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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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研究中,学者们多将"公会议至上理论"的源头归于中世纪世俗的政治理论和帝国公法学家们的思想。第二次梵蒂冈公会议召开后,以公会议历史为中心的研究再次引发了学者们的兴趣。1955年,蒂尔尼出版《公会议至上理论的基础:从格拉蒂安到大分裂的中世纪教会法学家之贡献》一书,从12、13世纪的教会法传统阐释了"公会议至上理论"的起源:12世纪教会法汇要学家关于教宗、教会、公会议等问题的讨论,13世纪教令学家提出的共同体理论,14世纪约翰和扎巴里拉等人对传统教会法理论的综合和演绎,最终在政治形势的催动下促成"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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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089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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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师范大学内涵发展-研究生国际交流与联合培养(02819550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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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研究中,学者们多将"公会议至上理论"的源头归于中世纪世俗的政治理论和帝国公法学家们的思想。第二次梵蒂冈公会议召开后,以公会议历史为中心的研究再次引发了学者们的兴趣。1955年,蒂尔尼出版《公会议至上理论的基础:从格拉蒂安到大分裂的中世纪教会法学家之贡献》一书,从12、13世纪的教会法传统阐释了"公会议至上理论"的起源:12世纪教会法汇要学家关于教宗、教会、公会议等问题的讨论,13世纪教令学家提出的共同体理论,14世纪约翰和扎巴里拉等人对传统教会法理论的综合和演绎,最终在政治形势的催动下促成"公会议至上理论"的成熟。蒂尔尼的研究否定了"公会议至上理论"起源于教会外部说,将"公会议至上理论"定义为教会法发展史上的一环,同时为"公会议至上理论"的研究提供了宗教神学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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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肇建后,为加强集权和国家统一,提升其治理能力与水平,采取了系列改革运动,但仍无力消弭经济衰败和社会秩序混乱状况。因之各种社会犯罪事件迭起,监所人满为患成为常态。据冯客研究,由于人犯数量逐增,监狱建设并不能和刑事犯罪增速同步,所以“民国时期监狱过度拥挤是刑罚系统最为严重的问题”(冯客著,徐有威等译,潘兴明校:《近代中国的犯罪、惩罚与监狱》。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52页)。
2019年9月26-28日,《史学月刊》编辑部与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以“时代变革与制度”为主题,联合主办了“第三届新史学青年论坛”。此次论坛得到广大青年学者的积极响应,共收到征文340多篇,因受会议规模限制,最终遴选59篇论文的作者参会。与会论文作者分布在海内外37所高校和科研院所,议题涵盖了中国与外国、传统与现代的政治、财政经济、军事文化等相关制度的革新,兹择要介绍。
谈到两汉教育,人们自然会想起"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想起那"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的官私儒学。在这种思维定式的潜在束缚下,两汉律学教育究竟走过怎样的历程,似乎还没有得到很好梳理。考虑到律学教育在法治进程中的基础地位和引领作用,同时又是两汉教育事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问题是值得深究的。本文打算通过历史文本的剥茧抽丝,努力厘清两汉律学教育的实的实际形态,揭示其演进轨迹,以期纠正当代法史研究中似是而非的一些说法,还原两汉学术史的真实镜像。不当之处,敬请批评。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共同秉赋,是心理状态、价值观念和思维旨趣的集中体现,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灵魂。近代以来,伴随着中华民族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国人鉴于民族精神丧失而提出了"陶铸国魂"问题。20世纪初的"陶铸国魂"话语,是适应中国"千年未有之变局"和世界发展大势而进行的民族精神构建,故它必然以反思中国历史传统为特征,以改造国民性为手段,以建构民族国家而实现民族复兴为目标。
中国的民族虽然形成很早,但民族意识较为淡薄,借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是一个"自发"的民族实体,而不是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中国的民族成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西方近代民族主义传入中国之后。据郝时远研究,中国古代汉语中虽然有"民族"一词,但"就其含义而言,既指宗族之属,又指华夷之别"(郝时远:《中文"民族"一词源流考辨》,《民族研究》2005年第6期,第63页),与现代意义的"民族"一词相去甚远。
宋人范成大在其《吴船录》中,引用了蜀地高僧继业西行天竺的巡记。其中关于继业归国时的路线,涉及唐代新开辟的经过吐蕃西南的高原丝绸之路重要干线"吉隆道",但过去的研究对此语焉不详,且有所误解。根据文献和考古两方面的资料,可以证明继业此行的归国路线的确利用了蕃尼古道中的"吉隆道",是从藏地回国,再经吐蕃腹地回到国内,最后抵达唐代益州的佛教名山峨眉山。由此表明,唐代所开通的这条中印交通路线至宋代仍在发挥作用,并非某些文献记载所称的到唐代中后期已经关闭,从中也反映出宋代汉藏关系的一些新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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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国防教育法》是二战后美国第一部影响深远的教育立法,在美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法案实施后提高了美国的教育质量,推动美国高等教育进入了黄金发展时期,在美国的教育强国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法案自诞生以来就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学界对该法案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些成果使我们对法案的来龙去脉有了清晰的认识,为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和国防事业发展提供了经验,也引发了我们对法案未来研究趋势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