入农垦生产，有些师长直接变成农场场长。国营农场是在古生荒地上建立起来的，是中国农业的基础保障队伍，又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领头羊，生产着国家最迫切需要的农畜产品、经济作物和材林。相对于集体生产队，国营农场就是全民所有制的国家生产队。张林池作为农垦部部长王震上将的得力助手，专门负责遍布各地的国营农场，成了新中国最大的生产队长。
天苍苍，野茫茫，雪飞扬，风颠狂，蓑草塘，芦苇荡……为把国营农场集中的北大荒建成国家商品粮基地的北大仓，1958年，时任农垦部第一副部长的张林池来到北大荒，兼任合江地委第一书记、合江农垦局局长。夫唱妇随，时任全国妇女干部学校党组书记兼第一副校长的陈舜玉放弃了北京的安定生活，举家搬到北大荒，任地委分管宣传的副书记。从此，夫妻俩在北大荒扎下了根。
顶蓝天，踏荒原，吃窝头，喝野水，手挥镐，肩拉犁……在全国3年困难时期，北大荒开发初见成效，合江地区粮食生产连年增收，为国家偿还外债提供了大批的粮豆，同时还调拨了大量粮食支援内地以度荒年。
1961年冬，张林池在北京饭店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当时，河南发生饥荒，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向周总理求粮，周总理给他出了个求援的点子。次日天不亮就有人敲张林池的门，不待门全开刘建勋就在楼道里喊：“老张，闲言少叙，实在没办法了，来求你。你能给我解决多少粮食啊？”张说：“你先进来坐一下。”“不啦，你先答应给我多少粮食？”刘不断拱手作揖。张说：“行，给你1万吨。”“太少了，杯水车薪，3万吨，就这么定了。”说罢，刘急匆匆走了。南京军事学院院长王平也急匆匆赶来要粮，张林池照样痛快地答应了。事后，王平对张林池说：“你对我有救命之恩，我记你一辈子。”
为统一管理东北三省的商品粮基地建设，中共中央决定把铁道兵农垦局和合江农垦局合并，成立由国务院直管的东北农垦总局。周总理亲自来到黑龙江，要张林池担任总局局长兼书记。周总理问张林池，总局机关设在哪里。总局机关可选址在条件更好的省会大城市，但张林池却建议总局设在佳木斯，为的是更好地服务生产第一线。周总理又问，组建总局需多少人。张林池表示：“有7个人就够了，一个局长，一个书记，一个农艺总工程师，一个机务总工程师，一个总会计师，另加两个助理。”周总理听后笑着鼓掌说：“好哇，林池同志，东北农垦总局要成为国家的小粮库，我随时要，你们就能随时给。争取每年上缴100万吨，日子就好过多啦。主席讲过‘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张林池用了不到半年时间顺利完成合并工作，1963年，东北农垦总局在佳木斯原合江农垦局楼前挂起牌子，在未增加人员和新建办公用房的情况下，很快理通了全垦区各分局及农场的管辖指挥系统。它使三江平原东西部地区的国营农场群连成一片，地跨15个市县，形成广阔独特的农业经济区域，成为拥有1000多万亩耕地、近万台拖拉机、24万职工的中央直属大垦区，把北大荒建成了稳产高产的机械化农业示范地。
张林池一人扮演着多个角色，他既是北大荒开发的探索者，又是政策的推行者，他是发展黑龙江省现代化大农业，真正使黑土地变成共和国大粮仓的奠基人和守望者之一。张林池根据开垦荒原、开发大农业、建设大粮仓的长期实践，给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建议，大多数经过以后的不断完善，凝聚到国家的重大决策中。
队长“约法”
在北大荒，张林池把自己定位在生产队长的岗位上，一切工作面向生产队！农垦部下有总局，总局下有农场，农场层级有总场、分场、生产队。生产队是农场一切工作的基础，粮食生产是检验一切工作的标准。张林池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心想到生产队，眼看到生产队，脚走到生产队，手抓到生产队”。
在政治挂帅的年代，张林池和战友们在大会上“约法五章”：“办好生产队，当前的标志是五好：生产建设好、经营管理好、贯彻政策好、安排生活好、政治思想好。政治思想好是首要的，它要带动其他四好。这叫一好带四好。五好最后要落实到生产建设好。这叫四好保一好。”
约法是有激励的：凡是五好生产队，就优先装备生产机械，分期分批地进行。用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办法，逐步把垦区的所有生产队都武装起来！约法是圈红线的：干部下场队，每年不得少于三分之一的时间，不准给基层添麻烦、用公款吃喝、往回带东西、迎来送往；领导干部下乡，不允许搞新闻采访、报道、拍照等。约法是断后路的：生产队职工的房舍未建好前，一律不准建场部房舍；职工工资必须按时足额发放，欠薪只许欠农场以上级别机关干部的工资，首先是欠书记和场长的；凡参加体力劳动的职工按每月45斤标准供应口粮，非体力劳动者按原定量不增。张林池用自己成长的经历和体会，告诫大家：“党员干部要不怕滚一身泥、磨两手茧，要记住体力劳动的尊严，对职工首先要诚心诚意，尊重、关心、爱护他们，要为他们谋福利……” 数十个国营农场星罗棋布在边境地区， 张林池经常要披星戴月翻山越岭，一辆吉普车独行于林海雪原，一把手枪防御着虎豹熊罴，每年都要走一遍所有地块的角角落落。生产队长要知家底。年年种粮岁岁收，他要求大家不能满足于完成公粮任务，要时刻保持备战备荒的忧患思想。生产队要做到所有粮食打包过秤，要分出公粮、口粮、商品粮、种子粮、饲料粮等，摸清家底，验斤入账。生产队长、场长负责实施，书记坐阵督查，不允许任何弄虚作假行为，违者按党纪国法处理。丰收年最怕利令智昏，大数据更要仔细落实。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使得他炼就了火眼金睛，容不得数字有一丝“水分”。生产队长要明路數。他把每个农场的生产状况和发展方向统统装进了脑子里，能如数家珍地详述每个农场、县乡的情况，如农作物的栽培、产量、分布、特点及科研、财务状况，尤其是机械化的运用程度与未来发展的计划。他专注于定量分析，不拿稿子开大会，随口就能调集出各种数据，分析出工作的要求和努力的方向。秘书通过录音整理后，都是一篇篇有关经营管理和科技运用的好文章。
7月收麦，9月收豆，这是张林池最紧张忙碌的时刻。太阳还没有出山，他就到了办公室，先了解天气变化，再看收获进度、解决基层请示的问题。他在田间地头办公，现场处理各种急难情况。为了争分夺秒赶在雨季前把粮食收回来，他动员、组织城里的大批职工都来农场支援抢收，废寝忘食赛过当年支前攻城。收割时，他戴着草帽，顶着麦秸粉尘跟在联合收割机的后面，一会儿检查麦茬，一会儿检查麦壳，确保颗粒归仓。
渠如网，田如绸，康拜因（小麦联合收割机），红铁牛，大囤尖，小囤流……经过几代农垦人的奋斗，张林池1995年离休时，北大荒已拥有3000万亩耕地，70万职工，155万人口，9个管理局，102个国营农场，2000多个企业，沿边境地区东西横跨近千公里，遍布黑龙江48个市县，建成了中国最大的机械化国营农场群，成为国家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和农副产品加工基地，黑土地名副其实成了中国的北大仓。在创造丰厚物质财富的同时他带领农垦人形成了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顾全大局，无私奉献，勇于开拓”为主要内容的北大荒精神。
有人问晚年的张林池：“张部长本来在农垦部任职，却要求到北大荒农场去工作并度过20多个春秋，现在想起来是否遗憾？”双目几近失明的张林池欣慰地说：“国家强大了，人民生活富裕了，自己还要什么呢？高山大河可以作证，农场职工更能作证，我活着的每一天，都是为了人民的事业，为人民的苦难而忧，为人民的幸福而乐。”
护身之符
从抗战胜利后的华北农业部，到建国后不断衍变的农业部、农垦部、农林部等，张林池任主要领导近半个世纪，可一辈子从事粮棉生产，他夫妻俩却最讲节衣缩食。
节约先从头开始。许多人都熟悉，张林池总是戴着一顶褪了色的八角帽，珍爱如护身符。1965年一个风雪交加的深夜，下乡途中车陷进了雪里。他在推车时风雪把他的帽子掀走了。天地一笼统，帽子飞无踪，林海雪原中再找下去是要出人命的。终于在天亮前他们找到了一个有人烟的地方，坐在炉旁烤冻鞋，张林池才给同志们讲，那顶八角帽是他1937年到太原参加抗战时由平津流亡同学会发的，一天也未离开过他……大家一算，28年了！惊得面面相觑。
生活中他将好多东西都用成了不离不弃的护身符。一件背心穿了几年，缝缝补补变成了百衲肚兜，轻穿慢脱才能避免开线。到外地出差，他没有换洗的衣服，晚上早早关上房门自己洗晾，为的是第二天开会能穿。他的理由是“穿那么好，怎么和老百姓说话？要脱离群众的”。家人说“老百姓比你穿得好”，趁他不在家时把旧衣处理掉了，他大发脾气。20世纪60年代生产的一条洗脸毛巾，竟让他缝缝补补用到了90年代。一副黑边大框、厚如瓶底的近视眼镜，居然能陪伴他从县长当到部长，汗渍日晒，两条镜腿居然风化了。他要秘书拿着眼镜去配镜腿，只听修眼镜的师傅啊呀一声道：“这可是老古董啊！”接着便推脱说“修不了”。
战争年代，节约每一个铜板为着革命胜利；建设年代，节约每一分钱为着国家富强。他出外开会只买夜行车票，这样既能不误工作，又能省下住店钱。建国初，他陪同苏联专家组组长去黑龙江考察，专家坐飞机，他则提前一夜坐火车；没有座票买站票，挤上火车，他把行李往两排座椅中间的通道上一放，坐在行李上，翌日，与坐飞机的苏联专家同时赶到。考察期间，苏联专家住宾馆，他却和同志们睡在城外老乡家的大炕上，餐餐吃着水煮玉米和腌菜。
在农场，土特名优农副产品有的是，一些单位为展示实绩，不免送上样品要领导验证品尝。张林池夫妇为杜绝此类现象的发生，申明家里不开灶，全家老少都在职工食堂买饭票就餐，并明确规定各级领导和机关一律“不允许试用和试吃”农场产品。
拒腐蚀永不沾是从最细微处做起的。一天早餐，张林池端着一碗玉米面糊糊，用筷子一扒拉竟发现碗里窝着一颗荷包蛋，环顾四周仔细看后严肃地问：“怎么回事？怎么你们没有？”秘书急忙解释说这是机关党委的决定。他当即说：“你去告诉狄师傅（食堂大师傅），要他把这个钱从我的工资中扣掉！”张林池曾数次罢饭。下农场或到县里视察工作，他都是自己掏钱掏粮票在食堂与群众共餐。一天晚餐，当地领导带他到食堂，他一看桌子上摆了不少好吃的，超过他订的“两菜一汤”标准，便对秘书说：“咱们吃不起，拿两个馒头走。”扭头回到招待所，倒了杯开水就啃了起来。
老秘书回忆：我给张部长当秘书那么多年从未用过公文包，平时就用两个用过的牛皮纸档案袋，把文件装起来夹在腋窝下就得啦。张部长本人也是这么干的。他常说：“纸袋子目标小，谁也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的，不容易出事。”老司机回忆：张部长什么都要算算。开车路线怎么走最近、最省油就怎么走，熟悉路况的司机都算不过他。农业部有一台趴在那里多年了没人坐的旧车，是部真正的老爷车——司乘人员要从同一扇门出入。张部长却要司机班长把旧车锯出一扇门来，到国务院去开会坐的也是这台车。他风趣地说：“我眼睛近视，这台车不管放在哪儿，我一眼就可以找到。” 勤俭节约是伴随张林池、陈舜玉一辈子的护身符。职务愈高，考虑的问题就愈严重愈长远，他们能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古训解读出国家战略意义来。
家训家风
张林池、陈舜玉对儿女的训条是：“说老实话、干老实事、做老实人，多做事少说话，要做手把式不做嘴把式。”
张林池、陈舜英常说学校教育代替不了家庭教育。夫妻俩坚持举办家庭学习会。学习会上，全家老幼围坐在一起学马列经典文章、毛泽东著作，读时事评论，人人都要联系实际畅所欲言，展开讨论。
人民赋予的“钥匙”不能为自家儿女“开门”。儿女们毕业要工作了，张林池夫妇送他们到生产第一线去劳动锻炼。儿女们（包括儿媳）有“活思想”，但到最后关头全被父母“锁住”了：推荐上大学没门，择优参军没门，回城就业没门，调整工作没门，前门和后门一起堵。因此儿女都锻炼成了农场离不开的劳动骨干。女儿张晓华高中毕业后到农场，和几个同伴就住在生产连队的大通铺上，天一亮铺盖一卷，下地劳动到天黑，很能吃苦，锻炼成能操作各种生产机械的优秀农机手。就这样，9年如一日在生产队里劳动，她所在的机组被评为全国先进机车组——那是张林池离任后群众一致推荐的。
张林池、陈舜玉上街采购蔬菜水果，不挑不拣，每次都是撮堆儿买，回家来再择摘。有时专拣摊贩卖不出的买，因为担心次日会浪费掉。儿媳妇陪他们在街头散步，张林池、陈舜玉看到水果摊上有一堆烂苹果，便全部买下，回家熬煮做罐头。家中待客，多是蒸包子、煮饺子，饭菜合一，不易浪费；吃剩的鸡骨鱼架要反复熬汤，留着煮面条；菜汤、面汤不见了？孩子们说喝掉了，张林池欣慰地说：“喝掉了就好，喝掉了就好”，“吃完西瓜，要切皮做汤喝，能膳食平衡”，“生白菜蘸大酱，能补维他命”……
有了第三代，还按规矩办。人民大会堂举行联欢晚会，允许老部长携配偶和一个孩子入场。正恰儿媳带孙子从黑龙江来京探亲，陈舜玉便让儿媳、孙子同去。张林池说：“你们乘公交车去，到天安门站下，我在大会堂门口等你们。”孙子不解地问：“爷爺为什么不愿带我们去？”大人们都笑了。当年在佳木斯，大雪纷飞，看到有学生背着书包在招手，司机停下车准备让学生搭顺风车，车上的张林池隔着玻璃仔细看，原来那招手的正是自家儿子，便对司机说：“不要理他们，让他们自己走！”如今，幼小的孙子从“公车搭不得”懂得了公私分明。
公私分明并不难，难的是私款派公用。作为单位最高领导，张林池、陈舜玉总是把提级长薪的机会让给同志们，陈舜玉还主动要求降级降薪，20年工资级别无变化。不变的工资派用处的方面却太多了，家中6个儿女上学，能不花销？张林池的继母是抗日烈属，年事已高且无收入，能不尽孝？战争年代抚育过孩子的奶娘生活困难，能不接济？每年秋收后，张林池还总要自己掏钱宴请一次农业技术专家……
夫妻俩节俭得出名，也慷慨得出名。他们像普通市民一样凭供应本每人每月28斤粮，却总要节省些余粮周济身边困难的同志；作为老干部，10年来兼任中国奶牛协会理事长的张林池可享每天500ml的鲜奶供应，但他节省下来送给更需要的老战友。张林池是北方人，周日包顿饺子，总要唤人上门齐享用；陈舜玉是南方人，排长队买了几斤梭子蟹，总要叫人来家齐尝鲜……
慷慨大方容易，难的是年年要捐献。旱灾、水灾给农业造成的危害最多也最大，张林池夫妇年年要把节省下的工资捐给受灾地区。1964年，邢台发生大地震。震后，当地收到一位匿名者3000元的捐款，因数额巨大，有关部门调查才从笔迹上查出是张林池把自己全年的工资一次性捐给了灾区。张林池还有过一笔大收入即“文革”中受迫害被停发了几年的工资。平反后，他把补发的工资如数缴了党费。
岁岁裸捐实太难，难不过从容献自己。2002年10月30日，张林池在京逝世，享年91岁。他留下了3条遗嘱：将遗体献给医学研究事业；不搞吊唁，不搞遗体告别；将存款捐献给“希望工程”。
2010年2月19日，陈舜玉在京逝世，享年95岁。晚年在严重的阿尔茨海默症的折磨中，她只有3条记忆：一是勇敢斗争。与病魔顽强抗争决不呻吟，疼痛难捱时只是怒斥：“你们这些国民党，为什么把我绑在这里！”二是热爱革命。每当听到孩子们离家上班前说“我要走了，我去干革命了”，她立刻就变得兴高采烈甚至鼓起掌来。三是不忘初心。身居陋室只研朱墨作春山，绘出一幅幅青山绿水风景画，留住了永恒的春天！
（责编 王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