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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4月5日大清早，雷震接到王云五派人送来的亲笔函，函中指责雷震是“忘恩负义之徒”，宣布与他绝交！一向言语谨慎并且“极好面子”的国民党红人王云五，要与早已跌入人生谷底的雷震绝交，这事非同小可。巧合的是，与两人命运相关的蒋介石，在这一天去世了。
一
事情的起因是早前由美國的“台湾独立运动”分子彭明敏主编的《台湾青年》杂志全文刊登了雷震撰写的《救亡图存献议》（以下简称《献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之后，中美关系急剧升温。台湾国民党当局惶恐不安。雷震认为台湾政治改革迫在眉睫，撰写《献议》，秘送蒋介石等五位国民党要人。由于内中有“从速宣布中华台湾民主国”的内容，台独分子如获至宝。可是，既然是秘件，又怎会落入外人手中？
此时的雷震，早已成为国民党的叛徒，大号的政敌。1960年，雷震以“明知为匪谍而不告密检举”和“进行有利于叛徒之宣传”两项罪名，被台湾军方以军法判处入狱十年。坐牢十年，国民党当局以种种威逼利诱，企图使雷震屈服。不过没啥效果，雷震以撰写回忆录自励。1970年，雷震刑期服满，国民党深恐其出来后依然故我，除要求雷震承诺“出狱之后，不得有不利于政府之言论和行动，并不得与不利于政府之人士往来”之外，还要王云五（无党派）、陈启天（时任青年党主席）、谷正纲（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委）、于斌（时任天主教枢机主教）签字担保。实际签名的是王云五、陈启天和谷正纲三个人，于斌当天未到场，王云五讥讽他“洋和尚怕事，洋和尚靠不住！”
雷震果然“死性”不改，起草《救亡图存献议》万言书，秘密送交蒋介石等五位国民党高层，《献议》一如既往对国民党当局进行严厉批评，并且提出一系列离经叛道的政治改革建议，如开放政治，组建在野党;宣布台湾独立建国，等等。《献议》一经公布，台湾当局极为震怒，舆论也沸沸扬扬。王云五怀疑是雷震故意泄露，以达到宣传其政治主张的目的;而他作为“担保人”之一，当然处于极度尴尬 的位置，因而一怒之下，宣布与雷震绝交。
不料，王云五的冲冠一怒，反而更加激起了雷震的斗志！因为坐牢十年而郁积的愤恨（当局在他出狱前夕竟烧毁其三易其稿的四百多万字的回忆录），因为政治主张得不到重视而造成的不满，因为被人误解（他也不知道经他亲手寄出的秘件怎么会无缘无故泄露）所受的种种委屈，汇聚成一股强烈的情绪。这个时候，王云五自动送上门来，不幸成为他的讨伐对象。
让雷震愤愤不平的是，十年刑满，理应释放，所谓“担保”，法理何在？而且担保过程充满蹊跷：王云五、陈启天、谷正纲三人未出“保证书”，而只在雷震具名的保证书上签署“见证”字样;事后王云五解释说，保人是不合法的，也根本无法保证，所以用“见证”二字。“担保”之时，给他看的是“不得有不利于国家之言论和行动，并不得与不利于国家之人士往来”，正式签署时却玩“掉包计”，“国家”二字替换成了“政府”，使一个奉行自由主义的独立知识分子竟不能公开批评政府！
王云五的“绝交”逻辑是：当初如果不将你保出来，你还要在监狱里呆下去;出狱之后，我还要为你的言行负责，整天担惊受怕;你不好好表现，害我受累，因此你是“忘恩负义之徒”。雷震则说，这与友情无关。“此次出狱及出狱以后，我公之种种帮忙，我内心除了感激之外，实无法以言语来形容的，今生亦无以报答于万一。”关键在于：当年王云五以行政院副院长之位，对“雷案”这样明显的冤案不过问，不作为，这是明显的落井下石。
雷震自感“生平尚未接过这样严厉谴责之信函也”。而且是在他入狱十年，出狱后还备受摧残，冤案未平，误解不断之际！他尤其反感王云五以司法独立的理由为自己辩解的行为。“当‘雷案’发生时，我公正为行政院副院长，查军法机构属于行政院国防部管辖之下，按理依法来说，我公对‘雷案’的判决结果有无责任，历史家当不会忽略吧！”“依照《行政院组织法》第七条之规定，行政院对于‘雷案’之不依法审判自应负有监察之责任，则毋待深论矣。”明明是政治陷害，却以“司法独立”相标榜，妄图置身事外，你这不是明显在推卸责任吗？
显然，王云五的“绝交”唤醒了雷震深藏十几年的怨恨。王云五自认的“好心”，在雷震看来纯属狗咬耗子多管闲事，其实是他一如既往地被国民党利用为国民党效忠，并非是真心在帮他。王云五的所谓“帮忙”，不是因为友情，而是为国民党遮羞！王云五以“司法独立”做武器为自己在“雷案”中的不作为辩护，显然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二
事实上，1950年之后，雷震与王云五在政治上就不可避免地分道扬镳了。如果说，在此之前，因为胡适这面自由主义的旗帜，两人在主义与信仰上虽有不同而仍有交集的话，在此之后，随着王云五在国民党当局的得宠和雷震被国民党开除党籍，“绝交”的伏笔早已埋下。
胡适在赴美留学之前的少年时代，曾在中国公学师从王云五，且在少年困顿迷惑之时，得到过他的帮助。1921年5月，已经在新文化运动中名满天下的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创办努力会，意在团结同道，宣传其政治主张。王云五是最早加入的会员之一。不久，胡适推荐王云五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所长，使得在文化界名不见经传的王云五一下子登堂入室，“鲤鱼跳龙门”。到了商务印书馆之后，王云五开始秉持“政治中立”的办馆宗旨，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胡适要办《努力周报》倡言时政，王云五还力劝胡适不要办报，“免为梁任公之续”。1922年5月，《努力周报》正式创刊，第2号《我们的政治主张》共有16人签名，多为“努力会”成员，王云五已不在列。
1938年，王云五以“社会贤达”当选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随后连选连任，由一般参政员而驻会参政员，再到主席团成员。国民参政会是为抗战服务的民意机构，由各方民意代表组成，其职责是“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及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实行。”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各界代表平等协商、共议国事。可是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王云五却以反共而知名，被誉为国民党的“前哨”。早年曾加入国民党的王云五誓言：“虽因未重新登记而丧失党籍，仍将永为党的友人。”他在参政会以及后来的政治协商会议、国民大会上，“以无党之身为党相助”。因此有人借用李健吾的剧作“一个未登记的同志”来讥讽王云五，可谓精妙之极！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大搞政治民主秀，王云五欣然入瓮，加入国民政府，接连担任国府委员、经济部长、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等要职，成为蒋介石在党外招募的头号“政治花瓶”。王云五在国民参政会、政治协商会议和国民大会上有如此“优异”的表现;在国民党政坛拥有如此显赫的履历，其成为中共宣布的第一批国民党战犯（位列第15位），可一点儿也没冤枉他。
雷震（1896—1979）比王云五年轻八岁，政治资历却比王云五要深。他在20世纪20年代就加入国民政府，先后出任法制局编审、编译局编纂、教育部总务司司长等职。全面抗战爆发后，雷震与王云五在国民参政会、政治协商会议、国民大会以及行宪后的政院组阁，工作上多有交集。1938年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时，雷震任议事组主任;1940年，参政会成立宪政期成会，雷震任秘书长;1946年任政治协商会议秘书长;1947年，参加国民大会，并加入张群内阁任政务委员。可以说，在推动国民党从“训政”向“宪政”的“民主”进程中，两人目标一致，并且都对西方宪政民主制度有一定程度的认同。
1949年11月，《自由中国》半月刊创刊，以时在美国的胡适为发行人，参与者有王世杰、雷震、毛子水、傅斯年等。王云五名列《自由中国》社论委员会委员和常务编纂。《自由中国》的办刊宗旨，一是反共，二是反独裁。1950年，王云五联合著名报人成舍我，在香港创办《自由人三日刊》。“自由人本系超党派立场。只知民主、自由、反共，不知其他。”其骨干成员除王云五之外，还有程沧波，黄雪村、王新衡、楼桐孙、吴俊升、陈石孚、陶百川、雷震、阮毅成等人。《自由人三日刊》的办刊宗旨与《自由中国》大同小异。两刊成员互有交集，互为对方供稿。《自由人三日刊》经常刊登胡适、雷震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文章，王云五也经常为《自由中国》写稿。这是王云五与雷震在自由主义政治信仰上的最后交集。
在1950年前后和移居台湾初期，政治失意、前途未卜的王云五以出版为主业，操笔墨为生，大量发表反共和有关国际关系的文章，偶尔也会批评国民党，但大多不痛不痒。很明显，王云五是在给自己日后重返台湾政坛留后路。
有两个因素直接促成了王云五逐渐远离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朋友圈：一是1950年底的暗杀事件，事件中王云五并未受伤，但他怀疑是中共派人对他下手，实际上毫无根据，倒是有借机将自己塑造成为中共“眼中钉”形象的嫌疑。二是在甩“沦落”香港期间和定居台北之后，蒋介石对其生活多有关照，又是资助他创办华国出版社，又是聘他为“总统府”资政（以虚衔领取国民党津贴），使得本已心灰意冷的王云五颇有枯木逢春之感。
这一推一拉的两种力量，加快了王云五进入台湾政坛和退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朋友圈的速度。
与此同时，随着国民党假民主、真独裁的面目逐渐暴露，雷震主持下的《自由中国》杂志对国民党的揭露和批评越来越不留情面。而王云五则早早地见风使舵，完全撇清了与《自由中国》的关系。1951年6月1日，《自由中国》发表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得罪国民党军方，自此国民党下令禁止军中订阅，并派特务暗中监视。在雷震宣称要组建反对党（中国民主党）以制衡国民党之后，1960年10月，台湾当局将雷震判刑入狱10年。
雷震与王云五都是胡适的朋友，两人的不同之处在于：雷震是胡适的信徒，信奉自由主义。王云五自谓与胡适“同学同工亦同志”，同学同工有其实，同志则未必，两人亦师亦友，其交往主要限于工作与生活，思想上并无太多共通之处。王云五信奉的是实用主义。当胡适远赴美国，雷震就接过了胡适在大陆时期高举的自由主义旗帜，将批判矛头对准了台湾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与此同时，王云五则成了蒋介石的座上宾，国民党的“国之大宝”。1954年，王云五正式重返国民党政坛，任台湾当局考试院副院长，1958年再度荣升，获任行政院副院长，由于院长由“副总统”陈诚兼任，王云五实际主持日常工作。王云五一方面享受着国民党的高官厚禄，一方面充分利用“国民大会”的平台，竭力为国民党的威权统治和蒋介石连选连任（按中华民国宪法，蒋的“总统”职位最多只能连任一次）吹拉弹唱、摇旗呐喊。两人的命运由此注定：雷震因反体制而与国民党格格不入，最终入狱;王云五因做体制的吹鼓手而“壮游”，在政学商各界名利双收。
三
源自民国时期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一脉，在1949年之后的台湾政治中得以沿续。自由主义的精神领袖胡适虽然仍是国民党拉拢的对象，但深感绝望的他远赴美国，雷震遂接过胡适的自由主义大旗，并且一改胡适的书生意气，更加猛烈地抨击国民党的独裁统治，甚至更进一步，宣布组建中国民主党，公开与国民党分庭抗礼。王云五则充当了国民党专制独裁的吹鼓手，为蒋介石连任总统寻找所谓法理依据，营造舆论氛围。在“永不落幕”的台湾“国民大会”一届N次会议上，王云五被国民党封赠为“最佳代表”“最佳主席”“国之大宝”，蒋氏父子担任“總统”竟然都是由他颁授当选证书！难怪其自翊为蒋介石的“第一知己”了。
自由主义在台湾政治的漩涡中浮沉，注定了卷入其中的各色人物的命运。胡适依然不改书生本色。1959年6月4日，胡适致陈诚、王云五（当时分别担任行政院院长和副院长），为因翻印斯诺《长征二万五千里》被国民党当局拘押入狱的沈志明夫妇打抱不平：“我也是追随两公制定宪法第八条的一个人。所以我把这件事在百忙之中写成简单报告，提供两公注意。”雷震入狱后，胡适也曾向蒋介石求情。当然，秀才还是秀才，兵还是兵。胡适长期患有心脏病，最后急火攻心，无奈气死，也是历史逻辑演进的必然结果。
20世纪70年代，面对日益严峻的局面，蒋介石提出以“庄敬自强，处变不惊”应对。而王云五的身体健康每况愈下，加上台湾局势严重“恶化”，使得王云五的最后时日颇为悲苦，曾有“处此世局，有心无力，与其偷生，曷若早逝”之慨。这是王云五与雷震笔墨官司的时代背景。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病逝。正是在这一天，王云五向雷震送去“绝交信”。这“绝交信”于雷震而言无异于是王云五给他下的“战书”。在随后拉锯的笔墨官司中，王云五的“有心无力”和雷震的越战越勇形成鲜明对比。一向精明过人的王云五，看来连“强自庄敬，处惊不变”都无法做到了。
两位八十多岁耄耋老人的笔墨官司，王云五谈的是友情，雷震谈的是主义;一个要自证“好人”，一个要宣示信仰。谁对谁错，孰高孰低，历史自有公论。
1979年，雷震（3月7日）与王云五（8月14日）先后离世，前者凄清冷落，后者备极哀荣。而历史的吊诡在于，当时光渐渐远去，我们却发现，王云五竟然在自己的回忆录之中，没有片言只字关于这件事情的记录，对于记忆力惊人而且事无巨细喜欢罗列的王云五，这真是让人惊异！反观雷震，其在生前就已编订《与王云五的笔墨官司》（后收入《雷震全集》第28卷《雷震特稿：与王云五的笔墨官司》，约二十余万字），将两人笔墨官司的来龙去脉、相关文献全部收录。王云五的晚年，实践了他“再留不值半文钱”的承诺。2002年9月，台湾当局公开宣布为“雷案”平反。
一
事情的起因是早前由美國的“台湾独立运动”分子彭明敏主编的《台湾青年》杂志全文刊登了雷震撰写的《救亡图存献议》（以下简称《献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之后，中美关系急剧升温。台湾国民党当局惶恐不安。雷震认为台湾政治改革迫在眉睫，撰写《献议》，秘送蒋介石等五位国民党要人。由于内中有“从速宣布中华台湾民主国”的内容，台独分子如获至宝。可是，既然是秘件，又怎会落入外人手中？
此时的雷震，早已成为国民党的叛徒，大号的政敌。1960年，雷震以“明知为匪谍而不告密检举”和“进行有利于叛徒之宣传”两项罪名，被台湾军方以军法判处入狱十年。坐牢十年，国民党当局以种种威逼利诱，企图使雷震屈服。不过没啥效果，雷震以撰写回忆录自励。1970年，雷震刑期服满，国民党深恐其出来后依然故我，除要求雷震承诺“出狱之后，不得有不利于政府之言论和行动，并不得与不利于政府之人士往来”之外，还要王云五（无党派）、陈启天（时任青年党主席）、谷正纲（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委）、于斌（时任天主教枢机主教）签字担保。实际签名的是王云五、陈启天和谷正纲三个人，于斌当天未到场，王云五讥讽他“洋和尚怕事，洋和尚靠不住！”
雷震果然“死性”不改，起草《救亡图存献议》万言书，秘密送交蒋介石等五位国民党高层，《献议》一如既往对国民党当局进行严厉批评，并且提出一系列离经叛道的政治改革建议，如开放政治，组建在野党;宣布台湾独立建国，等等。《献议》一经公布，台湾当局极为震怒，舆论也沸沸扬扬。王云五怀疑是雷震故意泄露，以达到宣传其政治主张的目的;而他作为“担保人”之一，当然处于极度尴尬 的位置，因而一怒之下，宣布与雷震绝交。
不料，王云五的冲冠一怒，反而更加激起了雷震的斗志！因为坐牢十年而郁积的愤恨（当局在他出狱前夕竟烧毁其三易其稿的四百多万字的回忆录），因为政治主张得不到重视而造成的不满，因为被人误解（他也不知道经他亲手寄出的秘件怎么会无缘无故泄露）所受的种种委屈，汇聚成一股强烈的情绪。这个时候，王云五自动送上门来，不幸成为他的讨伐对象。
让雷震愤愤不平的是，十年刑满，理应释放，所谓“担保”，法理何在？而且担保过程充满蹊跷：王云五、陈启天、谷正纲三人未出“保证书”，而只在雷震具名的保证书上签署“见证”字样;事后王云五解释说，保人是不合法的，也根本无法保证，所以用“见证”二字。“担保”之时，给他看的是“不得有不利于国家之言论和行动，并不得与不利于国家之人士往来”，正式签署时却玩“掉包计”，“国家”二字替换成了“政府”，使一个奉行自由主义的独立知识分子竟不能公开批评政府！
王云五的“绝交”逻辑是：当初如果不将你保出来，你还要在监狱里呆下去;出狱之后，我还要为你的言行负责，整天担惊受怕;你不好好表现，害我受累，因此你是“忘恩负义之徒”。雷震则说，这与友情无关。“此次出狱及出狱以后，我公之种种帮忙，我内心除了感激之外，实无法以言语来形容的，今生亦无以报答于万一。”关键在于：当年王云五以行政院副院长之位，对“雷案”这样明显的冤案不过问，不作为，这是明显的落井下石。
雷震自感“生平尚未接过这样严厉谴责之信函也”。而且是在他入狱十年，出狱后还备受摧残，冤案未平，误解不断之际！他尤其反感王云五以司法独立的理由为自己辩解的行为。“当‘雷案’发生时，我公正为行政院副院长，查军法机构属于行政院国防部管辖之下，按理依法来说，我公对‘雷案’的判决结果有无责任，历史家当不会忽略吧！”“依照《行政院组织法》第七条之规定，行政院对于‘雷案’之不依法审判自应负有监察之责任，则毋待深论矣。”明明是政治陷害，却以“司法独立”相标榜，妄图置身事外，你这不是明显在推卸责任吗？
显然，王云五的“绝交”唤醒了雷震深藏十几年的怨恨。王云五自认的“好心”，在雷震看来纯属狗咬耗子多管闲事，其实是他一如既往地被国民党利用为国民党效忠，并非是真心在帮他。王云五的所谓“帮忙”，不是因为友情，而是为国民党遮羞！王云五以“司法独立”做武器为自己在“雷案”中的不作为辩护，显然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二
事实上，1950年之后，雷震与王云五在政治上就不可避免地分道扬镳了。如果说，在此之前，因为胡适这面自由主义的旗帜，两人在主义与信仰上虽有不同而仍有交集的话，在此之后，随着王云五在国民党当局的得宠和雷震被国民党开除党籍，“绝交”的伏笔早已埋下。
胡适在赴美留学之前的少年时代，曾在中国公学师从王云五，且在少年困顿迷惑之时，得到过他的帮助。1921年5月，已经在新文化运动中名满天下的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创办努力会，意在团结同道，宣传其政治主张。王云五是最早加入的会员之一。不久，胡适推荐王云五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所长，使得在文化界名不见经传的王云五一下子登堂入室，“鲤鱼跳龙门”。到了商务印书馆之后，王云五开始秉持“政治中立”的办馆宗旨，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胡适要办《努力周报》倡言时政，王云五还力劝胡适不要办报，“免为梁任公之续”。1922年5月，《努力周报》正式创刊，第2号《我们的政治主张》共有16人签名，多为“努力会”成员，王云五已不在列。
1938年，王云五以“社会贤达”当选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随后连选连任，由一般参政员而驻会参政员，再到主席团成员。国民参政会是为抗战服务的民意机构，由各方民意代表组成，其职责是“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及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实行。”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各界代表平等协商、共议国事。可是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王云五却以反共而知名，被誉为国民党的“前哨”。早年曾加入国民党的王云五誓言：“虽因未重新登记而丧失党籍，仍将永为党的友人。”他在参政会以及后来的政治协商会议、国民大会上，“以无党之身为党相助”。因此有人借用李健吾的剧作“一个未登记的同志”来讥讽王云五，可谓精妙之极！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大搞政治民主秀，王云五欣然入瓮，加入国民政府，接连担任国府委员、经济部长、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等要职，成为蒋介石在党外招募的头号“政治花瓶”。王云五在国民参政会、政治协商会议和国民大会上有如此“优异”的表现;在国民党政坛拥有如此显赫的履历，其成为中共宣布的第一批国民党战犯（位列第15位），可一点儿也没冤枉他。
雷震（1896—1979）比王云五年轻八岁，政治资历却比王云五要深。他在20世纪20年代就加入国民政府，先后出任法制局编审、编译局编纂、教育部总务司司长等职。全面抗战爆发后，雷震与王云五在国民参政会、政治协商会议、国民大会以及行宪后的政院组阁，工作上多有交集。1938年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时，雷震任议事组主任;1940年，参政会成立宪政期成会，雷震任秘书长;1946年任政治协商会议秘书长;1947年，参加国民大会，并加入张群内阁任政务委员。可以说，在推动国民党从“训政”向“宪政”的“民主”进程中，两人目标一致，并且都对西方宪政民主制度有一定程度的认同。
1949年11月，《自由中国》半月刊创刊，以时在美国的胡适为发行人，参与者有王世杰、雷震、毛子水、傅斯年等。王云五名列《自由中国》社论委员会委员和常务编纂。《自由中国》的办刊宗旨，一是反共，二是反独裁。1950年，王云五联合著名报人成舍我，在香港创办《自由人三日刊》。“自由人本系超党派立场。只知民主、自由、反共，不知其他。”其骨干成员除王云五之外，还有程沧波，黄雪村、王新衡、楼桐孙、吴俊升、陈石孚、陶百川、雷震、阮毅成等人。《自由人三日刊》的办刊宗旨与《自由中国》大同小异。两刊成员互有交集，互为对方供稿。《自由人三日刊》经常刊登胡适、雷震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文章，王云五也经常为《自由中国》写稿。这是王云五与雷震在自由主义政治信仰上的最后交集。
在1950年前后和移居台湾初期，政治失意、前途未卜的王云五以出版为主业，操笔墨为生，大量发表反共和有关国际关系的文章，偶尔也会批评国民党，但大多不痛不痒。很明显，王云五是在给自己日后重返台湾政坛留后路。
有两个因素直接促成了王云五逐渐远离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朋友圈：一是1950年底的暗杀事件，事件中王云五并未受伤，但他怀疑是中共派人对他下手，实际上毫无根据，倒是有借机将自己塑造成为中共“眼中钉”形象的嫌疑。二是在甩“沦落”香港期间和定居台北之后，蒋介石对其生活多有关照，又是资助他创办华国出版社，又是聘他为“总统府”资政（以虚衔领取国民党津贴），使得本已心灰意冷的王云五颇有枯木逢春之感。
这一推一拉的两种力量，加快了王云五进入台湾政坛和退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朋友圈的速度。
与此同时，随着国民党假民主、真独裁的面目逐渐暴露，雷震主持下的《自由中国》杂志对国民党的揭露和批评越来越不留情面。而王云五则早早地见风使舵，完全撇清了与《自由中国》的关系。1951年6月1日，《自由中国》发表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得罪国民党军方，自此国民党下令禁止军中订阅，并派特务暗中监视。在雷震宣称要组建反对党（中国民主党）以制衡国民党之后，1960年10月，台湾当局将雷震判刑入狱10年。
雷震与王云五都是胡适的朋友，两人的不同之处在于：雷震是胡适的信徒，信奉自由主义。王云五自谓与胡适“同学同工亦同志”，同学同工有其实，同志则未必，两人亦师亦友，其交往主要限于工作与生活，思想上并无太多共通之处。王云五信奉的是实用主义。当胡适远赴美国，雷震就接过了胡适在大陆时期高举的自由主义旗帜，将批判矛头对准了台湾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与此同时，王云五则成了蒋介石的座上宾，国民党的“国之大宝”。1954年，王云五正式重返国民党政坛，任台湾当局考试院副院长，1958年再度荣升，获任行政院副院长，由于院长由“副总统”陈诚兼任，王云五实际主持日常工作。王云五一方面享受着国民党的高官厚禄，一方面充分利用“国民大会”的平台，竭力为国民党的威权统治和蒋介石连选连任（按中华民国宪法，蒋的“总统”职位最多只能连任一次）吹拉弹唱、摇旗呐喊。两人的命运由此注定：雷震因反体制而与国民党格格不入，最终入狱;王云五因做体制的吹鼓手而“壮游”，在政学商各界名利双收。
三
源自民国时期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一脉，在1949年之后的台湾政治中得以沿续。自由主义的精神领袖胡适虽然仍是国民党拉拢的对象，但深感绝望的他远赴美国，雷震遂接过胡适的自由主义大旗，并且一改胡适的书生意气，更加猛烈地抨击国民党的独裁统治，甚至更进一步，宣布组建中国民主党，公开与国民党分庭抗礼。王云五则充当了国民党专制独裁的吹鼓手，为蒋介石连任总统寻找所谓法理依据，营造舆论氛围。在“永不落幕”的台湾“国民大会”一届N次会议上，王云五被国民党封赠为“最佳代表”“最佳主席”“国之大宝”，蒋氏父子担任“總统”竟然都是由他颁授当选证书！难怪其自翊为蒋介石的“第一知己”了。
自由主义在台湾政治的漩涡中浮沉，注定了卷入其中的各色人物的命运。胡适依然不改书生本色。1959年6月4日，胡适致陈诚、王云五（当时分别担任行政院院长和副院长），为因翻印斯诺《长征二万五千里》被国民党当局拘押入狱的沈志明夫妇打抱不平：“我也是追随两公制定宪法第八条的一个人。所以我把这件事在百忙之中写成简单报告，提供两公注意。”雷震入狱后，胡适也曾向蒋介石求情。当然，秀才还是秀才，兵还是兵。胡适长期患有心脏病，最后急火攻心，无奈气死，也是历史逻辑演进的必然结果。
20世纪70年代，面对日益严峻的局面，蒋介石提出以“庄敬自强，处变不惊”应对。而王云五的身体健康每况愈下，加上台湾局势严重“恶化”，使得王云五的最后时日颇为悲苦，曾有“处此世局，有心无力，与其偷生，曷若早逝”之慨。这是王云五与雷震笔墨官司的时代背景。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病逝。正是在这一天，王云五向雷震送去“绝交信”。这“绝交信”于雷震而言无异于是王云五给他下的“战书”。在随后拉锯的笔墨官司中，王云五的“有心无力”和雷震的越战越勇形成鲜明对比。一向精明过人的王云五，看来连“强自庄敬，处惊不变”都无法做到了。
两位八十多岁耄耋老人的笔墨官司，王云五谈的是友情，雷震谈的是主义;一个要自证“好人”，一个要宣示信仰。谁对谁错，孰高孰低，历史自有公论。
1979年，雷震（3月7日）与王云五（8月14日）先后离世，前者凄清冷落，后者备极哀荣。而历史的吊诡在于，当时光渐渐远去，我们却发现，王云五竟然在自己的回忆录之中，没有片言只字关于这件事情的记录，对于记忆力惊人而且事无巨细喜欢罗列的王云五，这真是让人惊异！反观雷震，其在生前就已编订《与王云五的笔墨官司》（后收入《雷震全集》第28卷《雷震特稿：与王云五的笔墨官司》，约二十余万字），将两人笔墨官司的来龙去脉、相关文献全部收录。王云五的晚年，实践了他“再留不值半文钱”的承诺。2002年9月，台湾当局公开宣布为“雷案”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