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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情山水，怡情风物，是人的自然属性，中国自古文人多雅兴，游历自然，吟诗作赋，即是雅兴的重要体现。郭沫若同样也是钟情于自然山水之人，他在诸多诗作词句之中咏写了各地自然风光的奇骏之美，揭示了传统人文景观的文化之韵，他将自我之情寄托与山川河流之间，展现出勃发的诗性创造力和多彩的生命感受力。
自然之情少年郭沫若游玩的天性
在现代文学作家中，像郭沫若一样度过美好充满天真童趣的少年时期的并不不多，他们绝大多数自小就体会到家族败落的苦痛、亲人离散的悲情以及艰辛生活的磨难。从现在留存的图像资料中，少年郭沫若给人的印象总是白齿青眉，这与少年鲁迅的青涩尽去颇有不同。出生于殷实商贾之家的郭沫若，不必像穷苦人家的孩子一样过早为了生计而辛劳奔波，而且他还是母亲最疼爱的“八儿”，家中的一切事物自然有比自己年长的哥哥们出面去处理，除了正常的学习之外，玩耍游戏就是少年郭沫若生活的全部了，这样的家庭氛围和生活环境造就了爱嬉闹、常惹祸的“叛逆少年”。
郭沫若之所以具有生性活泼，天真浪漫的性情，撇开家族遗传基因等因素不谈，少年时期亲近大自然，无拘无束的生活状态也是重要因由之一。郭沫若出生于四川乐山沙湾，此地虽然没有闻名遐迩的历史遗迹，但却也是“绥山毓秀，沫水钟灵”。绥山即是二峨山，它是峨眉山的第二座高峰，也是道教仙山，沫水就是大渡河。郭沫若的家就在绥山脚下，沫水之旁。郭家临街商铺的大门就面对大渡河，出门大约四五百米就能到达大渡河边，高耸的绥山更是抬头可见。郭沫若开蒙之所便是位于家里后院中的一间房屋，因为透过这间上课屋子的窗户远望便能看到绥山，故此书塾便定名为绥山山馆，私塾结课之后“贞寿之门”周围诱人的自然环境便成为郭沫若生龙活虎、放飞自我的理想游乐场所。
《邨居即景》是现今发现的郭沫若最早的诗作，这首古体五言诗是13岁的郭沫若在绥山山馆读书后，带着自己的弟弟妹妹们到屋后溪边嬉戏时场景的叙写。“闲居无所事，散步宅前田”是少儿时期郭沫若生活状态的本真描摹。“闲”说明了郭沫若无忧无虑的少年生活时光，除了要应付每天私塾的功课之外，尽情玩耍便成为打发剩余时光的唯一方式了。“散”描画出郭沫若每天悠闲自在的生活心境，不必匆匆赶路，不必有目的的奔波，在自己宅院的前后随处都可能发现可供玩耍的名目。郭沫若带着小伙伴最爱去的地方就是茶溪后面的小水潭了，这里可以钓鱼、可以打闹，甚至还可以背书。越是自然清净的地方，越容易专心读书“闲钓茶溪水，临风诵我书”，甚至于只用心于诵读，反而“钓竿含了去，不识是何鱼”。
14岁时郭沫若在苏溪上撑筏耍乐，他面对平缓流淌的河流，两岸层出不穷的景致，自然而然地书写出“剪浪极洄泝，披襟恣荡推。风生荇菜末，水荡鹁鸿媒”的诗句。植株、水鸟等自然物种在水波的荡漾下，顺其自然的生长延续，人、物、景和谐统一的构成了一幅明雅隽秀的风景画。总之，这些景别在少年郭沫若视野中，山就是那片绵延起伏的层峦叠嶂，河就是那条奔流不复的涛涛江水，一切都是天然顺畅的存在。
广袤的自然山水赋予了少年郭沫若特有的不安于此的游性，也在它幼小澄净的心灵中培育了亲近自然的天性。1907年郭沫若升入嘉定府中学，从此走出沙湾狭小的天地，踏上外界开阔的舞台，夜间虽然即将要乘船离开故土，但他并无伤感之意，而是“借此扁舟宜载酒，明朝当作凌云游”，这是少年郭沫若童真无邪的理想，也是游历世界寄情山水的本性。1919年9月11日《时事新报·学灯》发表了署名为“沫若”的《抱和儿浴博多湾中》《鹭鸶》两首白话新诗，自此现代文化名人郭沫若便出现在中国现代历史舞台之上，“沫若”是取自于他的家乡四川乐山的沫水（大渡河）和若水的两条河流，自己处女诗作使用以自然之寓的笔名，而且还延续终生，郭沫若喜爱山水自然之性便见微知著了。
家国之爱《北上纪行》十首抒情之诗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外面的世界同样很无奈。一心只想逃离“安乐窝”的郭沫若，嘉定府还不足以安放下他血脉偾张的理想。但独立面对世事的艰辛，使郭沫若也不得不暂时搁置少年游玩之性，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现实民族复兴的使命之上。虽偶尔也抒写游历的感悟，但大多附带着难解的家国情愁。
直到1948年11月郭沫若由香港转道沈阳，准备迎接新中国的到来，潜隐于内心深处的游性油然而生地喷发出来。由沈阳到达北平，虽然耗时两个多月的时间，但这却无疑是郭沫若人生旅途中最畅快的一次征途，抛却了由异国他乡回国参战时割舍不断亲情的煎熬，除去了战时动荡颠簸流离的惶恐，内心充满的是迎接百年中国复兴的凯旋时刻的悸动与再一次无忧无虑中亲近自然的兴奋。1949年1月郭沫若写下了著名的《北上纪行》十首，在书写游船所看到沿途即景的同时，也抒发了对即将到来的胜利成果的虔诚颂歌。
《北上纪行》在郭沫若众多诗篇中，并不太被人所关注。这十首五言古诗，虽然创作于1949年1月，但是直到1950年3月才发表，后又在1950年5月1日的《华北文艺》第4期上重载，再加之该诗组原收入在1953年3月《新华颂》诗集中，但在1958年《沫若文集》出版时，这十首诗歌又被调整到《蜩螗集》中。由于创作与发表时间的间隔，收录诗集位置变化等方面的原因，《北上纪行》很少被研究者提及。
《北上纪行》十首诗歌，记录了郭沫若“北上”沈阳时的所闻所感所悟，但虽名为记事而实则抒情，抒发了作者在“北上”途中所见的自然情景和物象。“诗缘情而旖旎”，情感是诗歌的生命，特别是对于郭沫若如此情感丰沛的诗人而言，情绪的表达永远是他诗歌创作的不竭动力。《北上纪行》十首所表达的情感显示了一个“疯狂”诗人精神的回归，一个对自然有天性亲和力歌者的复苏，他带给我们又一次“凤凰涅槃”式生命洗礼的心灵冲击。
全篇十首诗歌最终落脚于“我今真解放，莫怪太癫狂”一句。“癫狂”原因在于“我今真解放”，而“解放”应具有多重意味，一是寓意着郭沫若自由自然天性精神的恢复。郭沫若在《北上纪行》的小序中，记载着他由香港坐船北上时的情形，特别是“每日飲酒赋诗，谈笑博弈，洵足乐也”，饮酒、赋诗、谈笑都是心情极端松弛，精神极度自由状态下的活动，从此可见郭沫若此时的心境已经不同于战争时期那种焦虑、急迫的情感，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郭沫若无不把自我的革新同国家人民的解放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弃笔从戎参加北伐战争，他接受党的召唤参加南昌起义，他为了民族的解放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回国参战，在中国现代解放战场上处处可以看到他振臂高呼的身影，也可以读到他义愤填膺的文句，但自从《女神》之后他原有的自由不羁的诗歌情绪，明显地被低沉愤怒的战斗激情所替代，现实宣传的实用性取代了诗歌内蕴的情绪性，“诗味”不足便在所难免。在胜利曙光的感召下，《北上纪行》十首再现了郭沫若自由描写身边景象，无拘无束表达心声的创作心态，实现了自我人生奋斗后的解放，也复原了郭沫若“癫狂”的诗歌创作状态。 在“自然心性”回归自我后，“解放”也寓意着民族独立战争的即将取得胜利。全诗反复吟咏“我今真解放”一句，表达了诗人对于将要诞生的新中国诞生热切的期盼和无比虔诚之情。郭沫若从来都不是一个只会遣词造句的书斋诗人，当面对个人与国家，自我与民族选择之时，他都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后者。在《北上纪行》中，诗人阐释了由小我到大我的转变，第一首以“何以答庥民”的问句结尾，而第二至第九首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解答，特别是“我今真解放，赤裸入人寰”更加彰显出郭沫若将自我一切归于人民的创造，这也恰恰凸显了1948年“五一口号”内容核心和实质。诗中“指顾中原定，绸缪新政开”“和平见攻势，摧毁不低眉”等诗句更是对于“五一口号”后中国社会局势发展的真实展现，郭沫若用五言诗体形式，朗朗上口的语调，对“五一口号”历史价值作出的积极响应，更显示出他家国之爱的知识分子历史使命感。
《北上纪行》不仅在精神上恢复了郭沫若诗歌情歌的特性，而且也在诗歌意象的塑造上彰显出他以自然为美的美学风格。阅读完郭沫若的诗歌总给人思潮腾涌之感，这种阅读体验除了来自于他如同山洪暴发、排山倒海般的情感宣泄外，诗歌中所展现出恢弘壮阔的自然意象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女神》中涅槃的凤凰、奔跑的天狗等超出常人想象的意象无一不震撼着阅读者的神经。《北上纪行》诗组的意象构造同样如此，“波涛”“巨浪”“龙”“海”“沸泉”“雄师”“大军”等无不使阅读者联想到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抗战所经历的艰难岁月，这些宏大的自然意象表达了诗人对“五一口号”后，即将所要诞生的新政權近乎图腾般的崇敬之情，也是诗人回归自然天性表达的重要讯息。
人文之意中国古典文学游记传统再现
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等重要职务的郭沫若，在国家政局稳定、经济好转、民众安居后，开始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恢复民族文化自信的工作之中。他在自己文化调研、考察和外出参会的空隙，游历祖国的大好河山，他的足迹遍布了国内的广西、海南、山东等20余个省份，他也是中国民间外交的创始人，在对外交往中，他的足迹也到达了埃及、日本、苏联、古巴、朝鲜等诸多国外文化胜地。
在饱览祖国大好山河美景后，单一诗篇的记叙已经不足以记录下郭沫若盎然复苏的游性，传统的组诗写作方式便应之而出。组诗是郭沫若建国后纪游诗写作的重要特征，它是指由同一题材、在内容上互相关联的若干首单篇诗作组成的一组作品。虽然组诗中每首单篇诗作相对独立，但是各首诗作之间因所描绘题材的一致性性又具有内在的联系，它们共同组成了对某事物描绘的统一系列。《访泰山杂咏》（六首）是郭沫若1961年 5月到访泰山时留下的登临泰山过程中所创作的六首诗作，也是其纪游组诗的代表之作。在此期间他先后参观了普照寺、岱庙，并且徒步登上了泰山之巅，后又下山途中游历了经石峪摩崖刻经，一路走来，诗兴所致，口吟成句，六首纪游泰山的诗作便孕育而成。与诗人游览泰山路线相吻合的，便是《访泰山杂咏》组诗中六首诗作的创作顺序，《咏普照寺六朝松》《在岱庙望泰山》《万松亭遇雨》《登上泰山极顶》《在极顶观日出未遂》《访经石峪》依次排列，完整记叙了此次登临泰山的历史瞬间。
“组诗形式所具有的包容性，突破了单体诗歌凝固于特定时空的局限，表达容量大为增加，更适于展示诗人曲折的人生历程和微妙的情感体验，适合表现多重场景和较为宏大的事件，也有助干挥洒文人的才学。”（李正春编，《唐代组诗研究》，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P7）《访泰山杂咏》六首诗作虽然各自成篇，但是各个单篇诗作却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上全面、透彻地反映出作者登临泰山的过程、作者情感的变迁以及对泰山历史文化内涵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咏普照寺六朝松》和《在岱庙望泰山》是郭沫若还未能登临泰山之前心境的描写，作者曾走过祖国许多大山大河、名胜古迹，因此他初到泰山之时还没有体会到被誉为“五岳之首”“中华国山”的泰山独有的文化魅力。他在普照寺看到六朝古松时所写下的“四山有石泉身绝，万里无云日照融”诗句，也仅是对这棵古树生长环境的客观描写，并无太多新意，特别是开始之初“磴道七千级，泰山不算高。只缘天下小，遂使仲尼骄”，更是写出了郭沫若对于泰山被称为“五岳之尊”的疑惑之情。但是当他登临泰山之顶，极目远眺，浮云丛生，望着脚下的万物，始才理解泰山独特魅力所在，不由得感慨道：“云雾移时合，雷霆指路迷。我来登极顶，果见众山低”，泰山自然壮美之感油然而生，仅仅只有自然之美，泰山还不足以称之为“五岳之尊”。因天气原因，郭沫若在山顶观日未遂，但却看到了泰山云海的奇观，他更是产生“晨曦光晦若，东壁石巍然。摩抚碑无字，回思汉武年”之慨叹，泰山的文化之韵便戛然而生。郭沫若通过登临泰山时不同地点、不同景别、不同观感的叙写，完整地展现了登临泰山的心理变迁，真实地刻画了游者的自然文化心境。《海南纪行》（八首）《咏福建二十二首》《在出夔门》（七首）《游大理》（十首）等纪游组诗都有异曲同工之妙。自先秦以来以歌咏游记、田园、宴饮等传统组诗写作传统，新中国成立后在郭沫若笔下得以恢复和发展。
饱受战争沧桑洗礼的祖国大好山河，不仅仅是外观上遭到了损毁，更主要的是断裂了其内在文化意蕴的传承，各地文化名胜历史古迹逐渐消退了它原有的内涵。作为研究文史见长的学者郭沫若，睿智地洞悉了这种状况，他在探访名山圣水之时，不断复原本有的历史文化内涵。此种心境和目的下的纪游诗创作，从外在形式上延用古体诗韵、内在诗情上究文典旧史，另外借景叙史，借物言史是此时期郭沫若纪游性情的显现特性。
1959年2月19日郭沫若到山东参观并进行文化调研考察，其间写下了《齐鲁多文物》（五首），《大明湖》为其中之一，这是一首七言古诗，该诗既是通过虚实的景物描写展现了大明湖优美自然风光，更是借助于历史抒怀显现大明湖独特的文化魅力。这首古体诗虽然题名为《大明湖》，但描写大明湖景物的却仅仅只有“闻有芙蕖待蟾魄，已看杨柳化鹅雏”一句，此句还不是大明湖实景描写，而是通过想象手法勾勒出大明湖应有的优美自然风光。此诗叙写的重点是颈联“济南民众超名士，历下楼台胜古都”，这句诗中含有杜甫与北海太守李邕相会于历下亭的故事，在历下亭杜甫留下了“海内此亭古，济南名士多”的佳句，此后历代文人雅士游览大明湖时也多登上历下亭，成为著名的人文美景。郭沫若便是在此诗中，名为写大明湖的景色，实为向读者明示景物背后悠久的文化渊源。《游朴渊瀑布》《访武侯祠》等纪游诗篇无不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欲举杯邀杜李，问今佳兴复何如？”在游历品鉴中，郭沫若拥有李白、苏轼邀月共游的浪漫情怀，兴之所至于山水画卷的足迹亦是郭沫若古体诗性勃发的催化剂，一个现代历史上充满天性童趣的郭沫若跃然而生。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
自然之情少年郭沫若游玩的天性
在现代文学作家中，像郭沫若一样度过美好充满天真童趣的少年时期的并不不多，他们绝大多数自小就体会到家族败落的苦痛、亲人离散的悲情以及艰辛生活的磨难。从现在留存的图像资料中，少年郭沫若给人的印象总是白齿青眉，这与少年鲁迅的青涩尽去颇有不同。出生于殷实商贾之家的郭沫若，不必像穷苦人家的孩子一样过早为了生计而辛劳奔波，而且他还是母亲最疼爱的“八儿”，家中的一切事物自然有比自己年长的哥哥们出面去处理，除了正常的学习之外，玩耍游戏就是少年郭沫若生活的全部了，这样的家庭氛围和生活环境造就了爱嬉闹、常惹祸的“叛逆少年”。
郭沫若之所以具有生性活泼，天真浪漫的性情，撇开家族遗传基因等因素不谈，少年时期亲近大自然，无拘无束的生活状态也是重要因由之一。郭沫若出生于四川乐山沙湾，此地虽然没有闻名遐迩的历史遗迹，但却也是“绥山毓秀，沫水钟灵”。绥山即是二峨山，它是峨眉山的第二座高峰，也是道教仙山，沫水就是大渡河。郭沫若的家就在绥山脚下，沫水之旁。郭家临街商铺的大门就面对大渡河，出门大约四五百米就能到达大渡河边，高耸的绥山更是抬头可见。郭沫若开蒙之所便是位于家里后院中的一间房屋，因为透过这间上课屋子的窗户远望便能看到绥山，故此书塾便定名为绥山山馆，私塾结课之后“贞寿之门”周围诱人的自然环境便成为郭沫若生龙活虎、放飞自我的理想游乐场所。
《邨居即景》是现今发现的郭沫若最早的诗作，这首古体五言诗是13岁的郭沫若在绥山山馆读书后，带着自己的弟弟妹妹们到屋后溪边嬉戏时场景的叙写。“闲居无所事，散步宅前田”是少儿时期郭沫若生活状态的本真描摹。“闲”说明了郭沫若无忧无虑的少年生活时光，除了要应付每天私塾的功课之外，尽情玩耍便成为打发剩余时光的唯一方式了。“散”描画出郭沫若每天悠闲自在的生活心境，不必匆匆赶路，不必有目的的奔波，在自己宅院的前后随处都可能发现可供玩耍的名目。郭沫若带着小伙伴最爱去的地方就是茶溪后面的小水潭了，这里可以钓鱼、可以打闹，甚至还可以背书。越是自然清净的地方，越容易专心读书“闲钓茶溪水，临风诵我书”，甚至于只用心于诵读，反而“钓竿含了去，不识是何鱼”。
14岁时郭沫若在苏溪上撑筏耍乐，他面对平缓流淌的河流，两岸层出不穷的景致，自然而然地书写出“剪浪极洄泝，披襟恣荡推。风生荇菜末，水荡鹁鸿媒”的诗句。植株、水鸟等自然物种在水波的荡漾下，顺其自然的生长延续，人、物、景和谐统一的构成了一幅明雅隽秀的风景画。总之，这些景别在少年郭沫若视野中，山就是那片绵延起伏的层峦叠嶂，河就是那条奔流不复的涛涛江水，一切都是天然顺畅的存在。
广袤的自然山水赋予了少年郭沫若特有的不安于此的游性，也在它幼小澄净的心灵中培育了亲近自然的天性。1907年郭沫若升入嘉定府中学，从此走出沙湾狭小的天地，踏上外界开阔的舞台，夜间虽然即将要乘船离开故土，但他并无伤感之意，而是“借此扁舟宜载酒，明朝当作凌云游”，这是少年郭沫若童真无邪的理想，也是游历世界寄情山水的本性。1919年9月11日《时事新报·学灯》发表了署名为“沫若”的《抱和儿浴博多湾中》《鹭鸶》两首白话新诗，自此现代文化名人郭沫若便出现在中国现代历史舞台之上，“沫若”是取自于他的家乡四川乐山的沫水（大渡河）和若水的两条河流，自己处女诗作使用以自然之寓的笔名，而且还延续终生，郭沫若喜爱山水自然之性便见微知著了。
家国之爱《北上纪行》十首抒情之诗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外面的世界同样很无奈。一心只想逃离“安乐窝”的郭沫若，嘉定府还不足以安放下他血脉偾张的理想。但独立面对世事的艰辛，使郭沫若也不得不暂时搁置少年游玩之性，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现实民族复兴的使命之上。虽偶尔也抒写游历的感悟，但大多附带着难解的家国情愁。
直到1948年11月郭沫若由香港转道沈阳，准备迎接新中国的到来，潜隐于内心深处的游性油然而生地喷发出来。由沈阳到达北平，虽然耗时两个多月的时间，但这却无疑是郭沫若人生旅途中最畅快的一次征途，抛却了由异国他乡回国参战时割舍不断亲情的煎熬，除去了战时动荡颠簸流离的惶恐，内心充满的是迎接百年中国复兴的凯旋时刻的悸动与再一次无忧无虑中亲近自然的兴奋。1949年1月郭沫若写下了著名的《北上纪行》十首，在书写游船所看到沿途即景的同时，也抒发了对即将到来的胜利成果的虔诚颂歌。
《北上纪行》在郭沫若众多诗篇中，并不太被人所关注。这十首五言古诗，虽然创作于1949年1月，但是直到1950年3月才发表，后又在1950年5月1日的《华北文艺》第4期上重载，再加之该诗组原收入在1953年3月《新华颂》诗集中，但在1958年《沫若文集》出版时，这十首诗歌又被调整到《蜩螗集》中。由于创作与发表时间的间隔，收录诗集位置变化等方面的原因，《北上纪行》很少被研究者提及。
《北上纪行》十首诗歌，记录了郭沫若“北上”沈阳时的所闻所感所悟，但虽名为记事而实则抒情，抒发了作者在“北上”途中所见的自然情景和物象。“诗缘情而旖旎”，情感是诗歌的生命，特别是对于郭沫若如此情感丰沛的诗人而言，情绪的表达永远是他诗歌创作的不竭动力。《北上纪行》十首所表达的情感显示了一个“疯狂”诗人精神的回归，一个对自然有天性亲和力歌者的复苏，他带给我们又一次“凤凰涅槃”式生命洗礼的心灵冲击。
全篇十首诗歌最终落脚于“我今真解放，莫怪太癫狂”一句。“癫狂”原因在于“我今真解放”，而“解放”应具有多重意味，一是寓意着郭沫若自由自然天性精神的恢复。郭沫若在《北上纪行》的小序中，记载着他由香港坐船北上时的情形，特别是“每日飲酒赋诗，谈笑博弈，洵足乐也”，饮酒、赋诗、谈笑都是心情极端松弛，精神极度自由状态下的活动，从此可见郭沫若此时的心境已经不同于战争时期那种焦虑、急迫的情感，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郭沫若无不把自我的革新同国家人民的解放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弃笔从戎参加北伐战争，他接受党的召唤参加南昌起义，他为了民族的解放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回国参战，在中国现代解放战场上处处可以看到他振臂高呼的身影，也可以读到他义愤填膺的文句，但自从《女神》之后他原有的自由不羁的诗歌情绪，明显地被低沉愤怒的战斗激情所替代，现实宣传的实用性取代了诗歌内蕴的情绪性，“诗味”不足便在所难免。在胜利曙光的感召下，《北上纪行》十首再现了郭沫若自由描写身边景象，无拘无束表达心声的创作心态，实现了自我人生奋斗后的解放，也复原了郭沫若“癫狂”的诗歌创作状态。 在“自然心性”回归自我后，“解放”也寓意着民族独立战争的即将取得胜利。全诗反复吟咏“我今真解放”一句，表达了诗人对于将要诞生的新中国诞生热切的期盼和无比虔诚之情。郭沫若从来都不是一个只会遣词造句的书斋诗人，当面对个人与国家，自我与民族选择之时，他都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后者。在《北上纪行》中，诗人阐释了由小我到大我的转变，第一首以“何以答庥民”的问句结尾，而第二至第九首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解答，特别是“我今真解放，赤裸入人寰”更加彰显出郭沫若将自我一切归于人民的创造，这也恰恰凸显了1948年“五一口号”内容核心和实质。诗中“指顾中原定，绸缪新政开”“和平见攻势，摧毁不低眉”等诗句更是对于“五一口号”后中国社会局势发展的真实展现，郭沫若用五言诗体形式，朗朗上口的语调，对“五一口号”历史价值作出的积极响应，更显示出他家国之爱的知识分子历史使命感。
《北上纪行》不仅在精神上恢复了郭沫若诗歌情歌的特性，而且也在诗歌意象的塑造上彰显出他以自然为美的美学风格。阅读完郭沫若的诗歌总给人思潮腾涌之感，这种阅读体验除了来自于他如同山洪暴发、排山倒海般的情感宣泄外，诗歌中所展现出恢弘壮阔的自然意象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女神》中涅槃的凤凰、奔跑的天狗等超出常人想象的意象无一不震撼着阅读者的神经。《北上纪行》诗组的意象构造同样如此，“波涛”“巨浪”“龙”“海”“沸泉”“雄师”“大军”等无不使阅读者联想到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抗战所经历的艰难岁月，这些宏大的自然意象表达了诗人对“五一口号”后，即将所要诞生的新政權近乎图腾般的崇敬之情，也是诗人回归自然天性表达的重要讯息。
人文之意中国古典文学游记传统再现
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等重要职务的郭沫若，在国家政局稳定、经济好转、民众安居后，开始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恢复民族文化自信的工作之中。他在自己文化调研、考察和外出参会的空隙，游历祖国的大好河山，他的足迹遍布了国内的广西、海南、山东等20余个省份，他也是中国民间外交的创始人，在对外交往中，他的足迹也到达了埃及、日本、苏联、古巴、朝鲜等诸多国外文化胜地。
在饱览祖国大好山河美景后，单一诗篇的记叙已经不足以记录下郭沫若盎然复苏的游性，传统的组诗写作方式便应之而出。组诗是郭沫若建国后纪游诗写作的重要特征，它是指由同一题材、在内容上互相关联的若干首单篇诗作组成的一组作品。虽然组诗中每首单篇诗作相对独立，但是各首诗作之间因所描绘题材的一致性性又具有内在的联系，它们共同组成了对某事物描绘的统一系列。《访泰山杂咏》（六首）是郭沫若1961年 5月到访泰山时留下的登临泰山过程中所创作的六首诗作，也是其纪游组诗的代表之作。在此期间他先后参观了普照寺、岱庙，并且徒步登上了泰山之巅，后又下山途中游历了经石峪摩崖刻经，一路走来，诗兴所致，口吟成句，六首纪游泰山的诗作便孕育而成。与诗人游览泰山路线相吻合的，便是《访泰山杂咏》组诗中六首诗作的创作顺序，《咏普照寺六朝松》《在岱庙望泰山》《万松亭遇雨》《登上泰山极顶》《在极顶观日出未遂》《访经石峪》依次排列，完整记叙了此次登临泰山的历史瞬间。
“组诗形式所具有的包容性，突破了单体诗歌凝固于特定时空的局限，表达容量大为增加，更适于展示诗人曲折的人生历程和微妙的情感体验，适合表现多重场景和较为宏大的事件，也有助干挥洒文人的才学。”（李正春编，《唐代组诗研究》，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P7）《访泰山杂咏》六首诗作虽然各自成篇，但是各个单篇诗作却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上全面、透彻地反映出作者登临泰山的过程、作者情感的变迁以及对泰山历史文化内涵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咏普照寺六朝松》和《在岱庙望泰山》是郭沫若还未能登临泰山之前心境的描写，作者曾走过祖国许多大山大河、名胜古迹，因此他初到泰山之时还没有体会到被誉为“五岳之首”“中华国山”的泰山独有的文化魅力。他在普照寺看到六朝古松时所写下的“四山有石泉身绝，万里无云日照融”诗句，也仅是对这棵古树生长环境的客观描写，并无太多新意，特别是开始之初“磴道七千级，泰山不算高。只缘天下小，遂使仲尼骄”，更是写出了郭沫若对于泰山被称为“五岳之尊”的疑惑之情。但是当他登临泰山之顶，极目远眺，浮云丛生，望着脚下的万物，始才理解泰山独特魅力所在，不由得感慨道：“云雾移时合，雷霆指路迷。我来登极顶，果见众山低”，泰山自然壮美之感油然而生，仅仅只有自然之美，泰山还不足以称之为“五岳之尊”。因天气原因，郭沫若在山顶观日未遂，但却看到了泰山云海的奇观，他更是产生“晨曦光晦若，东壁石巍然。摩抚碑无字，回思汉武年”之慨叹，泰山的文化之韵便戛然而生。郭沫若通过登临泰山时不同地点、不同景别、不同观感的叙写，完整地展现了登临泰山的心理变迁，真实地刻画了游者的自然文化心境。《海南纪行》（八首）《咏福建二十二首》《在出夔门》（七首）《游大理》（十首）等纪游组诗都有异曲同工之妙。自先秦以来以歌咏游记、田园、宴饮等传统组诗写作传统，新中国成立后在郭沫若笔下得以恢复和发展。
饱受战争沧桑洗礼的祖国大好山河，不仅仅是外观上遭到了损毁，更主要的是断裂了其内在文化意蕴的传承，各地文化名胜历史古迹逐渐消退了它原有的内涵。作为研究文史见长的学者郭沫若，睿智地洞悉了这种状况，他在探访名山圣水之时，不断复原本有的历史文化内涵。此种心境和目的下的纪游诗创作，从外在形式上延用古体诗韵、内在诗情上究文典旧史，另外借景叙史，借物言史是此时期郭沫若纪游性情的显现特性。
1959年2月19日郭沫若到山东参观并进行文化调研考察，其间写下了《齐鲁多文物》（五首），《大明湖》为其中之一，这是一首七言古诗，该诗既是通过虚实的景物描写展现了大明湖优美自然风光，更是借助于历史抒怀显现大明湖独特的文化魅力。这首古体诗虽然题名为《大明湖》，但描写大明湖景物的却仅仅只有“闻有芙蕖待蟾魄，已看杨柳化鹅雏”一句，此句还不是大明湖实景描写，而是通过想象手法勾勒出大明湖应有的优美自然风光。此诗叙写的重点是颈联“济南民众超名士，历下楼台胜古都”，这句诗中含有杜甫与北海太守李邕相会于历下亭的故事，在历下亭杜甫留下了“海内此亭古，济南名士多”的佳句，此后历代文人雅士游览大明湖时也多登上历下亭，成为著名的人文美景。郭沫若便是在此诗中，名为写大明湖的景色，实为向读者明示景物背后悠久的文化渊源。《游朴渊瀑布》《访武侯祠》等纪游诗篇无不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欲举杯邀杜李，问今佳兴复何如？”在游历品鉴中，郭沫若拥有李白、苏轼邀月共游的浪漫情怀，兴之所至于山水画卷的足迹亦是郭沫若古体诗性勃发的催化剂，一个现代历史上充满天性童趣的郭沫若跃然而生。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