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指出：“在目前时期，由于根据地的战争环境与农村环境，文艺工作各部门中以戏剧工作与新闻通讯工作为最有发展的必要与可能，其他部门的工作虽不能放弃或忽视，但一般地应以这两项工作为中心。内容反映人民感情意志，形式易演易懂的话剧与歌剧（这是融戏剧、文学、音乐、跳舞甚至美术于一炉的艺术形式，包括各种新旧形式与地方形式），已经证明是今天动员与教育群众坚持抗战发展生产的有力武器，应该在各地方与部队中普遍发展。”中央的指示完全符合实际。1942年以来，随着边区精兵简政和减租减息运动的深入开展，生产有所发展，抗战形势有所好转，农村的戏剧运动也在蓬勃发展。太行区1945年文教大会统计，全区共有农村剧团605个。这些农村剧团的演出和当时的工作任务结成一体，发挥着移风易俗，改造社会的巨大作用。为了响应戏剧直接为战争和生产服务的号召，主动配合边区开展的拥军活动，揭露国民党庞炳勋部队假抗日真反共，危害百姓的血腥统治，赵树理生平首次尝试写话剧。1943年12月，赵树理在山西平顺创作了三幕话剧——《两个世界》。剧本采取对比手法，集中地揭露国民党顽军及其爪牙的反动嘴脸，歌颂八路军全心全意为老百姓的子弟兵本色。不过，戏剧冲突不够生活化，人物不够个性化，作家的宣传意图太露，反而削弱了作品的艺术魅力。这个剧本做为话剧并不成功，但成为赵树理后来（1958年）创作长篇小说《灵泉洞》的雏型。
　　革命事业的需要，就是赵树理工作的出发点，在这一点上，他完全没有名作家的架子。1944年1月13日，为配合拥军活动，赵树理在《新华日报》（太行版）上发表了拥军爱民的小故事——《来来往往》。春节在即，农村的秧歌、社火和各种戏曲演出必然更加红火。“但不论是秧歌、社火或其他形式，也不论是在春节或平时，旧基础既然尚占优势，旧基础上改造就成为一个十分必要，同时也十分繁重的任务。”赵树理一向爱好戏剧，于是，他对改造旧戏剧，推进戏剧为“战争、生产及教育服务”产生了兴致。1944年1月，胜利剧团的负责人王聪文遇见赵树理，提及多次动员上党皮黄名演员段二淼加入剧团未果。赵树理历来崇拜段二淼，称他为“活罗成”，深知他出山加入根据地剧团，对于推动太行全区剧运和抗战的结合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同王聪文一起冒着腊月的严寒来到平顺县寺头村，亲自登门拜访在那里教戏的段二淼。赵树理与段二淼促膝谈心，既虚心向段请教上党戏曲的渊源、历史和唱作念打的技巧，又引导他忆苦思甜，认清形势，为国效力，并以辩证观点谈了“大戏和闹戏”互有长短，可以“合作”的问题，使段二淼心悦诚服，欣然答应加入胜利剧团。
　　段二淼加入剧团，正值边区开展拥军爱民活动。赵树理便鼓动程联考、王聪文和段二淼编写宣传军民团结的剧本——《双转意》（又名《双回头》）。三个人凑，程联考执笔。程写一场，赵改一场，顺便给他们讲些创作上的知识。程联考初学乍练，写得比较粗糙，用字押韵不大讲究，赵树理却改得很认真，一字一句推敲，连一个韵脚都不马虎。1944年2月，剧本写成后，由新华书店编为《大众文艺小丛书之七》出版。赵树理为剧本编写出力最大，署名时坚持不落自己的名字。为鼓励他们大胆创作，赵树理还以“华北新华书店编辑部”的名义，给该书写《序》。序中称赞说：“这本小戏编得还不错。不过我们觉得且不论戏编得怎么样，这种愿作、敢作的精神是大家应该学习的。”透过这些行动和言论，足见赵树理对提倡大众化的群众戏剧创作、演出活动，已经达到了何等热忱和执着的程度！
　　1944年夏天，赵树理又随襄垣剧团，到各个村镇演出，几乎走遍太行全区，磨穿两双新鞋子，为这个剧团的改造和建设尽了力量。襄垣剧团成立于1938年夏，是由战前旧戏班子“富乐意”改造过来的。原班底的人吸大烟、逛窑子、赌钱……什么事都干，新剧团成立后一时旧习难改，后归襄垣县政府领导，着手整顿，有所改变。赵树理来团前后，团里成立“青年部”，设部长一人，聘请两名干事，加强教育，组织建立学习、检查、总结、评分、奖励制度，注意解决旧戏的改造和新剧的提高问题，演出水平大大提高。彭总曾亲笔题匾，誉为“抗日农村剧团的模范”。
　　群众翻身，自唱自乐。1944年，太行区人民在减租、大生产运动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创造自己的新生活，同时也就用自己的戏剧创作歌唱自己的生活斗争，各村内成立有编辑部或编辑股来进行编剧，扮演本村事来教育本村人，也就自然成为戏剧的方针。1945年初，春节前后，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第一厅为推动农村戏剧运动更大地开展，特举行“征集太行各地秧歌剧本”活动，赵树理应聘为编审委员，参与评选。“共收到大小册子二百一十七册，包括二百七十五题。”如此内容浩繁，体裁多样的剧本，据说装了“一箱子”，稿子的作者文化水平不高、字写得极不规范，“有核桃大的同时也有瓜子大的。他们用的稿纸，不但没有格子，而且也不分大小和新旧，有时候把那一面印的旧书拆开翻过来当作稿纸用，不分章节、不留边沿，黑墨笼统写成一片。”面对这些外观相当粗糙的群众文艺创作剧本，赵树理毫无轻视之意，而是尊重群众首创，虚心学习群众创作的长处，珍惜他们一点一滴的革新、创造，“以内容为主”，即使有一场，或一场中一两段对话“是可取的”，都要选出，“给奖”。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工作，使这次评选工作圆满结束，并与靳典谟同志合作执笔写成《秧歌剧本评选小结》一文，发表于同年7月出版的《课本与剧作》上。文章对太行区出现的“自编自演自我受教育”的农村戏剧运动，给予热情肯定。
　　


　　赵树理对关系农村戏剧运动健康发展的戏剧改革工作也十分重视。1948年12月15日，他在《华北文艺》上曾发表一篇专论农村戏改的文章——《对改革农村戏剧几点建议》。他总结抗日战争以来根据地戏剧运动先进地区的经验，认为这种改革包括“改造人”（主要指改造旧艺人）、“改造制度”、“改造戏”。为搞好改革，他还提出六条具体建议。一、建议领导方面大量配备干部。一般地区，重点应放在改造旧艺人和改造旧的组织领导制度上，因而派去的干部应是长于组织领导的人才（不过对戏剧也不能太外行）。先进地区，重点应放在戏剧本身的提高上，因而派出的干部应是专门的戏剧人才。二、建议被派去的同志们，重视当地原有基础。到达之后，都得先把当地原有的基础毫无成见地加以分析研究，作为工作的依据，忽视了这点便不易得到当地从业者（即工作的对象）的信任。三、建议推广留学制度。后起的剧团可以派人到先进的剧团里去，先进的剧团可以派人到更高级的剧团里去。四、建议各先进剧团多向外介绍自己的经验。五、建议先进的职业剧团，仍与娱乐性的村剧团保持师承关系。六、建议明令改定农村演戏场数，变每日三次为两次，挤出时间开会、排戏、研究、学习。
　　赵树理对有些农村职业剧团脱离本地区，甚至脱离农村的苗头提出批评。指出：“能使演出的地区和观众范围扩大，是剧团本身提高的标志之一，不但是客观的要求，也是农村剧团（尤其是农村职业剧团）的主观愿望。可是这种扩大，仍得根据地方与农村的特点逐渐往大处扩，否则效果不大，本身还要受到损失。”认为“忽视了原有的地方性和农村性，便是脱离基础的提高”。
　　赵树理不仅关注农村戏剧运动的开展，而且对农村各种艺术的发展都很关心。1947年8月15日，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认为：“随着广大群众的翻身，有了土地，生活好了，他们的艺术活动就会增多。可解放区的农村除了新戏剧、新秧歌活动开展比较普遍，而音乐、歌曲、图画、诗歌、小说等方面适合群众需要的新东西几乎是空白。”他奉劝文艺工作者，既然“我们的主要业务就是满足大众的艺术要求”，就应该“分别到农村对各种艺术活动加以调查研究，……大量制成作品，来弥补农村艺术活动的缺陷和空白”。为农民制造作品应成为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主业，“为文化程度较高的人，制作一些高级的作品，自然也没有什么不可”，但“只能算是一种副业”。他相信，只要“态度严肃一点”，投身于为农民创作的艺术工作，不会降低“艺术水平”，那种以为为群众创作不值得拿出“全副本领”的看法，是“不妥当”的。
　　赵树理还身体力行，竭尽全力去鼓励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及其干部的业余创作。1945年4月5日，太行区模范文教工作者会议暨文教展览会在涉县举行。身为名作家的赵树理，却不计较身份，主动编辑新华书店在大会设的“新华坊”（宣传栏），而且全力以赴，一丝不苟。他一边采访、写稿、编校、排版，一边发动代表、招待员、理发员、炊事员写稿，把“新华坊”办得十分红火。直至会议结束，代表们还对“新华坊”恋恋不舍。有人反映道：“书店应出版一个通俗杂志，像‘新华坊’一样，大家写，大家看。”同年6月1日，经赵树理等同志倡议，由华北新华书店编辑的通俗综合杂志《新大众》（半月刊）创刊。对这一面向农民的小型杂志，赵树理经常投稿予以热情支持。1948年元旦，该刊改版为更加普及通俗的《新大众》报，赵树理兼任编辑，编辑、修改、刊发来自农民业余作者的作品。1948年6月11日《新大众》报上发表的平顺县北头村贾怀玉等集体创作的鼓词《考神婆》，就是经他手点石成金的。1949年初，此报迁入北平（北京），3月，改为《大众日报》，7月改为《工人日报》，赵树理仍参与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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