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逾越的山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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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春风和队友攀登雪山

  直升机机舱里,10位登山者的遗体平放在一起。从螺旋桨开始轰鸣,张京川便把杨春风抱在胸前。从巴基斯坦北部山区到伊斯兰堡,那50分钟的航程,他这一生不会忘记。登山人都说“无兄弟不登山”。他闻着兄弟头发里的味道,无法相信一切是真的。
  杨春风和饶剑峰死了,死在一座人类难以逾越的山峰——海拔8125米的南迦·帕尔巴特,以一种与登山无关的方式。
  那天的新闻说:巴基斯坦时间6月23日凌晨,一伙武装人员袭击了位于巴基斯坦北部吉尔吉特地区的南迦峰大本营,中国著名登山者杨春风、饶剑峰及美籍华人攀登者刘洪路当场遇难。遇难者还包括1名俄罗斯人、5名乌克兰人和1名巴基斯坦当地向导。
  很多人都曾料到老杨会死,但没有人想到会是这样一种结局。
  对于45岁的杨春风来说,南迦·帕尔巴特并非最难的挑战。从2007年到2013年的6年间,他登顶了11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山峰。一年前,他还刚刚与张京川、饶剑峰一起登顶了难度最大的8000米山峰——乔戈里。
  对于中国民间登山来说,这无疑是一次重创。与杨春风一起遇难的深圳登山家饶剑峰,也已经完成10座8000米雪山的攀登。在他们的计划里,接下来的这一年,他们将完成世界上全部14座8000米以上山峰的登顶,成为中国第一和第二个完成攀登“14座”8000米雪山的民间登山家。
  仿佛带有宿命的味道,网络上,杨春风给自己起的名字是“布洛阿特”——那是他将攀登的下一座山峰。

“你看到了,而我摸到了”


  在登顶乔戈里峰的2012年,杨春风、饶剑峰和张京川就已经开始盘算继续登上南迦·帕尔巴特。张京川知道杨春风烟抽得凶,这一路他特意带上了13条。但这一次的旅程,仿佛从一开始就没能遇上个好兆头。2013年6月9日,张京川和杨春风启程前往巴基斯坦,但那天乌鲁木齐的天气很怪,早上9点的航班,晚上12点才起飞。
  张京川与杨春风在2005年攀登慕士塔格峰时相识。那时的杨春风被称作“天山之子”,海拔7546米的慕士塔格已经登顶六七次(杨此后完成10次登顶)。后来两人一起登顶过珠峰、马纳斯卢,又一起登顶乔戈里。
  曾是中医的杨春风更像是为登山而生,有朋友说他是迷,有朋友说他是痴。1998年,他被中国首登博格达峰的新疆登山家王铁男领入雪山。那时候网络尚未普及,身为新疆广播电视大学工程师的王铁男,竟通过电子邮件向网友们发出邀请,成立了新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间登山协会。
  王铁男记得,因为缺乏装备,2001年他和杨春风曾冒着生命危险,只为了捡回一个香港登山队留下的“名牌帐篷”。那一次帐篷没能拿到,杨春风却不小心遗失了一把冰锥。王铁男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去拿,最终摔落4700米下的V字山谷。新疆的登山者因此有了个称号“天山野蛮派”。那一年发生的另一件事是:9月11日,美国世贸大厦轰然倒下。
  2007年,这世上同样发生了两件毫无关系的事:一是,这一年巴基斯坦塔利班宣布成立。他们与阿富汗塔利班一样,信奉极端原教旨主义。二是,这一年杨春风成为了登上珠穆朗玛的新疆人。他开始对登山一发不可收拾,几年后,他决定成为第一个登完14座8000米雪山的汉人——直到2013年6月他们前往挑战自己的第12座山峰。
  一同前往南迦·帕尔巴特的饶剑峰,是3天后才到达伊斯兰堡与他们会合的。对于老饶来说,“14座”同样是准备“给自己生命中的一份大礼”。他甚至为了雪山放弃房地产公司的领导职位。这些年饶剑峰与杨春风既是对手又是伙伴。
  在中国登山圈里,他们都是最有希望首先完成登顶14座8000米以上山峰的民间登山家。在出发两个月前的4月17日,饶剑峰发过这样一条微博:“杨春风已经登顶马卡鲁,恭喜完成了他的第11座8000米雪山。同时,我不可以以民间并列10座最多自居了,要加油了啊。”
  在女儿饶小君眼中,登山是父亲的一种修行。对于雪山,饶剑峰从不用“征服”,“人充其量在大自然里折腾的过程中寻找一点卑微的存在感。”——那是他的登山哲学。
  2006年,有记者在珠峰大本营问饶剑峰登顶后的感觉。他眯眼睛指着从云里露出的峰顶:“你能看到吗?”
  记者抬起头,“能。”
  “你看到了,而我摸到了。”
  “我们有兄弟留在山上”
  从乌鲁木齐启程,坏运气似乎一直跟着杨春风、饶剑峰和张京川。
  2013年6月14日,他们乘车前往南迦的路上,两次遇到塌方,汽车滞留7个半小时。随后他们向大本营徒步的第一天,同队的美籍华人陈宏路又开始腹泻。陈想回去,最终在队友们的劝导下,决定坚持。
  在90年代的巴基斯坦北边山区,一度每个夏天都有120到150个登山探险队得到巴政府的登山许可,超过一万户居民可以在登山季节里因此获益。然而在“9·11”之后,一系列恐怖袭击让这一数字一度下降到大约20到30个。直到近年,巴基斯坦的登山旅游业才有所复苏,2013年有50个团体申请登山许可。
  张京川记得,徒步向大本营进发的途中,他们在一座磨房前停下吃东西时,一个贫困的巴基斯坦孩子眼巴巴地看着他们。他把手里最后一块饼干给了孩子。孩子如获珍宝,把饼干攥在手里,却又走到同伴面前,仿佛内心经过了极大的纠结,最终他还是把饼干分给了同伴。
  张京川被感动。他拿出一包饼和500卢比给了孩子。平时少言寡语的杨春风站在一旁,说:“他们穷,但有信仰——是最原始的共产主义。”
  张京川是个容易感动的人。2007年,他们登顶珠峰后的下撤途中,他和两位队友在氧气不足的情况下被迫滞留在7790米的营地。天亮的时候,张京川发现,队友安少华已经支撑不住——他为了救濒临缺氧的另一位队友任子翔,竟给了对方自己的氧气。张京川被打动。他把自己的氧气给了安少华,自己则偷偷躲着流泪。3个人因此在雪山结拜——成为生死之交。

  那天张京川没对老杨说的是:出发之前,他曾给一位户外网站的朋友打了电话,他说,如果自己出事,要告诉大家不要攻击老杨,“我自己为自己的理想负责。” 他让朋友把通话录音,一旦自己出事就对外公布。
  2010年的道拉吉里峰,杨春风的滑铁卢。那一次,老杨带领的登山队登顶下撤途中,有3名登山者不幸遇难。那时他自己的登山公司才刚刚成立。杨春风的助理麦子觉得,从那时起,很多山友的遇难都被算在了老杨头上,无论他是不是领队。直到杨春风魂归雪山,朋友私下还会念起:如果南迦幸存的人是杨春风,他或许更会痛苦得生不如死。
  朋友们提起老杨会用上悲情二字,另一些人则会换一个词争议。
  很多人说老杨心硬,而张京川却知道那一次是因为心软。杨春风曾跟他诉说:道拉吉里的那一次,团队里一名队员走不动了,作为领队他没能果断放弃,最终耽误了时间,导致全队遭遇山险。
  那次山难中,走在最前面的杨春风也从冰悬上滑落,直到后来被赶来救援的夏尔巴高山协作救下。在成都留守的助理麦子后来听别人说,杨春风醒来后,曾跪下央求夏尔巴高山协作,一定要再上山去找回那些留在山上的队员。
  圈内舆论的压力,死者家属的追责……从那一年开始,杨春风在登山圈内被封杀,无法在国内组织登山。甚至有人喊出:“珍爱生命,远离春风。”
  对于这一次封杀,熟悉老杨的户外人更愿意相信的说法是:有人借机打压老杨,因为他掩盖了太多人的光芒,“影响了别人的利益”。
  很多朋友都记得杨春风山难后借酒浇愁、嚎啕大哭。半年时间中,他把自己关在房子里,不肯出门。他告诉张京川,他每天晚上睡不着,听遇难的队友们在叫他。
  “他后来觉得:如果他不登山了,他们都不会原谅他。”张京川说。
  面对队友的死亡,死里逃生的饶剑峰同样一度崩溃。他不得不面临一个放弃与否的抉择。但最终,和老杨一样,结论同样是:不想止步于此。于是,在老饶的登山哲学中,多了一条“步步求生,时时可死”。
  作为新疆知名的登山家,王铁男也曾遇到过同样的抉择。十几年里,协会里先后送别了协会主席董务新等3位登山家。他见到朋友死在面前,自己却无能为力。他后来觉得,登山的人气数到了,“走了就是一种命”。
  2012年曾有记者问他:为什么56岁仍在登山?他说:“我们有兄弟留在山上。”那座山叫博格达峰。
  “如果选择死亡方式,他愿与雪山拥抱”
  对于张京川和饶剑峰来说,没有什么支持方式比继续跟着老杨一起登山更有说服力——“无兄弟,不登山”——那是一种过命的交情。
  道拉吉里山难过后,仍然不断有登山者愿意追随、支持杨春风,其中包括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
  2011年,因为登顶迦舒布鲁姆I峰、II峰,走出阴影的杨春风,获得了中国户外运动的金犀牛奖。也正是这一年,世界上又发生了一件与杨春风们毫无关系的事情:2011年5月2日塔利班发言人放出一段录音,称将针对本·拉登之死展开报复,报复的首要对象为巴基斯坦。
  2012年7月的巴基斯坦,杨春风、饶剑峰、张京川加入了一支国际登山队,挑战世界上难度最大的8000米高峰乔戈里。这登顶死亡率将近30%雪山,有着诸多令人生畏的名字,比如“最凶险的山峰”,比如“没有回报的山峰”……登上这座山作为国家级登山队的西藏队用了3年时间。
  很多人都惊愕杨春风登顶乔戈里时的判断力。登顶前那几天,天气预报都说,适合登顶的天气要等到10天以后。但就在下午5点,杨春风突然叫上张京川和饶剑峰向顶峰进发。那一次,他们成为3年里惟一一支成功从南坡登顶的队伍。随后的几天里,其他队伍没有一支能够登顶成功。
  很快,张京川就第一次近距离面对死神。登顶后下撤途中,绳子最下方的夏尔巴向导不慎滑落,张京川感到一股强大的力量将他往下扯。总重量超过200公斤的4个结组队员在陡坡上不停翻滚、碰撞。
  他用冰镐砸冰面,试图阻止下落,却是徒劳。几秒钟之后,他们才终于被卡在雪原上的冰裂中,停了下来。而十几米外,就是万丈深渊。
  那次登顶,让杨春风的事业攀上高峰。他们成了登山圈的英雄,央视准备为此拍摄纪录片。
  回撤到大本营,杨春风、饶剑峰和张京川特意去看了乔戈里峰的“墓地”。两座石塔上,挂满了金属制的铭牌——每一个铭牌,都代表着一个因登顶乔戈里峰而失去生命的登山者。
  张京川跟杨春风开玩笑说:“说不定哪天你的名字也会挂在这上面。”杨春风没说话,只是一个劲儿笑。
  他们都没意识到,那一次,有一件事发生得离他们很近。就在他们登顶的5个月前,一名中国女子在巴基斯坦西北部城市白沙瓦遭枪杀,塔利班宣称对此负责。
  杨春风曾说,如果可以选择死亡的方式,他愿意与雪山拥抱。

“人生如登山”


  2013年6月的巴基斯坦的南迦·帕尔巴特山峰上,一连下了几天暴雪。6月19号雪终于停下,杨春风们仍在等待高山协作将前往2号营地的路修通。
  等待的日子,张京川和饶剑峰每天都会在营地里练练太极推手。他们也常讨论中国登山的未来。杨春风曾说:“我带上一个人踏上8000米就是建立一份功德。我这人没什么本事,当中医还差点当成妇科大夫。我现在就会爬山,这点本事传递给年轻人,是我最大的心愿。”他曾交代过助理麦子,一旦自己遭难,要把登山公司支撑下去。
  如果完成“14座”梦想,杨春风打算去办个登山学校,饶剑峰则想去大学里巡回讲课。他的登山哲学在一座座雪山顶上逐渐成熟。比如,登顶乔戈里那次,饶剑峰说,“以前登那么高是为让别人看得见,后来登那么高是为让自己看得更远。”一年后的南迦·帕尔巴特,他发现自己“还是要让别人看见”。
  “他其实想把这里面的故事讲给别人听……他意识到低调的话,意味着登山只是他一个人的事情。而他明明可以做得更多。”在女儿心中,父亲饶剑峰更像个悟道者和传道者。送别父亲那日,她给他烧去一本书,那是他推荐她看的《禅宗与精神分析》。饶小君在悼文中为父亲写道:“我父亲生中,从未停止或放弃过向周边的人辐散他的能量与爱,传达他对于生命和生活的深刻体验与悟道。”
  张京川会说:人生如登山。他觉得,他们登过的那些山峰,只是为中国民间登山走出第一步。在未来,会有更多年轻人冲击他们的纪录。“这是人类进步的积极体现。”杨春风的助手麦子觉得:对于登山,老杨不喜欢解释很多。他觉得不登山的人永远也无法理解他们为什么不断攀登,而登山的人则根本不必解释。
  登山,有时候更像一种信仰。

“我们还会继续这样的袭击”


  噩梦开始在6月23日的凌晨。
  这一天,其他登山队已经前往高海拔适应训练,前进营地里,只剩下杨春风他们这支队伍。
  张京川睡得很早。他忽然被帐篷外面的吵闹弄醒。他以为是其他队伍回到营地,但当他打开头灯,发现帐篷已被人撕开,一支冲锋枪抵在他头上。
  营地里,更多的袭击者手持冲锋枪开始向他们索要护照和钱物,并用枪将他们的通讯设备击碎。跟其他人一样,只穿着单衣单裤的张京川被绑住。让他开始对这次抢劫感到疑惑的是,当他说他身上没钱的时候,对方居然毫无反应。
  趁袭击者不注意,当过武警的张京川悄悄把绳子解开。趁袭击者搜查营地,他偷偷问杨春风:“我帮你解开绳子,一起跑吧。”
  杨春风拒绝了,因为那时候大多数登山者还以为对方只是索要钱财,直到对方将摄像机对准他们,张京川才真正意识到,“事情绝不是那么简单。”
  那晚的月亮照得天空犹如白昼。南迦·帕尔巴特山峰下,枪声响起,站在最右侧的杨春风第一个倒下——子弹直接射入头部。
  飞来的子弹从张京川的头皮上方擦过,他下意识用肘部猛击身后的袭击者,沿“之”字形路线冲到悬崖边,毫不犹豫跳了下去。
  追到崖边眺望的袭击者转身离去,张京川才松了一口气。不久后,他又匍匐回到营地,看着袭击者离去。营地里,只剩下五六个被捆绑着的当地人和队友们的尸体。
  张京川钻进自己的帐篷里,穿上衣服和鞋。他拿上一把冰镐防身,又向杨春风的帐篷爬去。他记得那里还有一个未被发现的卫星电话。他仿佛还听到队友的呻吟,便匍匐过去摸队友的脸,想要试探他的呼吸。只有血肉模糊——在此前的登山里,他常常见到遇难者的遗体,却从未见过如此场面。
  张京川藏到更高处给国内的朋友拨打求救电话。等待的那段时间里,他一度趁着天亮再次返回营地。那时候,他看到自己送的那些香烟,还被老杨整整齐齐摆在帐篷里。躲藏了9小时之后,巴基斯坦军方的直升飞机开始在营地上空盘旋。
  两个组织随即宣布对这起事件负责。真主旅发言人声称,“这些外国人是我们的敌人,我们骄傲地表示,他们是我们杀的,我们将来还会继续这样的袭击。” 随后,塔利班也表示对这一事件负责,称此举是为了报复美军在5月利用无人机杀死该组织二号人物拉赫曼。
  登上了10座山峰的杨春风和饶剑峰最终倒在了人与人之间高耸的屏障之下。很快,他们的死被视为过去10年里巴基斯坦境内针对外国人最严重的袭击之一。在此之前2002年,南部城市卡拉奇的一间旅馆外面,一起自杀式袭击夺去了11位法国工程师的性命。2009年,又有持枪者在东部城市拉合尔袭击斯里兰卡板球队,杀死了6位巴基斯坦警察和1名司机。
  张京川不愿意把故事的结局讲得那么凄楚。他说,“我们换一个角度想,老杨和老饶的灵魂在雪山上。”他说,“那才是登山者的精神。”回国后,他还跟老杨的家人提出:有朝一日,他希望能带着老杨的骨灰再次登上雪山,将它们洒在老杨未曾登上的峰顶。
  6月27日,张京川回国两天后,杨春风和饶剑峰的遗体被运送回国,一架灰绿色的巴基斯坦军用运输机缓缓降落在乌鲁木齐地窝堡国际机场,两个多小时后启程前往深圳。
  乌鲁木齐的机场安保显得格外周密。正是这一天,新华社发布了一条消息:26日新疆吐鲁番地区鄯善县发生暴力恐怖袭击案件,24人遇害——又一座人类难以逾越的山峰。
6月26日,乘机回到昆明的张京川与儿子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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