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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世纪美国作家西莉亚·撒克斯特的作品记录了她所生活的海岛上的优美自然风景。《海岛花园》与《海岛生活》两部散文作品，体现了撒克斯特对“具有审美挑战性的自然”所持的审美态度，即：自然审美方式是多种多样的，“科学认知模式”并不是实现“自然全美”的唯一途径，环境在审美评价中也非常重要，因而人类应当以无偏私的态度欣赏自然。
[关键词]西莉亚·撒克斯特;《海岛生活》;《海岛花园》;“非美自然”;积极美学
西莉亚·撒克斯特（Celia Thaxter）是19世纪美国女作家，她的作品以散文、诗歌为主，记录其生活的多鱼群岛（The Isles of Shoals）上的风土人情与自然风光。《海岛花园》（An Island Garden）是她的封笔之作。在这本书中，她不仅向读者介绍了如何打理一座花园，还生动地记录了自己与岛上动物和谐共处、互帮互助的生活经历。《海岛生活》（Among the Isles of Shoals）是《海岛花园》的姊妹篇，与前者更多地关注“花园”这个主题相比，后者则向读者介绍了岛上的淳朴生活、自然风光以及神秘的历史传说等等。“海岛”是贯穿撒克斯特整个创作生涯的主题。她对自然美有着极强的感知能力，这让她的审美范围不仅限于田园牧歌式的自然景致，还延伸至常人谈之色变的自然灾难之中。在撒克斯特的笔下，几乎一切自然都具有积极的审美价值，这与近代美学家所倡导的“积极美学”（Positive Aesthetics）理念可谓不谋而合。
积极美学是环境美学的一个分支，强调发掘一切自然事物中存在的积极的审美价值，进而实现“自然全美”。艾伦·卡尔松（Allen Carlson）认为：“只有当自然世界被归类于正确的范畴中时，它才能展现出美学意义上积极的一面，而这种范畴是由自然科学划分的。”①在他看来，通过科学认知主义的审美方式来欣赏“未经人类染指的”自然界，是实现“自然全美”的唯一途径。然而，撒克斯特在作品中所呈现出的审美态度与审美方式显然对这一观点提出质疑。在她看来，自然之美是富有层次且形式多样的，发掘自然中的积极审美价值不能仅仅拘泥于“科学认知主义”的方式，审美自然应以科学知识为基础，以正确的审美环境为依托，同时还应借助中立、平等的自然观的加持。下文拟从撒克斯特对“非美自然”的描写入手，着重分析参与其审美活动的三种因素——科学、审美环境和自然观，同时对“科学”在审美自然中的“唯一合理性”提出质疑。
一、以科学为基础欣赏自然
在探讨撒克斯特的作品中所呈现的自然审美方式之前，首先需要对“非美自然”的概念作简要的阐释。齐藤百合子（Yuriko Saito）将那些常人难以获得积极审美体验的自然事物统称为“具有视觉挑战性的”自然，或曰“非美自然”①。它们或与审美主体间存在利害关系，或属于常识性的“自然灾难”范畴，或因文化、审美偏好等缘由而被长期排除在审美范围之外。探索这部分自然的审美价值，亦是积极美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自然科学在19世纪进入蓬勃发展阶段，植物学、生物学、地质学等学科逐渐形成，许多科学家在他们的观察笔记中加入对其所研究的自然事物的审美评价②，科学与美学的交融也就此开始。不可否认的是，科学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对于自然的审美评判，而这种影响早在撒克斯特生活的时代就已初见端倪。
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不被提倡涉足荒野，她们多被鼓励在家中学习园艺学、植物学与鸟类学知识。撒克斯特也不例外。她不仅精通园艺，还有着丰富的鸟类学知识。这些科学知识的浸润不仅丰富了她对自然的认识，更是直接影响着她欣赏自然的方式。在科学知识建立的范畴下，她不再以单一的标准评价、欣赏花鸟鱼虫，这无形中拓宽了她对自然的审美接受力。撒克斯特有着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在《海岛花园》中，她将争奇斗艳的花儿视若珍宝，用心观察它们的质地、香气、形态、颜色等各个方面的美。其中对色彩的描写最为细致。她的花园仿佛上帝的调色盘，从艳红到深褐，从淡黄到橘红，从洁白到浅紫，整个花园犹如披上朦胧的薄纱，变成五彩斑斓的映像。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亦像是在欣赏一幅印象主义风格的画作。然而，尽管花儿是作者最珍视的宝贝，但当她面对花园中的“入侵者”时，她也能最大限度地抛开成见，发现这些入侵者身上独一无二的美。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鸟。鸟是花园的“不速之客”，它们会啄食埋于土中的花种，还会千方百计地“攻破”撒克斯特设下的“重重障碍”。“每当候鸟们从北向南迁徙的时候，这座小岛就可能会经历一场生死浩劫……我曾見识过它们在一天之内就将这座花园变成不毛之地。”③在大多数人眼中，这样的“麻烦制造者”应该是被人厌恶的角色，但撒克斯特却说：“不管它们怎样向我挑衅，我对它们的爱都会把怒气冲得烟消云散。”④除了花之外，鸟是作者用最多笔墨刻画与赞美的对象。鸟在作者的眼中无疑具有积极的审美价值，作者沉醉于它们的鸣叫，羡慕它们色彩缤纷的羽毛，甚至当她在花园中发现一只拥有三双腿的鸟儿时，不由惊喜地称赞：“这一定是世界上最奇妙的物种，它看起来非常快乐，非常美丽。”⑤
不仅如此，撒克斯特还积极投身于鸟类保护活动中，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鸟类学专家。她曾担任奥杜邦学会（the Audubon Society）的副主席，参与过当地爱鸟人士的示威活动，反对女帽企业为获取生产原料而大量屠杀歌雀的行为。她悉心学习、详细记录下它们的各类生活数据，并把这些数据交给来到多鱼群岛访问的鸟类学专家布拉德福德·托里（Bradford Torrey）⑥。而且，在美国自然主义传统的影响下，撒克斯特与其他许多美国自然文学作家一样，也将鸟儿作为自己重要的写作对象。她喜欢一种名叫“潜鸟”的鸟儿的声音，因为它“像勇士一般的笑声”能预示风暴①，她能分辨出海雀、海燕、水鸟、海鸽、海鹦鹉以及其他种类的鸥类的区别，她甚至能通过羽毛断定出变种的蜂鸟。这些科学知识无疑影响了撒克斯特的审美活动。她深爱潜鸟那“怪异”的叫声，是因为她没有将潜鸟与夜莺置于同一范畴进行比较;她喜欢花园中的海燕那黑白分明的羽毛，也是因为她只在海燕的范畴中欣赏海燕，而不是把海燕当作其他的鸟类进行欣赏。我们必须承认，科学认知主义的审美模式确实在撒克斯特对鸟类的欣赏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在其他情况下，这种方法并不能保证欣赏者一定会产生积极的审美体验，也并非利用其他审美方法就无法得出合理的审美判断。 撒克斯特在作品中呈现的自然审美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而非仅仅局限于这种科学认知主义的审美模式。在《海岛生活》一书中，作者就记载了一段儿时感受自然之美的体验：
记得小时候，到了春天，我就跪在地上寻找第一株破土而出的小草，然后将它带回家里仔细地观察。这对我来说比一屋子玩具有意思多了！它们从哪里汲取这样的颜色？又是怎么从棕色的泥土中长出这样甜美、令人神清气爽的颜色呢？那时候我还不懂化学，它的智慧始终让我觉得惊奇。后来，海绿着实让我为它着迷，它比我更加聪明……（它的习性）是科学无法解答的问题。海绿在岛上开得到处都是……它是最精美的花儿之一，色彩鮮艳，生长方式又与众不同。②
撒克斯特在当时还未曾接触科学知识，但凭着对自然的好奇心与敏锐的观察力，她就产生了对自然的积极审美体验。自然之美有着强烈的感染力，任何细心观察自然的人都能从中感受到它的存在。对自然之美的感悟不存在正确与错误之分，尽管近代环境美学家试图为欣赏自然找到一条规范化的途径，将欣赏艺术品的范畴引申到自然审美领域，并试图分门别类地欣赏自然事物;但自然事物与艺术品有着本质的不同，人们对自然事物的感受不仅可以建立在复杂的自然科学基础之上，也同样可以建立在相对直观的视觉层面。
二、在正确的环境中欣赏自然
科学并非对自然得出积极审美评价的唯一路径，并且这种科学认知主义的审美模式处处体现着精英主义的色彩，这不禁让人疑惑：是否对科学知识一无所知的人就丧失了鉴赏能力，从而无法得出积极的审美评价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一个最鲜明的例证便是撒克斯特花园中那“无比令人厌恶的，一团吞噬一切的乌黑又不成形的烂泥”③——鼻涕虫。撒克斯特在《海岛花园》一书中多次提到自己与它们斗智斗勇的经历：她使用过各种方法，甚至还将青蛙引种到花园中充当活体“杀虫剂”。消灭花园中的害虫每年都要耗费撒克斯特大量的精力，在她的作品中，这是唯一一种没有获得任何积极审美评价的自然事物。然而撒克斯特也具备丰富的虫类学知识，她了解鼻涕虫的习性与形态，但这些在她对它们的审美活动中都没有发挥任何积极作用。撒克斯特反而利用自己对它们的了解，采用不同的杀虫手段并取得相当不错的效果。也许有人会将撒克斯特对鼻涕虫的审美评价归因于审美过程中“利害性”视角的参与，认为这是由于鼻涕虫对花儿带来了伤害，损害了作者的利益，致使她无法对其产生“好感”。尽管这层利害关系可能的确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仅仅为之扣上“利害性”的帽子似乎太过草率;更何况前文已经提到，作者在欣赏另外一位“入侵者”鸟儿时就已经抛开“利害性”的束缚，从鸟儿身上产生了积极的审美评价。
撒克斯特之所以产生了这样负面的审美评价，是因为她没有将“虫”这个审美对象放置于正确的审美环境中进行欣赏。她并非对所有的虫子都有着相同的审美评价：
夏天里，花园中要数那飞舞着的带翅膀的小东西们最是迷人了——它们是完美的生物，好像是从大地中逃出来的一样。一看到这些仙女们拍打着翅膀，在空气中舞动着、回旋着，在花丛间嬉戏作乐，那些在地上爬来爬去无恶不作的鼻涕虫和糖蛾就被忘得一干二净了。①
显然，撒克斯特对飞蛾和鼻涕虫所得出的审美评价形成强烈的反差，而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便是二者审美环境的不同。作者仅仅将其对鼻涕虫的审美环境囿于自己的花园，并未将其放置于更适合它的环境中进行美学欣赏，因而也就无法产生积极的审美评价。卡尔松在关于审美环境对自然物体的审美重要性上强调：“自然物体与自己所处的周围环境息息相关，它们是环境的一部分。”②在这里，卡尔松的观点也可以进一步扩展：如果将自然事物身处的环境作为影响人们审美判断的关键因素，那么在某些情况下，相同的自然事物会因其所处环境的差别而产生不同的审美体验。
环境在审美评价中的重要性不容小觑。比如撒克斯特认为，杂草在植物学书籍中常被称为“令人讨厌的杂草”，原因是“它长错了地方——它长在与自己无关的地方，妨碍了别人的事情——因此才被称为杂草”③。花园是一片微观的人造自然景观，花儿本就是花园中唯一的审美客体，将杂草置于其间，不仅会阻碍该环境中的主要审美客体的正常生长，激起观赏者的负面情绪;还会使观赏者产生其与周围环境不相协调的突兀感，最终影响积极的审美评价的产生。后文中，当作者看到在岩石上自由生长的野草时，便由此得出积极的审美评价，形容它们是“可爱的”生命④。在《海岛生活》中也有这样的例子。作者感叹小岛上越来越多的现代化民居破坏了小岛原本质朴的美感，时髦的建筑在海岛的映衬下显得尤为突兀，整片景观失去了协调性⑤。摩登的城市建筑本不应该出现在人迹罕至的海岛，在审美层面上，这样生硬的搭配对建筑本身及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带来的影响都是负面的。这就好像在摩天大楼中见到一群青蛙，人们第一时间产生的情绪应该是惊愕与不适，而不是对它进行任何审美意义上的评价，因为它们的存在与所处的环境格格不入，打破了该环境本来的平衡性与审美协调性。然而，当青蛙出现在森林中时，由于观赏者对森林环境有着合理的预设，惊讶与不协调的感觉便由此消失，被置于正确的环境中，对青蛙进行审美评价也就成为可能。《海岛花园》中有一个例子可佐证这一观点：为了驱逐害虫，撒克斯特将青蛙引入花园。刚从木箱中取出它们时，作者认为它们“不够英俊”，但当青蛙在花园“定居”之后，花儿生长得更加茂盛，青蛙在这片微观的生态环境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它由此成为花园中应然的存在，在撒克斯特眼中原本“不够英俊”的青蛙们也就变得“可爱”起来了⑥。此处的青蛙被作者置于一个适合且接纳它的环境中，它们的存在对于这片微观的自然环境是有益的。将审美客体放在正确的审美环境中，使其能够与周围的事物产生和谐共融的氛围，进而产生协调的美感，这对于积极审美评价的产生是尤为重要的。
再回到上文，撒克斯特对鸟的欣赏确实借助了科学知识，使得作者能够根据不同的范畴分门别类地对其进行美学欣赏。但是在撒克斯特的作品中，相比于活动范围局限在花园中的鼻涕虫，鸟不仅出没于花园也出没于蓝天，甚至可能来自于神秘的大洋彼岸，这就使得作者对鸟的审美环境比虫更加广阔且丰富。尽管来自远方的候鸟每年都会“光顾”她的花园，但撒克斯特却将自己的花园看作是候鸟迁徙途中的一个“补给站”，她联想到的是它们旅途的劳累凶险以及物种繁衍的紧迫性①，小小花园的安危便不会对作者的审美体验产生负面影响了。然而鼻涕虫受限于其生存环境，它们的活动范围仅仅集中在花园这片狭窄的土地上，而在这片“微观自然界”中，它又是其他物种的“敌人”;换句话说，它本就不被这个“微观自然界”所接纳。因此，由于审美环境的不相宜，撒克斯特无法对其产生积极的审美评价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以无偏私的态度欣赏自然
对自然的审美模式并非单一的。在《海岛花园》中，撒克斯特对自然事物有着超乎常人的审美接受力。她的欣赏范围极其广阔，除了上面提到的花、鸟、虫之外，还有不慎将她咬伤的蝙蝠以及摧毁一切的暴风雨和死伤惨烈的海难。前文论述了科学、审美环境在审美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而撒克斯特之所以拥有如此强大的审美包容力，还得益于她早已看清了自然对人类“无偏私”的态度。
在撒克斯特的作品中，小岛一年四季都呈现着不尽相同的美景，而实际上这里的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并不适宜人类居住。自童年时代开始，居住在岛上的撒克斯特便陆续经历了各式各样的极端天气，见识过狂暴的大海几乎将小岛吞噬，也经历过犹如《圣经》中大洪水那般猛烈的暴风骤雨。冬日的严寒使小岛寸草不生，逼得岛民们不得不依靠屯粮过活。在这种自然环境的熏陶下，她的自然观极具现实主义色彩。有学者认为，撒克斯特·撒克斯特是美国文学史上首位意识到自然对人类“无偏私”的作家②，她很早便看清了自然仁慈与残酷的两面性以及人类在自然面前的渺小与脆弱。她曾在《海岛生活》中有过这样一段记述：
海浪无休的拍打声能渐渐钝化人的思想与感知……内陆上纷繁复杂的一切在这里都不再那么有意义了。最好的例子便是一战。举国上下恐慌不安，牵动着男女老少的每一根神经，而岛上的居民却几乎不为所动，愤怒的呼喊声太过遥远、太过微弱，几乎淹没于大海的呼啸中，听来甚至不如一片海浪更加有力。③
长期生活在荒凉的海岛上，撒克斯特见识过自然蕴含的巨大能量。她认识到，人类自身的生存与灭亡在自然面前是微不足道的，即使面对可怕的灾难，人类也“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束手无策”④，因为在她看来，人类的命运全掌控在这“无知、无意识的”自然规律之中⑤。出于对自然的清醒认知，撒克斯特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与爱默生、梭罗等超验主义者产生了分歧。后者看待自然相对乐观，深入自然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追求精神上的愉悦;撒克斯特则更加现实，她明白自然并不只有仁慈的一面，人类并不是上帝的“宠儿”①。她提倡以“静观”的方式等待自然的启迪，而不是盲目地进入未知的自然。
在面对极端天气带来的灾难时，撒克斯特总是展现出异于常人的冷静态度，而这份冷静也使她对灾难性自然景观的欣赏变为可能。在《海岛生活》中，撒克斯特不止一次地描绘过夏季凶猛的暴风雨来临时的景象，但是相比于常人展现出的恐惧，撒克斯特却能够保持较为客观、中立的态度，并带着“一种愉悦的敬畏”②。对她来说，在岛上见到几块失事船只的残骸是“极其幸运的事”③，小时候的撒克斯特就对海上的浮木充满了遐想，认为它们各自承载着不同的故事与历史。有人认为，自然灾害可能会对人类的生命与财产安全造成损失，因此对其进行美学欣赏是有违道德的。这种观点是在以人类为主体的前提下提出的。撒克斯特并非不同情海难，也并非不同情因为自然灾害失去生命的人，但是特殊的成长环境让她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自己的理解：人类的命运之于自然不过沧海一粟，由人本主义衍生出的“利害性”视角早已无法参与她的审美活动。正是因为撒克斯特放下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审美视角，抛弃了道德伦理的包袱，她的审美视野才变得如此开阔，这也为她深入发掘自然的审美价值创造了条件。
人的主体性在撒克斯特的作品中不断被弱化，她将自己视为自然生灵的睦邻。她能与家燕做朋友，也能与受伤的蜂鸟成为惺惺相惜的伙伴，还能与她的花儿进行精神上的交谈，“众生平等”的观念渗入她作品的字里行间。例如，当撒克斯特在家中发现一只小蝙蝠时，就对之产生积极的审美评价：
蝙蝠的叫声比针尖儿还要尖细、锐利。有一天我在百叶窗下发现了一只——一团柔软的、暗褐色的、毛茸茸的小东西。我将它捧在手心，然后他立刻就变成了一只可怕的小恶魔，它用锋利的白牙给了我的手掌一记见面礼。④
在大多数人的眼里，蝙蝠并非具有积极审美特征的对象，齐藤百合子还曾分析过大众难以对其产生“好感”的原因。但是，撒克斯特卻愿意将它捧在手心近距离地欣赏，即使被它咬伤也并未产生厌恶之情。这是因为撒克斯特不再以“利害性”的视角审视这只“小恶魔”，也没有将蝙蝠看作某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文化符号，而是以“平等”的视角观察它，从其自身出发探寻它身上所具有的审美价值。
实际上，撒克斯特平等、中立的自然观并未直接参与她的审美活动，而是潜移默化地拓宽了她的审美范围，赋予她更加广阔的审美接受力。正是有了对自然更清醒更理智的认识，撒克斯特才能将“具有审美挑战性”的自然事物纳入自己的欣赏范围，从而发现其中蕴含的独一无二的审美价值。
撒克斯特是大自然的“鉴赏家”，她笔下的自然之美是广博而丰富的。她在作品中表达出的自然审美思想已经与当代积极美学产生共通之处。将积极美学的审美方式与自然文学作品的研究相结合，属于跨学科的研究范畴，但是自然文学作品中所蕴藏的美学价值，却是自然文学研究者始终不能绕开的问题。梭罗曾说：“仅仅展现事物的审美特质而不阐明对它的欣赏过程是没有意义的。”⑤分析自然文学作家如何欣赏、感悟自然之美，不仅回归了作家们的创作初衷，也对当代环境美育工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责任编辑：王俊暐
[关键词]西莉亚·撒克斯特;《海岛生活》;《海岛花园》;“非美自然”;积极美学
西莉亚·撒克斯特（Celia Thaxter）是19世纪美国女作家，她的作品以散文、诗歌为主，记录其生活的多鱼群岛（The Isles of Shoals）上的风土人情与自然风光。《海岛花园》（An Island Garden）是她的封笔之作。在这本书中，她不仅向读者介绍了如何打理一座花园，还生动地记录了自己与岛上动物和谐共处、互帮互助的生活经历。《海岛生活》（Among the Isles of Shoals）是《海岛花园》的姊妹篇，与前者更多地关注“花园”这个主题相比，后者则向读者介绍了岛上的淳朴生活、自然风光以及神秘的历史传说等等。“海岛”是贯穿撒克斯特整个创作生涯的主题。她对自然美有着极强的感知能力，这让她的审美范围不仅限于田园牧歌式的自然景致，还延伸至常人谈之色变的自然灾难之中。在撒克斯特的笔下，几乎一切自然都具有积极的审美价值，这与近代美学家所倡导的“积极美学”（Positive Aesthetics）理念可谓不谋而合。
积极美学是环境美学的一个分支，强调发掘一切自然事物中存在的积极的审美价值，进而实现“自然全美”。艾伦·卡尔松（Allen Carlson）认为：“只有当自然世界被归类于正确的范畴中时，它才能展现出美学意义上积极的一面，而这种范畴是由自然科学划分的。”①在他看来，通过科学认知主义的审美方式来欣赏“未经人类染指的”自然界，是实现“自然全美”的唯一途径。然而，撒克斯特在作品中所呈现出的审美态度与审美方式显然对这一观点提出质疑。在她看来，自然之美是富有层次且形式多样的，发掘自然中的积极审美价值不能仅仅拘泥于“科学认知主义”的方式，审美自然应以科学知识为基础，以正确的审美环境为依托，同时还应借助中立、平等的自然观的加持。下文拟从撒克斯特对“非美自然”的描写入手，着重分析参与其审美活动的三种因素——科学、审美环境和自然观，同时对“科学”在审美自然中的“唯一合理性”提出质疑。
一、以科学为基础欣赏自然
在探讨撒克斯特的作品中所呈现的自然审美方式之前，首先需要对“非美自然”的概念作简要的阐释。齐藤百合子（Yuriko Saito）将那些常人难以获得积极审美体验的自然事物统称为“具有视觉挑战性的”自然，或曰“非美自然”①。它们或与审美主体间存在利害关系，或属于常识性的“自然灾难”范畴，或因文化、审美偏好等缘由而被长期排除在审美范围之外。探索这部分自然的审美价值，亦是积极美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自然科学在19世纪进入蓬勃发展阶段，植物学、生物学、地质学等学科逐渐形成，许多科学家在他们的观察笔记中加入对其所研究的自然事物的审美评价②，科学与美学的交融也就此开始。不可否认的是，科学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对于自然的审美评判，而这种影响早在撒克斯特生活的时代就已初见端倪。
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不被提倡涉足荒野，她们多被鼓励在家中学习园艺学、植物学与鸟类学知识。撒克斯特也不例外。她不仅精通园艺，还有着丰富的鸟类学知识。这些科学知识的浸润不仅丰富了她对自然的认识，更是直接影响着她欣赏自然的方式。在科学知识建立的范畴下，她不再以单一的标准评价、欣赏花鸟鱼虫，这无形中拓宽了她对自然的审美接受力。撒克斯特有着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在《海岛花园》中，她将争奇斗艳的花儿视若珍宝，用心观察它们的质地、香气、形态、颜色等各个方面的美。其中对色彩的描写最为细致。她的花园仿佛上帝的调色盘，从艳红到深褐，从淡黄到橘红，从洁白到浅紫，整个花园犹如披上朦胧的薄纱，变成五彩斑斓的映像。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亦像是在欣赏一幅印象主义风格的画作。然而，尽管花儿是作者最珍视的宝贝，但当她面对花园中的“入侵者”时，她也能最大限度地抛开成见，发现这些入侵者身上独一无二的美。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鸟。鸟是花园的“不速之客”，它们会啄食埋于土中的花种，还会千方百计地“攻破”撒克斯特设下的“重重障碍”。“每当候鸟们从北向南迁徙的时候，这座小岛就可能会经历一场生死浩劫……我曾見识过它们在一天之内就将这座花园变成不毛之地。”③在大多数人眼中，这样的“麻烦制造者”应该是被人厌恶的角色，但撒克斯特却说：“不管它们怎样向我挑衅，我对它们的爱都会把怒气冲得烟消云散。”④除了花之外，鸟是作者用最多笔墨刻画与赞美的对象。鸟在作者的眼中无疑具有积极的审美价值，作者沉醉于它们的鸣叫，羡慕它们色彩缤纷的羽毛，甚至当她在花园中发现一只拥有三双腿的鸟儿时，不由惊喜地称赞：“这一定是世界上最奇妙的物种，它看起来非常快乐，非常美丽。”⑤
不仅如此，撒克斯特还积极投身于鸟类保护活动中，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鸟类学专家。她曾担任奥杜邦学会（the Audubon Society）的副主席，参与过当地爱鸟人士的示威活动，反对女帽企业为获取生产原料而大量屠杀歌雀的行为。她悉心学习、详细记录下它们的各类生活数据，并把这些数据交给来到多鱼群岛访问的鸟类学专家布拉德福德·托里（Bradford Torrey）⑥。而且，在美国自然主义传统的影响下，撒克斯特与其他许多美国自然文学作家一样，也将鸟儿作为自己重要的写作对象。她喜欢一种名叫“潜鸟”的鸟儿的声音，因为它“像勇士一般的笑声”能预示风暴①，她能分辨出海雀、海燕、水鸟、海鸽、海鹦鹉以及其他种类的鸥类的区别，她甚至能通过羽毛断定出变种的蜂鸟。这些科学知识无疑影响了撒克斯特的审美活动。她深爱潜鸟那“怪异”的叫声，是因为她没有将潜鸟与夜莺置于同一范畴进行比较;她喜欢花园中的海燕那黑白分明的羽毛，也是因为她只在海燕的范畴中欣赏海燕，而不是把海燕当作其他的鸟类进行欣赏。我们必须承认，科学认知主义的审美模式确实在撒克斯特对鸟类的欣赏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在其他情况下，这种方法并不能保证欣赏者一定会产生积极的审美体验，也并非利用其他审美方法就无法得出合理的审美判断。 撒克斯特在作品中呈现的自然审美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而非仅仅局限于这种科学认知主义的审美模式。在《海岛生活》一书中，作者就记载了一段儿时感受自然之美的体验：
记得小时候，到了春天，我就跪在地上寻找第一株破土而出的小草，然后将它带回家里仔细地观察。这对我来说比一屋子玩具有意思多了！它们从哪里汲取这样的颜色？又是怎么从棕色的泥土中长出这样甜美、令人神清气爽的颜色呢？那时候我还不懂化学，它的智慧始终让我觉得惊奇。后来，海绿着实让我为它着迷，它比我更加聪明……（它的习性）是科学无法解答的问题。海绿在岛上开得到处都是……它是最精美的花儿之一，色彩鮮艳，生长方式又与众不同。②
撒克斯特在当时还未曾接触科学知识，但凭着对自然的好奇心与敏锐的观察力，她就产生了对自然的积极审美体验。自然之美有着强烈的感染力，任何细心观察自然的人都能从中感受到它的存在。对自然之美的感悟不存在正确与错误之分，尽管近代环境美学家试图为欣赏自然找到一条规范化的途径，将欣赏艺术品的范畴引申到自然审美领域，并试图分门别类地欣赏自然事物;但自然事物与艺术品有着本质的不同，人们对自然事物的感受不仅可以建立在复杂的自然科学基础之上，也同样可以建立在相对直观的视觉层面。
二、在正确的环境中欣赏自然
科学并非对自然得出积极审美评价的唯一路径，并且这种科学认知主义的审美模式处处体现着精英主义的色彩，这不禁让人疑惑：是否对科学知识一无所知的人就丧失了鉴赏能力，从而无法得出积极的审美评价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一个最鲜明的例证便是撒克斯特花园中那“无比令人厌恶的，一团吞噬一切的乌黑又不成形的烂泥”③——鼻涕虫。撒克斯特在《海岛花园》一书中多次提到自己与它们斗智斗勇的经历：她使用过各种方法，甚至还将青蛙引种到花园中充当活体“杀虫剂”。消灭花园中的害虫每年都要耗费撒克斯特大量的精力，在她的作品中，这是唯一一种没有获得任何积极审美评价的自然事物。然而撒克斯特也具备丰富的虫类学知识，她了解鼻涕虫的习性与形态，但这些在她对它们的审美活动中都没有发挥任何积极作用。撒克斯特反而利用自己对它们的了解，采用不同的杀虫手段并取得相当不错的效果。也许有人会将撒克斯特对鼻涕虫的审美评价归因于审美过程中“利害性”视角的参与，认为这是由于鼻涕虫对花儿带来了伤害，损害了作者的利益，致使她无法对其产生“好感”。尽管这层利害关系可能的确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仅仅为之扣上“利害性”的帽子似乎太过草率;更何况前文已经提到，作者在欣赏另外一位“入侵者”鸟儿时就已经抛开“利害性”的束缚，从鸟儿身上产生了积极的审美评价。
撒克斯特之所以产生了这样负面的审美评价，是因为她没有将“虫”这个审美对象放置于正确的审美环境中进行欣赏。她并非对所有的虫子都有着相同的审美评价：
夏天里，花园中要数那飞舞着的带翅膀的小东西们最是迷人了——它们是完美的生物，好像是从大地中逃出来的一样。一看到这些仙女们拍打着翅膀，在空气中舞动着、回旋着，在花丛间嬉戏作乐，那些在地上爬来爬去无恶不作的鼻涕虫和糖蛾就被忘得一干二净了。①
显然，撒克斯特对飞蛾和鼻涕虫所得出的审美评价形成强烈的反差，而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便是二者审美环境的不同。作者仅仅将其对鼻涕虫的审美环境囿于自己的花园，并未将其放置于更适合它的环境中进行美学欣赏，因而也就无法产生积极的审美评价。卡尔松在关于审美环境对自然物体的审美重要性上强调：“自然物体与自己所处的周围环境息息相关，它们是环境的一部分。”②在这里，卡尔松的观点也可以进一步扩展：如果将自然事物身处的环境作为影响人们审美判断的关键因素，那么在某些情况下，相同的自然事物会因其所处环境的差别而产生不同的审美体验。
环境在审美评价中的重要性不容小觑。比如撒克斯特认为，杂草在植物学书籍中常被称为“令人讨厌的杂草”，原因是“它长错了地方——它长在与自己无关的地方，妨碍了别人的事情——因此才被称为杂草”③。花园是一片微观的人造自然景观，花儿本就是花园中唯一的审美客体，将杂草置于其间，不仅会阻碍该环境中的主要审美客体的正常生长，激起观赏者的负面情绪;还会使观赏者产生其与周围环境不相协调的突兀感，最终影响积极的审美评价的产生。后文中，当作者看到在岩石上自由生长的野草时，便由此得出积极的审美评价，形容它们是“可爱的”生命④。在《海岛生活》中也有这样的例子。作者感叹小岛上越来越多的现代化民居破坏了小岛原本质朴的美感，时髦的建筑在海岛的映衬下显得尤为突兀，整片景观失去了协调性⑤。摩登的城市建筑本不应该出现在人迹罕至的海岛，在审美层面上，这样生硬的搭配对建筑本身及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带来的影响都是负面的。这就好像在摩天大楼中见到一群青蛙，人们第一时间产生的情绪应该是惊愕与不适，而不是对它进行任何审美意义上的评价，因为它们的存在与所处的环境格格不入，打破了该环境本来的平衡性与审美协调性。然而，当青蛙出现在森林中时，由于观赏者对森林环境有着合理的预设，惊讶与不协调的感觉便由此消失，被置于正确的环境中，对青蛙进行审美评价也就成为可能。《海岛花园》中有一个例子可佐证这一观点：为了驱逐害虫，撒克斯特将青蛙引入花园。刚从木箱中取出它们时，作者认为它们“不够英俊”，但当青蛙在花园“定居”之后，花儿生长得更加茂盛，青蛙在这片微观的生态环境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它由此成为花园中应然的存在，在撒克斯特眼中原本“不够英俊”的青蛙们也就变得“可爱”起来了⑥。此处的青蛙被作者置于一个适合且接纳它的环境中，它们的存在对于这片微观的自然环境是有益的。将审美客体放在正确的审美环境中，使其能够与周围的事物产生和谐共融的氛围，进而产生协调的美感，这对于积极审美评价的产生是尤为重要的。
再回到上文，撒克斯特对鸟的欣赏确实借助了科学知识，使得作者能够根据不同的范畴分门别类地对其进行美学欣赏。但是在撒克斯特的作品中，相比于活动范围局限在花园中的鼻涕虫，鸟不仅出没于花园也出没于蓝天，甚至可能来自于神秘的大洋彼岸，这就使得作者对鸟的审美环境比虫更加广阔且丰富。尽管来自远方的候鸟每年都会“光顾”她的花园，但撒克斯特却将自己的花园看作是候鸟迁徙途中的一个“补给站”，她联想到的是它们旅途的劳累凶险以及物种繁衍的紧迫性①，小小花园的安危便不会对作者的审美体验产生负面影响了。然而鼻涕虫受限于其生存环境，它们的活动范围仅仅集中在花园这片狭窄的土地上，而在这片“微观自然界”中，它又是其他物种的“敌人”;换句话说，它本就不被这个“微观自然界”所接纳。因此，由于审美环境的不相宜，撒克斯特无法对其产生积极的审美评价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以无偏私的态度欣赏自然
对自然的审美模式并非单一的。在《海岛花园》中，撒克斯特对自然事物有着超乎常人的审美接受力。她的欣赏范围极其广阔，除了上面提到的花、鸟、虫之外，还有不慎将她咬伤的蝙蝠以及摧毁一切的暴风雨和死伤惨烈的海难。前文论述了科学、审美环境在审美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而撒克斯特之所以拥有如此强大的审美包容力，还得益于她早已看清了自然对人类“无偏私”的态度。
在撒克斯特的作品中，小岛一年四季都呈现着不尽相同的美景，而实际上这里的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并不适宜人类居住。自童年时代开始，居住在岛上的撒克斯特便陆续经历了各式各样的极端天气，见识过狂暴的大海几乎将小岛吞噬，也经历过犹如《圣经》中大洪水那般猛烈的暴风骤雨。冬日的严寒使小岛寸草不生，逼得岛民们不得不依靠屯粮过活。在这种自然环境的熏陶下，她的自然观极具现实主义色彩。有学者认为，撒克斯特·撒克斯特是美国文学史上首位意识到自然对人类“无偏私”的作家②，她很早便看清了自然仁慈与残酷的两面性以及人类在自然面前的渺小与脆弱。她曾在《海岛生活》中有过这样一段记述：
海浪无休的拍打声能渐渐钝化人的思想与感知……内陆上纷繁复杂的一切在这里都不再那么有意义了。最好的例子便是一战。举国上下恐慌不安，牵动着男女老少的每一根神经，而岛上的居民却几乎不为所动，愤怒的呼喊声太过遥远、太过微弱，几乎淹没于大海的呼啸中，听来甚至不如一片海浪更加有力。③
长期生活在荒凉的海岛上，撒克斯特见识过自然蕴含的巨大能量。她认识到，人类自身的生存与灭亡在自然面前是微不足道的，即使面对可怕的灾难，人类也“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束手无策”④，因为在她看来，人类的命运全掌控在这“无知、无意识的”自然规律之中⑤。出于对自然的清醒认知，撒克斯特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与爱默生、梭罗等超验主义者产生了分歧。后者看待自然相对乐观，深入自然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追求精神上的愉悦;撒克斯特则更加现实，她明白自然并不只有仁慈的一面，人类并不是上帝的“宠儿”①。她提倡以“静观”的方式等待自然的启迪，而不是盲目地进入未知的自然。
在面对极端天气带来的灾难时，撒克斯特总是展现出异于常人的冷静态度，而这份冷静也使她对灾难性自然景观的欣赏变为可能。在《海岛生活》中，撒克斯特不止一次地描绘过夏季凶猛的暴风雨来临时的景象，但是相比于常人展现出的恐惧，撒克斯特却能够保持较为客观、中立的态度，并带着“一种愉悦的敬畏”②。对她来说，在岛上见到几块失事船只的残骸是“极其幸运的事”③，小时候的撒克斯特就对海上的浮木充满了遐想，认为它们各自承载着不同的故事与历史。有人认为，自然灾害可能会对人类的生命与财产安全造成损失，因此对其进行美学欣赏是有违道德的。这种观点是在以人类为主体的前提下提出的。撒克斯特并非不同情海难，也并非不同情因为自然灾害失去生命的人，但是特殊的成长环境让她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自己的理解：人类的命运之于自然不过沧海一粟，由人本主义衍生出的“利害性”视角早已无法参与她的审美活动。正是因为撒克斯特放下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审美视角，抛弃了道德伦理的包袱，她的审美视野才变得如此开阔，这也为她深入发掘自然的审美价值创造了条件。
人的主体性在撒克斯特的作品中不断被弱化，她将自己视为自然生灵的睦邻。她能与家燕做朋友，也能与受伤的蜂鸟成为惺惺相惜的伙伴，还能与她的花儿进行精神上的交谈，“众生平等”的观念渗入她作品的字里行间。例如，当撒克斯特在家中发现一只小蝙蝠时，就对之产生积极的审美评价：
蝙蝠的叫声比针尖儿还要尖细、锐利。有一天我在百叶窗下发现了一只——一团柔软的、暗褐色的、毛茸茸的小东西。我将它捧在手心，然后他立刻就变成了一只可怕的小恶魔，它用锋利的白牙给了我的手掌一记见面礼。④
在大多数人的眼里，蝙蝠并非具有积极审美特征的对象，齐藤百合子还曾分析过大众难以对其产生“好感”的原因。但是，撒克斯特卻愿意将它捧在手心近距离地欣赏，即使被它咬伤也并未产生厌恶之情。这是因为撒克斯特不再以“利害性”的视角审视这只“小恶魔”，也没有将蝙蝠看作某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文化符号，而是以“平等”的视角观察它，从其自身出发探寻它身上所具有的审美价值。
实际上，撒克斯特平等、中立的自然观并未直接参与她的审美活动，而是潜移默化地拓宽了她的审美范围，赋予她更加广阔的审美接受力。正是有了对自然更清醒更理智的认识，撒克斯特才能将“具有审美挑战性”的自然事物纳入自己的欣赏范围，从而发现其中蕴含的独一无二的审美价值。
撒克斯特是大自然的“鉴赏家”，她笔下的自然之美是广博而丰富的。她在作品中表达出的自然审美思想已经与当代积极美学产生共通之处。将积极美学的审美方式与自然文学作品的研究相结合，属于跨学科的研究范畴，但是自然文学作品中所蕴藏的美学价值，却是自然文学研究者始终不能绕开的问题。梭罗曾说：“仅仅展现事物的审美特质而不阐明对它的欣赏过程是没有意义的。”⑤分析自然文学作家如何欣赏、感悟自然之美，不仅回归了作家们的创作初衷，也对当代环境美育工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责任编辑：王俊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