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24年生，在北京一个大的四合院里关起门来长大的。我的祖父比较保守，他说：“女孩子就是不能让她到外面的学校去读书，一到外面读书，女孩子就学坏了。”可是女孩子也要读书，读什么呢？读《女诫》，学三从四德，因此对女子的教育是“新知识、旧道德”。我的祖父绝对没有想到我会到欧洲、美洲，在中国各地到处乱跑。家里人也都没有预想到，我会过这样一种生活。但不管过怎么样的生活，我保留的还是新知识与旧道德。
　　我已经是九十多岁的人了，讲我自己的诗词，我说那是“镜中人影”。为什么叫“镜中人影”？我觉得这个题目是我教书七十多年来最难讲的一个题目，之前我从来没有讲过。我教书虽久，但我向来讲授的是古人的诗词。古人死无对证，就由着我“信口雌黄”，我可以随便发挥。现在有朋友提出来：“你现在九十多岁，我们只听到你讲古人的诗词，你什么时候也讲一讲自己的诗词吧。”
　　其实自己的诗词是佛曰“不可说”，为什么不可说？现在西方有很多现代的理论，例如诠释学、接受美学、符号学等。当我讲古人的诗词，我就通过语言符号给它种种的诠释。在诠释中，就有我作为读者的接受，我有很多诠释的自由。现在讲自己的诗有几点难处：
　　第一，我实在觉得我自己的诗也没有什么好，自己觉得不好的诗，还要给人家讲，这是第一个困难。古人的诗，我可以选择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的诗歌，我觉得哪个好就讲哪个。现在讲我自己，我就觉得小时候写的诗非常幼稚，这有什么好讲的。
　　第二，我自己诗中的original meaning（最原始的意义），诗说的是什么，作者是最权威的。作者一说出来，那所有诠释的、接受的可能都不存在了。怎么能说这是我的original meaning，我不能这样说，这是一个很笨的方法。
　　第三，我讲自己的诗，我是说它好，还是说它坏？我从来没有讲过自己的诗词，但是我已经九十多岁了，也应该做一个回顾了。一定要让我讲的话，我就把距离推远一点，这不见得真的是我，一方面，“镜中人影”就是镜子里面的一个影子，好像是我，又好像不是我；另一方面，时间早已超过半个世纪，真是有历史的距离。我现在就作为第三者，作为七十八年后的一个读者，来看我十几岁时所写的幼稚诗篇。其实我现在想一想，在现实之中确实有诠释的距离，因此是镜中的人影。
　　一个朋友来做一个访谈，我忽然间觉悟：诗是“有诸中，形于外”，“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因此，诗常常是不知不觉的，是你自己的本质、潜意识的一种流露。我小时候，老家的四合院能看到的景物就是：窗前的秋竹、大的荷花缸、菊花，然后看到花开的时候有很多蝴蝶、萤火虫在翩跹起舞。当时我没有任何的理想，也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做一个诗人。
　　一个小女孩一天到晚地背诗。诗歌就不止要背，还要吟诵。吟诵久了，你不用学平仄、押韵，自然就学会合辙押韵了。作诗不是很难，就像唱歌一样吟唱，吟唱的时候，那个声调跑到你的头脑、心灵里，你随着声调就写出来了，诗的感情是伴随着声调出来的。
　　卢沟桥事变以后，我遭遇的第一个打击是我母亲的去世。在国仇家恨中，我的诗歌脱离了少女的情怀，而有了比较深的层次。
　　抗战时期，北平沦陷后，老师教我们的诗词，其实里面都有很多爱国的思想。我的老师顾随先生写了一首小词，其中有一句“小红楼外万重山”，表面上说是红楼外有万重山，那个“万重山”代表的是什么？就是杜甫说的“国破山河在”。因此我的老师后来说“黄河尚有澄清日”，黄河就是千年一清，它也会有一个澄清的日子，“不信相逢尔许难”，我相信我们一定会胜利的。
　　我从小是在苦难之中长大，我关怀国家人民的苦难，这种感情是我从小养成的。抗战进入第七年，我写过一首诗：
　　莫漫挥戈忆鲁阳，孤城落日总堪伤。
　　高丘望斷悲无女，沧海波澄好种桑。
　　人去三春花似锦，堂空十载燕巢梁。
　　经秋不动思归念，直把他乡作故乡。
　　我在诗中说：屈原要为这个世界找一个理想的归宿，一个理想的救赎之策，他找到了吗？虽然他没找到，但何妨从现在做起，等到沧海变成桑田，要等到哪一年呢？现在就试一试在沧海之中种下桑田吧！我就是要在沧海之中种出桑田来……
　　今年是2018年，我虚岁已经九十五岁了。在接近一个世纪的生活中，我觉得不管是祖国大陆、台湾，还是海外，我都亲身经历了很多事情。我不像写《城南旧事》的林海音以及写《洗澡》和《干校六记》的杨绛先生记忆力那么强。她们能够把许多故事、人物的细节都记得很清楚。
　　我一生漂泊，现在回首从前，真是往事如烟、前尘若梦。很多详细的情况我都已经追忆不起来了。不过幸而我有一个作诗的习惯，我内心有什么感动，常常用诗词记写下来，我的诗词都是我当时非常真纯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