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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不断“挺身而出”的证物，揭示了蔡伦之前的造纸术，一次又一次地颠覆着千余年来的“历史定论”。
直到今天，对蔡伦造纸说，仍然有着不同的表述。
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2011年5月播出的人文历史纪录片《纸的故事》，延续传统提法说，“在中国的四大发明中，造纸术被认为是典型的技术发明，它的发明者是东汉的蔡伦。”
然而，当下正在中学使用的历史教科书——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中课本《中国历史》，则使用了“蔡伦改进造纸术”的说法。书中写道，“甘肃天水的一座汉墓里，出土了一张纸。这张纸又薄又软，纸面平整光滑，上面有墨绘的山、川、路等。据考证，这是西汉早期用麻做的纸，也是目前世界上已知的最早的纸。东汉时候，宦官蔡伦总结西汉以来的经验，用树皮、破布、麻头和旧鱼网做原料造纸，改进了造纸术。”
那么，蔡伦到底是纸的发明人，还是改进者？
“纸”墨官司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纸是蔡伦（？-公元121年）发明的，主要是根据《后汉书》的记载。
《后汉书•蔡伦传》说：“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据此，人们多把蔡伦向汉和帝献纸的元兴元年，也就是公元105年，作为蔡伦发明造纸术的年份。
《后汉书•蔡伦传》的作者范晔（公元398年-公元445年），是生活在南朝宋文帝时期的一位学者。公元432年，范晔被贬宣城（今安徽省宣城市）任太守，借修史寄托志向，写作《后汉书》。这时距离蔡伦去世（公元121年）已经三百多年了。
范晔写《后汉书》的大部分原始史料，来自东汉官修史书《东观汉记》。《东观汉记》是东汉汉明帝刘庄在位时期（公元58年-公元75年），由大学士刘珍、班固等人执笔编写的国史。其中蔡伦传这一篇，又是后来崔寔、曹寿和延笃等三人奉东汉汉桓帝之命在公元151年补写的。这时距离蔡伦去世才30年。作者跟蔡伦是同时代人，因此有学者认为，《东观汉记》记述的内容应该是真实可信的。
但是，《东观汉记》原书共有143卷。历经几个朝代之后，大部分已残缺散佚。唐朝还保留了一百二十多卷，宋朝仅剩下8卷，到元朝时这本书已经消亡了。明清只有辗转相传的辑录本。现在人们看到的《东观汉记•蔡伦传》是清朝乾隆年间姚之骃编定的《四库全书》中的辑本。这个辑本又是从《永乐大典》中转引来的。
有趣的是，这个辑本并列了两种不同的说法：一个是（蔡）伦典上方造意用树皮……造纸；另一个是蔡伦典尚方作纸。“典”是主管的意思。“上方”和“尚方”相同，指宫廷御用的作坊。“造意”是发明创造的意思。意思是说，蔡伦主管皇家作坊工作期间，生产制作了纸张。这两个说法，一个说他造意，一个没说。由此造成了长期争论的局面，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有人认为，要查《东观汉记•蔡伦传》的原文，必须撇开明清辗转相抄的辑录本，直接从隋唐的古籍中寻找线索。因为那时的《东观汉记》跟汉朝原本是比较接近的。如果拿隋朝《北堂书钞》、唐朝《艺文类聚》和《初学记》等书所引用的《东观汉记•蔡伦传》中的文字，跟《后汉书•蔡伦传》相对照，它们在内容上和提法上确有不同。隋唐时期学者引用的《东观汉记•蔡伦传》原文文字简洁，而范晔所写的文字详尽；前者无“造意”二字，后者却有“造意”二字。据此，有学者认为范晔写《后汉书•蔡伦传》可能有失真之处，甚至有部分虚构和杜撰的嫌疑。
到了唐朝以后，更是有不少人对蔡伦发明造纸术提出异议。
唐朝张怀瓘在《书断》中写道：“汉兴，有纸代简，至和帝时，蔡伦工为之。”意思是，早在汉朝初年，就已经用纸逐渐代替竹简做书写材料了。到东汉和帝年间（公元105年），蔡伦领导皇家作坊里的工匠，改进和提高了造纸技术。
北宋陈槱在《负暄野录》中说，“盖纸，旧亦有之。特蔡伦善造尔，非创。”
南宋史绳祖在《学斋拈毕》中认为，“纸笔不始于蔡伦、蒙恬，……但蒙、蔡所造精工于前世则有之，谓纸笔始于此二人则不可也。”
《资治通鉴》中引用毛晃的话说得更加明白：“俗以为纸始于蔡伦，非也。”
但是，也有很多人坚持认为《后汉书》的记载是准确的，《后汉书》里的蔡伦传不可信的说法，缺乏深入考证。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后汉书》和《东观汉记》里蔡伦传的记载，经过查对《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辑出的原文，两相对照，文字大体相同。而记载中“造意”二字就意味着发明创造。而且，蔡伦一度被视为罪人，冤死30年之后才恢复名誉，谁敢贸然不如实地给他立传？更谈不上夸大其词地颂扬他了。因此，以记载蔡伦造纸最早的史书为依据，说他是我国造纸术的发明者，并不过分。
要么古籍上保存的古代造纸信息不够全面、系统；要么史书已经散佚、残缺；要么今天收藏的古籍，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因为复述有误，抄错了字甚至故意篡改等原因，跟原文有出入。正如孔夫子所感叹，“文献不足证也”。
这时，地下不断“挺身而出”的文物，就成为探索“蔡伦以前是否有纸”最可信的依据。
毁于战火的孤证
1933年夏天，考古学家黄文弼受国民政府教育部派遣，率西北科学考察团至新疆考察。在新疆罗布淖尔汉代烽燧遗址里，首次发掘出一片西汉纸。
黄文弼在发掘报告中对这张纸做出如下描述：“麻质，白色，作方块薄片，四周不完整”，“质甚粗糙，不均净，纸面尚存麻筋，盖为初造纸时所作，故不精细也。”
“麻是植物纤维。”北京工商大学教授刘仁庆向本刊介绍，“判断是不是纸，主要看是不是植物纤维。植物纤维就是纸，动物纤维则是丝质品。”
“麻质，说明是纸。” 这位长期从事造纸教学和研究的造纸界学者作出如是判断。
和这张麻纸一起出土的，还有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的木简。黄龙是西汉汉宣帝（公元前73年-公元前49年）的年号。因此黄文弼认定，“此纸亦当为西汉故物也。”
罗布淖尔纸的发现轰动一时，为“蔡伦前有纸说”首次提供了实物证据。
1937年当黄文弼率领西北科学考察团，携带文物从新疆返回南京时，中日战争爆发。这批文物又紧急转运武汉。不幸的是，西北考察团文物在武汉举办文物展时，遭遇日本飞机轰炸，所有展品全部被毁，其中也包括这张麻纸。
所幸，黄文弼手中还保留有考察笔记的手稿和照片。抗战结束后，黄文弼回到北平，将新疆考察资料整理成《罗布淖尔考古记》，1948年由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
关于罗布淖尔纸的尺寸，有一个小插曲。
据《罗布淖尔考古记》记载，这张纸“长约40厘米，宽约100厘米”。罗布淖尔纸因为它的“大”尺寸，饱受质疑。
“能保存下这么大一张纸？”上世纪60年代初就开始从事纸史研究的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潘吉星，很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他向本刊讲述了40多年前和黄文弼唯一一次谋面。
共和国成立以后，黄文弼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潘吉星当时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和黄同在科学院工作，主动登门求教。
这个“驼背的干瘪老头儿”对潘的来访非常热情，他在北京东厂胡同的科学院宿舍里澄清了很多人提出的这个疑问。黄文弼把自己当年的发掘记录手稿展示给潘看，“原发掘报告排印时将纸的尺寸4.0×10.0厘米误排为40×100厘米，少了小数点，故长宽各差10倍。”
这以后，潘吉星根据黄老先生的“口谕”，在此后的著作中对罗布淖尔纸的尺寸进行了更正。次年，黄文弼去世。
罗布淖尔纸的发现虽然有明确记载，但这张纸毕竟已经不存在了，即使存在也是个孤证。因此，很多人对蔡伦前有纸说还是半信半疑，这其中也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考古所所长夏鼐。夏鼐曾在1955年针对蔡伦以前是否有纸的争论表态，“西汉有纸证据不足，尚不能做出否定（蔡伦发明纸）的结论。”
推土机“推”出来的古纸
上世纪40年代，因战争关系，各地考古发掘工作一度中断，直到50年代才又重新开展。
1957年在陕西省西安市郊的灞桥，发现了一个至少不迟于西汉武帝时代（公元前140年到公元前87年）的古墓，从墓中清理出一叠纸，这就是后来被广泛争议的灞桥纸。
1957年5月8日，陕西省博物馆接到灞桥砖瓦厂的电话：“在第二生产队的东北角挖土时发现铜宝剑两只。”
次日，陕西省博物馆派程学华等人前往调查。程学华到达现场时，看到一些损坏了的出土文物被堆在一边，得知大部分保存尚好的文物已经交到厂部，还有少量文物被工人拿到宿舍去了。很快，程学华将从各处汇集的近百件文物逐一登记入册，然后用一辆吉普车运回博物馆。
接手灞桥文物的是陕西省博物馆的李长庆。他在清理这批文物时发现，在一面三弦纽青铜镜下面粘有麻布，布下有数层粘在一起的纸。这个发现令已是文物保管部主任的李长庆感到非常意外。李遂将纸揭下，但已裂成碎片，共计88片，分别用玻璃夹住，玻璃的周边用胶布密封好。
后来，程学华把整个发掘整理经过写成发掘简报，刊登在1957年第7期的《文物参考资料》上，题为《陕西省灞桥发现西汉的纸》。
这一发现，立刻引起各界极大的兴趣。
1958年1月5日《中国青年报》对灞桥纸的发现做了报道，说，“我国发明纸的年代还要上推好多年”，并说，“据现在我们的历史知识来判断，蔡伦对造纸事业曾经起了巨大的发展作用，他曾经改进了造纸的原料，推动了造纸的事业，但他并不是第一个发明纸的人。”
专业人士很快注意到了灞桥纸的疑点。程学华在发掘报告上给出的结论是“类似丝质纤维作成的纸”。“如果是丝就不是纸了”，工科出身的潘吉星认为，必须搞清楚灞桥纸是由何种纤维原料构成的。此后，潘几次赴陕西调查，并带回了陕西博物馆提供的灞桥纸样品。
1964年7月的一天，潘吉星带着灞桥纸样品和中科院介绍信，来到位于北京朝阳区光华路的轻工业部造纸研究所，请求进行分析化验。
当时负责给潘做化验的是王菊华。这是潘吉星和王菊华第一次会面，此后，潘和王分别成为“蔡伦前有纸说”和“蔡伦造纸说”两派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并展开了几十年的争论。
潘吉星和王菊华日前分别接受了本刊采访。两人都对当时的化验结果印象深刻。根据显微图片，两人都认定灞桥纸是麻纤维。但分歧在于是何种麻，王菊华认为是黄麻，而潘吉星认为是大麻。
此后，潘吉星把这次化验分析结果写成论文，刊登在1964年第11期的《文物》杂志上，题目是《世界上最早的植物纤维纸》。文章中，潘吉星列出了黄麻和大麻两种可能。
论文发表后立刻引起了考古学家夏鼐的注意。
1964年12月21日上午，潘吉星在中科院开会，正巧碰上考古所长夏鼐。“夏鼐开口就说，如果是黄麻，那灞桥纸就有问题了。”大麻是中国原产物，但黄麻原产于西亚和北非，宋朝以后才传入中国。汉墓里怎么可能有宋朝的东西呢？夏鼐建议潘吉星再做一次化验。
1965年11月，潘吉星找到四川大学生物系。当时还是副教授和讲师的郑学经、李竹承担了这项工作。经过与其他各种麻的对比，郑、李两人认为，灞桥纸是大麻为主，兼有少量苎麻。
大麻产自北方，苎麻产自南方，但都是中国原产。从四川回来后，潘吉星立刻带着显微图片去找夏鼐。夏鼐拿着放大镜仔细端详后，说了一句话，“这就对了。”此后，潘吉星撰写了题为《论造纸术的起源》的论文，发表在1966年第3期《文物》杂志上，公布了新的化验分析报告。
造纸专家刘仁庆对灞桥纸的纤维性质也非常关注。1974年到1975年间，刘仁庆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形态细胞研究室的协助下，对灞桥纸进行了更为复杂的分析化验。
在显微镜下，比较观察了灞桥纸纤维与大麻、苎麻、黄麻、苘麻、洋麻、亚麻6种麻，发现灞桥纸纤维与大麻纤维的特征很近似，即细胞壁较厚，胞腔稍宽，纤维末端细长，顶部为钝形。在铜氨溶液中，它们都会产生念珠状膨胀，胞腔也随之膨胀为明显的波纹形。这说明，灞桥纸使用的是单一原料——大麻纤维。
至此，事情似乎应该有一个定论了，但是灞桥纸仍然饱受质疑。争论中最大的焦点就是，灞桥纸是从被推土机破坏后的汉墓中发现的，由于不是科学发掘，出土位置和确切年代都存在很多疑点。
世界上最早的纸
灞桥纸发现以来，甘肃、陕西又相继出土了金关纸、中颜纸、马圈湾纸等西汉古纸。但是西汉纸接二连三出土，不仅没有使蔡伦以前是否有纸的争论逐渐平息，反而伴随着每次考古新发现，都引发出一场更为激烈的争论。
直到1986年的一天，甘肃天水放马滩的一个汉墓里，出土了中学课本中提到的那张“又薄又软”的纸。造纸界、考古界、史学界一下子安静下来，纷纷把目光集中于这次新发现。
主持这次发掘的甘肃省考古所研究员何双全向本刊介绍，放马滩纸的出土年代为西汉初年文、景二帝（公元前179年到公元前141年）时期，比蔡伦造纸早近三百年。
与以往考古发现不同的是，这次出土的古纸质量较好，纸面平整光滑，质地薄而软，上面还有用墨线绘制的地图。
放马滩纸的发现极为偶然。偶然发现的结果，成就了一代又一代文物学家、考古学家。偶然发现的魅力，也吸引着新一代考古学家，承继前贤，创建新说。
出土文物的古墓葬，位于一片偏僻的林区。不知哪年，林场在放马滩盖了几间土房子，作为护林站，这几间房子正好压在一片无人知晓的古墓地上面。
由于经常下雨，房子地基下沉，房子后坡常常滑塌，屋顶经常漏雨。1986年，一场春雨过后，山体又出现滑坡，工人决定动手挖土清泥。
向下挖着挖着，忽然几根大木头冒了出来。林场工人们看惯了地面上的木头，被从地下冒出木头来弄糊涂了。于是继续挖，古墓的一半椁板暴露出来。裸露在外的椁板，就好像一个大木箱，镶嵌在山崖上。
好奇的工人索性找来锯子和撬杠，锯开木棺，伸手去摸，结果摸出一卷竹简。木简泥糊糊的，看不清是何宝物，工人便拿到河边用水冲洗，隐约看到上面有不认识的文字，这才意识到可能是文物，赶紧向天水市文化局报告。
甘肃省考古所的何双全、田健等人接受任务，于当年3月赶赴放马滩。
“简直不可思议，那是一片战国时期的公共墓地，有一百多座墓葬。”何双全说。考古队抢救性发掘了十几座。
其中，在离古墓群较远处发现了一个编号为5号的墓葬。这个墓葬里出土的器物，和其他墓葬不同。5号墓没有明确纪年，根据和临近陕西墓葬出土的同类陶器、木器、漆器进行对比，何双全他们认定，这是一座西汉初期的墓葬。
考古队员在墓葬死者的胸部发现了一片类似丝绸的东西。当时只有二十多岁的田健看到这片东西，疑惑地说，“双全，这不是丝绸。”“不是丝绸能是什么？”已有二十多年考古经验的何双全接过来，在放大镜下仔细端详，“哎哟，还真不是丝绸，是纸。”
经过反复检验，在1989年第2期的《文物》杂志上，何双全发表了放马滩的发掘简报。
最早注意到放马滩纸地图的是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古代地图专家曹宛如。当时曹正在编写《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至元》。看到何双全的论文后，马上叫停即将刊印的《地图集》，飞赴兰州。经曹鉴定，放马滩纸是一张古代地图的残片。此后放马滩纸地图被收入了这部目前中国最权威的古代地图集。
紧接着，科学史专家潘吉星也注意到西汉纸地图出现，和曹不同，潘关心的是这张地图画在什么东西上面。潘吉星拿着何双全提供的样品，请日本高知纸业实验场进行技术鉴定，分析化验结果表明，放马滩纸是以麻类植物制造而成，纤维分布均匀，质量明显优于陕西灞桥纸。
事实上，纸张完全用来作为书写材料，还是东晋（公元4世纪）以后的事。放马滩以前出土的西汉纸，匀度不大好，厚薄相差较大，它虽然可以用作书写，但是看来做杂用的可能性更大。然而放马滩纸的发现，证明早在西汉初期，纸已经开始用于书写了。
放马滩的考古发掘总报告《天水放马滩秦简》，在整理考证了23年之后，由中华书局于2009年8月出版。报告称，这张纸是“目前已知最早的纸实物。它的发现不仅证明西汉初期就有纸出现，而且已用于绘图或书写，把纸的历史提前至西汉初期。”
一次性出土297张西汉纸
放马滩纸的发现，让何双全觉得自己“命很好”，但让他没想到的是，“更好的命”还在后面。
1987年，在甘肃敦煌悬泉置，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的队员采集到多枚暴露在地表的木简。当时正在敦煌考察的何双全被紧急调往现场。根据地表发现的汉简，何双全确定这是“汉代遗址无疑。”事后，甘肃省考古所决定，悬泉置遗址暂时以地下掩埋保护为主。
何双全回来后，始终惦记着这处汉代遗址，此后的两年每年都去勘察。1989年勘察时，发现地表被挖了5个洞，“坏了，有人盗墓。”何双全立即给上级打了报告。经国家文物局批准，1990年冬开始对悬泉置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
长达3年的发掘过程，一次又一次地给何双全惊喜。悬泉置遗址共出土古纸550张，其中西汉纸297张，7张西汉纸上有字，成为目前我国考古发掘中发现古纸最多的地方。
悬泉置位于甘肃省敦煌市与安西县交界处，西距敦煌市府（古沙洲）60公里，东去安西县府（古瓜州）60公里，是汉代驿站遗址。
遗址占地22500平方米，包括办事机关、马厩。院外西北部是垃圾堆，大部分遗物、简牍都是出土于此。
据何双全介绍，文物堆积的土层层次十分清晰，出土纪年木简最早的为西汉昭帝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最晚的为王莽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纸的年代与此对应。
何双全带着潘吉星到过正在发掘的现场。此后两人接受本刊访问时，都提到一个细节，在尚未挖掘出的地层中，他们看到汉简和古纸纽在一起。
“除此之外，纸上字体也可以分辨纸的年代。”何双全说，西汉和东汉的书法不同。西汉是半草半隶的书法风格，到了东汉，要么隶书，要么草书，风格比较统一了。
何双全将发掘简报刊登在《文物》杂志2000年第5期上。长达40万字的最终发掘报告，他仍在撰写中。他说，这是他退休前最重要的事情了。
至此，“蔡伦以前有纸说似乎没有什么疑点了，”何双全说，“悬泉置297张西汉纸的发现，为研究造纸起源提供了丰富的实证。”
我国以前有过这样的说法，认为“考古不下三代”，意思是说夏商周三代以后的文献记载已经十分丰富，各种正史和野史的历史文献众多，并且保存的情况也相对比较好，不需要进行考古研究了。其实情况并非如此。
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是不同的信息库，前者一般记录的是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而后者发掘到的更多是各阶层民众日常生活的遗留物。因此，即便对于文献记录非常详尽的遗址和历史阶段，考古研究也能为历史提供极为重要的信息。正如中国考古学会前理事长苏秉琦说言，历史已逝，考古学使它复活。
针对长达大半个世纪的争论，2010年7月出版的《中国考古学•秦汉卷》，根据20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指出，“早在蔡伦之前的西汉时期，中国已创造出了麻质植物纤维纸。随着西北丝绸之路沿线考古工作的不断进展，在陕西、甘肃、新疆等地许多西汉遗址和墓葬中发现西汉不同时期制造的古纸，从而引起了造纸起源问题的大讨论。”
这本中国考古界最权威的著作，对这些西汉纸做出了具体的描述，称，“这些古纸不但都早于蔡伦纸，而且有些纸上还有墨迹字体，说明已用于文书的书写。”
编著者最后得出结论：“‘西汉有纸’毫无疑问”“早在公元前2世纪西汉初期我国已经有造纸技术，而且应用于包装、书写和绘图等领域，比东汉蔡伦造纸早两三百年。”
直到今天，对蔡伦造纸说，仍然有着不同的表述。
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2011年5月播出的人文历史纪录片《纸的故事》，延续传统提法说，“在中国的四大发明中，造纸术被认为是典型的技术发明，它的发明者是东汉的蔡伦。”
然而，当下正在中学使用的历史教科书——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中课本《中国历史》，则使用了“蔡伦改进造纸术”的说法。书中写道，“甘肃天水的一座汉墓里，出土了一张纸。这张纸又薄又软，纸面平整光滑，上面有墨绘的山、川、路等。据考证，这是西汉早期用麻做的纸，也是目前世界上已知的最早的纸。东汉时候，宦官蔡伦总结西汉以来的经验，用树皮、破布、麻头和旧鱼网做原料造纸，改进了造纸术。”
那么，蔡伦到底是纸的发明人，还是改进者？
“纸”墨官司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纸是蔡伦（？-公元121年）发明的，主要是根据《后汉书》的记载。
《后汉书•蔡伦传》说：“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据此，人们多把蔡伦向汉和帝献纸的元兴元年，也就是公元105年，作为蔡伦发明造纸术的年份。
《后汉书•蔡伦传》的作者范晔（公元398年-公元445年），是生活在南朝宋文帝时期的一位学者。公元432年，范晔被贬宣城（今安徽省宣城市）任太守，借修史寄托志向，写作《后汉书》。这时距离蔡伦去世（公元121年）已经三百多年了。
范晔写《后汉书》的大部分原始史料，来自东汉官修史书《东观汉记》。《东观汉记》是东汉汉明帝刘庄在位时期（公元58年-公元75年），由大学士刘珍、班固等人执笔编写的国史。其中蔡伦传这一篇，又是后来崔寔、曹寿和延笃等三人奉东汉汉桓帝之命在公元151年补写的。这时距离蔡伦去世才30年。作者跟蔡伦是同时代人，因此有学者认为，《东观汉记》记述的内容应该是真实可信的。
但是，《东观汉记》原书共有143卷。历经几个朝代之后，大部分已残缺散佚。唐朝还保留了一百二十多卷，宋朝仅剩下8卷，到元朝时这本书已经消亡了。明清只有辗转相传的辑录本。现在人们看到的《东观汉记•蔡伦传》是清朝乾隆年间姚之骃编定的《四库全书》中的辑本。这个辑本又是从《永乐大典》中转引来的。
有趣的是，这个辑本并列了两种不同的说法：一个是（蔡）伦典上方造意用树皮……造纸；另一个是蔡伦典尚方作纸。“典”是主管的意思。“上方”和“尚方”相同，指宫廷御用的作坊。“造意”是发明创造的意思。意思是说，蔡伦主管皇家作坊工作期间，生产制作了纸张。这两个说法，一个说他造意，一个没说。由此造成了长期争论的局面，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有人认为，要查《东观汉记•蔡伦传》的原文，必须撇开明清辗转相抄的辑录本，直接从隋唐的古籍中寻找线索。因为那时的《东观汉记》跟汉朝原本是比较接近的。如果拿隋朝《北堂书钞》、唐朝《艺文类聚》和《初学记》等书所引用的《东观汉记•蔡伦传》中的文字，跟《后汉书•蔡伦传》相对照，它们在内容上和提法上确有不同。隋唐时期学者引用的《东观汉记•蔡伦传》原文文字简洁，而范晔所写的文字详尽；前者无“造意”二字，后者却有“造意”二字。据此，有学者认为范晔写《后汉书•蔡伦传》可能有失真之处，甚至有部分虚构和杜撰的嫌疑。
到了唐朝以后，更是有不少人对蔡伦发明造纸术提出异议。
唐朝张怀瓘在《书断》中写道：“汉兴，有纸代简，至和帝时，蔡伦工为之。”意思是，早在汉朝初年，就已经用纸逐渐代替竹简做书写材料了。到东汉和帝年间（公元105年），蔡伦领导皇家作坊里的工匠，改进和提高了造纸技术。
北宋陈槱在《负暄野录》中说，“盖纸，旧亦有之。特蔡伦善造尔，非创。”
南宋史绳祖在《学斋拈毕》中认为，“纸笔不始于蔡伦、蒙恬，……但蒙、蔡所造精工于前世则有之，谓纸笔始于此二人则不可也。”
《资治通鉴》中引用毛晃的话说得更加明白：“俗以为纸始于蔡伦，非也。”
但是，也有很多人坚持认为《后汉书》的记载是准确的，《后汉书》里的蔡伦传不可信的说法，缺乏深入考证。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后汉书》和《东观汉记》里蔡伦传的记载，经过查对《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辑出的原文，两相对照，文字大体相同。而记载中“造意”二字就意味着发明创造。而且，蔡伦一度被视为罪人，冤死30年之后才恢复名誉，谁敢贸然不如实地给他立传？更谈不上夸大其词地颂扬他了。因此，以记载蔡伦造纸最早的史书为依据，说他是我国造纸术的发明者，并不过分。
要么古籍上保存的古代造纸信息不够全面、系统；要么史书已经散佚、残缺；要么今天收藏的古籍，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因为复述有误，抄错了字甚至故意篡改等原因，跟原文有出入。正如孔夫子所感叹，“文献不足证也”。
这时，地下不断“挺身而出”的文物，就成为探索“蔡伦以前是否有纸”最可信的依据。
毁于战火的孤证
1933年夏天，考古学家黄文弼受国民政府教育部派遣，率西北科学考察团至新疆考察。在新疆罗布淖尔汉代烽燧遗址里，首次发掘出一片西汉纸。
黄文弼在发掘报告中对这张纸做出如下描述：“麻质，白色，作方块薄片，四周不完整”，“质甚粗糙，不均净，纸面尚存麻筋，盖为初造纸时所作，故不精细也。”
“麻是植物纤维。”北京工商大学教授刘仁庆向本刊介绍，“判断是不是纸，主要看是不是植物纤维。植物纤维就是纸，动物纤维则是丝质品。”
“麻质，说明是纸。” 这位长期从事造纸教学和研究的造纸界学者作出如是判断。
和这张麻纸一起出土的，还有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的木简。黄龙是西汉汉宣帝（公元前73年-公元前49年）的年号。因此黄文弼认定，“此纸亦当为西汉故物也。”
罗布淖尔纸的发现轰动一时，为“蔡伦前有纸说”首次提供了实物证据。
1937年当黄文弼率领西北科学考察团，携带文物从新疆返回南京时，中日战争爆发。这批文物又紧急转运武汉。不幸的是，西北考察团文物在武汉举办文物展时，遭遇日本飞机轰炸，所有展品全部被毁，其中也包括这张麻纸。
所幸，黄文弼手中还保留有考察笔记的手稿和照片。抗战结束后，黄文弼回到北平，将新疆考察资料整理成《罗布淖尔考古记》，1948年由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
关于罗布淖尔纸的尺寸，有一个小插曲。
据《罗布淖尔考古记》记载，这张纸“长约40厘米，宽约100厘米”。罗布淖尔纸因为它的“大”尺寸，饱受质疑。
“能保存下这么大一张纸？”上世纪60年代初就开始从事纸史研究的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潘吉星，很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他向本刊讲述了40多年前和黄文弼唯一一次谋面。
共和国成立以后，黄文弼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潘吉星当时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和黄同在科学院工作，主动登门求教。
这个“驼背的干瘪老头儿”对潘的来访非常热情，他在北京东厂胡同的科学院宿舍里澄清了很多人提出的这个疑问。黄文弼把自己当年的发掘记录手稿展示给潘看，“原发掘报告排印时将纸的尺寸4.0×10.0厘米误排为40×100厘米，少了小数点，故长宽各差10倍。”
这以后，潘吉星根据黄老先生的“口谕”，在此后的著作中对罗布淖尔纸的尺寸进行了更正。次年，黄文弼去世。
罗布淖尔纸的发现虽然有明确记载，但这张纸毕竟已经不存在了，即使存在也是个孤证。因此，很多人对蔡伦前有纸说还是半信半疑，这其中也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考古所所长夏鼐。夏鼐曾在1955年针对蔡伦以前是否有纸的争论表态，“西汉有纸证据不足，尚不能做出否定（蔡伦发明纸）的结论。”
推土机“推”出来的古纸
上世纪40年代，因战争关系，各地考古发掘工作一度中断，直到50年代才又重新开展。
1957年在陕西省西安市郊的灞桥，发现了一个至少不迟于西汉武帝时代（公元前140年到公元前87年）的古墓，从墓中清理出一叠纸，这就是后来被广泛争议的灞桥纸。
1957年5月8日，陕西省博物馆接到灞桥砖瓦厂的电话：“在第二生产队的东北角挖土时发现铜宝剑两只。”
次日，陕西省博物馆派程学华等人前往调查。程学华到达现场时，看到一些损坏了的出土文物被堆在一边，得知大部分保存尚好的文物已经交到厂部，还有少量文物被工人拿到宿舍去了。很快，程学华将从各处汇集的近百件文物逐一登记入册，然后用一辆吉普车运回博物馆。
接手灞桥文物的是陕西省博物馆的李长庆。他在清理这批文物时发现，在一面三弦纽青铜镜下面粘有麻布，布下有数层粘在一起的纸。这个发现令已是文物保管部主任的李长庆感到非常意外。李遂将纸揭下，但已裂成碎片，共计88片，分别用玻璃夹住，玻璃的周边用胶布密封好。
后来，程学华把整个发掘整理经过写成发掘简报，刊登在1957年第7期的《文物参考资料》上，题为《陕西省灞桥发现西汉的纸》。
这一发现，立刻引起各界极大的兴趣。
1958年1月5日《中国青年报》对灞桥纸的发现做了报道，说，“我国发明纸的年代还要上推好多年”，并说，“据现在我们的历史知识来判断，蔡伦对造纸事业曾经起了巨大的发展作用，他曾经改进了造纸的原料，推动了造纸的事业，但他并不是第一个发明纸的人。”
专业人士很快注意到了灞桥纸的疑点。程学华在发掘报告上给出的结论是“类似丝质纤维作成的纸”。“如果是丝就不是纸了”，工科出身的潘吉星认为，必须搞清楚灞桥纸是由何种纤维原料构成的。此后，潘几次赴陕西调查，并带回了陕西博物馆提供的灞桥纸样品。
1964年7月的一天，潘吉星带着灞桥纸样品和中科院介绍信，来到位于北京朝阳区光华路的轻工业部造纸研究所，请求进行分析化验。
当时负责给潘做化验的是王菊华。这是潘吉星和王菊华第一次会面，此后，潘和王分别成为“蔡伦前有纸说”和“蔡伦造纸说”两派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并展开了几十年的争论。
潘吉星和王菊华日前分别接受了本刊采访。两人都对当时的化验结果印象深刻。根据显微图片，两人都认定灞桥纸是麻纤维。但分歧在于是何种麻，王菊华认为是黄麻，而潘吉星认为是大麻。
此后，潘吉星把这次化验分析结果写成论文，刊登在1964年第11期的《文物》杂志上，题目是《世界上最早的植物纤维纸》。文章中，潘吉星列出了黄麻和大麻两种可能。
论文发表后立刻引起了考古学家夏鼐的注意。
1964年12月21日上午，潘吉星在中科院开会，正巧碰上考古所长夏鼐。“夏鼐开口就说，如果是黄麻，那灞桥纸就有问题了。”大麻是中国原产物，但黄麻原产于西亚和北非，宋朝以后才传入中国。汉墓里怎么可能有宋朝的东西呢？夏鼐建议潘吉星再做一次化验。
1965年11月，潘吉星找到四川大学生物系。当时还是副教授和讲师的郑学经、李竹承担了这项工作。经过与其他各种麻的对比，郑、李两人认为，灞桥纸是大麻为主，兼有少量苎麻。
大麻产自北方，苎麻产自南方，但都是中国原产。从四川回来后，潘吉星立刻带着显微图片去找夏鼐。夏鼐拿着放大镜仔细端详后，说了一句话，“这就对了。”此后，潘吉星撰写了题为《论造纸术的起源》的论文，发表在1966年第3期《文物》杂志上，公布了新的化验分析报告。
造纸专家刘仁庆对灞桥纸的纤维性质也非常关注。1974年到1975年间，刘仁庆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形态细胞研究室的协助下，对灞桥纸进行了更为复杂的分析化验。
在显微镜下，比较观察了灞桥纸纤维与大麻、苎麻、黄麻、苘麻、洋麻、亚麻6种麻，发现灞桥纸纤维与大麻纤维的特征很近似，即细胞壁较厚，胞腔稍宽，纤维末端细长，顶部为钝形。在铜氨溶液中，它们都会产生念珠状膨胀，胞腔也随之膨胀为明显的波纹形。这说明，灞桥纸使用的是单一原料——大麻纤维。
至此，事情似乎应该有一个定论了，但是灞桥纸仍然饱受质疑。争论中最大的焦点就是，灞桥纸是从被推土机破坏后的汉墓中发现的，由于不是科学发掘，出土位置和确切年代都存在很多疑点。
世界上最早的纸
灞桥纸发现以来，甘肃、陕西又相继出土了金关纸、中颜纸、马圈湾纸等西汉古纸。但是西汉纸接二连三出土，不仅没有使蔡伦以前是否有纸的争论逐渐平息，反而伴随着每次考古新发现，都引发出一场更为激烈的争论。
直到1986年的一天，甘肃天水放马滩的一个汉墓里，出土了中学课本中提到的那张“又薄又软”的纸。造纸界、考古界、史学界一下子安静下来，纷纷把目光集中于这次新发现。
主持这次发掘的甘肃省考古所研究员何双全向本刊介绍，放马滩纸的出土年代为西汉初年文、景二帝（公元前179年到公元前141年）时期，比蔡伦造纸早近三百年。
与以往考古发现不同的是，这次出土的古纸质量较好，纸面平整光滑，质地薄而软，上面还有用墨线绘制的地图。
放马滩纸的发现极为偶然。偶然发现的结果，成就了一代又一代文物学家、考古学家。偶然发现的魅力，也吸引着新一代考古学家，承继前贤，创建新说。
出土文物的古墓葬，位于一片偏僻的林区。不知哪年，林场在放马滩盖了几间土房子，作为护林站，这几间房子正好压在一片无人知晓的古墓地上面。
由于经常下雨，房子地基下沉，房子后坡常常滑塌，屋顶经常漏雨。1986年，一场春雨过后，山体又出现滑坡，工人决定动手挖土清泥。
向下挖着挖着，忽然几根大木头冒了出来。林场工人们看惯了地面上的木头，被从地下冒出木头来弄糊涂了。于是继续挖，古墓的一半椁板暴露出来。裸露在外的椁板，就好像一个大木箱，镶嵌在山崖上。
好奇的工人索性找来锯子和撬杠，锯开木棺，伸手去摸，结果摸出一卷竹简。木简泥糊糊的，看不清是何宝物，工人便拿到河边用水冲洗，隐约看到上面有不认识的文字，这才意识到可能是文物，赶紧向天水市文化局报告。
甘肃省考古所的何双全、田健等人接受任务，于当年3月赶赴放马滩。
“简直不可思议，那是一片战国时期的公共墓地，有一百多座墓葬。”何双全说。考古队抢救性发掘了十几座。
其中，在离古墓群较远处发现了一个编号为5号的墓葬。这个墓葬里出土的器物，和其他墓葬不同。5号墓没有明确纪年，根据和临近陕西墓葬出土的同类陶器、木器、漆器进行对比，何双全他们认定，这是一座西汉初期的墓葬。
考古队员在墓葬死者的胸部发现了一片类似丝绸的东西。当时只有二十多岁的田健看到这片东西，疑惑地说，“双全，这不是丝绸。”“不是丝绸能是什么？”已有二十多年考古经验的何双全接过来，在放大镜下仔细端详，“哎哟，还真不是丝绸，是纸。”
经过反复检验，在1989年第2期的《文物》杂志上，何双全发表了放马滩的发掘简报。
最早注意到放马滩纸地图的是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古代地图专家曹宛如。当时曹正在编写《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至元》。看到何双全的论文后，马上叫停即将刊印的《地图集》，飞赴兰州。经曹鉴定，放马滩纸是一张古代地图的残片。此后放马滩纸地图被收入了这部目前中国最权威的古代地图集。
紧接着，科学史专家潘吉星也注意到西汉纸地图出现，和曹不同，潘关心的是这张地图画在什么东西上面。潘吉星拿着何双全提供的样品，请日本高知纸业实验场进行技术鉴定，分析化验结果表明，放马滩纸是以麻类植物制造而成，纤维分布均匀，质量明显优于陕西灞桥纸。
事实上，纸张完全用来作为书写材料，还是东晋（公元4世纪）以后的事。放马滩以前出土的西汉纸，匀度不大好，厚薄相差较大，它虽然可以用作书写，但是看来做杂用的可能性更大。然而放马滩纸的发现，证明早在西汉初期，纸已经开始用于书写了。
放马滩的考古发掘总报告《天水放马滩秦简》，在整理考证了23年之后，由中华书局于2009年8月出版。报告称，这张纸是“目前已知最早的纸实物。它的发现不仅证明西汉初期就有纸出现，而且已用于绘图或书写，把纸的历史提前至西汉初期。”
一次性出土297张西汉纸
放马滩纸的发现，让何双全觉得自己“命很好”，但让他没想到的是，“更好的命”还在后面。
1987年，在甘肃敦煌悬泉置，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的队员采集到多枚暴露在地表的木简。当时正在敦煌考察的何双全被紧急调往现场。根据地表发现的汉简，何双全确定这是“汉代遗址无疑。”事后，甘肃省考古所决定，悬泉置遗址暂时以地下掩埋保护为主。
何双全回来后，始终惦记着这处汉代遗址，此后的两年每年都去勘察。1989年勘察时，发现地表被挖了5个洞，“坏了，有人盗墓。”何双全立即给上级打了报告。经国家文物局批准，1990年冬开始对悬泉置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
长达3年的发掘过程，一次又一次地给何双全惊喜。悬泉置遗址共出土古纸550张，其中西汉纸297张，7张西汉纸上有字，成为目前我国考古发掘中发现古纸最多的地方。
悬泉置位于甘肃省敦煌市与安西县交界处，西距敦煌市府（古沙洲）60公里，东去安西县府（古瓜州）60公里，是汉代驿站遗址。
遗址占地22500平方米，包括办事机关、马厩。院外西北部是垃圾堆，大部分遗物、简牍都是出土于此。
据何双全介绍，文物堆积的土层层次十分清晰，出土纪年木简最早的为西汉昭帝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最晚的为王莽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纸的年代与此对应。
何双全带着潘吉星到过正在发掘的现场。此后两人接受本刊访问时，都提到一个细节，在尚未挖掘出的地层中，他们看到汉简和古纸纽在一起。
“除此之外，纸上字体也可以分辨纸的年代。”何双全说，西汉和东汉的书法不同。西汉是半草半隶的书法风格，到了东汉，要么隶书，要么草书，风格比较统一了。
何双全将发掘简报刊登在《文物》杂志2000年第5期上。长达40万字的最终发掘报告，他仍在撰写中。他说，这是他退休前最重要的事情了。
至此，“蔡伦以前有纸说似乎没有什么疑点了，”何双全说，“悬泉置297张西汉纸的发现，为研究造纸起源提供了丰富的实证。”
我国以前有过这样的说法，认为“考古不下三代”，意思是说夏商周三代以后的文献记载已经十分丰富，各种正史和野史的历史文献众多，并且保存的情况也相对比较好，不需要进行考古研究了。其实情况并非如此。
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是不同的信息库，前者一般记录的是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而后者发掘到的更多是各阶层民众日常生活的遗留物。因此，即便对于文献记录非常详尽的遗址和历史阶段，考古研究也能为历史提供极为重要的信息。正如中国考古学会前理事长苏秉琦说言，历史已逝，考古学使它复活。
针对长达大半个世纪的争论，2010年7月出版的《中国考古学•秦汉卷》，根据20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指出，“早在蔡伦之前的西汉时期，中国已创造出了麻质植物纤维纸。随着西北丝绸之路沿线考古工作的不断进展，在陕西、甘肃、新疆等地许多西汉遗址和墓葬中发现西汉不同时期制造的古纸，从而引起了造纸起源问题的大讨论。”
这本中国考古界最权威的著作，对这些西汉纸做出了具体的描述，称，“这些古纸不但都早于蔡伦纸，而且有些纸上还有墨迹字体，说明已用于文书的书写。”
编著者最后得出结论：“‘西汉有纸’毫无疑问”“早在公元前2世纪西汉初期我国已经有造纸技术，而且应用于包装、书写和绘图等领域，比东汉蔡伦造纸早两三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