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凭社会：世界的普遍现象】
　　1979年，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的《文凭社会：教育与分层的历史社会学》问世，随即在全球风行一时。年轻的柯林斯因此成为了该领域的一线学者，赢得了相当高的学术及社会声誉。
　　柯林斯所论，基本是美国景象（同期的欧洲亦近之），然而严格说来，以文凭作为专业人员的遴选标准和社会地位的评价标准，并非仅是“西洋景”， 而是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晚近之中国亦然。随着科举的废止，当时，国内外新式大学的学历已成为一种“新科举”，继续扮演着类似的角色。一些并无真才实学的人，完全可以凭着一纸文凭——甚至仅是留洋镀金的经历而谋取要职、受到重用。与之相伴的，则是一些富有才学的人因为文凭问题而怀才难遇。
　　新文化运动时期，还在美国的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倡导文学革命，名震一时，受到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注意。因此，胡适一回到中国，就谋得了北京大学本科教授职位，成为当时人才济济的北大中最年轻的“红人”，薪资要高于许多名宿。值得注意的是，那时候胡适并没有获得博士文凭。根据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籍档案和胡适自己留在大陆的档案，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历史研究所收藏的胡适档案中的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证书，都很清楚地表明，直到1927年，胡适才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
　　在此期间，也有一批才二十多岁的博士，在北大担任教授（南方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亦有此盛况），所依仗的，多半也是一纸“洋文凭”。而没有文凭的梁漱溟，虽然才学过人，亦只能屈身为讲师，在校中不算得志。此时北大学风虽已大有改观，但多数学生仍很重视文凭。真正完全求学问而不珍视文凭的，毕竟不多。其中有一位朱谦之，强调读书为求学问，而非求文凭，因此他最后连毕业考试都不参加，空手离校，自然也就没得到北大文凭。后来朱氏虽依然卓有成就，但人生道路曲折，异于同侪，足见他多少还是受到了他所并不稀罕的“文凭”带来的压力。
　　1922年从北大毕业的陶希圣，可谓青年才俊，然而在与“海归派”的竞争中仍有着切肤之痛：“留学生‘学成归国’，便跃入……教师的上层，叫那些没有力量和机会出国求学之国内学生‘瞠乎其后’。”在与留学生的比较与竞争之中，国内学生显然不占优势。陶希圣是国内大学毕业而有任教经历的，进入商务印书馆任职，月薪80元。而日本明治大学一类学校毕业归国者，月薪120元；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者，月薪可到150元；欧美一般大学回国的留学生，月薪可至200元。牛津、剑桥、耶鲁、哈佛毕业回国后，又有大学教授经历者，“那就是各部主任，月薪250元，在待遇上顶了天”。较之当时一般的薪资水平，如此待遇可谓优渥之至。
　　当时与陶希圣共事的，有周鲠生、唐钺等欧美名校博士，收入均远高于陶，令他意难平。實际上，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人才缺乏，一般大学对教授资格的要求，并不十分严格。许多人只要大学毕业，出国游学，取得硕士或博士学位，或仅是访问研究一段时间，回国后就可以出任大学教授。因此，这并非商务印书馆对陶本人有成见，而是风气使然（按：唐钺此前曾任北大教授，离开商务印书馆后又曾任清华教授，陶希圣一举成名后亦曾回北大任教授，也算是与唐大致齐平了）。
　　这番遭遇并非陶氏一人的经历，而是那时青年的普遍际遇。1925年，萧一山以北大高材生的身份入清华任教，深得梁启超的欣赏和提携，然而只能屈居讲师教席。此前一年，年龄相仿的钱端升以哈佛博士身份回母校清华任教，年仅24岁，起步于副教授，次年便升为教授。同期，校内的海归派教师，如刘师舜、钱昌祚、叶企孙、陈达、陈岱孙、萨本栋等，也只有区区20多岁，但也大都是正教授。梁启超对这种过分拘泥于学历、迷信文凭的做法极为不满，于1923年公开批评道：“无论你多大学问的人，无论你有多少的博士头衔，你们初来我们大学教书，你只可当一位助教或副教授。”
　　【“海归派”与“本土派”的鸿沟】
　　1925年，蒋复璁从北大哲学系本科毕业，通过清华教务长张彭春的援引进入清华任教，他感觉在清华教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清华大学的老师多为留学出身，而他只是北大的毕业生。“我在清华教了一年半……便转任北京大学预科”。后来，他又通过考试，赴德留学。这期间，该校的一些青年教师如桂质廷、林语堂、萧一山、汤用彤等在短期任教之后，都渐次离校，大多设法留洋。萧氏离开清华后，在有关方面的支持下，于1929年创办“北平文史政治学院”并任院长，后又赴中央大学任教授，成为早期罕见的年纪轻轻便荣升教授的“本土派”学人。

　　对“本土派”学者而言，往往需要先在地方院校赴任，才能较容易获得高级教职，之后平调回名校（几乎都在大城市），这也是当时许多“本土派”学人跻身教授的一种“终南捷径”——北方学人顾颉刚与林庚，在地方性高校厦门大学中，便很快地得到了晋升。至于蒋、萧的同代人郑天挺，1920年自北大本科毕业后，赴厦门大学任教并兼任图书部主任，次年考回北大国学门的研究生。1924年，郑毕业后留校任讲师，后南下任职；1930年随蒋梦麟校长回北大，仍任讲师。如此职业历程，实在算不上顺遂，较之同代的海归派学人确乎相去甚远。
　　针对这种情况，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伊始，于1927年6月重新公布《大学教员资格条例》，加强对大学教员资格的审查与认证。条例再度规定：讲师须“国内外大学毕业，得有硕士学位”，或“助教完满一年以上之教务，而有特别成绩”，或“于国学上有贡献”；副教授须“外国大学研究院研究若干年，得有博士学位”，或“讲师满一年以上之教务，而有特别成绩”，或“于国学上有特殊之贡献”；教授须“副教授完满两年以上教务，而有特别成绩”。等此规定，较之发达国家尚有距离；然在当时的中国，如此标准实不算低。著名教育学家孟宪承便称，国立大学“教员的资格已经是相当的严”。 　　实际上，当时能如此执行的院校，实在有限。在“才荒”严峻、“到处都缺人”的情况下，各高校各部门用人时也“不得不有所迁就”。从清末直到1930年代中期，仍有许多高校动辄破格录用人才，因此，全国始终拥有一大批20余岁的海归派教授。例如，1911年，25岁的胡敦复成为清华首任教务长，1年后成为大同大学首任校长；1917年，24岁的朱家骅、26岁的胡适任北大教授，与胡同龄的陶行知受聘为南高师教授；1926年，23岁的哈佛硕士梁实秋受聘为东南大学教授，25岁的刘崇乐、26岁的杨光泩受聘为清华教授；1928年，25岁的陈序经受聘为岭南大学教授……
　　在此大势下，许多高校中，大量重要职位均由“海归派”包攬，如此一来，当时的大学中普遍出现了许多怪现状，校内有一批20余岁的年轻教授，也有一批30余岁的老讲师。后者几乎是清一色的本国毕业生，两大群体之间隐隐有着巨大的鸿沟。
　　【“土洋并轨”】
　　由于人才紧缺，许多在读博士已被国内高校预聘为教授。如吴宓在归国之前，已接到东南大学、北京高师等多所名校的聘书。于是，在大学教师的评聘上，也就难免出现诸多问题。不少时人对用人标准不严、风气不正的现象极为不满。
　　傅斯年便于1932年7月在《独立评论》撰文，对国内势力盛大的“哥大派”大加挞伐，认为其对国内的“教育奔溃”有重要责任。胡适对此表示：“美国人在这个学校毕业的，回去做个小学教员，顶多做个中学校长，已经稀有了，我们却请他做些大学教授、大学校长，或做教育部长。”此说确有夸张，在当时也引起颇多争议，但无论如何，还是多少能见出某些实际情况。
　　然而，随着大量海归人才的回国，国内“才荒”现象日渐缓解，学术水准日渐抬升，各行各业的用人标准也水涨船高，人才市场的行情悄然发生变化。1930年以前，凡在外国取得博士学位者，归国皆被聘为教授。然而，随着留学回国浪潮的来临，这一“行情”很快就一去不复返。“现在如国立清华大学，刚回国的博士也得从专任讲师做起，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当时不仅高校如此，其他各界亦然 。无论是留学生还是本国毕业生，都更多地依据实力与业绩进行竞争，二者的起点也渐趋平等，可谓“土洋并轨”。此间，对教师的考核周期，也随着中国学术的变迁而在无形中加长着。及至1930年代末，“留学生一回来就做教授”的现象虽未消弭，但无疑已日显罕见。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