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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友义近作《广州工人》描述中国南方实业广州南方海洋公司造船技术工人袁志豪、黄腾飞等人在新时期的工作及生活的画面,深入刻画了袁志豪等新时期新产业工人从普通工人到技术专家的成长过程,其间所经历的种种磨难与历练,无疑是新时期中国产业工人现实而生动的写照。他们为钻研技术,为中国造船技术走向深蓝、走向世界,维护国家海洋的安全而尽力,凸显了中国造船技术在世界的地位。
乍看《广州工人》的故事简介,毫无疑问,这是一部“男人戏”,女人只是戏中的配角、绿叶。工人的群体既有男工人,也有女工人,倘若缺少了女性,这部作品就会非常不完整,所以作为点缀的女人也是小说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当我读完整部作品后,骤然发现,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也非常突出,每一个女性人物都有清晰的轮廓、形象、性格,无论是着墨较多的陆春艳、陈小翠,还是轻描淡写的徐春凤、陈利花,抑或是寥寥数笔的朱丽英、周丽萍,不管着墨轻重,人物形象均栩栩如生,跃然纸上,让人过目不忘,正所谓“浓妆淡抹总相宜”。
综观古今名著,对女性群像描写最出色的,当数《红楼梦》。曹公笔下的女性风情各异、命运不同,有的婀娜多姿、我见犹怜,有的英姿飒爽、不让须眉,有的八面玲珑、左右逢源,有的阴险狡诈、心狠手辣……曹公之后难见一部女性群像作品。可喜的是,谢友义有意继续了曹公的女性描写精髓。《广州工人》描写的女性有名有姓的共15名,根据出场顺序依次是:陈利花、袁母、陆春艳、钱部长、陈小翠、陈小玉、董方方、何翠莲、刘红、李倩、朱丽英、徐春凤、安妮、周丽萍、邓燕飞。综观这些女子,体态各异、个性突出,但她们也蕴含着共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语言、神态与女性身份吻合
这15名女性中,有企业女工、有国家干部、有农村妇女、有个体经营者,有海外华人,甚至有风尘女子。同是企业女工,因知识层次、地位、工种不同也各有差异。
且看着墨最多的陆春艳怎么出场——“司机班副班长、工段工会女工组长陆春艳扭着屁股风骚十足地起了过来,用肩膀碰了一下袁志豪:‘你没事吧,豪哥。’”一个风情媚俗的底层女工形象呼之欲出。当司马良和邱富春跟她打情骂俏的时候,陆春艳回骂道:“你们两条粉肠(混蛋)去死吧,我才懒得理你们了。”她是如此的从容淡定,十足的江湖老手,应对得游刃有余,是国有企业基层一线的已婚女工的典型代表。
陆春艳要帮袁志豪的忙,给秦科打电话,谢友义是这样描述的——“‘死佬,你响边度(在哪里)啊,我是春艳啊,想同你倾(说)件事……’拎着手机的陆春艳站起身来手舞足蹈地足足说了半个小时,她那肢體语言着实丰富,来回转动着,整个人就像一只发情的母猪在班组房内蹦跳着。”“死佬”这一称谓既亲妮又粗俗,在基层女工群体中较盛行,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她们性情外露,不加掩饰,说话、神态都很直白。
同样是南洋公司的女工,陈小翠却内敛、含蓄得多。当男同事周大军“不由自主地上前伸出手臂欲将陈小翠搂在怀里”时,“陈小翠赶紧躲闪着并把周大军的手拨开:‘周大军,别这样,你有点过分了。我可不是你们男人想象中的那种轻佻女人。在我心里,一直都把你当成大哥一样的,从来没有觉得你有什么不好的,你不该自己毁掉自己的形象。幸好没有被人看见,要不真是说不清楚。’”小说中陈小翠的身份是未婚的名牌大学生毕业生,是人事科的一名干事,学识与身份决定了她不轻易被男同事轻薄,她的自尊、自爱从中可见一斑。
徐春凤跟陆春艳虽然都是泼辣型的已婚妇女,但徐春凤是何许人也,南洋公司副总经理展翅的夫人,南洋公司住建部副经理。领导夫人兼中层领导啊,她的官威和霸气从她的言语中自然流露。当张老板意欲用钱摆平他女儿打人事件时,“‘先别走!你就是张佳佳的家长吧?你刚才说的是什么屁话?哦,有几个钱很了不起啊!’忽然从不远处窜出来一位四十多岁,长得肥肥胖胖,留着时髦短发的女人,手指着张老板怒目圆睁地大声吼道。”出身下层工人的她本就没什么文化涵养,再加上权势的护卫,让她更加张狂而不自恃。陆春艳是泼而媚,借用美色来吸引男人,从而得到男人的关爱与保护;徐春凤是泼且狂,对人气指颐使惯了。在南洋公司内有谁胆敢顶撞徐春凤?当张老板不识好歹,大骂她时,“‘怎么着?你这死乞丐,我呸!还大把钱?说我口臭?’徐姐一听像发怒的狮子,随手拿起地上一根木棍直接砸向张老板。”她的这种狂妄是以权势、地位来支撑的。
又如袁母,作者落笔较少,却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且看这点睛之笔--“袁志豪看到母亲双手握住袁超拿来的茶叶袋一直没说话,眼神发愣,若有所思,明白母亲肯定是想父亲了,因为母亲和父亲快一年没见面了。”“母亲轻叹了一声,眼神幽幽地说:‘你们负担这么重,生活不容易,算了吧,等劲飞再大一些,我就回去陪你爸。’”这简单的几句话,完全把袁母的形象、心理勾勒了出来。袁母贤惠,跟父亲感情好,宁可自己受苦,也要帮助儿女,想尽办法减轻儿女的负担,这正是千万客家农村老人贤惠品德的写照,为家人着想的思维模式的现实体现。
真实地反映企业女工的生存状态
毋容置疑,我们的社会是男权社会,特别是技术型的重工业企业,男性的主导作用更加突出。小说的发生地--广州南方海洋公司,以造船重工业为技术核心,男员工及男性领导的比例相当大。女工在企业中处于从属地位,她们的工作安排、机会、际遇都得看男领导的脸色。受当时社会不良风气影响,一些女工想进步,想改善自身的工作环境,增加工资待遇,甚至可以得到一官半职,她们便利用自身的姿色,跟相关领导达成某种交易,通过“潜规则”上位。书中的陆春艳、董方方就是靠攀上公司党委副书记卢富而改变身份和处境的。精明的陆春艳也不能“饥不择食”,得看准人下手,“觉得给秦铁军睡的话,倒还不如跟卢富睡了,这样可能对自己更有好处。”得到好处后的陆春艳就如狼口中的肥肉,处境也是相当被动的。卢富对她“召之即来”,让她不胜烦扰,连儿子的生活也照顾不了,最后只得借助表姐何翠莲的力量才能摆脱卢富的纠缠。
在企业中,想洁身自爱,完全不理会别人的女工处境也非常艰难。如陈小翠,纵使毕业于名牌大学,有学历、有专业技术,仍然要受到上司秦科长的骚扰、控制,稍有点个性,不服从摆布,便遭到秦科长的排挤、打压、流放……男性领导都想能借助手中的权力来得到女性的身体,让女性臣服于自己。 “树倒猢狲散”是企业的生存环境,当大靠山卢富倒台时,跟随他的董方方、邓燕飞等便跟着倒霉,连清洁工都做不成了。陆春艳因为有表姐跟刘蔼的关系,不但没倒霉还升了官。徐春凤尽管没文凭、没技术、工作态度差,因有副总丈夫,中层职位照样稳坐。找后台成了技术含量不高的企业女工的生存之道。
“人言可畏”是企业尤其是老国有企业的一大特征。老国有企业的企业文化决定了企业与员工紧密的纽带关系,员工的背景及家庭情况在企业眼里是一目了然的,优点在于凝聚力强,对员工关心到位;缺点却也显而易见,员工无个人隐私可言。同事的把柄成为员工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这样的工作环境和企业氛围促使流言中伤陈小翠,吓跑了她的男朋友,把她逼成了精神病患者。当然,那些有后台撑腰的,即使生活作风更不堪,“像陆春艳、董方方之流却没人敢议论,生怕得罪她们背后的男人。”
也有一些想法较多的男员工,如侯通和虎平山之流,为了“博上位”,不惜“牺牲”自己的老婆或女朋友。当虎平山的女朋友周丽萍不愿意受田野欺凌时,“虎平山冲着他的女朋友狼一般地嚎叫:‘你为什么不搂实一点?你为什么就不去而侯通的女朋友就上去了?为什么不亲他?……’望着眼睛通红得要喷火的虎平山,这女孩咬着嘴唇双肩一耸一耸地抽泣着,满腔的委屈无处诉说……”
小说中还描绘了一群为了家庭生计,不惜陪客人吃“抓波饭”(摸奶饭)的员工家属,她们的生存状况就更不堪了。正如作者所说的,“人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有时真的不得不低头。相对于生存所需,尊严显得是那么的微不足道。”
迸发正能量是书中女性的共性
小说描写的这些女性形象,无论职业贵贱、地位高低,从她们的身上我们总是能发现闪光点,找到正能量。
一心运用好“潜规则”的陆春艳,虽然一度走上歪道,却是个性情中人,见到袁志豪帮袁超找工作时遇到难处,可以两肋插刀,非常豪爽。后来,她在何翠莲的点化下,改邪归正,为女员工做了许多实事,如为陈小翠正名就是其中一件。
随便把人臭骂一通的徐春凤,脾气极差,让人望而生畏。但她却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把曾经帮助过她的陈利花从临时工调整为正式职工,愿意为家庭、为丈夫分担工作,主动为陈小翠和黄腾飞两人消除误会。
被男朋友逼着当“三陪”的周丽萍,在得悉男朋友为了上位可以出卖自己时,毫不犹豫地跟虎平山分手,在她看来,人格、尊严比爱情更重要。
《广州工人》描绘了不少欢场女子,她们在其他小说中或许是扁平化的堕落女性形象,但在此书中却同样有其积极的一面。
曾在“醉梦”休闲中心短暂当过按摩女的陈小玉,通过努力,华丽转身当上了一名幼儿园老师。她的性格阳光、大方、乐于助人,面对曾经非礼过她的张老板,依然帮他协调好与徐春凤的关系,体现了陈小玉的大度与豁达。
朱丽英身在欢场,却不断为自己谋求幸福。当在夜总会遇上刘老板时,愿意委身刘老板一人并且一往情深,渴望着与他组建家庭。后来,她发现此路不通时,没有寻死觅活,也没有死缠烂打意图破坏刘老板的家庭,而是积极抽身出来,重新找到真爱,与丈夫一起回老家开一间小店做点小生意,过上正常的家庭生活。朱丽英不管身在何处,从来没有放弃自己,放弃追求幸福的生活。
那几个为了生计而沦为“抓波飯”陪侍的员工家属,在袁志豪的引荐下,到“天津狗不理”包子店当服务员,她们的生活重新走上正轨,对袁志豪感恩戴德。
鲁迅先生笔下的女性都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谢友义对这些不幸的女性深表同情之余,突现了她们人性的光辉,为那些身处不幸的女性指明了前行的方向。很高兴谢友义不负众望,在一部以男性为主导的产业工人作品中,能够写活一众女性,确实难度很大。
《广州工人》巧妙地运用了“网状结构”,整部小说就是一张蜘蛛网,小说的脉络如网上的线,人物就是线上的结。谢友义有意识地把人物散布在各个点上,有机地串联起来,达到了轻重有别、形象鲜活、条理清晰的效果。写活了人物就是一部成功的小说。
作者简介:邱少梅(1976-),女,广东新会人,本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报告(纪实)文学3部,评论、散文散见于《文艺报》《中国文化报》《人民文学》《羊城晚报》等。
乍看《广州工人》的故事简介,毫无疑问,这是一部“男人戏”,女人只是戏中的配角、绿叶。工人的群体既有男工人,也有女工人,倘若缺少了女性,这部作品就会非常不完整,所以作为点缀的女人也是小说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当我读完整部作品后,骤然发现,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也非常突出,每一个女性人物都有清晰的轮廓、形象、性格,无论是着墨较多的陆春艳、陈小翠,还是轻描淡写的徐春凤、陈利花,抑或是寥寥数笔的朱丽英、周丽萍,不管着墨轻重,人物形象均栩栩如生,跃然纸上,让人过目不忘,正所谓“浓妆淡抹总相宜”。
综观古今名著,对女性群像描写最出色的,当数《红楼梦》。曹公笔下的女性风情各异、命运不同,有的婀娜多姿、我见犹怜,有的英姿飒爽、不让须眉,有的八面玲珑、左右逢源,有的阴险狡诈、心狠手辣……曹公之后难见一部女性群像作品。可喜的是,谢友义有意继续了曹公的女性描写精髓。《广州工人》描写的女性有名有姓的共15名,根据出场顺序依次是:陈利花、袁母、陆春艳、钱部长、陈小翠、陈小玉、董方方、何翠莲、刘红、李倩、朱丽英、徐春凤、安妮、周丽萍、邓燕飞。综观这些女子,体态各异、个性突出,但她们也蕴含着共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语言、神态与女性身份吻合
这15名女性中,有企业女工、有国家干部、有农村妇女、有个体经营者,有海外华人,甚至有风尘女子。同是企业女工,因知识层次、地位、工种不同也各有差异。
且看着墨最多的陆春艳怎么出场——“司机班副班长、工段工会女工组长陆春艳扭着屁股风骚十足地起了过来,用肩膀碰了一下袁志豪:‘你没事吧,豪哥。’”一个风情媚俗的底层女工形象呼之欲出。当司马良和邱富春跟她打情骂俏的时候,陆春艳回骂道:“你们两条粉肠(混蛋)去死吧,我才懒得理你们了。”她是如此的从容淡定,十足的江湖老手,应对得游刃有余,是国有企业基层一线的已婚女工的典型代表。
陆春艳要帮袁志豪的忙,给秦科打电话,谢友义是这样描述的——“‘死佬,你响边度(在哪里)啊,我是春艳啊,想同你倾(说)件事……’拎着手机的陆春艳站起身来手舞足蹈地足足说了半个小时,她那肢體语言着实丰富,来回转动着,整个人就像一只发情的母猪在班组房内蹦跳着。”“死佬”这一称谓既亲妮又粗俗,在基层女工群体中较盛行,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她们性情外露,不加掩饰,说话、神态都很直白。
同样是南洋公司的女工,陈小翠却内敛、含蓄得多。当男同事周大军“不由自主地上前伸出手臂欲将陈小翠搂在怀里”时,“陈小翠赶紧躲闪着并把周大军的手拨开:‘周大军,别这样,你有点过分了。我可不是你们男人想象中的那种轻佻女人。在我心里,一直都把你当成大哥一样的,从来没有觉得你有什么不好的,你不该自己毁掉自己的形象。幸好没有被人看见,要不真是说不清楚。’”小说中陈小翠的身份是未婚的名牌大学生毕业生,是人事科的一名干事,学识与身份决定了她不轻易被男同事轻薄,她的自尊、自爱从中可见一斑。
徐春凤跟陆春艳虽然都是泼辣型的已婚妇女,但徐春凤是何许人也,南洋公司副总经理展翅的夫人,南洋公司住建部副经理。领导夫人兼中层领导啊,她的官威和霸气从她的言语中自然流露。当张老板意欲用钱摆平他女儿打人事件时,“‘先别走!你就是张佳佳的家长吧?你刚才说的是什么屁话?哦,有几个钱很了不起啊!’忽然从不远处窜出来一位四十多岁,长得肥肥胖胖,留着时髦短发的女人,手指着张老板怒目圆睁地大声吼道。”出身下层工人的她本就没什么文化涵养,再加上权势的护卫,让她更加张狂而不自恃。陆春艳是泼而媚,借用美色来吸引男人,从而得到男人的关爱与保护;徐春凤是泼且狂,对人气指颐使惯了。在南洋公司内有谁胆敢顶撞徐春凤?当张老板不识好歹,大骂她时,“‘怎么着?你这死乞丐,我呸!还大把钱?说我口臭?’徐姐一听像发怒的狮子,随手拿起地上一根木棍直接砸向张老板。”她的这种狂妄是以权势、地位来支撑的。
又如袁母,作者落笔较少,却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且看这点睛之笔--“袁志豪看到母亲双手握住袁超拿来的茶叶袋一直没说话,眼神发愣,若有所思,明白母亲肯定是想父亲了,因为母亲和父亲快一年没见面了。”“母亲轻叹了一声,眼神幽幽地说:‘你们负担这么重,生活不容易,算了吧,等劲飞再大一些,我就回去陪你爸。’”这简单的几句话,完全把袁母的形象、心理勾勒了出来。袁母贤惠,跟父亲感情好,宁可自己受苦,也要帮助儿女,想尽办法减轻儿女的负担,这正是千万客家农村老人贤惠品德的写照,为家人着想的思维模式的现实体现。
真实地反映企业女工的生存状态
毋容置疑,我们的社会是男权社会,特别是技术型的重工业企业,男性的主导作用更加突出。小说的发生地--广州南方海洋公司,以造船重工业为技术核心,男员工及男性领导的比例相当大。女工在企业中处于从属地位,她们的工作安排、机会、际遇都得看男领导的脸色。受当时社会不良风气影响,一些女工想进步,想改善自身的工作环境,增加工资待遇,甚至可以得到一官半职,她们便利用自身的姿色,跟相关领导达成某种交易,通过“潜规则”上位。书中的陆春艳、董方方就是靠攀上公司党委副书记卢富而改变身份和处境的。精明的陆春艳也不能“饥不择食”,得看准人下手,“觉得给秦铁军睡的话,倒还不如跟卢富睡了,这样可能对自己更有好处。”得到好处后的陆春艳就如狼口中的肥肉,处境也是相当被动的。卢富对她“召之即来”,让她不胜烦扰,连儿子的生活也照顾不了,最后只得借助表姐何翠莲的力量才能摆脱卢富的纠缠。
在企业中,想洁身自爱,完全不理会别人的女工处境也非常艰难。如陈小翠,纵使毕业于名牌大学,有学历、有专业技术,仍然要受到上司秦科长的骚扰、控制,稍有点个性,不服从摆布,便遭到秦科长的排挤、打压、流放……男性领导都想能借助手中的权力来得到女性的身体,让女性臣服于自己。 “树倒猢狲散”是企业的生存环境,当大靠山卢富倒台时,跟随他的董方方、邓燕飞等便跟着倒霉,连清洁工都做不成了。陆春艳因为有表姐跟刘蔼的关系,不但没倒霉还升了官。徐春凤尽管没文凭、没技术、工作态度差,因有副总丈夫,中层职位照样稳坐。找后台成了技术含量不高的企业女工的生存之道。
“人言可畏”是企业尤其是老国有企业的一大特征。老国有企业的企业文化决定了企业与员工紧密的纽带关系,员工的背景及家庭情况在企业眼里是一目了然的,优点在于凝聚力强,对员工关心到位;缺点却也显而易见,员工无个人隐私可言。同事的把柄成为员工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这样的工作环境和企业氛围促使流言中伤陈小翠,吓跑了她的男朋友,把她逼成了精神病患者。当然,那些有后台撑腰的,即使生活作风更不堪,“像陆春艳、董方方之流却没人敢议论,生怕得罪她们背后的男人。”
也有一些想法较多的男员工,如侯通和虎平山之流,为了“博上位”,不惜“牺牲”自己的老婆或女朋友。当虎平山的女朋友周丽萍不愿意受田野欺凌时,“虎平山冲着他的女朋友狼一般地嚎叫:‘你为什么不搂实一点?你为什么就不去而侯通的女朋友就上去了?为什么不亲他?……’望着眼睛通红得要喷火的虎平山,这女孩咬着嘴唇双肩一耸一耸地抽泣着,满腔的委屈无处诉说……”
小说中还描绘了一群为了家庭生计,不惜陪客人吃“抓波饭”(摸奶饭)的员工家属,她们的生存状况就更不堪了。正如作者所说的,“人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有时真的不得不低头。相对于生存所需,尊严显得是那么的微不足道。”
迸发正能量是书中女性的共性
小说描写的这些女性形象,无论职业贵贱、地位高低,从她们的身上我们总是能发现闪光点,找到正能量。
一心运用好“潜规则”的陆春艳,虽然一度走上歪道,却是个性情中人,见到袁志豪帮袁超找工作时遇到难处,可以两肋插刀,非常豪爽。后来,她在何翠莲的点化下,改邪归正,为女员工做了许多实事,如为陈小翠正名就是其中一件。
随便把人臭骂一通的徐春凤,脾气极差,让人望而生畏。但她却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把曾经帮助过她的陈利花从临时工调整为正式职工,愿意为家庭、为丈夫分担工作,主动为陈小翠和黄腾飞两人消除误会。
被男朋友逼着当“三陪”的周丽萍,在得悉男朋友为了上位可以出卖自己时,毫不犹豫地跟虎平山分手,在她看来,人格、尊严比爱情更重要。
《广州工人》描绘了不少欢场女子,她们在其他小说中或许是扁平化的堕落女性形象,但在此书中却同样有其积极的一面。
曾在“醉梦”休闲中心短暂当过按摩女的陈小玉,通过努力,华丽转身当上了一名幼儿园老师。她的性格阳光、大方、乐于助人,面对曾经非礼过她的张老板,依然帮他协调好与徐春凤的关系,体现了陈小玉的大度与豁达。
朱丽英身在欢场,却不断为自己谋求幸福。当在夜总会遇上刘老板时,愿意委身刘老板一人并且一往情深,渴望着与他组建家庭。后来,她发现此路不通时,没有寻死觅活,也没有死缠烂打意图破坏刘老板的家庭,而是积极抽身出来,重新找到真爱,与丈夫一起回老家开一间小店做点小生意,过上正常的家庭生活。朱丽英不管身在何处,从来没有放弃自己,放弃追求幸福的生活。
那几个为了生计而沦为“抓波飯”陪侍的员工家属,在袁志豪的引荐下,到“天津狗不理”包子店当服务员,她们的生活重新走上正轨,对袁志豪感恩戴德。
鲁迅先生笔下的女性都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谢友义对这些不幸的女性深表同情之余,突现了她们人性的光辉,为那些身处不幸的女性指明了前行的方向。很高兴谢友义不负众望,在一部以男性为主导的产业工人作品中,能够写活一众女性,确实难度很大。
《广州工人》巧妙地运用了“网状结构”,整部小说就是一张蜘蛛网,小说的脉络如网上的线,人物就是线上的结。谢友义有意识地把人物散布在各个点上,有机地串联起来,达到了轻重有别、形象鲜活、条理清晰的效果。写活了人物就是一部成功的小说。
作者简介:邱少梅(1976-),女,广东新会人,本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报告(纪实)文学3部,评论、散文散见于《文艺报》《中国文化报》《人民文学》《羊城晚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