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资本主义的各个时代：美国历史》

　　作者：[美] 乔纳森·利维（Jonathan Levy）
　　出版社：Random House
　　出版时间：2021年4月
　　定价：40美元
　　本书以政府与资本之间的关系为主线，详尽剖析了美国的经济发展历程。
　　乔纳森·利维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和社会思想委员会教授
　　今年8月10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拜登政府提出的1万亿美元基础设施一揽子方案，旨在大幅增加美国政府在道路、桥梁、交通和机场方面的支出。8月11日，参议院又通过了民主党提出的3.5万亿美元的超大规模预算决议。两项决议合计4.5万亿美元，资金主要来自对企业和高收入者增加税收。如此大规模的支出计划在美国近几十年的历史上是空前的，有论者惊呼，拜登政府通过“大政府”之手干预经济，违背了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市场自发调节原则。
　　在历史学家乔纳森·利维（JonathanLevy）看来，上述观点纯属大惊小怪，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其实一直离不开政治的引导。利维在《美国资本主义的各个时代：美国历史》（Ages of A mericanCapitalism：AHistor y of t he U n ite dStates）一书中，以政府与资本之间的关系为主线，将美国历史分为四个阶段：商业时代（1660-1860）、资本时代（1860-1932）、控制时代（1932-1980）和混乱时代（1980至今），详尽剖析了美国的经济发展历程。
　　在本书导言部分，利维概括了他关于资本和资本主义的基本观点：资本不是一种有形的生产要素，而是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合法资产根据其产生利润的能力被投资于金钱价值。资本是由对金钱利润的追求所决定的。没有资本对金钱利润的习惯性追求，就没有资本主义;但是，资本家的利润动机从来都不足以推动经济发展，甚至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是短期囤积倾向与长期投资倾向之间永无休止的冲突，这种冲突是解释资本主义长期动态的关键，包括长时段的经济增长，以及重复的繁荣与萧条。
　　美国资本主义的第一个阶段是“商业时代”，时间跨度是从独立之前的殖民时期到内战爆发，这一阶段的美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奴隶劳动，奴隶制急剧扩张的起因是英国统治者在人口开始下降时阻止移民美洲，黑人奴隶取而代之。在美国革命前夕，北美殖民地的普通居民比英国本土的普通居民更加富有，土地、收入和政治权力的分配更加平等。但是在革命之后，由于离开大英帝国的经济体系，美国居民的生活标准下降了近20%。对于美国未来的政治经济方向，在当时的政治家中存在两种相互竞争的立场，杰斐逊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以西进扩张为前提的自给自足的农业共和国，而汉密尔顿试图刺激美国北方的商业和制造业发展，同时建立跨大西洋的金融体系。汉密尔顿强调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相信在一个共和国中，只有國家权力才能协调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紧张关系;杰斐逊则强烈反对汉密尔顿对制造业和金融体系的重视，担心这将使得小业主边缘化，助长寡头政治，并且让跨国精英剥夺年轻的美国的经济主权。
　　杰斐逊和汉密尔顿的愿景相辅相成，一方面，美国的西进扩张使得白人定居者在边疆地区不断开辟机会，发展农业经济;另一方面，北方的商业和制造业在政府的保护性关税下得到了长足发展。与此同时，美国南方的奴隶制经济持续壮大，创造了糖、烟草和棉花的繁荣。到了内战前夕的1860年，美国400万奴隶的“价值”达到了30 亿美元，是当年整个美国工业资本存量（即所有工业建筑和机器价值）的3倍。大型棉花种植园像工厂一样运作，对不同的任务严格分工，以实现效率最大化。
　　在美国内战之前，美国北方制造业与南方奴隶制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南方是出口导向的高顺差经济，因此主张自由贸易;北方是逆差经济，所以要求保护主义。两种经济体系之间的冲突，令分裂和战争不可避免。北方取得了内战的胜利，南方的奴隶制消亡了，南方的经济也随之毁灭，一个世纪之后才逐渐恢复。
　　内战的结果意味着奴隶制资本的结束，开启了一个新的工业资本时期。1860年至1932年，美国进入了“资本时代”，工业化的步伐与共和党和联邦的胜利密不可分。以林肯为首的共和党人与北方制造业和金融业的紧密联系，对于联邦在内战中的胜利至关重要。内战不仅扩大了联邦政府的范围，而且引发了金融体系的变化，展示了通过借贷和支出产生指数级经济增长的能力。突然之间，资本改变了一切，触及了每个人的生活，创造了一个不断增加投资的自我强化的循环。
　　在内战的炮火中，美国国会1863年通过、并于次年修订了《国民银行法案》，规定建立一个由私人所有和经营的、由联邦发给执照的国民银行体系，来取代分散经营的州银行体系，发行安全而统一的通货来协调货币流通，保证金融稳定，并授权使用公共债务来资助联邦的经济活动。这点燃了公共债券市场，使得华尔街在国家金融和国际金融中脱颖而出。
　　在“资本时代”，美国农业的高速发展不仅增加了美国农民的收入，还降低了全球农产品的价格，迫使数以百万计的欧洲农民放弃传统的生计，移民到美国，为工业繁荣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美国的工业繁荣从钢铁等中间产品开始，但很快就让位于为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提供大规模生产的平价消费品。
　　进入1870年代，第一批工业巨头在美国崭露头角。卡内基（AndrewCarnegie）起初是一位铁路投机商，后来转型成为钢铁大亨，代表了美国向能源和资本密集型经济的过渡。钢铁工业的发展增加了产业上下游之间的联系，创造了相应的大型社会结构，其凝聚力越来越依赖于固定资本产生的生产力和利润率。在19世纪末期，强劲的国内工业成为美国主要的就业手段，并与工资增长日益相关。 　　然而，如果说“资本时代”为美国经济的蒸蒸日上打开了大门，它也催生了一个反复出现的信贷周期，带来了垄断、不平等的加剧和一系列周期性萧条。1873年、1893年和1907年，美国社会一再经历了经济衰退的恐慌。1920年代恢复金本位制度，起初导致了巨大的繁荣，随后是史上最严重的大萧条，持续到了19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在大萧条期间，美国的商品价格下降了1/3，产出下降了一半，产业工人的失业率达到37%，银行倒闭造成了70亿美元的储蓄损失，1/3的家庭没有货币收入。大萧条的冲击迫使美国的政治经济转型进入下一个历史阶段—“控制时代”。
　　1932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美国总统，标志着“控制时代”的起点。罗斯福为了应对大萧条提出“新政”政策，重点在于“控制”，主要目标是支撑需求和刺激投资。政府有效控制了工业部门，重组银行资本，为制造业的空前扩张提供资金，确定价格和工资，支配产量，并对原材料和消费品进行配给。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雇用了大量工人，社会福利项目为失业者提供了急需的救济。
　　利维指出，“新政”的国家建设一方面注重“收入政治”，通过国家调解的再分配和对工会权利的法律认可，使工业资本主义变得“民主”，另一方面强调为农业收入夯实坚实基础，通过建设有助于实现区域生活水平平等的项目，将公共工程和国家补贴的信贷扩散到在南部和西部的欠发达地区，从而有助于重振北部工业核心的生产力。
　　不过，直到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才使得罗斯福政府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重组经济。对新建的所有权归政府、经营权归承包商的企业的大量公共投资推动了战争生产的发展。大规模政府开支消除了美国的失业，私人承包商靠政府的钱发了财。新的工厂大量建立起来，特别是汽车工业大幅增产，以满足军队对设备的需求。战时动员最终实现了“新政”的充分就业目标，结束了大萧条。
　　罗斯福“新政”作为美国两党执政者的共同理念，一直持续到了1970年代后期。“二战”结束之后，美国政府确保为退伍士兵提供教育、工作和配有现代化设施的新住宅。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相信他们可以通过调整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杠杆，来微调经济总量，控制产出、失业、价格、商业投资和消费者信心。商业领袖将工人和社区的利益与股东的利益放在一起，实施家长式管理。消费主义在全国范围蓬勃发展，开启了一个黄金时代。
　　但是，没有一个黄金时代是持久的。到了1970年代，过度监管削弱了关键行业的活力，而全球竞争已经开始侵蚀美元的价值和美国企业的主导地位，挤压了利润和投资，推高了价格，工资却停滞不前。两次石油危机的爆发，以及尼克松政府宣布将美元与黄金脱钩，使美国经济雪上加霜，对两党的“新政”共识造成了严重挑战，导致了放松管制的商业浪潮。1980年，里根当选总统，标志着美国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右转，为“控制时代”划上了句号。
　　里根的许多承诺从未实现，但是在他治国期间，美元价值飙升，收入增长从劳动者转移到了资产所有者，差距越来越大。民众受到激励购买房屋所有权，银行发放了风险越来越大的抵押贷款，并且与大型投资公司担保的投资工具相捆绑。两党建立了新的共识，将大部分经济政策制定工作转移给了美联储，美联储则将控制通货膨胀视为首要目标，排除了充分就业。这种结构调整和金融化恢复了美国企业的竞争力，并为投资者带来了惊人的回报。但它是以牺牲国家生产能力的长期投资和美国工人的工资停滞为代价。工资停滞和收入不平等急剧恶化，被美联储的经济术语包装成了纯粹的技术问题，掩盖了背后的政治问题，使得政治人物可以轻易卸责。
　　利维具体讨论了“鲁宾经济学”，这是指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长鲁宾（Robert Rubin）的经济政策思想。他倡导平衡预算，并且和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一起，优先考虑投资者对全球资本市场的信心。然而，这种政策导向并没有让美国迎来新一轮的长期投资，而是與全球经济的其他发展一起，促进了资产价格通过加杠杆的方式升值，随着全球化的突飞猛进，互联网技术所推动的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及美国和中国的经济结合日趋紧密，美国的国内投资更是在多个领域锐减。
　　这种“加杠杆的资产价格升值的资本主义”的问题在于，它需要财政部和美联储对银行和金融市场进行反复和越来越大的救助，以防止金融崩溃和经济崩溃。美国经济渐渐地迷上了大规模的政府赤字、外国重商主义政府的贷款和美联储无休止的印钞，所有这些都是为了通过向投资者保证股票、债券和房地产的价值来不断地重新吹起泡沫。令金融市场变得越来越投机，企业、家庭和政府承担越来越多的债务，繁荣亦如烟花易冷。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及它的严重政治经济后果，包括极端排外的民粹主义在特朗普旗帜下的强势崛起，证明了美国自1980年至今的这个历史阶段的实质，正如利维所言，是一个“混乱时代”。
　　回到本文开篇提到的利维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观点：资本主义的历史是短期囤积倾向与长期投资倾向之间永无休止的冲突;资本家的利润动机从来都不足以推动经济发展，甚至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政府的作用就在于引导资本从事长期的生产性而非投机性的投资，服务于公共福利。在对美国经济发展历程的详尽论述中，利维强调了美国历史上两个伟大的政治联盟，一个是19世纪林肯领导的工业化共和党联盟，另一个是20世纪富兰克林·罗斯福领导的“新政”联盟，正是在这两个联盟的领导下，美国资本优先考虑了长期的生产性投资，推动了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进步，促进了工资和消费的增长。而“混乱时代”的美国显然缺少这样的政治联盟。
　　自从拜登上台以来，美国政治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向“新政”回归的趋势。然而，拜登显然不是一个可以与富兰克林·罗斯福相提并论的杰出政治家，当今美国的两党对立与社会分裂也远远超过了“新政”时期。能否成功建立一个引导资本从事长期生产性投资的政治联盟，是决定美国未来“国运”的严峻挑战。

解读/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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