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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多种多样的方式与方法应用于党的学习，这些方式方法有效地推进了全党对马列主义理论、军事理论、科学技术和经济建设理论的学习，为我党取得革命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一系列加强学习的实践方式和途径，这些实践方式有效地解决了当时党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统一了全党的意志，从思想上加强了党的建设，为全党取得更大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党建；思想；学习方式；方法
一、领导干部引领全党学习
学习马列主义是毛泽东最大的嗜好。因为他深知中共自身的弱点，那就是理论准备不足，所以，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后，毛泽东就开始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和条件认真研读马列主义著作和相关书籍。从此以后，不管是在井冈山、在长征途中，还是在延安的破窑洞里，均能见到毛泽东苦读马列主义著作的身影。尤其是到了延安之后，有了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毛泽东更是利用比以前稍有好转的形势，集中精力，发奋攻读马列主义的书籍。在对马列主义的著作有了较深的理解之后，毛泽东在陕北度过了他一生中创作最鼎盛的时期。以《毛泽东选集》为例，整个选集一至四卷总共有158篇文章，而他在陕北就写就了112篇。 这些文章不仅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思想，而且对延安整风运动、根据地建设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更是有力地指导了伟大的人民战争。新中国成立前夕，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毛泽东号召全党学习经济理论，号召全党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向一切内行的人学习经济工作，而且要拜一切懂经济的人为师，要恭敬地、老实地学习，不能不懂装懂，不能摆官架子，要钻进去深入地学，若干年后总能学会的。 新中国成立后，在探索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在学习苏联经济建设经验时，重点学习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毛泽东和中央高级领导在不同场合多次号召全党要认真研读这两本书。这充分说明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认真学习经济理论、探索经济规律的强烈愿望和进取精神。
其次，毛泽东本人在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之时，还时刻不忘鞭策和鼓励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1943年3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的要点》中，毛泽东要求中央直属机关干部读40本马、列、恩、斯的书籍；1948年9月，毛澤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中，要求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把攻读部分马列著作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注意；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规定干部读20本马列著作；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又要求从中央委员到县委书记都要研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册下册）；1964年2月，毛泽东在组织高级干部学习时，提出读30本书；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在1970年9月和11月连续两次要求高级干部研读14本书籍，以便分辨出真假马列主义；1971-1976年期间，毛泽东还多次强调干部多学习马列主义书籍，以提高马列主义水平。上述情况印证了毛泽东的一句名言，“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在重视干部的同时，还要号召和督促干部要勤于学习，善于学习，让干部以身作则去影响和带动全体党员共同学习，共同提升全党的理论水平和政治素养。
二、理论联系实际是党的优良作风
理论联系实际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就是要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国情结合起来，这种作风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种作风也是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这种作风保证了马列主义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指导作用。
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首先要确立对待马列主义的正确态度。他认为，马列主义是行动的指南、革命的科学，只有在全党中提高马列主义的理论水平，才能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他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会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 毛泽东认为，对待马列主义的正确态度只能是把它看作我们行动的指南，而不能把它当作教条，学习马列主义就是要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找到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方法。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善于应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和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才能够在对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作进一步地研究中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只有这样，才叫做理论联系实际。如若空谈理论联系实际而不付诸于行动中去，那么即使是讲一百年也毫无益处的。 因此，毛泽东认为，学习、研究马列主义的目的就是用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用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和难题的。
其次，学习马列主义要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这也是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要改造学习方法的根本原因。毛泽东认为要要确立学习马列主义的科學方法，应该做到三点，即必须全面系统地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必须学习掌握马列主义的精髓——立场、观点和方法；必须学以致用。
再次，学习马列主义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要使马列主义理论中国化。毛泽东不仅提出了马列主义中国化的任务，而且对如何做到马列主义中国化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即必须做到全面深入地、历史地分析和研究中国国情，才能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必须细致深入地了解自己周边的环境和条件，考察好每个微观的层面，才能富有成效地用马列主义指导实际工作；在使马列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必须做到实事求是，有的放矢。正是我们党有这样的要求，在中共“七大”上，才诞生了马列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
最后，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还必须克服主观主义。主观主义曾经严重危害过我们党，毛泽东特别警惕党内的主观主义倾向，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提出了打倒主观主义的口号。他认为，“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 而要克服主观主义，就需要找到理论联系实际的途径，这个途径就是调查研究。只有坚持调查研究，才能科学地运用马列主义理论。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明确地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为了改造中共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再次提出了调查研究的要求。同时，他还认为，要解决实际问题，必须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这是分析的过程，唯此才能解决主观主义的错误倾向。 三、向群众和社会实践学习
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第一次科学地阐明了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这一唯物史观。他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 列宁也认为，“群众生机勃勃的创造力正是新的社会生活的基本因素。……生机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 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这一唯物史观。他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不但认为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而且还认为人民也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既然群众是英雄，人民群众的实践就应该是党的智慧的源泉。因此，要保证我们党领导的正确性，就必须虚心向群众学习，向群众创造的社会实践学习。1941年，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指出，要了解中国的国情，如果“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1943年，毛泽东在《组织起来》一文中讲到，“我们共产党员应该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號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
古语“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是强调实践的重要性。毛泽东也特别注重视从实践中学习。他向全党倡导要反对本本主义，要向实践学习，要注重调查研究，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强调，“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任何人要想认识什么事物，就必须同那个事物接触，否则就没有办法解决。他还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 总之，毛泽东既要求大家善于从书本中学习间接经验，又号召大家在实践中学习直接经验。
除了上述提到的种种以外，毛泽东还经常告诫大家向自己的错误和教训学习，正如恩格斯曾经指出的那样，“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来得快。” 通过总结自己的失败教训，从中找到成功的关键。
四、创建教育机构培训党员干部，制定全党学习教育制度
为了响应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号召，1939年2月17日，中共中央成立了由张闻天兼任部长的干部教育部，主要职责是在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指导下，负责组织和领导全党的干部教育工作。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央设立干部教育部是负责领导全党的学习的，全党同志要有组织地学习，全国各级党部都必须设立这样的机关，建立这样的制度，来领导并督促学习。同时，中央要在全国推广这样的学习制度，在共产党力所能及的地方掀起一个学习的热潮。 这样就为全党的学习奠定了组织和领导基础。
1940年2月，中央在《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中，要求各地党的领导机关依据自己的环境和能力办理各级党校和培训班，党校的培训时间可根据具体情况，由2个月到半年不等，并对各级党校的基本任务、教学方法与原则、教员与教材的配备与选取等进行了明确规定。
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学习运动的同时，党中央还就干部学习的各个方面进行监督检查，以便使学习运动取得明显成效。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规定》中，规定了各学校分别隶属于中央各有关部门领导，各学校的课程设置、教员配备、教学方法、教材选取及教育经费的预算统一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各有关部门共同制定计划，并检查、督促学习落实的情况。
除了设置干部教育部之外，中央还设立了以毛泽东为组长的高级学习组和以毛泽东为主任的总学习委员会。高级学习组主要负责总结学习经验，解答全党学习中的疑问，以期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政治水平。而总学习委员会则以每周或两周召开一次延安高级干部学习会的形式，领导延安地区的学习运动，会上除了讨论学习问题外，还兼通报时事政治和其他相关工作。
在创建专门的教育培训机构的同时，中共中央还制定了相关的学习教育制度规范全党的学习。1939年5月20日，在陕北公学大礼堂召开的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毛主席发表了关于全党加强学习的重要演讲。1940年1月，中央发出《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要求“各级组织的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的领导与提倡其他干部的学习。建立在职干部平均每日学习两小时的制度，并保持其持久性与经常性。……各级党委和政治部的宣传部下应设立干部教育科，负责管理干部教育的工作。” 同时，各级党的组织对干部教育工作要给予经常性的检查、指导和帮助。1940年3月，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对在职干部的学习内容、学习教材、教学进度、教学原则等作了详细规定，其中着重强调“全党在职干部必须保证平均每日有两小时的学习时间，非因作战或其他紧急事故不可耽搁。各个环节的负责干部必须以身作则的保证之。”并规定，“5月5日马克思生日为学习节，总结每年的经验并举行奖励（以集团奖励为原则）。” 仅1940年一年的时间，中央就干部教育问题先后发出了7个指示性文件，这些文件初步建立和健全了一套干部学习的制度和方法。在1941-1942年，中共中央又连续下发了若干关于党的学习运动的指示和通知，如《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1941年9月）、《中央学习组关于各地高级学习组学习内容的通知》（1941年11月）、《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1941年12月）、《关于延安干部学习的决定》（1941年12月）、《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1942年2月）、《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1942年6月）等。这些文件涵盖了关于党的学习运动的一系列制度和规定，尤其对在职干部的学习作了更为详尽的指导，所有这些文件为全党的学习教育提供了规范的制度性保证。
参考文献
[1] 宋镜明等著：《毛泽东建党科学体系发展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
[2] 双传学著：《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
[3] 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著：《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2005年。
[4] 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上、下册），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
[5] 趙云献主编：《毛泽东建党学说论》（上、下），人民出版社，2003年。
[6] 胡为雄著：《毛泽东思想研究史略》，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
[7] 陈至立主编：《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8] 莫志斌：《青年毛泽东思想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9] 孟湘砥主编：《毛泽东教育思想探源》，湖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
关键词：党建；思想；学习方式；方法
一、领导干部引领全党学习
学习马列主义是毛泽东最大的嗜好。因为他深知中共自身的弱点，那就是理论准备不足，所以，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后，毛泽东就开始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和条件认真研读马列主义著作和相关书籍。从此以后，不管是在井冈山、在长征途中，还是在延安的破窑洞里，均能见到毛泽东苦读马列主义著作的身影。尤其是到了延安之后，有了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毛泽东更是利用比以前稍有好转的形势，集中精力，发奋攻读马列主义的书籍。在对马列主义的著作有了较深的理解之后，毛泽东在陕北度过了他一生中创作最鼎盛的时期。以《毛泽东选集》为例，整个选集一至四卷总共有158篇文章，而他在陕北就写就了112篇。 这些文章不仅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思想，而且对延安整风运动、根据地建设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更是有力地指导了伟大的人民战争。新中国成立前夕，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毛泽东号召全党学习经济理论，号召全党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向一切内行的人学习经济工作，而且要拜一切懂经济的人为师，要恭敬地、老实地学习，不能不懂装懂，不能摆官架子，要钻进去深入地学，若干年后总能学会的。 新中国成立后，在探索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在学习苏联经济建设经验时，重点学习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毛泽东和中央高级领导在不同场合多次号召全党要认真研读这两本书。这充分说明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认真学习经济理论、探索经济规律的强烈愿望和进取精神。
其次，毛泽东本人在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之时，还时刻不忘鞭策和鼓励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1943年3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的要点》中，毛泽东要求中央直属机关干部读40本马、列、恩、斯的书籍；1948年9月，毛澤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中，要求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把攻读部分马列著作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注意；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规定干部读20本马列著作；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又要求从中央委员到县委书记都要研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册下册）；1964年2月，毛泽东在组织高级干部学习时，提出读30本书；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在1970年9月和11月连续两次要求高级干部研读14本书籍，以便分辨出真假马列主义；1971-1976年期间，毛泽东还多次强调干部多学习马列主义书籍，以提高马列主义水平。上述情况印证了毛泽东的一句名言，“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在重视干部的同时，还要号召和督促干部要勤于学习，善于学习，让干部以身作则去影响和带动全体党员共同学习，共同提升全党的理论水平和政治素养。
二、理论联系实际是党的优良作风
理论联系实际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就是要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国情结合起来，这种作风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种作风也是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这种作风保证了马列主义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指导作用。
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首先要确立对待马列主义的正确态度。他认为，马列主义是行动的指南、革命的科学，只有在全党中提高马列主义的理论水平，才能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他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会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 毛泽东认为，对待马列主义的正确态度只能是把它看作我们行动的指南，而不能把它当作教条，学习马列主义就是要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找到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方法。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善于应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和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才能够在对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作进一步地研究中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只有这样，才叫做理论联系实际。如若空谈理论联系实际而不付诸于行动中去，那么即使是讲一百年也毫无益处的。 因此，毛泽东认为，学习、研究马列主义的目的就是用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用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和难题的。
其次，学习马列主义要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这也是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要改造学习方法的根本原因。毛泽东认为要要确立学习马列主义的科學方法，应该做到三点，即必须全面系统地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必须学习掌握马列主义的精髓——立场、观点和方法；必须学以致用。
再次，学习马列主义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要使马列主义理论中国化。毛泽东不仅提出了马列主义中国化的任务，而且对如何做到马列主义中国化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即必须做到全面深入地、历史地分析和研究中国国情，才能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必须细致深入地了解自己周边的环境和条件，考察好每个微观的层面，才能富有成效地用马列主义指导实际工作；在使马列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必须做到实事求是，有的放矢。正是我们党有这样的要求，在中共“七大”上，才诞生了马列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
最后，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还必须克服主观主义。主观主义曾经严重危害过我们党，毛泽东特别警惕党内的主观主义倾向，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提出了打倒主观主义的口号。他认为，“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 而要克服主观主义，就需要找到理论联系实际的途径，这个途径就是调查研究。只有坚持调查研究，才能科学地运用马列主义理论。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明确地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为了改造中共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再次提出了调查研究的要求。同时，他还认为，要解决实际问题，必须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这是分析的过程，唯此才能解决主观主义的错误倾向。 三、向群众和社会实践学习
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第一次科学地阐明了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这一唯物史观。他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 列宁也认为，“群众生机勃勃的创造力正是新的社会生活的基本因素。……生机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 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这一唯物史观。他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不但认为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而且还认为人民也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既然群众是英雄，人民群众的实践就应该是党的智慧的源泉。因此，要保证我们党领导的正确性，就必须虚心向群众学习，向群众创造的社会实践学习。1941年，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指出，要了解中国的国情，如果“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1943年，毛泽东在《组织起来》一文中讲到，“我们共产党员应该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號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
古语“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是强调实践的重要性。毛泽东也特别注重视从实践中学习。他向全党倡导要反对本本主义，要向实践学习，要注重调查研究，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强调，“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任何人要想认识什么事物，就必须同那个事物接触，否则就没有办法解决。他还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 总之，毛泽东既要求大家善于从书本中学习间接经验，又号召大家在实践中学习直接经验。
除了上述提到的种种以外，毛泽东还经常告诫大家向自己的错误和教训学习，正如恩格斯曾经指出的那样，“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来得快。” 通过总结自己的失败教训，从中找到成功的关键。
四、创建教育机构培训党员干部，制定全党学习教育制度
为了响应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号召，1939年2月17日，中共中央成立了由张闻天兼任部长的干部教育部，主要职责是在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指导下，负责组织和领导全党的干部教育工作。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央设立干部教育部是负责领导全党的学习的，全党同志要有组织地学习，全国各级党部都必须设立这样的机关，建立这样的制度，来领导并督促学习。同时，中央要在全国推广这样的学习制度，在共产党力所能及的地方掀起一个学习的热潮。 这样就为全党的学习奠定了组织和领导基础。
1940年2月，中央在《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中，要求各地党的领导机关依据自己的环境和能力办理各级党校和培训班，党校的培训时间可根据具体情况，由2个月到半年不等，并对各级党校的基本任务、教学方法与原则、教员与教材的配备与选取等进行了明确规定。
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学习运动的同时，党中央还就干部学习的各个方面进行监督检查，以便使学习运动取得明显成效。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规定》中，规定了各学校分别隶属于中央各有关部门领导，各学校的课程设置、教员配备、教学方法、教材选取及教育经费的预算统一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各有关部门共同制定计划，并检查、督促学习落实的情况。
除了设置干部教育部之外，中央还设立了以毛泽东为组长的高级学习组和以毛泽东为主任的总学习委员会。高级学习组主要负责总结学习经验，解答全党学习中的疑问，以期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政治水平。而总学习委员会则以每周或两周召开一次延安高级干部学习会的形式，领导延安地区的学习运动，会上除了讨论学习问题外，还兼通报时事政治和其他相关工作。
在创建专门的教育培训机构的同时，中共中央还制定了相关的学习教育制度规范全党的学习。1939年5月20日，在陕北公学大礼堂召开的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毛主席发表了关于全党加强学习的重要演讲。1940年1月，中央发出《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要求“各级组织的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的领导与提倡其他干部的学习。建立在职干部平均每日学习两小时的制度，并保持其持久性与经常性。……各级党委和政治部的宣传部下应设立干部教育科，负责管理干部教育的工作。” 同时，各级党的组织对干部教育工作要给予经常性的检查、指导和帮助。1940年3月，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对在职干部的学习内容、学习教材、教学进度、教学原则等作了详细规定，其中着重强调“全党在职干部必须保证平均每日有两小时的学习时间，非因作战或其他紧急事故不可耽搁。各个环节的负责干部必须以身作则的保证之。”并规定，“5月5日马克思生日为学习节，总结每年的经验并举行奖励（以集团奖励为原则）。” 仅1940年一年的时间，中央就干部教育问题先后发出了7个指示性文件，这些文件初步建立和健全了一套干部学习的制度和方法。在1941-1942年，中共中央又连续下发了若干关于党的学习运动的指示和通知，如《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1941年9月）、《中央学习组关于各地高级学习组学习内容的通知》（1941年11月）、《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1941年12月）、《关于延安干部学习的决定》（1941年12月）、《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1942年2月）、《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1942年6月）等。这些文件涵盖了关于党的学习运动的一系列制度和规定，尤其对在职干部的学习作了更为详尽的指导，所有这些文件为全党的学习教育提供了规范的制度性保证。
参考文献
[1] 宋镜明等著：《毛泽东建党科学体系发展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
[2] 双传学著：《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
[3] 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著：《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2005年。
[4] 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上、下册），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
[5] 趙云献主编：《毛泽东建党学说论》（上、下），人民出版社，2003年。
[6] 胡为雄著：《毛泽东思想研究史略》，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
[7] 陈至立主编：《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8] 莫志斌：《青年毛泽东思想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9] 孟湘砥主编：《毛泽东教育思想探源》，湖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