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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俄国术语学派的形成有其内部原因与外部条件。本文着重阐述了西欧学者,主要是英国的惠威尔、穆勒以及德国的奥尔什基和奥地利的维斯特等人的有关学术思想对俄国术语学形成所产生的作用与影响。
关键词：术语 术语学 俄国 语言
术语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它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其开创人物是奥地利学者欧根·维斯特(E.Wüster 1898~1977)。术语学诞生标志性的事件是维斯特于1931年发表了世界上第一篇关于术语学的论文--《在工程技术中特别是在电工学中的国际语言规范》。
作为当今世界上最有影响的术语学派之一，俄国的术语学也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稍晚的时候。为了系统地了解这个学派的发生、发展历史以及其主要的理论建树，有必要先弄清该学派产生的内部与外部原因。本文着重探讨的就是推动俄国术语学产生的外部因素。
一般说来，任何一门学科的产生总有一个酝酿、孕育过程。这个过程又往往与大的社会背景和社会思潮分不开。就一个具体学科而言，它还有更具体、更直接的相关因素。经过彼得一世的改革，俄国通向西欧的门户洞开，各种进步的科学思想乃至技术文化大量涌入。对于俄国的术语学来说，西方逻辑学与科学理论的引入与传播，为其孕育与产生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土壤。俄国学者在阐述这一问题时，有两个人的名字必然被提到。一个是英国著名科学史研究者惠威尔(1794~1866)，另一个是英国哲学家穆勒(Mill J.St. 1806~1873)。前者的《古今归纳科学史》一书于19世纪60年代译成俄语出版。后者的《三段论与归纳逻辑系统》则在1914年译成俄语。20世纪初，胡塞尔(Husserl E.)的《逻辑研究》也在俄国问世。
惠威尔在自己的著述中已经大量涉及到术语问题。请看他的有关论述：
"虽然，古希腊哲学家从研究词的日常意义开始，但他们很快就不得不对某些意义赋予某种固定的主导的意思，……他们使自己的语言技术化了……"
"大部分读者可能以为，所有写作者都应该满足于使用日常的词的普遍认可的意义，而对技术术语表示反感，如同对学究气与故弄玄虚反感一样。然而，如果有人要对某个科学学科加以完善的话，他马上就会看到，没有技术术语和硬性规定就不可能有可靠的或者不断发展的知识。日常语言的不确定的质朴的意思不可能像科学研究所要求的那样严格确切地表达事物，并把它们逐级地概括上升。只有牢靠的科学固定语机制才能做到这一点。"
"有些人觉得我们所描述的术语非常令人犯难，并且，既然让某个术语表达某个意思是按人的意愿确定的，要想出它们并不需要认识自然。针对反对术语的观点我们可以说，技术性的描述是唯一可能清楚明白的东西。不过这种技术语言如同任何其他语言一样，不经学习是不可能理解的。因此，学习者应该把术语与自己的印象与知识直接联系起来，而不限于间接地按字面去解释：他不应该去猜测它们的意义以及像通常那样，通过特别的解释或者翻译成较明白的语言来认识它。植物学的语言对植物学者来说应该是最习惯最容易的用语。当学习植物学的人学会用植物学的语言来思考时，如果对他说‘聚伞圆锥花序‘与‘总状花序‘有区别时，--那时，他自己就会觉得，植物学术语是最有益的工具，而不是额外的负担。"［１］
不难看出，惠威尔不仅很早就注意到科学技术语言与日常语言的重要区别，而且对科学语言存在的必要性以及它对科学发展的重要意义，都有清醒的认识。
另一位英国哲学家穆勒写道："在任何科学中，分类总是根据科学知识的进步而不断变化的，因此这些科学里的定义也是不断变化的。"
"所有致力于引入某一术语正确用法的人，都应当准确地熟悉这个词的历史以及它在不同发展阶段所表述的意义……"
"哲学语言的第三个条件是，要使每个自然类别具有自己的名称，换句话说，不仅要有术语，还要有名称。"［1］
穆勒注意到术语的定义是随着科学的发展而发展的。他还不止一次地谈到术语和名称（nomenclature）的区别。这个问题直到后来术语学正式诞生,也一直是该学科所关注并特别注意区别的两个概念这里所说的"名称"是英语词(nomenclature)和俄语词(номенклатура)对应的译词。现有的术语学译著多译作"名称",其实,外文的意义与汉语译词不尽一致.有的词典把该词解释为：⑴（专门学科中)有系统的命名法。⑵ 专门用语；术语表(集)。⑶ (编类)名词……这样处理至少注意到了汉外语词的不等之处。至于"术语"与"名称"间的区别与联系,有待另文讨论。
惠威尔和穆勒的著作在俄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十月革命前俄国的逻辑学教科书中，已有相当的篇幅涉及到术语问题。例如在维金斯基(Введенскиий А．И．1856~1925)主编的教材中，已经开始关注概念与术语之间的互相关系以及建立科学术语的规律等术语学的重大问题。
维金斯基还制定了使用术语的4个原则。第一，术语只用一个意义来对应一个概念。第二，有俄语词时要避免使用外来语。第三，对已经稳定下来的术语的意义就不容许再作改动。第四，如果对某一个术语，学者们使用的意义并不相同，那么，每个作者都有权选择其中的一个意义，甚至把自己认为正确的意义附加在这个术语上。［2］对于维氏的上述观点，抛开第二条不说，我们似可作这样的理解：第一，术语最好是单义词，要尽量避免多义与同义现象。第二，术语的意义要经过商量最终确定。一旦确定下来，就不容许再作改动。第三，术语的最终确定要有一个过程，不同学者用于不同意义的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一阶段，容许学者提出并坚持自己的意见。
另一位值得一提的俄国学者是普安卡列(Пуанкаре Ж．А．1854~1912)。他在《科学的价值》、《科学与方法》、《最后的沉思》等著作中，对术语有许多重要的阐述。他认为，科学事实只有借助语言、公式和话语表达才能存在。因为"单纯的事实本身常常失去特别的意义：它可能被不止一次地注意到，但对科学没有任何效用，只有当深邃的思想家发现它……并用某个术语象征性地来表示它的时候，这个事实才获得了意义。"［3］透过这些话语，我们都不难读出，作者对术语的重要性有相当充分的认识。这也反映出当时俄国知识界对术语问题的重视程度。
与惠威尔、穆勒相比，德国人列昂纳多·奥尔什基(Olschki L. 1885~1961)与奥地利学者维斯特的著述、思想对俄罗斯术语学派的影响可能更直接。维斯特的名字已逐渐为我国术语界所熟知，而奥尔什基的名字则可能还是陌生的。据维斯特的著述披露，奥尔什基是海德堡大学罗曼语教授。他在1919年发表了一部题为《新语言科学文献史》的3卷本巨著。其俄译本于1933~1934年在俄国出版。该书研究了中世纪到文艺复兴过渡时期技术语言的发展状况。
科学总是通过用语言写下的文本来表述的，奥尔什基把这人所共知的事实变成了一个科学研究的对象。在奥尔什基的著作问世之前，没有人知道，甚至没有人注意到，科学文献的语言问题应该属于哪个知识领域来负责研究。因此发现并提出这个问题就应该视为一大科学成就。这也正是奥尔什基的历史功绩之所在。
正如作者在引言中写道："科学史从前是按时间顺序编排的对学者的传略及其成就的描述，如今则变成了描述科学问题及其解决办法的历史……它完全拒绝研究平行发生的语言发展过程。而语文学对科学语言的形成、科学文体的表述也不感兴趣。哲学史、数学史和自然科学史都把语言看作是已有的，随时准备效劳的，而对表达思想和推理并不总是必不可少的手段。比如：依靠符号和公式的自然科学通常把词语的作用看得很消极，对概念及其表达之间存在的惯常的联系也不感兴趣。"
"一般说来，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并不认为语言是自己思维的必需的前提条件，但在他们看来，语言却是使思想缜密的必要手段。一位当代物理学家说得好，各种已获得的认识的完善都取决于这一工具的性能。语言向来是科学建设的工具。……而在思想家与发明家眼里，语言的作用还不仅限于此。他们富于创造性地确定地影响了语言的发展与准确化，而当代的民间以及文学语言的财富……也潜在地、持续地为思维提供刺激与准确表达思想的手段。"［1］总之，在奥尔什基看来，科学的发展与语言的发展是互相依存、紧密相关的。
为了更深入阐释自己的上述观点，奥尔什基以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早期学者阿尔倍提(Alberti L.B.)、德国文艺复兴艺术的奠基人丢勒(Dürer A.)以及伽利略、布鲁诺等人为例，以敏锐的洞察力与科学的开拓精神，挖掘了他们的科学实践中与构建术语有关的实例，并提出了一些问题，如术语的单义性问题、概念与词的关系问题、术语中的同义现象等。
奥尔什基著述的价值在于他对科学家如何凭借语言创造力来创建科学的概念进行了敏锐的观察，并把术语作为一种文化历史现象来对待。但术语在他那里还称不上是一门新学科。他的巨著会载入史册，但是他的光辉却多少被随后诞生的维斯特掩盖了。
维斯特是一个具有非凡创造精力的人。他一生的著述近500篇。他的学术、社会和经营活动的成就，同样令人赞叹。他在那篇具有开创意义的论文的开头提到了奥尔什基并且特别引用了奥尔什基的话，"语言学忽视科学语言的形成"。接下去，他写道："这项任务迫使技术人员研究这一他们似乎准备不足，另一方面又一直轻蔑看待的问题。然而，只要深入观察概念、名称及实物间存在的联系，他们就会愈来愈承认语言领域内科技工作的重要性。"
"应该承认，语言学家没有技术人员的合作而单独地进行研究，就不可能卓有成效地开展技术语言的规范工作……把语言建设看成是一项与修路或造机器毫无区别的技术课题，也同样是错误的，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科学地规范语言应该看作是应用语言学，正如同可以把技术称作应用物理学一样。在这项工作中，语言学工作者应该获取技术知识，而工程师应该学习语言知识，要进入这两个领域的临界地带，工程师比语言学家要容易些。"［1］维斯特的著作正是致力于开拓这一临界地带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研究。
维斯特认为："科技语言是与概念对应的声音符号(语言表达)体系。"他创立了一套技术语言的词语与构词的结构体系。后人认为，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它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但也不无启发。许多年以来，这本书成为术语学唯一的一本像样的参考书。特别是对那些非语言学家出身的术语学家来说更是如此。语言学家对维斯特研究语言和术语的内部形式以及隐喻过程是表示支持的，对维斯特描写的一些语义现象也很感兴趣。
维斯特对术语的准确性与单义性的认识已经非常明确，有碍准确性的情况诸如同音异义现象、同义现象、多义现象等，在他看来，都是应该尽量避免的。
由于对确定术语本身的复杂性有较深的了解，他没有走向极端。他曾写道："完全取消同音异义词是不可能的"。特别是不同专业间的同音异义词，他是主张保留的："实际上也不要求绝对的单义性……相对的单义性就足够了"，"然而，当需要强调同一概念的某一个方面时，同义词常常是必需的。"
在强调规范化的同时，维斯特并不反对创建新词。他认为，"规范化对构词有促进作用，在规范化过程中构造新词要比选择已有的词重要，因为专门为已有概念创造的新词语比之科技思想尚未达到现代水平时创立的词语更能体现术语与概念间的对应。"
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
据有关材料记载，最早报道有关维斯特著述消息的是1932年第1期的《俄德科技导报》。该刊同年的第3期还载有维斯特著作的详细摘要，可是作者的名字被隐去。［4］
在俄国术语学派的创始人洛特的文集中，出现在参考文献中的维斯特的著作，都是用德文注出的。另一位俄国术语学派的重要人物德雷津(Дрезен Э．К．1895~1936)，在1932年的《国际语言》杂志上刊登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技术语言规范》一文，这实际上是德雷津的第一篇术语学著述。但此前他发表的其他学术领域的专著已经有10多部了。今天读来，德雷津的这篇东西明显地带有当年的意识形态烙印。作者没有忘记指出，维斯特"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了某些现象和事实之后，维斯特被迫做出一系列资产阶级科学意料之外的结论。"德雷津一方面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为资产阶级利益实行的规范语言的方法应该批判地由无产阶级来掌握"，另一方面又说："无疑这些方法中有许多有价值、有用的东西，应该由我们来加以研究"；"值得我们关注、研究并批判加工"。
德雷津本人对维斯特的著述的确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不仅如此，他还与几位合作者一起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使维斯特那本书于1935年在苏联用俄文出版。更为重要的是，在翻译研究维斯特著述的过程中，他本人的学术研究立场与视角也发生了很大的转折。
当然，维斯特的著作影响绝不仅限于此。可以说，整个俄罗斯术语学派的产生与形成，都与维斯特以及维斯特之前的西欧学者的启发与影响分不开。这一点是当今俄国术语学界一致肯定的事实。
参考文献
［1］Татаринов В А．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е нного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я.Том 2, Книга 1,Москва：МосковскийЛицей，1995.
［2］ВведенскийА И．Логика，какчасть теориипознания．СПБ，1912. 460-462.
［3］ПуанкареА．Онауке，1990.389.
［4］ТатариновВ А．Изисторииотечест венного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яВопросыязыкознания，1993,（3）：113-119．
关键词：术语 术语学 俄国 语言
术语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它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其开创人物是奥地利学者欧根·维斯特(E.Wüster 1898~1977)。术语学诞生标志性的事件是维斯特于1931年发表了世界上第一篇关于术语学的论文--《在工程技术中特别是在电工学中的国际语言规范》。
作为当今世界上最有影响的术语学派之一，俄国的术语学也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稍晚的时候。为了系统地了解这个学派的发生、发展历史以及其主要的理论建树，有必要先弄清该学派产生的内部与外部原因。本文着重探讨的就是推动俄国术语学产生的外部因素。
一般说来，任何一门学科的产生总有一个酝酿、孕育过程。这个过程又往往与大的社会背景和社会思潮分不开。就一个具体学科而言，它还有更具体、更直接的相关因素。经过彼得一世的改革，俄国通向西欧的门户洞开，各种进步的科学思想乃至技术文化大量涌入。对于俄国的术语学来说，西方逻辑学与科学理论的引入与传播，为其孕育与产生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土壤。俄国学者在阐述这一问题时，有两个人的名字必然被提到。一个是英国著名科学史研究者惠威尔(1794~1866)，另一个是英国哲学家穆勒(Mill J.St. 1806~1873)。前者的《古今归纳科学史》一书于19世纪60年代译成俄语出版。后者的《三段论与归纳逻辑系统》则在1914年译成俄语。20世纪初，胡塞尔(Husserl E.)的《逻辑研究》也在俄国问世。
惠威尔在自己的著述中已经大量涉及到术语问题。请看他的有关论述：
"虽然，古希腊哲学家从研究词的日常意义开始，但他们很快就不得不对某些意义赋予某种固定的主导的意思，……他们使自己的语言技术化了……"
"大部分读者可能以为，所有写作者都应该满足于使用日常的词的普遍认可的意义，而对技术术语表示反感，如同对学究气与故弄玄虚反感一样。然而，如果有人要对某个科学学科加以完善的话，他马上就会看到，没有技术术语和硬性规定就不可能有可靠的或者不断发展的知识。日常语言的不确定的质朴的意思不可能像科学研究所要求的那样严格确切地表达事物，并把它们逐级地概括上升。只有牢靠的科学固定语机制才能做到这一点。"
"有些人觉得我们所描述的术语非常令人犯难，并且，既然让某个术语表达某个意思是按人的意愿确定的，要想出它们并不需要认识自然。针对反对术语的观点我们可以说，技术性的描述是唯一可能清楚明白的东西。不过这种技术语言如同任何其他语言一样，不经学习是不可能理解的。因此，学习者应该把术语与自己的印象与知识直接联系起来，而不限于间接地按字面去解释：他不应该去猜测它们的意义以及像通常那样，通过特别的解释或者翻译成较明白的语言来认识它。植物学的语言对植物学者来说应该是最习惯最容易的用语。当学习植物学的人学会用植物学的语言来思考时，如果对他说‘聚伞圆锥花序‘与‘总状花序‘有区别时，--那时，他自己就会觉得，植物学术语是最有益的工具，而不是额外的负担。"［１］
不难看出，惠威尔不仅很早就注意到科学技术语言与日常语言的重要区别，而且对科学语言存在的必要性以及它对科学发展的重要意义，都有清醒的认识。
另一位英国哲学家穆勒写道："在任何科学中，分类总是根据科学知识的进步而不断变化的，因此这些科学里的定义也是不断变化的。"
"所有致力于引入某一术语正确用法的人，都应当准确地熟悉这个词的历史以及它在不同发展阶段所表述的意义……"
"哲学语言的第三个条件是，要使每个自然类别具有自己的名称，换句话说，不仅要有术语，还要有名称。"［1］
穆勒注意到术语的定义是随着科学的发展而发展的。他还不止一次地谈到术语和名称（nomenclature）的区别。这个问题直到后来术语学正式诞生,也一直是该学科所关注并特别注意区别的两个概念这里所说的"名称"是英语词(nomenclature)和俄语词(номенклатура)对应的译词。现有的术语学译著多译作"名称",其实,外文的意义与汉语译词不尽一致.有的词典把该词解释为：⑴（专门学科中)有系统的命名法。⑵ 专门用语；术语表(集)。⑶ (编类)名词……这样处理至少注意到了汉外语词的不等之处。至于"术语"与"名称"间的区别与联系,有待另文讨论。
惠威尔和穆勒的著作在俄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十月革命前俄国的逻辑学教科书中，已有相当的篇幅涉及到术语问题。例如在维金斯基(Введенскиий А．И．1856~1925)主编的教材中，已经开始关注概念与术语之间的互相关系以及建立科学术语的规律等术语学的重大问题。
维金斯基还制定了使用术语的4个原则。第一，术语只用一个意义来对应一个概念。第二，有俄语词时要避免使用外来语。第三，对已经稳定下来的术语的意义就不容许再作改动。第四，如果对某一个术语，学者们使用的意义并不相同，那么，每个作者都有权选择其中的一个意义，甚至把自己认为正确的意义附加在这个术语上。［2］对于维氏的上述观点，抛开第二条不说，我们似可作这样的理解：第一，术语最好是单义词，要尽量避免多义与同义现象。第二，术语的意义要经过商量最终确定。一旦确定下来，就不容许再作改动。第三，术语的最终确定要有一个过程，不同学者用于不同意义的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一阶段，容许学者提出并坚持自己的意见。
另一位值得一提的俄国学者是普安卡列(Пуанкаре Ж．А．1854~1912)。他在《科学的价值》、《科学与方法》、《最后的沉思》等著作中，对术语有许多重要的阐述。他认为，科学事实只有借助语言、公式和话语表达才能存在。因为"单纯的事实本身常常失去特别的意义：它可能被不止一次地注意到，但对科学没有任何效用，只有当深邃的思想家发现它……并用某个术语象征性地来表示它的时候，这个事实才获得了意义。"［3］透过这些话语，我们都不难读出，作者对术语的重要性有相当充分的认识。这也反映出当时俄国知识界对术语问题的重视程度。
与惠威尔、穆勒相比，德国人列昂纳多·奥尔什基(Olschki L. 1885~1961)与奥地利学者维斯特的著述、思想对俄罗斯术语学派的影响可能更直接。维斯特的名字已逐渐为我国术语界所熟知，而奥尔什基的名字则可能还是陌生的。据维斯特的著述披露，奥尔什基是海德堡大学罗曼语教授。他在1919年发表了一部题为《新语言科学文献史》的3卷本巨著。其俄译本于1933~1934年在俄国出版。该书研究了中世纪到文艺复兴过渡时期技术语言的发展状况。
科学总是通过用语言写下的文本来表述的，奥尔什基把这人所共知的事实变成了一个科学研究的对象。在奥尔什基的著作问世之前，没有人知道，甚至没有人注意到，科学文献的语言问题应该属于哪个知识领域来负责研究。因此发现并提出这个问题就应该视为一大科学成就。这也正是奥尔什基的历史功绩之所在。
正如作者在引言中写道："科学史从前是按时间顺序编排的对学者的传略及其成就的描述，如今则变成了描述科学问题及其解决办法的历史……它完全拒绝研究平行发生的语言发展过程。而语文学对科学语言的形成、科学文体的表述也不感兴趣。哲学史、数学史和自然科学史都把语言看作是已有的，随时准备效劳的，而对表达思想和推理并不总是必不可少的手段。比如：依靠符号和公式的自然科学通常把词语的作用看得很消极，对概念及其表达之间存在的惯常的联系也不感兴趣。"
"一般说来，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并不认为语言是自己思维的必需的前提条件，但在他们看来，语言却是使思想缜密的必要手段。一位当代物理学家说得好，各种已获得的认识的完善都取决于这一工具的性能。语言向来是科学建设的工具。……而在思想家与发明家眼里，语言的作用还不仅限于此。他们富于创造性地确定地影响了语言的发展与准确化，而当代的民间以及文学语言的财富……也潜在地、持续地为思维提供刺激与准确表达思想的手段。"［1］总之，在奥尔什基看来，科学的发展与语言的发展是互相依存、紧密相关的。
为了更深入阐释自己的上述观点，奥尔什基以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早期学者阿尔倍提(Alberti L.B.)、德国文艺复兴艺术的奠基人丢勒(Dürer A.)以及伽利略、布鲁诺等人为例，以敏锐的洞察力与科学的开拓精神，挖掘了他们的科学实践中与构建术语有关的实例，并提出了一些问题，如术语的单义性问题、概念与词的关系问题、术语中的同义现象等。
奥尔什基著述的价值在于他对科学家如何凭借语言创造力来创建科学的概念进行了敏锐的观察，并把术语作为一种文化历史现象来对待。但术语在他那里还称不上是一门新学科。他的巨著会载入史册，但是他的光辉却多少被随后诞生的维斯特掩盖了。
维斯特是一个具有非凡创造精力的人。他一生的著述近500篇。他的学术、社会和经营活动的成就，同样令人赞叹。他在那篇具有开创意义的论文的开头提到了奥尔什基并且特别引用了奥尔什基的话，"语言学忽视科学语言的形成"。接下去，他写道："这项任务迫使技术人员研究这一他们似乎准备不足，另一方面又一直轻蔑看待的问题。然而，只要深入观察概念、名称及实物间存在的联系，他们就会愈来愈承认语言领域内科技工作的重要性。"
"应该承认，语言学家没有技术人员的合作而单独地进行研究，就不可能卓有成效地开展技术语言的规范工作……把语言建设看成是一项与修路或造机器毫无区别的技术课题，也同样是错误的，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科学地规范语言应该看作是应用语言学，正如同可以把技术称作应用物理学一样。在这项工作中，语言学工作者应该获取技术知识，而工程师应该学习语言知识，要进入这两个领域的临界地带，工程师比语言学家要容易些。"［1］维斯特的著作正是致力于开拓这一临界地带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研究。
维斯特认为："科技语言是与概念对应的声音符号(语言表达)体系。"他创立了一套技术语言的词语与构词的结构体系。后人认为，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它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但也不无启发。许多年以来，这本书成为术语学唯一的一本像样的参考书。特别是对那些非语言学家出身的术语学家来说更是如此。语言学家对维斯特研究语言和术语的内部形式以及隐喻过程是表示支持的，对维斯特描写的一些语义现象也很感兴趣。
维斯特对术语的准确性与单义性的认识已经非常明确，有碍准确性的情况诸如同音异义现象、同义现象、多义现象等，在他看来，都是应该尽量避免的。
由于对确定术语本身的复杂性有较深的了解，他没有走向极端。他曾写道："完全取消同音异义词是不可能的"。特别是不同专业间的同音异义词，他是主张保留的："实际上也不要求绝对的单义性……相对的单义性就足够了"，"然而，当需要强调同一概念的某一个方面时，同义词常常是必需的。"
在强调规范化的同时，维斯特并不反对创建新词。他认为，"规范化对构词有促进作用，在规范化过程中构造新词要比选择已有的词重要，因为专门为已有概念创造的新词语比之科技思想尚未达到现代水平时创立的词语更能体现术语与概念间的对应。"
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
据有关材料记载，最早报道有关维斯特著述消息的是1932年第1期的《俄德科技导报》。该刊同年的第3期还载有维斯特著作的详细摘要，可是作者的名字被隐去。［4］
在俄国术语学派的创始人洛特的文集中，出现在参考文献中的维斯特的著作，都是用德文注出的。另一位俄国术语学派的重要人物德雷津(Дрезен Э．К．1895~1936)，在1932年的《国际语言》杂志上刊登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技术语言规范》一文，这实际上是德雷津的第一篇术语学著述。但此前他发表的其他学术领域的专著已经有10多部了。今天读来，德雷津的这篇东西明显地带有当年的意识形态烙印。作者没有忘记指出，维斯特"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了某些现象和事实之后，维斯特被迫做出一系列资产阶级科学意料之外的结论。"德雷津一方面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为资产阶级利益实行的规范语言的方法应该批判地由无产阶级来掌握"，另一方面又说："无疑这些方法中有许多有价值、有用的东西，应该由我们来加以研究"；"值得我们关注、研究并批判加工"。
德雷津本人对维斯特的著述的确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不仅如此，他还与几位合作者一起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使维斯特那本书于1935年在苏联用俄文出版。更为重要的是，在翻译研究维斯特著述的过程中，他本人的学术研究立场与视角也发生了很大的转折。
当然，维斯特的著作影响绝不仅限于此。可以说，整个俄罗斯术语学派的产生与形成，都与维斯特以及维斯特之前的西欧学者的启发与影响分不开。这一点是当今俄国术语学界一致肯定的事实。
参考文献
［1］Татаринов В А．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е нного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я.Том 2, Книга 1,Москва：МосковскийЛицей，1995.
［2］ВведенскийА И．Логика，какчасть теориипознания．СПБ，1912. 460-462.
［3］ПуанкареА．Онауке，1990.389.
［4］ТатариновВ А．Изисторииотечест венного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яВопросыязыкознания，1993,（3）：113-119．