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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田吕氏家族是北宋时期长安地区的名门望族，其墓地明、清以来一直受到当地政府的保护与修缮。新中国成立后，虽坟茔与园内树木被铲平改为耕地，但该区域仍属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年底，陕西蓝田五里头村村北果园中一座古墓葬被盗，出土大批精美宋代瓷器。经现场调查与被盗文物综合考查后初步可认定，被盗墓葬应属北宋蓝田吕氏家族成员，这里可能是北宋文坛名士及金石学家吕大临与其兄弟大忠、大防、大钧等家族成员墓茔。
吕氏家族原为汲郡即今河南卫辉市人，后因其祖吕通赴长安为官，举家迁于现陕西蓝田县桥村定居。吕家乃世代官宦、书香门第，特别是“大”字辈成员在政界与文坛皆取得骄人成就，吕大防志向高远，胆略过人，为哲宗时期宰相，颇有作为，在《宋史》留传。文献记载吕大临生于1044年，卒于1091年，字与叔，才气过人，志趣高雅，不恋科举，无心仕途，一生追求学术研究，特别对古器物学情有独钟，不但自己收藏，而且将前人零散书籍图录收集汇总，加以整编标注，成就《考古图》一书，是我国历史上著名金石学家，也是中国考古学的先驱。其兄长大忠、大钧皆在碑石学研究领域造诣深厚，是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先驱之一。故蓝田吕氏一族在北宋时期确为名门望族。北宋灭亡后政治中心转移，中原地区大批贵族随之南下，蓝田吕氏家族中精英亦南迁而去。墓地停止使用，由远房宗亲看守照管。留下的吕姓成员或为远亲，或地位低下，或财力不足，千年来他们仍然繁衍生息于桥村，成为古今吕氏一脉相承的鲜活凭证。但岁月的流逝不仅带走了昔日名门望族的辉煌，也磨灭了吕氏后代对先祖的清晰记忆，人们只知道五里头村畔吕家墓地里埋葬着自己的祖先，至于谁是他们的直系先人，已无从考证。
吕氏家族墓地地处灞河北岸黄土台塬之上，与白鹿塬隔河相望。这里土层深厚，土质坚硬，适合营造深穴墓茔，更有秀丽风光、青山绿水相伴，与书生意气、文人喜好灵犀相映。但因地域偏僻，千年来盗掘行为时有发生，特别是现代盗墓更为猖獗。因此，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联合组队对该墓地进行了历时四年的调查与抢救性发掘。
考古调查与勘探工作开始于2006年12月。考古队调查走访了当地吕氏家族后人及县级文物部门相关人员；并经过实地踏查，确定了考古测量和勘探范围；使用全站仪结合GPS卫星定位系统，对墓地所在位置、周围地貌环境作了细致勘测绘图，为了解和研究墓园地望选择条件、营构状况等提供了标准测绘图和永久性保存资料。
考古勘探分为5次进行，两次普探面积达16万平方米，3次详探是在前者基础上的重点钻探。共发现1座家族墓园、29座北宋墓葬、1处家庙遗址。墓葬排列有序，层次分明，东、西、北三面有兆沟环绕，正南500米处为吕氏家庙遗址。
为了更周密地做好田野考古发掘，考古队进行了必要的文献和考古资料收集工作，包括查阅《宋史》、《西安府志》、《蓝田吕氏遗著辑校》等文献，收集了《考古》、《文物》、《考古与文物》等专业期刊中有关宋墓的发掘简报和《白沙宋墓》等宋墓发掘报告。
墓葬
考古队员对已勘探确定的墓葬逐一进行清理发掘，包括20座成人墓，9座婴幼儿墓。墓向皆北偏东，距地表深度8.5～15.5米。均为竖穴墓道，平顶或拱顶土洞墓室，墓道东、西两壁设三角形踏窝各一排，供上下墓室使用。
该地区地层剖面结构大体为：第一层属耕土层；第二层为扰土层；第三层乃现存宋代地面，墓道开口皆见于该层面之上。其下为不同时期、不同颜色的原生黄土堆积。第九层距地表约9.5米，为钙结石堆积层，内夹含大量卵石。距地表约11米深处为密集钙结石层，大量石块叠压交错形成厚约0.2～0.3米的板结层，当地俗称石板层，须用铁凿等尖锐工具撬凿后方可继续深入，故勘探时探铲不能穿过，而墓葬群北部墓葬的墓室多位于该石板层之下，所以发掘前无法确知墓室位置、形制，只能通过清理发掘才可揭示其全貌。
婴幼儿墓葬距地表深3～5米，为土洞墓室，窄小低矮，少见葬具，多铺1～2块方砖为底，其上置尸骨。与近现代少儿墓葬形制大体相同，因其多有砖、石墓志，并附着于祖辈墓葬上部土层中，形成规律，故而能够确认。
成人墓葬可分为五种形制，即：单室、前后双室、并列双室、主室带侧室、单前室双后室。
单室墓葬共计14座，以编号M5之墓较为典型。墓道位于墓室南端，平面呈长方形或南窄北宽长方形，底部平坦或南高北低。墓室的拱形门洞开于墓道下部北壁之上，封门介于墓道与墓室之间，以长方形土坯叠压垒砌而成。墓室为南北向长方形，北端往往设壁龛以贮放墓志，深度多居密集砾石层之上，墓室高度2～2.5米。葬具置于室内正中，大部分属夫妻合葬，各设一椁一棺或同居一椁分双棺并置成殓。葬式皆为仰身直肢。现葬具板灰痕迹清晰，骨骼保存状况较差，基本成粉末状。随葬品放于椁外围，棺、椁之间和棺、椁上部。以铜、铁、瓷、陶实用器为主。该型墓葬较早时期常用之，纵深相对较浅。
前、后双室墓共计2座，以编号M1之墓为例：竖穴墓道底部高于墓室底部，形成坑式墓室。主墓室位于墓道北端，平面呈南北向长方形，正中置棺椁，棺内人骨为男性。椁外摆放随葬物品，墓室东、西壁1.6米高处设生土二层台，其上有板灰痕迹，说明原曾架设木板。随葬器物零乱，骨架亦有扰动迹象，表明该墓可能曾被盗掘。清理结果证实，前室东壁上部有椭圆形小盗洞一个，来自M2前室西壁西南角，仅可容一人匍匐进入，从盗洞形制及被扰动状况分析，应属历史上早期盗掘。M1后室面积略小于前室，底面高于前室0.3米，正中置棺椁，从随葬器物判断，后室主人应属女性。前、后室入口处设一面生土壁，高1.6米，宽0.2米，可理解为前、后室隔断或封门。东、西壁亦留有与前室规格相同之生土二层台，台上未发现遗留物痕迹。推测前室的生土二层台上铺架木板可能为方便后室下葬所用。
并列双室墓共计2座，以编号为M25之墓为例：竖穴墓道下部北壁开设拱形门洞，仍以长方形土坯垒砌封门，进入后向东、西两方迅速扩展，造成南北向平面为长方形的两座单墓室并列设置的特殊形制，二者间设生土隔梁为界。整体结构平剖面呈北宽南窄之扇形。墓室内正中摆放棺椁，因地下水作用，个别葬具被漂移后又为淤泥阻留，形成发掘所见的整体挪动抬高现象。葬者上北下南仰身平卧，骨骼保存较差。随葬品仍置于棺椁周边，一些体积小、做工精巧的实用物则随身置于棺内。墓志放于墓主头前壁龛中。此型制见于墓地较晚时期。
主室带侧室的墓葬仅1座，编号M26。竖穴墓道下端北壁设主墓 室之拱形门洞，主墓室平面为南北向长方形，室内布局与前述墓葬类型相同，棺椁置于正中，椁外围排放随葬器物。主室左下方又置略小侧室，与主室间有生土隔梁为界，室内正中放棺椁，随葬品较少，主要放于椁侧。主、侧室内葬具板灰犹存，骨架保存极差，仅见印迹。
单前室双后室墓葬1座，编号M2。竖穴墓道底面高于前室底面，从而形成坑式墓室，前室较宽阔，平面呈北宽南窄长方形，东、西两壁留有高约2米的生土二层台，室内居中摆放一棺一椁，板灰尚存，骨架为仰身直肢，保存状况较差。随葬品主要置于椁外侧与东、西两壁间，但器物分布显零乱，大部分有损伤，个别器物于距底面3米许即已陆续出土，其现场不似受地下淤土抬高所为，而更像人为扰动。双后室间有生土隔梁划分，底面皆略高于主室，东后室面积较大，随葬器物也相对丰富，但破损严重。东，北两壁下部亦设有生土二层台。棺椁置于室内正中，骨架为仰身直肢，保存状况不好。西后室面积较小，居中设单棺，棺中骨骼为侧身屈肢。从骨骼特征及随葬器物分析，前室主人为男性，东、西侧室均属女性，但身份应有明显差别。
该批墓葬形制中有一特殊之处，即“空穴”的设置。空穴是纵向罗列于实用墓室之上的特别构成部分，形制简单，平面为长方形，开口于竖井墓道北壁的适当位置，墓室内未见任何遗迹遗物，也不见使用痕迹。其作用有两种推测，一是防盗掘功能，乃墓葬设计者所布疑阵；二是具有减压功能，可以有效利用力学原理适量减少、分解下部实用墓室所受压力。墓地中使用空穴结构的墓葬共计3座，全部集中于大临兄弟的墓葬排列线上，以M2最具代表性，这种特殊结构说明该辈份家族成员具有较高防范意识，而且墓葬深度也超过其它墓葬。
兆沟与家庙
兆沟环绕于墓地东、西、北面，形同“门”字，南北长321米、东西宽274米，将整个墓地包含于正中偏北处。通过对东、西、北三沟的探沟解剖可知，现存沟深0.45～0.7米，宽8～12米，沟壁因被水常年冲刷而坍塌外侈严重，沟内淤土较纯净，底部有细沙。围沟除护卫墓地外，还有输导坡地自然水流、杜绝墓地水患的双重功能。
家庙遗址位于墓地中轴线正南500米处，为北宋时期吕大临四兄弟所建，原名“吕氏庵阁云寺”，金代毁于战乱。明朝蓝田县政府为纪念吕氏四杰，拨专款在其废墟上建立吕氏祠堂，祠堂内供奉吕大忠、大防、大钧、大临所谓“四吕”牌位及相关石刻。现蓝田县蔡文姬博物馆内尚保存明代吕氏家庙内石碑及墓园中虎、羊石刻，而遗址门前路旁草丛中青石柱础、门坎仍历历在目。清代文人牛兆廉，当地人称之牛才子，是白鹿塬上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祖上与吕大临等兄弟渊源颇深，曾受其教诲。他本人亦致力于朱熹礼学的研究与传播，有生之年在吕氏祠堂中办学授教，故该处自清代以来又是学堂所在。新中国成立后，五里头村民办小学顺理成章建于此地。1980年代中期，原旧房已破败不堪，为确保小学生人身安全，校方将其拆毁，并于中、后院间盖成两层砖混教学楼，将中院后部、后院前部遗迹破坏殆尽。如今地面房屋基础仍可分辨，两株宋代苍柏依旧傲然挺立。
该建筑经调查、钻探后可确定为南北向三进院式砖木结构，占地10亩，遗存厚达1米。门顶为拱形(现有宽2米青石门条为证)，修筑讲究，前有门庭，正中建五开间式正房，现遗留房屋残址；中有正堂，仍居中设五开间正房，现房屋基址轮廓及柱础仍模糊可见；后院呈四合院格局，应属祠堂看护者、往来祭拜人住宿歇息之处。
迄今为止，蓝田五里头墓地共出土器物六百余件(组)，包括陶、瓷、石、铜、铁、锡、银、金、漆、骨、珠贝类，皆为实用器。陶器数量较少，以灰色陶罐、灰色铲形陶砚为代表；瓷器均属餐饮具，以陕西铜川耀州窑青釉瓷为主，其中五曲刻花碗、盘，缠枝牡丹纹梅瓶、牡丹纹渣斗、兽纽深刻花盖碗、素面套装酒壶与温酒樽、素面套盖瓷盒等器做工精到，造型别致，釉色晶莹细腻。特别是套装酒具的出土，印证了原耀州窑生产的花口樽还有与酒壶配套使用的功能。套盖瓷盒共设内外双重盖，内盖又分为两件组合而成，根据需要既可全部打开又能只提揭中心小盖纽取物，更好地起到封闭作用。属景德镇湖田窑青白釉瓷的器物虽然不多，但品相好、造型佳，如瓜棱腹执壶，圆唇、高领、鼓腹、平底，执手与短流对生肩上，盖纽作蹲兽状，盖沿与执手端各有小贯耳以穿绳连接，其构思缜密周到，执手与流设计得当，使用方便顺手，加之浑然墩厚的外观造型、剔透细腻似自然天成的青白釉色，使其在众多出土瓷器中独占鳌头。另一件素面香薰亦是众中之宝，精致的做工附以巧妙的构思，更显出影青瓷具的玲珑晶莹。福建龙窑的黑釉茶具以其庄重华美的釉色在宋代上流社会中非常流行。此次出土的兔毫茶盏、油滴釉茶盏皆为建窑代表产品。河北定窑产品以餐具碗、碟、瓷盒居多，其中出于M2东后室的印泥盒中尚保留半盒红色印泥。
骊山石器是每座墓葬中必出的极具地域特点的物品，骊山石产于骊山北麓，色青灰，质疏松，以此石为茶具和储物器，不但制作便宜，且具有透气保质功能。各类石砚是随葬器物中的又一亮点，其中豆绿色俏红边贺兰石砚以其巧夺天工、自然俏色而被谓之世间孤品；黛色歙砚的细腻质地、润泽成色、浑然厚重器形都充分显示了其作为中国四大名砚之一的超凡脱俗。
铜器主要是镜类，分方、圆两种，素面居多，置于棺、椁盖上，起照妖镇邪作用。
铁器主要有剪刀、犁头与棺环。剪刀、犁头取其谐音为“剪断尘缘、离别人世”之意，故置于墓道入口处。特殊者为M2东后室所出镇压于木椁四角的卧牛，体量沉重，造型逼真，勇武有力，其用意尚不能确知，推测仍为震慑避崇之物。
金、银器很少，有素面金簪一枚，当为男子束发所用；圆形錾花妆盒一件，大如胡桃，精巧玲垅，应属女子随身携带之物。盖面錾刻大朵牡丹，下衬鱼子纹，盒内存留暗红色物质，经中国科技大学实验中心鉴定，为女子使用胭脂。
锡属较活泼金属，所以大部分锡器损毁严重，从器形看，主要用作茶具、餐具；出土漆器保存状况极差，无法提取，唯一可辨识的是一件碗状器皿，器胎已朽，仅存内红外黑两层漆皮。
砖、石墓志铭共出土二十四盒。通过对墓志的初步阅读，可了解到蓝田吕氏家族的起源、先祖、分支、迁徙过程，为研究其家族的发展脉络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并明确了大部分墓主名讳，为研究其家族墓地排列提供了珍贵而确凿的证据；志文中涉及北宋吏制、科举、文坛名士等诸多方面，是研究北宋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社会生活的重要依据，比丰富多彩的随葬物品从某种意义上更显珍贵，是难得一见的宋代人撰写的文字资料。
石墓志多为盒式，(录皿)顶式志盖 上篆刻墓主职官或封号；志石近方形，阴刻楷书志文；墓志尺寸差异较大，大抵与墓主身份、家族荣衰有关。砖墓志皆为铺地方砖制成，面上阴刻楷书，内容简单，主要用于家族中未成年人。
历时三年的田野工作已基本结束，发掘过程中有许多问题、许多思考、许多来不及细想的感受，有待后期认真细致地资料整理和缜密研究，本文所述还仅限对发掘资料的初步认识与分析，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五里头墓地是目前发现的保存最完整的北宋家族墓地。包括：有规律排列的29座墓葬，环绕东、西、北三面的兆沟，处于墓葬群中轴线南端500米处的家庙遗址。这种结构应代表了北宋世家墓地的基本构成因素和布局。墓地依山面水、北高南低、溪流环绕是其自然地望条件，为研究北宋家族墓地的选址和营建理念提供了重要资料。
墓葬在纵向与横向排列上都遵循一定规则。吕通墓位于墓地中轴线最南端，其身后为长子吕英墓，再其后为长孙吕大圭墓。由此可见，墓地纵向分布规律为长子长孙系列；横向是按辈份自南向北依次排列，南端是家族中最高辈份的吕通，其次是两个儿子吕英与吕蒉，第三排为“大”字辈孙儿成员，第四排也就是墓地中最北一排为“山”字辈重孙墓葬，第五代成员仅一位，乃吕大防孙女吕倩容，其为未出阁女子且早天，生前深得祖父钟爱，故破例葬于大防墓上方。“山”字辈成员正处于北宋将亡的动荡时期，政治中心南迁后大批贵族随之南下，北方战乱并为金人占据，墓地从此停止使用，所以“山”字辈成员未能全部葬人此间。至于同辈人之间顺序如何确定，尚待进一步研究。
墓葬中出土的大量实用瓷器，特别是各种窑口出产的精美茶具、名贵砚台、定制的仿古礼器和着意收藏的古铜器，都反映了世家贵族的精致生活、高雅情调。总之，与前朝相比，宋人更讲究生活质量和细腻情感。
经研究对比，可初步确定编号M2之墓为吕大临墓，理由如下：在墓葬排序上M2位居“大”字辈成员排列线上，其墓主必为“大”字辈成员；“大”字辈成员共计9人，8人按墓志已“对号入座”，唯M2早年被盗，墓主名讳不详；M2随葬器中出有“大”字辈长兄吕大圭赠于大临的一双石墩，墩腹壁上錾刻吕大临职官及字号，属大临之物，理应随葬其墓中。故M2主人当为北宋金石学家吕大临。
蓝田是一个美丽的地方，特别是灞水之滨的太尉塬，背依临潼山、面临灞河，东有终南山为屏，南与白鹿塬隔河相望。三年的时光不算太长，却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记忆，有艰辛，有喜悦，也有令人动容的惊险时刻。M3的发掘进入尾声时，发生了大家印象深刻的一件事。当时墓室已经清理完毕，这是一座按正常规格开挖但并未使用的墓葬，从位置排列上分析，墓主是吕大临九兄弟中的一员，很可能就是官居宰相的吕大防。时大防因受人构陷，晚年被贬官流放于岭南并卒于途中，当时未奉旨意不敢返回祖茔，只能葬于惠州，后朝廷允其归葬故里时仅有衣冠还乡，所以大防墓乃衣冠冢，这与M3所处位置、形制、墓内情况完全相符。在对该墓进行大揭顶的发掘过程中，其顶部一座编号M7、被疑为近现代的小型墓，出土了吕大防孙女吕倩容的墓志及十多件(组)瓷器，可断定为吕倩容之墓。这给了考古队一个意外之喜。随葬物品、棺椁、骨架清理完毕，正待摄像绘图之际，安全信息员孙旭武发现打满安全支撑的M3墓道东北角一条裂缝正逐渐张开，不少土渣顺裂缝溜下……负责巡查的考古队员王久刚当机立断，组织所有人员迅速撤出发掘现场。大家前脚离开，随着一声闷响，墓道东北角连带探方的南壁一齐坍塌下来，将清理完毕的整个M7墓室全部填满，仓促间未能提走的随葬器物再一次被土掩埋……这让我们在震惊之余也叫苦不迭。通过这次塌方事件，让大家更加明白：安全设施、安全保障系统、安全监察和安全施工在田野考古中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性，同时也深深体会到，在考古工作神秘追踪、惊喜收获的背后，还隐藏随时可能发生的危险，需要考古队员具备高度的责任感。
吕氏家族原为汲郡即今河南卫辉市人，后因其祖吕通赴长安为官，举家迁于现陕西蓝田县桥村定居。吕家乃世代官宦、书香门第，特别是“大”字辈成员在政界与文坛皆取得骄人成就，吕大防志向高远，胆略过人，为哲宗时期宰相，颇有作为，在《宋史》留传。文献记载吕大临生于1044年，卒于1091年，字与叔，才气过人，志趣高雅，不恋科举，无心仕途，一生追求学术研究，特别对古器物学情有独钟，不但自己收藏，而且将前人零散书籍图录收集汇总，加以整编标注，成就《考古图》一书，是我国历史上著名金石学家，也是中国考古学的先驱。其兄长大忠、大钧皆在碑石学研究领域造诣深厚，是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先驱之一。故蓝田吕氏一族在北宋时期确为名门望族。北宋灭亡后政治中心转移，中原地区大批贵族随之南下，蓝田吕氏家族中精英亦南迁而去。墓地停止使用，由远房宗亲看守照管。留下的吕姓成员或为远亲，或地位低下，或财力不足，千年来他们仍然繁衍生息于桥村，成为古今吕氏一脉相承的鲜活凭证。但岁月的流逝不仅带走了昔日名门望族的辉煌，也磨灭了吕氏后代对先祖的清晰记忆，人们只知道五里头村畔吕家墓地里埋葬着自己的祖先，至于谁是他们的直系先人，已无从考证。
吕氏家族墓地地处灞河北岸黄土台塬之上，与白鹿塬隔河相望。这里土层深厚，土质坚硬，适合营造深穴墓茔，更有秀丽风光、青山绿水相伴，与书生意气、文人喜好灵犀相映。但因地域偏僻，千年来盗掘行为时有发生，特别是现代盗墓更为猖獗。因此，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联合组队对该墓地进行了历时四年的调查与抢救性发掘。
考古调查与勘探工作开始于2006年12月。考古队调查走访了当地吕氏家族后人及县级文物部门相关人员；并经过实地踏查，确定了考古测量和勘探范围；使用全站仪结合GPS卫星定位系统，对墓地所在位置、周围地貌环境作了细致勘测绘图，为了解和研究墓园地望选择条件、营构状况等提供了标准测绘图和永久性保存资料。
考古勘探分为5次进行，两次普探面积达16万平方米，3次详探是在前者基础上的重点钻探。共发现1座家族墓园、29座北宋墓葬、1处家庙遗址。墓葬排列有序，层次分明，东、西、北三面有兆沟环绕，正南500米处为吕氏家庙遗址。
为了更周密地做好田野考古发掘，考古队进行了必要的文献和考古资料收集工作，包括查阅《宋史》、《西安府志》、《蓝田吕氏遗著辑校》等文献，收集了《考古》、《文物》、《考古与文物》等专业期刊中有关宋墓的发掘简报和《白沙宋墓》等宋墓发掘报告。
墓葬
考古队员对已勘探确定的墓葬逐一进行清理发掘，包括20座成人墓，9座婴幼儿墓。墓向皆北偏东，距地表深度8.5～15.5米。均为竖穴墓道，平顶或拱顶土洞墓室，墓道东、西两壁设三角形踏窝各一排，供上下墓室使用。
该地区地层剖面结构大体为：第一层属耕土层；第二层为扰土层；第三层乃现存宋代地面，墓道开口皆见于该层面之上。其下为不同时期、不同颜色的原生黄土堆积。第九层距地表约9.5米，为钙结石堆积层，内夹含大量卵石。距地表约11米深处为密集钙结石层，大量石块叠压交错形成厚约0.2～0.3米的板结层，当地俗称石板层，须用铁凿等尖锐工具撬凿后方可继续深入，故勘探时探铲不能穿过，而墓葬群北部墓葬的墓室多位于该石板层之下，所以发掘前无法确知墓室位置、形制，只能通过清理发掘才可揭示其全貌。
婴幼儿墓葬距地表深3～5米，为土洞墓室，窄小低矮，少见葬具，多铺1～2块方砖为底，其上置尸骨。与近现代少儿墓葬形制大体相同，因其多有砖、石墓志，并附着于祖辈墓葬上部土层中，形成规律，故而能够确认。
成人墓葬可分为五种形制，即：单室、前后双室、并列双室、主室带侧室、单前室双后室。
单室墓葬共计14座，以编号M5之墓较为典型。墓道位于墓室南端，平面呈长方形或南窄北宽长方形，底部平坦或南高北低。墓室的拱形门洞开于墓道下部北壁之上，封门介于墓道与墓室之间，以长方形土坯叠压垒砌而成。墓室为南北向长方形，北端往往设壁龛以贮放墓志，深度多居密集砾石层之上，墓室高度2～2.5米。葬具置于室内正中，大部分属夫妻合葬，各设一椁一棺或同居一椁分双棺并置成殓。葬式皆为仰身直肢。现葬具板灰痕迹清晰，骨骼保存状况较差，基本成粉末状。随葬品放于椁外围，棺、椁之间和棺、椁上部。以铜、铁、瓷、陶实用器为主。该型墓葬较早时期常用之，纵深相对较浅。
前、后双室墓共计2座，以编号M1之墓为例：竖穴墓道底部高于墓室底部，形成坑式墓室。主墓室位于墓道北端，平面呈南北向长方形，正中置棺椁，棺内人骨为男性。椁外摆放随葬物品，墓室东、西壁1.6米高处设生土二层台，其上有板灰痕迹，说明原曾架设木板。随葬器物零乱，骨架亦有扰动迹象，表明该墓可能曾被盗掘。清理结果证实，前室东壁上部有椭圆形小盗洞一个，来自M2前室西壁西南角，仅可容一人匍匐进入，从盗洞形制及被扰动状况分析，应属历史上早期盗掘。M1后室面积略小于前室，底面高于前室0.3米，正中置棺椁，从随葬器物判断，后室主人应属女性。前、后室入口处设一面生土壁，高1.6米，宽0.2米，可理解为前、后室隔断或封门。东、西壁亦留有与前室规格相同之生土二层台，台上未发现遗留物痕迹。推测前室的生土二层台上铺架木板可能为方便后室下葬所用。
并列双室墓共计2座，以编号为M25之墓为例：竖穴墓道下部北壁开设拱形门洞，仍以长方形土坯垒砌封门，进入后向东、西两方迅速扩展，造成南北向平面为长方形的两座单墓室并列设置的特殊形制，二者间设生土隔梁为界。整体结构平剖面呈北宽南窄之扇形。墓室内正中摆放棺椁，因地下水作用，个别葬具被漂移后又为淤泥阻留，形成发掘所见的整体挪动抬高现象。葬者上北下南仰身平卧，骨骼保存较差。随葬品仍置于棺椁周边，一些体积小、做工精巧的实用物则随身置于棺内。墓志放于墓主头前壁龛中。此型制见于墓地较晚时期。
主室带侧室的墓葬仅1座，编号M26。竖穴墓道下端北壁设主墓 室之拱形门洞，主墓室平面为南北向长方形，室内布局与前述墓葬类型相同，棺椁置于正中，椁外围排放随葬器物。主室左下方又置略小侧室，与主室间有生土隔梁为界，室内正中放棺椁，随葬品较少，主要放于椁侧。主、侧室内葬具板灰犹存，骨架保存极差，仅见印迹。
单前室双后室墓葬1座，编号M2。竖穴墓道底面高于前室底面，从而形成坑式墓室，前室较宽阔，平面呈北宽南窄长方形，东、西两壁留有高约2米的生土二层台，室内居中摆放一棺一椁，板灰尚存，骨架为仰身直肢，保存状况较差。随葬品主要置于椁外侧与东、西两壁间，但器物分布显零乱，大部分有损伤，个别器物于距底面3米许即已陆续出土，其现场不似受地下淤土抬高所为，而更像人为扰动。双后室间有生土隔梁划分，底面皆略高于主室，东后室面积较大，随葬器物也相对丰富，但破损严重。东，北两壁下部亦设有生土二层台。棺椁置于室内正中，骨架为仰身直肢，保存状况不好。西后室面积较小，居中设单棺，棺中骨骼为侧身屈肢。从骨骼特征及随葬器物分析，前室主人为男性，东、西侧室均属女性，但身份应有明显差别。
该批墓葬形制中有一特殊之处，即“空穴”的设置。空穴是纵向罗列于实用墓室之上的特别构成部分，形制简单，平面为长方形，开口于竖井墓道北壁的适当位置，墓室内未见任何遗迹遗物，也不见使用痕迹。其作用有两种推测，一是防盗掘功能，乃墓葬设计者所布疑阵；二是具有减压功能，可以有效利用力学原理适量减少、分解下部实用墓室所受压力。墓地中使用空穴结构的墓葬共计3座，全部集中于大临兄弟的墓葬排列线上，以M2最具代表性，这种特殊结构说明该辈份家族成员具有较高防范意识，而且墓葬深度也超过其它墓葬。
兆沟与家庙
兆沟环绕于墓地东、西、北面，形同“门”字，南北长321米、东西宽274米，将整个墓地包含于正中偏北处。通过对东、西、北三沟的探沟解剖可知，现存沟深0.45～0.7米，宽8～12米，沟壁因被水常年冲刷而坍塌外侈严重，沟内淤土较纯净，底部有细沙。围沟除护卫墓地外，还有输导坡地自然水流、杜绝墓地水患的双重功能。
家庙遗址位于墓地中轴线正南500米处，为北宋时期吕大临四兄弟所建，原名“吕氏庵阁云寺”，金代毁于战乱。明朝蓝田县政府为纪念吕氏四杰，拨专款在其废墟上建立吕氏祠堂，祠堂内供奉吕大忠、大防、大钧、大临所谓“四吕”牌位及相关石刻。现蓝田县蔡文姬博物馆内尚保存明代吕氏家庙内石碑及墓园中虎、羊石刻，而遗址门前路旁草丛中青石柱础、门坎仍历历在目。清代文人牛兆廉，当地人称之牛才子，是白鹿塬上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祖上与吕大临等兄弟渊源颇深，曾受其教诲。他本人亦致力于朱熹礼学的研究与传播，有生之年在吕氏祠堂中办学授教，故该处自清代以来又是学堂所在。新中国成立后，五里头村民办小学顺理成章建于此地。1980年代中期，原旧房已破败不堪，为确保小学生人身安全，校方将其拆毁，并于中、后院间盖成两层砖混教学楼，将中院后部、后院前部遗迹破坏殆尽。如今地面房屋基础仍可分辨，两株宋代苍柏依旧傲然挺立。
该建筑经调查、钻探后可确定为南北向三进院式砖木结构，占地10亩，遗存厚达1米。门顶为拱形(现有宽2米青石门条为证)，修筑讲究，前有门庭，正中建五开间式正房，现遗留房屋残址；中有正堂，仍居中设五开间正房，现房屋基址轮廓及柱础仍模糊可见；后院呈四合院格局，应属祠堂看护者、往来祭拜人住宿歇息之处。
迄今为止，蓝田五里头墓地共出土器物六百余件(组)，包括陶、瓷、石、铜、铁、锡、银、金、漆、骨、珠贝类，皆为实用器。陶器数量较少，以灰色陶罐、灰色铲形陶砚为代表；瓷器均属餐饮具，以陕西铜川耀州窑青釉瓷为主，其中五曲刻花碗、盘，缠枝牡丹纹梅瓶、牡丹纹渣斗、兽纽深刻花盖碗、素面套装酒壶与温酒樽、素面套盖瓷盒等器做工精到，造型别致，釉色晶莹细腻。特别是套装酒具的出土，印证了原耀州窑生产的花口樽还有与酒壶配套使用的功能。套盖瓷盒共设内外双重盖，内盖又分为两件组合而成，根据需要既可全部打开又能只提揭中心小盖纽取物，更好地起到封闭作用。属景德镇湖田窑青白釉瓷的器物虽然不多，但品相好、造型佳，如瓜棱腹执壶，圆唇、高领、鼓腹、平底，执手与短流对生肩上，盖纽作蹲兽状，盖沿与执手端各有小贯耳以穿绳连接，其构思缜密周到，执手与流设计得当，使用方便顺手，加之浑然墩厚的外观造型、剔透细腻似自然天成的青白釉色，使其在众多出土瓷器中独占鳌头。另一件素面香薰亦是众中之宝，精致的做工附以巧妙的构思，更显出影青瓷具的玲珑晶莹。福建龙窑的黑釉茶具以其庄重华美的釉色在宋代上流社会中非常流行。此次出土的兔毫茶盏、油滴釉茶盏皆为建窑代表产品。河北定窑产品以餐具碗、碟、瓷盒居多，其中出于M2东后室的印泥盒中尚保留半盒红色印泥。
骊山石器是每座墓葬中必出的极具地域特点的物品，骊山石产于骊山北麓，色青灰，质疏松，以此石为茶具和储物器，不但制作便宜，且具有透气保质功能。各类石砚是随葬器物中的又一亮点，其中豆绿色俏红边贺兰石砚以其巧夺天工、自然俏色而被谓之世间孤品；黛色歙砚的细腻质地、润泽成色、浑然厚重器形都充分显示了其作为中国四大名砚之一的超凡脱俗。
铜器主要是镜类，分方、圆两种，素面居多，置于棺、椁盖上，起照妖镇邪作用。
铁器主要有剪刀、犁头与棺环。剪刀、犁头取其谐音为“剪断尘缘、离别人世”之意，故置于墓道入口处。特殊者为M2东后室所出镇压于木椁四角的卧牛，体量沉重，造型逼真，勇武有力，其用意尚不能确知，推测仍为震慑避崇之物。
金、银器很少，有素面金簪一枚，当为男子束发所用；圆形錾花妆盒一件，大如胡桃，精巧玲垅，应属女子随身携带之物。盖面錾刻大朵牡丹，下衬鱼子纹，盒内存留暗红色物质，经中国科技大学实验中心鉴定，为女子使用胭脂。
锡属较活泼金属，所以大部分锡器损毁严重，从器形看，主要用作茶具、餐具；出土漆器保存状况极差，无法提取，唯一可辨识的是一件碗状器皿，器胎已朽，仅存内红外黑两层漆皮。
砖、石墓志铭共出土二十四盒。通过对墓志的初步阅读，可了解到蓝田吕氏家族的起源、先祖、分支、迁徙过程，为研究其家族的发展脉络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并明确了大部分墓主名讳，为研究其家族墓地排列提供了珍贵而确凿的证据；志文中涉及北宋吏制、科举、文坛名士等诸多方面，是研究北宋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社会生活的重要依据，比丰富多彩的随葬物品从某种意义上更显珍贵，是难得一见的宋代人撰写的文字资料。
石墓志多为盒式，(录皿)顶式志盖 上篆刻墓主职官或封号；志石近方形，阴刻楷书志文；墓志尺寸差异较大，大抵与墓主身份、家族荣衰有关。砖墓志皆为铺地方砖制成，面上阴刻楷书，内容简单，主要用于家族中未成年人。
历时三年的田野工作已基本结束，发掘过程中有许多问题、许多思考、许多来不及细想的感受，有待后期认真细致地资料整理和缜密研究，本文所述还仅限对发掘资料的初步认识与分析，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五里头墓地是目前发现的保存最完整的北宋家族墓地。包括：有规律排列的29座墓葬，环绕东、西、北三面的兆沟，处于墓葬群中轴线南端500米处的家庙遗址。这种结构应代表了北宋世家墓地的基本构成因素和布局。墓地依山面水、北高南低、溪流环绕是其自然地望条件，为研究北宋家族墓地的选址和营建理念提供了重要资料。
墓葬在纵向与横向排列上都遵循一定规则。吕通墓位于墓地中轴线最南端，其身后为长子吕英墓，再其后为长孙吕大圭墓。由此可见，墓地纵向分布规律为长子长孙系列；横向是按辈份自南向北依次排列，南端是家族中最高辈份的吕通，其次是两个儿子吕英与吕蒉，第三排为“大”字辈孙儿成员，第四排也就是墓地中最北一排为“山”字辈重孙墓葬，第五代成员仅一位，乃吕大防孙女吕倩容，其为未出阁女子且早天，生前深得祖父钟爱，故破例葬于大防墓上方。“山”字辈成员正处于北宋将亡的动荡时期，政治中心南迁后大批贵族随之南下，北方战乱并为金人占据，墓地从此停止使用，所以“山”字辈成员未能全部葬人此间。至于同辈人之间顺序如何确定，尚待进一步研究。
墓葬中出土的大量实用瓷器，特别是各种窑口出产的精美茶具、名贵砚台、定制的仿古礼器和着意收藏的古铜器，都反映了世家贵族的精致生活、高雅情调。总之，与前朝相比，宋人更讲究生活质量和细腻情感。
经研究对比，可初步确定编号M2之墓为吕大临墓，理由如下：在墓葬排序上M2位居“大”字辈成员排列线上，其墓主必为“大”字辈成员；“大”字辈成员共计9人，8人按墓志已“对号入座”，唯M2早年被盗，墓主名讳不详；M2随葬器中出有“大”字辈长兄吕大圭赠于大临的一双石墩，墩腹壁上錾刻吕大临职官及字号，属大临之物，理应随葬其墓中。故M2主人当为北宋金石学家吕大临。
蓝田是一个美丽的地方，特别是灞水之滨的太尉塬，背依临潼山、面临灞河，东有终南山为屏，南与白鹿塬隔河相望。三年的时光不算太长，却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记忆，有艰辛，有喜悦，也有令人动容的惊险时刻。M3的发掘进入尾声时，发生了大家印象深刻的一件事。当时墓室已经清理完毕，这是一座按正常规格开挖但并未使用的墓葬，从位置排列上分析，墓主是吕大临九兄弟中的一员，很可能就是官居宰相的吕大防。时大防因受人构陷，晚年被贬官流放于岭南并卒于途中，当时未奉旨意不敢返回祖茔，只能葬于惠州，后朝廷允其归葬故里时仅有衣冠还乡，所以大防墓乃衣冠冢，这与M3所处位置、形制、墓内情况完全相符。在对该墓进行大揭顶的发掘过程中，其顶部一座编号M7、被疑为近现代的小型墓，出土了吕大防孙女吕倩容的墓志及十多件(组)瓷器，可断定为吕倩容之墓。这给了考古队一个意外之喜。随葬物品、棺椁、骨架清理完毕，正待摄像绘图之际，安全信息员孙旭武发现打满安全支撑的M3墓道东北角一条裂缝正逐渐张开，不少土渣顺裂缝溜下……负责巡查的考古队员王久刚当机立断，组织所有人员迅速撤出发掘现场。大家前脚离开，随着一声闷响，墓道东北角连带探方的南壁一齐坍塌下来，将清理完毕的整个M7墓室全部填满，仓促间未能提走的随葬器物再一次被土掩埋……这让我们在震惊之余也叫苦不迭。通过这次塌方事件，让大家更加明白：安全设施、安全保障系统、安全监察和安全施工在田野考古中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性，同时也深深体会到，在考古工作神秘追踪、惊喜收获的背后，还隐藏随时可能发生的危险，需要考古队员具备高度的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